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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度超前基建」,何為超前?何為適度?

    「適度超前基建」,何為超前?何為適度?

    「依靠人的想象力、創造力使供給創造需求成為可能。要善於創造軟環境,持續完善法治環境,適度超前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優化資源和服務供給」

    9月6日中國國際數字經濟博覽會開幕式上,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的這段致辭,引起外界強烈反響。

    此前一段時間,海內外媒體上有關中國基建投資下滑的新聞不絕於耳,部分涉足美港股乃至投資移民生意圈的國內頭部財經自媒體,也儼然要一雪近年來「蟄伏」的委屈,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大肆散播中國經濟增速「垮塌」在即的論調。

    (科工力量授權使用)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到7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按年增長10.3%,增速較1到6月回落了2.3個百分點。其中,基礎設施投資按年增速4.6%,2020、2021兩年平均增速僅為0.9%,較上半年回落1.5個百分點,基建投資的傳統「發動機」之一,鐵路投資,是一季度後國內基建投資放緩的典型代表,國家鐵路局數據顯示,今年前7月,鐵路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3628億元,按年下降7.7%,其中7月完成639億元,按年減少4.77%。

    7月經濟數據不及市場預期,是不爭的事實,「原因」也並不難羅列,例如貨幣供應量增速的提前下行、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進度的滯後、二季度國內較大範圍疫情反彈的影響......

    不過只要跳出這個人為設置的議題「場域」,就不難發現,年中以基建投資為代表的經濟活動放緩,遠未達到所謂「問題」的程度,雖然數據按年增速下行,但仍然保持在較疫情之前更高的水平上,由於淨出口貫穿全年的強力拉動,以及全年基建投資計劃在三四季度的「釋放」,中國全年經濟增速達到8%應無問題。

    既然數據波動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我們就不必期待財政與貨幣政策措施,在「穩中求進總基調」之外的進一步加碼,如所謂的「大水漫灌」。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劉鶴視頻致辭的方式安撫市場情緒,是一種相當得體而及時的公眾溝通方式。

    (科工力量授權使用)

    事實上,許多基建投資乃至廣泛固定資產投資的先行指標、高頻指標,近期已經出現了拐頭向上的變化,螺紋鋼主力合約自8月下旬以來,已經上漲近800元/每噸,水泥價格指數八月份以來也有類似變化,同時,石油瀝青裝置開工率提升,挖掘機等工程機械在去年超高基數下,八月銷量按年降幅也好於市場預期,證明整體銷售較為景氣。

    雖然劉鶴致辭的主要用意在於安撫市場情緒,但作為政策溝通的形式,致辭中「適度超前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一語,依然透露出決策層對於未來基建投資的擎畫思路。

    以筆者的理解,超前基建有着兩個層面的涵義。

    第一個層面,是指傳統意義上的基礎設施,如交通、市政、水利、生態環保、能源等領域建設,在總量和結構上,沿着政策側重點的適當提速,水利,是一個尤可期待的方向。

    近年來,全球變暖對氣候的影響,已經越來越可被普通公眾所感知,以河南、新疆等地極端降雨事件為代表,降雨線的北移,開始對中國北方內陸地區帶來影響,這種影響之深遠,或許需要在千年級別的時間尺度上進行評估,自中國盛唐時期以來的北方乾旱化,並非沒有正在轉向「濕潤化」的可能,千年以來北方水土條件的變化,確實需要適當的超前應對,在極端氣象事件發生後亡羊補牢,難免陷入疲於應付的被動局面。

    由中央層面直接統籌推進的南水北調超級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調水工程,中央累積投資三千多億元,2013、2014年,工程東、中線一期主體工程相繼建成通水以來,已累計調水400多億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1.2億人,顯著改善了中國水資源分佈「北缺南豐」的問題。

