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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升級與擴張或將成為穩定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

    消費升級與擴張或將成為穩定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

    自2012年經濟增速開始低於兩位數以來,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伴隨經濟增速的放緩,三駕馬車對經濟的驅動方式也發生了結構性變化。當前投資領域的增長面臨邊際效率遞減的態勢,出口的高增長在全球經濟下行的趨勢中面臨較大不確定性。相比較而言,今年消費領域增速有所復甦,且可提升空間較大,長期來看應當成為拉動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

    從今年1-2月份的消費數據來看,消費增速有所回升但距離疫前水平仍有較大差距,主要由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原因導致。為實現今年5.5%的經濟增速,進一步擴大內需的恢復,我們認為今年政策重點應從供給端轉向需求端,從建設「能消費、敢消費、易消費」三個方面的長效機制出發,逐步提高居民消費潛能,穩定經濟增長。

    (一)三駕馬車驅動經濟增長已出現結構性的動能轉變

    自2001年加入WTO之後,中國成功參與到全球化分工的貿易體系當中,使得積蓄已久的內需得到充分釋放。得益於充足、低成本的勞動力,國際貿易往來刺激了國內的工業投資與生產,製造業崛起、出口創收又進一步促進了國內消費的擴張,使得中國經濟連續多年保持高速增長。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來臨之前的這段時期,出口帶動下的經濟高速增長促進了投資與消費的興起。(如圖所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發達經濟體陷入衰退,外需大幅萎縮,出口與消費雙雙回落,為了應對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四萬億投資計劃」出台,經濟驅動引擎由出口轉為投資,2009年投資對GDP貢獻率達到85.29%,拉動GDP增長8.02個百分點,至此拉開了以投資為主要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基建及地產領域資金投入拉動了大量相關產業鏈條的快速發展,同時,居民消費逐步升級,2011年開始超過投資對GDP的增長貢獻達到6.27,佔比重新回升至50%以上並逐年提升(如圖所示)。

    (二)投資拉動作用邊際遞減,傳統基建投資面臨增長瓶頸

    投資對經濟貢獻的的邊際遞減效應決定了其不可能成為長期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如圖3所示,2008年之後,我國每年固定資本投資完成額與固定資本形成額的差距逐漸走闊,差額由2004年的2,260億元上升至2020年的91,587億元,資本形成率從96.59%逐步將至82.63%。2015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房地產去庫存」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陸續出台意味着投資拉動的粗狂式增長已經達到瓶頸。疫情之後投資對GDP拉動效用進一步降低,2021年底,資本形成額對GDP的拉動點數已經降至1.11,達到1990年以來的最低點。

    目前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面臨增長瓶頸,一方面是符合收益率要求的投資項目越來越少,另一方面2008年之後地方政府及融資平台的大幅舉債使得槓桿高企。在隱性債務「灰犀牛」和新冠疫情「黑天鵝」的雙重壓力之下,地方政府及企業的負債能力也面臨較大考驗。「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的說法本身也體現了傳統基建投資已面臨瓶頸,依靠大規模基建投資拉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動能開始面臨較大壓力。傳統基建增長空間已經縮窄,而新基建領域的投資目前佔比仍然較小,對整體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略顯不足。工信部發布的《2021年通信業統計公報》顯示,作為新基建主要投資領域的5G基建在2021年的總投資為1849億元,僅佔全口徑基建投資的1%。因此,我們認為基建投資對當下經濟來說仍將起到重要的託底作用,但長期來看或難成為持續支撐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量。

    中國投資領域的投入產出率及存量資產的運行效率較低。根據羅格寧根大學測算數據,2019年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為0.44,美國為1,德國為0.91,日本為0.63,中國投入產出效率與發達國家差距仍然較大,僅略高於印度的0.43。中國在投資領域的投入未來應逐步從傳統基建投資轉向科技創新、數據庫和系統集成、市場制度、營商環境、教育、醫療、養老、福利等社會服務體系的軟性基礎設施建設。同時,經濟對傳統「硬基建」的路徑依賴需要轉變,不同於傳統基建投資的線性增長,軟基建投資普遍呈現指數性增長,既前期產出較低但後發優勢顯著。

    (三)全球經濟進入下行區間,出口面臨較大不確定性

    此外,出口作為去年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在全球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國外產能逐步恢復的大環境之下,已經逐漸成為懸在中國經濟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方面,在去年的出口結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紡織、服裝、木材之類的低端製造業迴流,在後疫情時期,伴隨東南亞國家的產能陸續恢復,未來或將面臨較大下行壓力。

