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李克強接連重磅發聲　中南海力挺民營經濟背後的怪現狀

繼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公開表態，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現在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之後，中共黨報《人民日報》9月8日，在頭版推出評論員文章，以「三個沒有變」重申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對外開放態度不變，以消除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社會上出現的「恐慌」情緒。

這篇題為《堅持監管規範和促進發展兩手並重、兩手都要硬》文章稱，中共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上的觀點是明確的、一貫的，從來沒有動搖，稱近期出台的監管政策是一視同仁的，針對的是違法和違規行為，絕不是針對特定行業或企業。

文章以「三個沒有變」重申中共對於民營經濟的政策：「事實充分證明，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致力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

與此同時，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9月8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主題就是「部署在部分城市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等」，「推動在全國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上述密集的表態和動作，主要的目的是以期安撫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政府針對一些科技企業，包括阿里巴巴和滴滴出行等的整治行動，以及整治網絡平台、教培業、遊戲業、娛樂圈及背後資本鏈等，引發的輿情和社會憂慮。

事實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這樣的疑慮，中共中央層面也要再一次作公開表態，以安撫社會情緒，這似乎成為一個詭異的「怪現狀」。

比如，2015年，新一輪國企改革提出了「國有資本入股民企」，出乎外界的預料，民間投資增速出現斷崖式下滑，對產權保護不放心是其中一個原因。以至於在2015年到2016年，劉鶴連番強調產權保護法治化，給中國社會的富裕階層吃「定心丸」。2016年年末，還以「紅頭文件」形式出台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

再比如，2017年9月，中共十九大前，中共出台意圖重構政商關係的紅頭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肯定企業家的地位和作用，給中國的企業家吃「定心丸」。其背景是，中國反腐運動中，有不少商界人士因牽涉政商勾結身陷囹圄，或者莫名離開公眾視野，一定程度上引發了恐慌情緒。

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2018年，中國輿論場有關「國進民退」、「私營經濟離場」的喧囂震動朝野，以至於中國的一二號人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隔空表態支持民營企業發展。這場喧囂源於國民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國家的政策向國企傾斜，草根民企的生存空間被進一步壓縮。中國政府下重拳控制債務和化解金融風險，使民營企業受到了格外嚴重的衝擊，很多民營企業資金匱乏。中國金融研究者吳小平發表文章，提出中國「私營經濟離場」論，文章「邏輯混亂，行文簡陋」，也談不上什麼嚴謹論證，但正是這麼一段「粗鄙的言論」，掀動群情激憤，這背後可見圍繞民營經濟的焦慮感，是全社會都有的切身體會。

雖然中共高層接連不斷釋放「毫不動搖地支持民營經濟」的信號，表態「給民營企業更加良好的穩定的市場預期」，「提高服務意識和服務能力，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為中小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環境」等，但同樣的事情，在今天還是在同樣發生，甚至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會再次發生。

這其中的關鍵可能在於是否做到了公開、透明，依法和規範，並充分進行釋疑，而不是諱莫如深，甚至給人以暗箱操作錯覺。比如此番輿情風波和公眾焦慮，如果能夠做到公開、透明，依法和規範，相信可能不會掀起如今這般風浪。鄭爽偷稅被罰，因案情清晰且公開透明，就沒有引發無端猜測；同樣吳亦凡涉嫌強姦一案，也是如此。

至於說高曉松被封殺，如果是源於他慣常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問題，那就理直氣壯的直接通報說明，而不是莫名其妙的封殺，或者通過歷史研究院這樣的機構的說法，給一個似是而非——既非官方正式的定論，又給人以「確有其事」的感覺。

特別是趙薇，究竟為什麼封殺她，至今也沒有給出任何確定的說法。是因為她之前穿日本軍旗的衣服遺禍，還是她旗下藝人牽涉靖國神社的問題，或者說他們夫婦之前所涉的「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呼雲喚雨」，抑或是其他目前尚未偵結的問題，顯然需要給公眾一個說明。退一萬步講，如果真的如坊間傳言，趙薇還牽涉涉密案情，那麼至少封殺的原因可以向公眾坦誠吧。因為他們都是公眾人物，突然間無厘頭地遭封殺，自然會引發諸多議論和猜測，加上一些網絡自媒體、公眾號毫無新聞操守和底線揣測，甚至言之鑿鑿地曲解，上綱上線泛政治化地「喊打喊殺」，比如被官媒廣泛轉載的李光滿充滿民粹主義色彩的「戰鬥檄文」，更是客觀上起到了推波助瀾，這無疑需要警醒。

正如《人民日報》的評論所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法治經濟的本質要求就是把握規律、尊重規律。如果執政者在現實操作層面，能夠秉持法治精神，尊重規律，並且充分做到公開、透明，那麼，輿論場上大概率就不會有那麼多無端的揣測，社會上也就很難形成廣泛和蔓延的擔憂，甚至出現恐慌情緒。這可能是中共各個方面，包括政策實施機構、宣傳機構等，警惕並形成共識和合力的，這樣才可能避免產生誤會甚至誤解。當然，更要避免出現「歪嘴和尚唸錯經」，以致社會信眾「聽錯經、信錯經」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