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為何使歐洲更分裂？

1、如同歐元危機與難民危機一般，新冠疫情將看似團結的歐洲分裂為兩大陣營——受疫情影響較小的北歐和西歐，以及受衝擊明顯的東歐和南歐。

2、部分歐洲公民親歷了疫情的病痛折磨，部分只是在經濟層面遭受衝擊（即財富受損群體），同時還有一部分公民並未感到新冠疫情對自己的生活產生影響。其中，財富受損群體更傾向於認為政府的防疫措施過於嚴苛，也更懷疑政府實施封鎖措施背後的意圖。

3、對於政府出台的防疫措施本身及其背後的動機，歐洲公民的態度存在較大分歧——支持型對政府抗疫充滿信心，認為防疫措施十分必要；懷疑型認為政府在掩蓋自身抗疫的失敗；指責型則認為政府在試圖加強對公民的控制。

4、自由被限制。新冠疫情之下，一部分人歐洲公民認為政府是對其自由構成威脅的主因，而另一部分群體歸因於同胞的激進言行。

5、代際間分歧。相較老年人，年輕群體更傾向於將新冠疫情所造成的持續影響歸咎於政府；同時，老年人普遍認為生活未受疫情影響，但年輕人認為生活受到了嚴重影響。

6、歐洲「新三駕馬車」。後疫情時代，波蘭、德國和法國都可能成為歐洲新政治格局的原型。

前言

新冠疫情將歐洲分裂為兩大陣營——1、北歐、西歐；2、東歐、南歐。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生活在歐洲北部和西部的人並未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影響；然而，絕大多數的東歐人與南歐人都親身經歷了喪親之痛、重病纏身或在經濟層面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當前，這場分歧才剛剛拉開序幕。這一變局將會在不久的將來對以下幾個層面產生形塑，包括公民對政治、國家角色、自由理念以及泛政治化的態度。在此背景下，我們的社會中也出現了一系列新的鴻溝——在新冠疫情中經濟蒙受損失的人與那些僅僅視疫情為一場公共衛生危機的群體之間；再比如，支持並相信政府抗疫舉措的人群與指責型（認為政府在試圖加強對公民的控制）群體之間；且不同代際間也出現分歧（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

新冠疫情何以重塑歐洲

過去十年裏，幾乎每一次重大危機都對歐洲大陸的政治格局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影響。例如，歐元危機將歐洲分為南歐（債務國）和北歐（債權國），而難民危機使西歐與東歐之間產生了一條明顯的分界線。然而，儘管上述分歧十分突出（也形成了不同的陣營），並對其他政策領域產生了影響，但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早期階段，這些分歧卻似乎使歐洲人變得更為團結。而這顆團結的火種則誕生於偉大的「民族主義時刻」（歐盟政府一夜之間關閉邊境），隨後很快演變成「歐洲時刻」（歐盟成員國同意集體購買疫苗），最終演繹為當前的「歐盟復甦計劃」。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在歐洲的不同地區，新冠疫情大流行對人們造成的實際影響差異巨大。我們可以通過下文中ECFR的一項民意調查，大體地了解一下歐洲人受到這場危機影響的不同方式。調查顯示，第一組受訪者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新冠肺炎的影響，其原因無非來自己患病或經歷喪親之痛（此外，一些人也蒙受了一定經濟損失）。在第二組報告中，人們雖未受疾病之苦或喪親之痛，但卻無一不遭遇了嚴重的經濟困難。與此同時，第三組的受訪者表示根本沒有受到疫情的直接影響。

該民意調查揭示了歐洲東部和南部以及北部和西部之間的明顯分歧。總體而言，約54%的受訪者表示並未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但這一群體在歐洲各國之間的分佈並不均勻。一方面，在瑞典、丹麥、法國、荷蘭、奧地利和德國，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他們自身或家人和朋友均沒有受到諸如嚴重的疾病折磨、喪親之痛或經濟困難的影響。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疫情對大多數受訪者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衝擊。基於此，對於歐洲不同國家公民所經歷的疫情衝擊，其分歧之大，堪比歐元危機中債務國和債權國之間的裂痕。隨着歐洲當局開始應對新冠疫情大流行所造成的長期後果，上述分歧可能將逐漸演變為嚴重的分裂，或將對歐洲的一些重大議題產生深遠的影響，如行動自由、歐盟復甦計劃的未來以及歐洲通過疫苗外交、海外援助等方式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

被疫情撕裂的社會

ECFR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目前主要有三股分歧力量正在湧現（下文將展開），這些分歧或將導致歐洲持久的分裂，重塑歐洲多國的政治格局，甚至將引發更為嚴重的社會動盪。

被犧牲的年輕人

整個歐洲社會中最突出的分歧是代際間的衝突。調查顯示，在60歲以上的受訪者中，將近67%的人不認為他們自身受到了新冠疫情危機的影響；但在30歲以下的受訪者中，這一數據僅為43%。反之，大多沒有感受到疫情影響的30歲以下人群則來自法國和丹麥兩國。而年長者的特例（指老年人感到受到了疫情的影響）則來自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和波蘭。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我們普遍認為老年人是最容易受到病毒侵害的群體。然而，ECFR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年輕人認為他們才是這場流行病的主要受害者。

