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48萬 何時進入縮水拐點 人口危機的衝擊與誤判 | 巨子點評

導語：生育問題的特殊性、複雜性+誤判趨勢，對「快速」預期不足+高估二胎三胎放開後的紅利效應+疫情影響+政府財政趨緊難以大規模補貼真金白銀，諸多因素共同構成了當下中國人口快速下滑的現狀，且短期內恐難以恢復、解決。或許「真金白銀」的補貼可能難以起到「藥到病除，立竿見影」的作用，但是如果沒有「真金白銀」，政府僅僅想依靠「要錢沒有，要政策管夠」的思維去應對，顯然將更於事無補。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2021年中國經濟數據。人口數據引人關注，2021年年末，中國全國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員）141,26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

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為1,062萬人，相比於2016年的1,786萬人少了約4成。2016年是中國階段性的人口增長峰值年份，當年度增加906萬人。到2021年，短短5年時間，人口增量減少了94.5%。

對此，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17日在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會上表示，出生人口減少是多種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

數據公布後，「2021年增長48萬人」迅速成為中國輿論場的熱點話題。中國民間輿論對此的聲音呈現兩極化。相當數量的年輕網民表達了「不想生」的意願，認為住房、醫療、收入以及工作壓力讓他們「躺平」，不想生育下一代繼續「受壓迫」。因此樂見中國人口數量繼續下滑。

另有聲音對人口下滑趨勢表示擔憂。除中國人口紅利減少，影響消費等原因外，擔憂的聲音認為，雖然隨着國家發展，中國國土面積承接4-8億人口都是合理的。

但是現階段「過快」的人口下滑和老齡化，即育齡人口的快速減少，退休人口的快速增加，會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社保體系、政府財政造成難以承受的壓力。

宏觀來看，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和結構，預期之內的緩慢增加或者減少，都是能夠接受範圍內。但是超出預期的快速增加或者減少，則會對這個國家的社會治理形成巨大挑戰。

尤其是生育政策這種複雜的結構性問題，因為其具有政策發揮效用的「延遲性」特點——即政策立刻出台，也無法短期內見到直接成果。因此，即使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組織動員極強的政府，也難以在短期內通過某一項或者幾項政策立刻扭轉民眾生育意願。相信中國政府早已對中國人口下滑的趨勢有所預見，但是如此快速的下滑顯然超出他們的預期，同時對放開二胎政策、三胎政策的作用有所誤判。

在七普數據後立刻開放三胎，2021年起，「提振生育率」進入中央各種決策文件來看，一段時間中國政府是忽視甚至誤判了中國社會的生育問題，直至10年一次的全國普查數據呈現了完全全貌。

因此，生育問題的特殊性、複雜性+誤判趨勢，對「快速」預期不足+高估二胎三胎放開後的紅利效應+疫情影響+政府財政趨緊難以大規模補貼真金白銀，以上諸多因素共同構成了當下中國人口快速下滑的現狀，且短期內恐難以恢復、解決。

生育問題的特殊性、複雜性

面臨生育問題挑戰的地區不只是中國大陸。

台灣2021年新生兒較2020年減少1萬1,429人，粗出生率為6.55‰，創下歷史新低紀錄。據美國中情局（CIA）公布的「2021年全球生育率預測報告」顯示，在227個國家或地區中，總生育率最低的前五名都在亞洲，分別為香港、澳門、新加坡、韓國，台灣則是最後一名，每位婦女終生平均只生育1.07個孩子。

而日本則更早面對人口老齡化和低生育率陷阱。為應對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問題，日、韓、新加坡等國政府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採取包括托幼服務、育兒津貼、親子假、平衡工作與家庭等在內的一系列家庭支持政策，但政策效果並不顯著。截至2021年4月1日，日本14歲以下兒童數量為1493萬人，連續40年下降；兒童數量佔總人口的比例為11.9%，連續47年下降。韓國總和生育率在2018年已下降到1.0以下，2020年第一次出現了死亡人口大於出生人口的現象。