    在北方水土再整治的宏偉進程中,南水北調工程無疑將繼續作為重要抓手,牽引內陸河流水利體系重構。

    在南水北調工程規劃的東中西三條線路中,從長江上游水系向黃河上游水系調水的西線工程,由於對自然影響的不確定性,以及過於巨大的投資量級、施工難度,自提出至今的數十年時間,始終處於比選論證階段,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的推進南水北調後續工程高質量發展座談會後,工程後續建設已經出現了提速跡象,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此前對該工程實施進度的表述是「推動南水北調東中線後續工程建設,深化南水北調西線工程方案比選論證」,而在8月《人民政協報》刊載的《只為大江濟大河——全國政協「南水北調西線工程中的生態環境保護問題」專題調研綜述》一文中,則做出了對工程進度更激進的展望:「西線工程雖然還沒有具體的開工時間表,但其實需求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快規劃方案比選論證工作,用兩年左右時間開展重大問題研究,兩年左右時間進行立項決策論證,力爭在「十四五」期末實現開工建設」。

    一旦南水北調西線工程正式開工,這一投資量級或許將達到萬億水平的「人類工程之王」,以及地方主導的黃河水系局部整治配套投入,無疑將為中國基建投資注入新的動力。

    超前基建的第二個層面涵義,則是面向呼之欲出的數字化、智能化、清潔化轉型浪潮,超前部署相關基礎設施或技術能力「基座」,如清潔能源消費所需要的,從生產、輸配電、儲能到終端供能的基礎設施體系,或智能化時代「萬物互聯」所需要的泛在傳感器、物聯網、雲端存儲算力等支撐要素,這些新質基礎設施建設,亦即「新基建」,將幫助中國產業界乃至全社會,更充分享受到這一巨大變革浪潮釋放的力量。

    以新基建的代表性項目—5G基站建設為例,客觀地說,上半年投入確實有所放緩,三大運營商完成投資較去年同期均有下降,特別是市佔率居後的電信、聯通,自建基站投入明顯趨於保守,這一方面是由於個人用户對5G的使用體驗,由於移動網路應用軟件服務商的流媒體優化技術迭代,相當程度上缺少與4G的可感知差異,導致5G用户導入緩慢,投資回收期延宕,另一方面,5G在行業應用,也就是企業市場上的開拓,儘管成果不斷,但仍然未能達到由點及面,打穿某個大領域需求,形成「殺手級」應用場景。

    新基建領域的超前建設,要求跳出短期成本收益權衡,在短期內,接受能力建設相較於實際需求的「過剩」,寧可讓基礎設施等待應用爆發,而不讓終端應用的可能突破,受限於基礎設施不足。

    這種做法,事實上暗合着技術與商業創新的需要,例如作為美國防空基礎設施而出現的網路,正是由於院校之間局域網的能力「過剩」,為六七十年代的校園極客,提供了應用創新的可能,基礎設施的「富餘」能力溢出,往往會帶動大量的技術前沿創新,其中藴含着巨大的產業化潛力。

    不過在超前基建的同時,「適度」,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求,這種適度,同樣有兩層內涵,第一層,也是最直接的涵義,無疑是不能過度與實際需求脱節,以往基建領域出現的投資效益下滑現象,往往來自於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在舉債弱約束下的過度建設,超出人口與產業現象的「新城」、「新區」建設衝動,留下了數不勝數的「鬼城」。

    適度的另一層涵義,則是基建投資過程中,政府這支「看得見的手」,要在恰當的位置發揮作用,尊重技術發展規律,尊重市場規律,在項目的具體規劃建設實施上,淡化「運動員」的角色,如採用公私合營PPP等創新模式,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鼓勵終端應用領域的創新探索,與此同時,政府「裁判員」的角色,則應大大加強,對政策套利的投機資本,或過度發展的壟斷資本,應有相對健全嚴密的糾正機制。

    在這方面,美國曾有過深刻的教訓,上世紀90年代初,克林頓政府提出所謂的「訊息高速公路」計劃,號稱將用20年時間,耗資4000億美元打造一個寬帶網絡「國家訊息基礎設施」(NII),投機這一風口的AT&T,隨後耗費巨資併購地區性網絡服務商,試圖建立壟斷寬帶基礎設施的「大一統」地位,卻未料到不出數年,以家用有線電視為終端的「訊息高速公路」計劃,就被家用電腦滲透率的快速提升所顛覆,過度負債擴張的AT&T,也不得不全面剝離業務,最終賣身關聯公司。

    無論如何,基建投資即將到來的提速中,大項目與新現象,將層出不窮湧現,其中的光榮與夢想,輝煌與遺憾,我們都將共同見證。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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