實際上，大多老年人並未受到疫情的直接影響。然而，新冠疫情大流行卻對年輕人的生活方式普遍構成了威脅。接受調查的大多數年輕人均表示，他們的確親身經歷了這場疫情帶來的諸多不便與傷害。這一點也不難理解——我們身處老齡化社會，諸多現有的政策（涉及稅收、公共支出、環境和規劃法等）都是圍繞着老年群體的利益而設計的。「為了長輩，自己的未來被犧牲掉了」——這是當前歐洲很多國家年輕人的普遍感受。這種情緒正在不斷髮酵，成為年輕人的共同情緒。隨着代際間的分歧不斷演化，我們很難想象未來會發生什麼。

截止目前，這種情緒所導致的一個極其明顯的後果是：年輕人對政府（防疫）背後意圖的負面揣測正在激增。例如，民意調查顯示，年輕人普遍不相信政府針對疫情頒佈相關限制的主要動機是為了控制病毒的傳播。在30歲以下的受訪者中，多達43%的人對政府的動機持懷疑態度：其中，23%的人認為他們的政府只是在做「表面工程」；而另有20%的人認為政府正在利用新冠，以增強對公眾的實際控制。在60歲以上的受訪者中，這兩個數字都要低得多（14%左右）。

新冠疫情危機進一步侵蝕了歐洲年輕群體對於政治體系的信任，這一事實可能會對民主制度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劍橋大學民主未來中心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新冠疫情危機之前，這些年輕人也是對民主政府表現最不滿意的一代。無論是較現在的老一輩人而言，還是和之前接受調查的年輕人相比，這一代年輕人對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持更加懷疑的態度。

新冠疫情大流行是經濟或公共衛生領域的一場災難

根據ECFR的民意調查結果，第二種社會分歧聚焦於以下兩個群體：1、將疫情視作公共衛生危機的人；毫無疑問，這些人經歷了無比漫長且難熬的一年。2、只將疫情看成是一場經濟災難的人（簡稱經濟受害者）。相較其他群體，經濟受害者對於政府實施封鎖背後的意圖尤為懷疑，同時認為這種限制禁令過於嚴苛。

調查顯示，公眾對政府出台的防疫措施本身及其背後的動機——存在較大分歧——支持型對政府抗疫充滿信心，認為防疫措施十分必要；懷疑型認為政府在掩蓋自身的無能與抗疫的失敗；指責型則認為政府在試圖加強對公民的控制。

數據顯示，受疾病或喪親之痛影響的人，以及那些認為自己根本沒有受到疫情影響的群體：相信封鎖舉措的主要目的在於限制病毒的進一步傳播。在那些表示自己在新冠疫情中生病或失去親人的群體中，信任政府者佔比為61%；而在表示自己基本未受影響的人中，這一比例為68%。與此同時，在大多數接受調查的國家裏（除丹麥、葡萄牙和瑞典之外），那些認為自己只是在經濟上蒙受損失的群體對政府限制舉措的意圖最為懷疑。

該調查還就各國公民對於政府實施的疫情限制的程度進行了評估（分為三類：過於嚴苛、方向正確、過於寬鬆），而歐洲各國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分歧。在匈牙利、丹麥、保加利亞和葡萄牙，大多數受疫情影響的人認為其政府實施的限制是正確且適度的。在荷蘭、意大利、西班牙和奧地利，許多受訪者都同意這一觀點。另一方面，瑞典和法國的大多數受訪者則認為限制措施不夠嚴格。相比之下，波蘭的多數受訪公民認為政府限制屬於過於嚴苛類型。

自由的鴻溝

第三個主要分歧涉及歐洲公民對於自由的理解。調查內容不僅涵蓋了有關疫情下歐洲公民的自由度感受，也涉及到與新冠疫情未爆發前的對比。這一點至關重要——新冠疫情似乎導致了不同政黨間對自由關係態度的重大轉變：一方面，許多主流政黨致力於重新擁抱政府行動；另一方面，很多民粹主義政黨正變得更加傾向於自由主義。

在整個歐洲，有2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現在仍然感到日常生活十分自由，而兩年（疫情爆發）之前，這一人群佔比高達64%。當前，感到日常生活並不自由的佔比在27%左右，而兩年前為7%。在目前感到生活出行自由的人中，匈牙利（41%）和西班牙（38%）兩國所佔比例最大。有趣的是，我們發現到目前為止，在德國（49%）和奧地利（42%）缺乏自由感的公民最多，但是德國並沒有像別國那樣實行完全式封鎖。

數據顯示，新冠疫情對奧地利、荷蘭和德國公民的自由觀影響最大。絕大多數歐洲人表示他們在這場危機前的生活十分自由，但也有例外——西班牙和意大利持上述態度的受訪者佔比不足50%。