東亞各國沒有成功扭轉生育率的原因是多樣的，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生育政策不同於經濟政策，很難通過短期內的政策調整就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生育拐點有一定的窗口期和延後性——錯過窗口期再進行調整，就會事倍功半。同時即使出台配套政策，也很難在短期內看到政策紅利。

以日本為例，20 世紀50-60年代中期，日本總和生育率開始持續低於人口更替水平，70年代中期以後總和生育率一路下滑，卻沒有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視，直到1989年總和生育率降至1.57，日本政府才開始採取措施。韓國的情況大致相同。政策措施出台過晚、錯失時機是兩國難以扭轉生育率持續走低局勢的原因之一。這一教訓表明，對人口問題實施對策宜早不宜遲，行動越早，代價越小，越易收到成效。

中國總和生育率已連續20多年低於人口更替水平，但是因為重視不及時，造成直至2013年12月，中國才開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因為「75年-85年」育齡婦女生育願望較高，在短期內政策效果明顯。這也給中國政府錯覺，以為單憑一個政策放鬆就能扭轉人口下降趨勢。結果就是「二孩」政策紅利期很快過去，後續政策作用越來越小，即使在2021年放開「三孩」，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出台政策扶持生育，但是效果不彰。

誤判趨勢，對「快速」預期不足

從目前可查文獻資料及中國官方學者接受採訪訊息綜合判斷，中國政府對於未來人口下滑趨勢是有預判的，並非無動於衷。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前置條件——「快速」。

只要人口結構是合理的，12億還是4億，對於中國而言都並非大問題。但是現在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在極短的時間內（2016-2021，5年在人口政策中是十分短的周期）出現少子化和老齡化情況。

「快速的少子化」前文已提及——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為1,062萬人，相比於2016年的1786萬人少了約4成。若無重大政策干預，預計該趨勢還將繼續維持。

「快速的老齡化」的挑戰則更迫在眉睫。

1963年是中國人口出生的高峰年，當年出生了2,900多萬人，此後的近十年間，每年的出生人口在2500萬以上。到2022年底，1963年出生的男性就滿60歲了，屆時他們會大量退休，養老保險的贍養負擔會繼續加重。

以2020年為例，雖然因為疫情，中國實施階段性減免企業社保費等政策，但2020年財政補貼超過2萬億元，中國全國社會保險基金收支缺口仍然高達6219.17億元，超出年初預算數。為彌補收支缺口，還首次動用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這一戰略儲備基金。

從參保人群的結構看，各地職工養老保險的可持續性同樣不容樂觀。目前共8個地區參保贍養率低於2，在黑龍江、吉林等地接近1，這意味着每個在職職工平均都將承擔一位退休老人的實質贍養責任，這種贍養壓力將隨社會老齡化的日益嚴重而持續增大。

「母親」鋭減 5,000萬育齡婦女的窗口期已過

正如寧吉喆所說，除了老齡化「快速到來」外，造成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是中國育齡婦女的快速減少。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20-24歲的女性數量只有30-34歲的一半多，也就是說育齡高峰期的女性數量正在快速萎縮。

國際上，一般把15-49歲女性計算為育齡婦女。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當年5歲-39歲的女性，到2020年正處於育齡階段。計算後發現，2020年15-49歲的女性有3.3387億人，而2010年處於15-49歲的育齡婦女為3.7978億人，2020年的育齡婦女數量和2010年相比減少4591萬人。

如果計算最佳生育年齡婦女，即20-34歲的女性人口，則同樣出現較大比例降幅。2010年，最佳生育年齡婦女的人數為1.6120億，2020年這一數字為1.4603億，下降1,517萬人。

也就是說，中國育齡婦女規模正在急速縮減，「全面二胎」政策踩在這個趨勢的尾巴上。這是為什麼後期即使更多政策出爐可能也難以根本扭轉生育趨勢的原因——想生的人不能生了，也印證了前文所說，生育政策調整有窗口期。