    另一方面,根據世界銀行1月中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中,2022年的全球經濟增速預計將從去年的5.5%大幅放緩到4.1%,在2023年甚至只有3.2%。疊加當前俄烏衝突影響,美國對俄製裁措施或繼續升級,將進一步加速全球經濟衰退,需求萎縮,中國作為在國際貿易中佔比較大的國家,其出口降低拉動經濟下行的速度也將快於其他國家。如圖5所示,中國出口貿易增速與全球經濟增速高度相關,當全球經濟下行時,出口增速往往出現超跌。

    (四)消費增長整體呈現復甦態勢,政策層面應進一步釋放內生動力

    從目前三駕馬車的情況來看,投資和出口領域面臨的客觀發展規律與外部不確定性問題難以通過單純的政策調控解決。相比較而言,我們認為消費領域將越來越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長短期的政策取向和制訂應通過健全居民「能消費、敢消費、易消費」的長效機制進一步擴大內需、提升消費品質。

    1.低基數及價格因素影響下消費有所回升,但仍不及疫前水平

    從1-2月份的消費表現來看,社消增速有所恢復,按年增長6.7%,高於2020-2021年兩年平均增速3.6個百分點,低於2019年同期1.5個百分點。整體呈現復甦趨勢,但客觀來看增長受低基數及價格因素影響較大,扣除價格因素後增速為4.9%,距疫前水平仍有較大差距。

    從社消分項數據來看,如圖7所示,1-2月份石油及製品類增速及消費量佔比均處於高位,僅石油一項就拉動名義消費增長3.49個百分點,遠高於其他各項的增長貢獻,其中主要是受到能源價格上行及春節期間交運增長較快的影響;食品煙酒類受到春節假期影響,增速達9.47%,拉動消費增長1.71個百分點;但以往佔消費比重較大的汽車類消費復甦仍然緩慢,增速僅3.9%,低於平均增速水平;傢俱類消費受到地產行業銷售面積下降的影響,在春節期間出現負增長。

    2.價格傳導機制不暢,供需短期內失衡

    從1-2月份的消費數據來看,當前內需的恢復更多受到春節消費的季節性及價格因素影響,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仍未完全復甦,尤其是對於汽車、家電等耐用品的需求有所下降。究其背後原因,我們認為短期內主要是由於供給與需求曲線的位移導致均衡點位的摩擦性失衡。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消費領域的長效機制缺失,致使居民消費預期不穩,進而影響居民對服務業、耐用品、房地產等跨期消費的決策。

    在供給方面,新冠疫情產生的疫情防控成本、逆全球化引發的國際資源配置效率降低、雙碳目標下的能源價格上升以及俄烏衝突造成的部分大宗商品漲價四方面因素疊加致使下游商品零售端的成本顯著上升,2021年41個行業主營業務成本均呈現不同幅度的上升。從簡單的供需關係曲線理解,產品成本的上升將會導致供給曲線上移,使得新的供需均衡點上移,造成均衡價格上升。

    而從當前經濟表現來看,PPI向CPI傳導機制並不暢通,二者剪刀差從2021年年初以來至今仍未顯著降低,我們認為部分原因是由於去年海外需求旺盛,出口顯著增長部分消化了商品價格的上漲,使得國內CPI反映滯後。

    從圖8中出口增速與PPI-CPI差額的關係來看,二者確實存在較高的相關性,出口增速較高時,PPI與CPI之差也相對較高。其次,下游企業為了穩定市場規模及佔有率也通過壓低利潤的方式在短期內抑制了國內價格的上漲,1-2月份我國工業企業成本按年上漲15%,而利潤總額僅上漲5%。上述原因造成的摩擦性失衡,或者說終端價格調整的滯後將使得國內市場短期內難以形成穩定的預期與供需平衡,進而影響內需恢復速度。長期來看,PPI與CPI剪刀差將逐步收縮,消費價格的上漲也將進一步影響居民消費。因此,如何提高消費能力,構建促消費長效機制,持續釋放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應是今年經濟政策的重點取向。

    3.「能消費、敢消費、易消費」的長效機制是擴大內需和消費升級的基礎設施

    從需求方面來看,新冠疫情以來,我國人均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增長均低於GDP增速,尤其是佔收入比重較大的工資性收入與經營性收入增速降低顯著。2013年至2021年期間,我國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0,410.76元增長至19,629.00元,經營性收入從3,434.67元增長至5,893.00元,累計漲幅分別為88.54%、71.57%,顯著低於GDP的累計漲幅108.8%。

    受疫情影響,工資及經營性收入增速進一步降低。2020年開始,經營性收入首先快速落入低位,出現自2014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進入2021年後,經濟增速前高後低,居民各項收入增速在年初小幅回升後開始逐步回落,當前四項收入增速均低於GDP增速。