該調查還就「責任歸因」問題展開了探討，即受訪者將新冠危機的持續影響以及對其自由產生的限制歸咎於誰。這一問題的分歧也很明顯，儘管人們的回答不盡相同，但還是出現了兩大陣營——政府行為和同胞言行。

第一大陣營：43%的人持明確觀點，為對其自由的威脅主要來自政府和機構。該組織的成員不僅指責自己國家的應對措施有問題，還表示中國、歐盟委員會、跨國公司、疫苗民族主義或其他國家也對此負有責任。第二大陣營：另一群體似乎認為對自由的威脅來自社會成員，如不遵守規則的個人、旅行歸來的人和外國公民。這一視野清晰的群體佔整個歐洲的人的48%。在波蘭(65%)、法國(59%)、西班牙（59%）和匈牙利（52%）有明確觀點的人中，大多數屬於第一組。與此同時，認為威脅來自他人的大多數人來自荷蘭(67%)、奧地利(62%)、葡萄牙(61%)、丹麥(61%)、瑞典(60%)、德國（60%）和保加利亞（55%）。意大利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分歧（50%）。

這兩大陣營之間也存在代際分裂：60歲以上的歐洲老人更多地選擇責怪個人，而不是機構和政府。30歲以下的年輕歐洲人更加針對政府和其他機構，而非個人。

上述分裂正在醖釀並將會導致——圍繞自由理念產生的一系列新的政治分歧。在整個歐洲，許多主流政黨的支持者似乎都將新冠病毒對他們國家的影響歸咎於外部，認為外部應對這場流行病負主要責任；例如奧地利人民黨的支持者、法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德國的基督教社會聯盟，以及荷蘭的自由民主人民黨。

與此同時，許多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持者似乎堅信，通過審視（為防控新冠疫情而頒佈的）諸多限制與禁令，當前對自由的最大威脅來自政府或機構。這些政黨正試圖將主流政黨描繪成新的威權主義者。他們現在裝扮成了自由主義者，而非潛在的獨裁者。例如：西班牙的Vox黨、意大利的聯盟黨、奧地利自由黨、瑞典民主黨以及荷蘭的自由黨的支持者，他們更傾向於將新冠危機引發的問題歸咎於政府或機構組織。

結論：德國、波蘭和法國——歐洲新政治格局的原型？

ECFR的調查表明，波蘭、德國和法國可能將會是後疫情時代下歐洲新政治格局的原型。

在波蘭，新冠疫情危機可謂是爆發於「兩極分化的民主」之中。可以說，危機加劇了波蘭社會內部原有意識形態團體之間的分歧。因為大多數波蘭人非常不信任政府，他們將政府的行動視為對自由的巨大威脅。

參與ECFR調查的絕大多數的懷疑型與指責型受訪者都來自波蘭，他們普遍認為政府正在利用與新冠危機相關的限制來製造控制假象或作為控制公眾的藉口。因此，大多數波蘭人認為對他們自由的最大威脅來自高層，且紛紛指責其政府和主要機構對他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諸多不便。

長期以來，德國的政治體系一直被視為「共識民主」模式，而非政黨之間兩極分化。ECFR的數據表明，德國公眾對防疫限制沒有表現出強烈的反對或懷疑。然而，這層表象的背後隱藏的是高度的不滿。在感到生活不自由的選項中，德國是佔比最大的國家（如上所述，49%)——然而，兩年前只有約9%的人屬於這一行列。甚至德國聯合政府中的政黨支持者也表達了對自由受限的苦惱（42%，基民盟/基社盟；43%，社會民主黨）。

在法國，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得主要執政黨和反對黨的政治哲學發生了顯著變化——「非二元民主」。目前在Marine Le Pen（馬琳·勒龐）的支持者中，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防疫限制過於嚴格。雖然84%的馬克龍支持者認為政府頒佈的相關限制舉措其背後的主要動機是控制病毒傳播，但是隻有41%的勒龐支持者同意這一看法。相反，37%的勒龐支持者認為控制公眾才是主要意圖，而馬克龍的支持者中只有5%的人同意這一觀點。

儘管在新冠疫情的早期階段，多數公民與其國家政府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歐盟成員國之間也加強了合作，但隨着疫情的不斷擴散，在下一階段，這場危機可能會導致更多國家內部與國家之間的政治分歧。

受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響，人們對同一議題的看法也存在着顯著的分歧。同時，疫情還將看似團結的歐洲分裂為兩大陣營——受疫情影響較小的北歐和西歐，以及受衝擊明顯的東歐和南歐。人們在公共衛生、經濟受損者和自由理念上的分歧可能將會長期存在。其中，最明顯的分歧莫過於代際間的分歧。長久以來，歐洲各國政府聚焦於老年群體的政策利益（歐洲老年人在疫情中也得到了較好的保護）。但是，我們應將更多的目光轉向年輕人群體。

當前，想要深刻理解本文探討的諸多趨勢——將在多大程度上重塑歐洲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政治——還為時過早。然而，隨着這些分歧快速地進入到公眾視野，可能會因此掀開歐洲政治時代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