老齡化與補貼生育——地方財政壓力加大 以鶴崗為例

同時，現階段因為中國國內經濟形勢嚴峻，失業情況、消費低迷促使政府財政壓力加大，如何在「疫情下稅收減少且維持政府運轉、準備資金應對即將到來的退休潮、經濟補貼扭轉生育意願」三者之間取得平衡，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挑戰。

還有一則案例能夠作為佐證。2021年12月23日，黑龍江鶴崗發布公告，實施財政重整計劃，財力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決定取消公開招聘政府基層工作人員計劃。這意味着鶴崗成為建國以來首個財政重整的地級市。而鶴崗某種意義上成為中國人口、財政二元壓力的一個縮影。

鶴崗市具有「老齡化嚴重、退休人口多+人口生育低+無產業支撐」等中國東北老工業基地特點。鶴崗全市人口從2010年六普的近106萬下降到2020年七普的89萬，其中60歲及以上人口21.68萬，佔中人口超過24%。因為國企眾多、工業化較早，這二十餘萬60歲以上人口中絕大多數為退休人口，可領取退休金、養老金。若再加上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醫生、教師），粗略估計財政供養人員數量接近鶴崗市總人口的半數。以每人月收入2,000元計算，鶴崗每年要為財政供養人員支出近百億人民幣。

官方數據也印證此預估——《2020年鶴崗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鶴崗實現全口徑財政收入38.8億元，比上年下降10.3%，其中，公共財政收入23億元，下降7.8%。公共財政收入中稅收收入13.3億元，下降11.5%；非稅收入9.7億元，下降2.3%。全口徑財政支出157.7億元，比上年增長0.3%。

放到全國範圍內，自2022年開始，中國也將迎來每年1,500-2,000萬左右的退休人口。而新增就業人口，僅在1,100萬左右。若人口快速下滑趨勢得不到扭轉，在18-25年後，中國每年新增就業人口將有可能僅維持在600-800萬，退休人口則常年維持在1,300萬以上。

「真金白銀」補貼生育政策有沒有用？

中國金融人士任澤平在數日前曾寫過一篇文章，建議中國每年多印人民幣2萬億元促進生育，這一觀點在網上引起了熱議。他預期該政策可能會在未來十年內將中國新生兒增加5,000萬，他的微博並在隨後被中國宣傳部門封禁。

中國政府需要面對一個現實的問題——「真金白銀」補貼生育政策有沒有用？

一，從問題性質來看，因為生育問題的複雜性，僅僅靠「真金白銀」補貼或許收益甚低。二，以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前車之鑑，事實也證明「真金白銀」難以起到直接作用。

但是，無論是中國今天發展的現狀——仍然是龐大的發展中國家，居民收入水平較低；還是「他山之石」的經驗，或許「真金白銀」的補貼可能難以起到「藥到病除，立竿見影」的作用，但是如果沒有「真金白銀」，政府僅僅想依靠「要錢沒有，要政策管夠」的思維去應對，顯然將更於事無補。

以相對而言解決生育問題較好的北歐、新加坡來看，在工作制度、福利保障、現金補貼、社會公平等諸多方面進行全方位改革，才有可能逐步走出生育陷阱這一當代人類面臨的發展難題。

某種意義上，回看中國數十年的生育政策，既有其當時的正確性，也有一段時期內的遲鈍與誤判，生育問題是由經濟、財政、社會情緒、政府反應等諸多因素構成的問題。在中國，它一方面「教育」了中國政府，不要認為一個「大政府」就是無所不能的，總有一些問題依靠強硬的行政手段或組織動員能力無法解決的。另一方面也「考驗」中國政府，若其能夠抓住解決人口問題窗口期的尾巴，較妥善的讓中國實現人口數量減少，人口結構完善的情況，那中國政府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能給全世界做出一個正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