    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長期以來處於低位也制約了國內需求增長的潛力。2021年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人均GDP在80,976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僅43%,且這一比例自2014年開始就維持在43%附近,沒有明顯提升。而美國早在1988年就達到了43%,2020年一度高達83%。(如圖所示)

    因此,無論是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當前國內的需求端都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居民收入增速與可支配收入佔比較低限制了居民消費能力的上限。

    其次,我國當前醫療、教育、養老等保障體系還需加大財政投入。2020年,中國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投入19,216.19億元人民幣(摺合3,030.94億美元),佔全國公共財政支出比重7.82%,近年來醫療支出比重一直維持在7%左右。對比美國2020年醫療保險支出9,169.49億美元、醫療補助支出4,584.69億美元,分別佔美國聯邦財政支出14%和7%。社會保障方面,中國2020年社會保障和就業財政支出32,568.51億人民幣(摺合,5136.99億美元),佔全國公共財政支出比重13.26%,美國2020年收入保障支出10,520.93億美元,佔聯邦財政支出16.06%。目前中國無論是總量還是佔比方面都有較大提升空間,人均水平則相差更多。當前我國居民儲蓄主要用於預防教育、醫療、養老方面的費用支出,使得居民難以形成長期消費的樂觀預期,這也是導致我國居民儲蓄率較高的根本原因。居民的醫療和社會保障需求得不到滿足,沒有長期收入和社會保障的穩定預期,導致居民只能增加儲蓄而「不敢消費」。

    最後在「易消費」方面,當前居民在消費領域仍然面臨一系列堵點。一是居民消費限制較多,在部分消費力旺盛的一線城市,對於住房、汽車的限購問題阻礙了消費力的釋放,應逐步探索用市場化手段代替行政限制。二是居民在消費過程中的中間環節較多,例如在二手房交易中需要居民需要支付門類繁多的費稅,且中間交易過程和結構複雜,使得居民消費便利性大大降低。三是居民消費領域面臨的訊息不對稱問題嚴重,各種消費品的價格不透明,產品質量參差不齊,假冒偽劣現象仍然較多,消費維權不易,導致居民在終端消費環節面臨較高的價格搜索成本和交易成本。

    小結:消費升級與擴張應是穩定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

    2021年,我國人均GDP為80976元人民幣,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12551美元,已經超過世界人均GDP水平,距離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12695美元的標準僅一步之遙,這標誌着我國即將或者已經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但與此同時我國消費佔GDP的比重仍然較低,從支出視角來看,中國2020年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為54.3%,對比世界其他國家,美國這一比重為85.7%,日本為74.8%,歐洲為74.3%,甚至印度與泰國也達到72.3%與70.9%。這表明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需動力沒有得到充分釋放,而阻礙內需進一步擴大的根本問題是消費領域的長效機制需要進一步健全。

    當前我國消費領域的收入分配機制及居民收入結構還較不均衡,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佔比較低。首先居民收入差距較大,收入分配調節機制需及時適度調節,社會保障政策力度需要進一步加強;其次伴隨中國即將進入高收入國家,中產階級人數不斷增長,消費結構亟待優化,居民消費的主要內容應從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費逐步轉向品質生活的中高端消費。這就要求消費領域的長效機制需要進一步健全,房地產、耐用品、高端服務業等跨期消費的提升需要通過財產製度的明晰、消費權益的保障、市場制度的完善等一系列軟性基礎設施的建設進一步穩定消費預期,保障居民消費可持續增長。

    因此,建設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要從居民「能消費、敢消費、易消費」入手,制定長期政策,增加法律供給,完善收入分配機制,保障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相同步,增加居民部門收入尤其是可支配收入;完善社會保障機制,加大醫療、教育、養老等基礎民生領域財政投入,優化户籍制度統一公民待遇,提高社會福利水平;整頓市場秩序,加強有效監管,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疏通市場循環,打通消費堵點,加大消費者權益保護力度,維護良好的消費市場環境。

    4月10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發布,立足統一大市場的重大戰略部署,提出四大原則、五大目標,其中首要提出要「立足內需,暢通循環」,充分說明了中央當前對內需發展的重視。意見從六個方面闡述了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點工作內容,這將加速國內要素市場的自由流通,打破「地方主義」的市場割裂,有助於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同時,意見強調要「提升消費服務質量」,也將有利於降低居民消費成本,疏通消費堵點,助力消費升級以及促銷費長效機制的形成。伴隨相關配套措施的推出,統一「大市場」將促進國內「大循環」,加快構建以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長期來看,我國內需市場的發展空間廣闊,增長潛力充足,伴隨政策紅利的持續釋放,未來國內消費升級與擴張或將成為穩定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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