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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中產面臨「降級」威脅 專家:趕上中國消費能力還需15至20年

    印度中產面臨「降級」威脅 專家:趕上中國消費能力還需15至20年

    福特日前宣佈關閉在印度的車廠,分析認為,印度需求乏力是福特「打退堂鼓」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環球網9月16日報道,3年前,福特汽車印度分公司總經理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們在印度的銷量將以每三至五年翻倍的速度增長」。但前兩天,福特卻黯然宣佈將關閉在印度的車廠。它成為近年來繼哈雷戴維森、通用汽車後第三家在印度「折戟」的美國汽車製造商。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儘管福特汽車進入印度市場已有近30年,但數據顯示,其8月在印度的市場份額僅為1.4%。福特的競爭對手法國雷諾、日本本田和日產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它們在印度的市場份額都不足3%。佔據主導地位的是生產小型、價格親民汽車的日本鈴木汽車和韓國現代汽車公司,它們在印度新車銷量中佔據60%的份額。

    「這個國家既有巨大的可能性,也存在重重阻礙。」美國《紐約時報》稱,長期以來,全球製造業巨頭將印度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視為可爭搶的對象,加上廉價的勞動力以及莫迪政府吸引外資的努力,跨國企業躍躍欲試。然而,需求一直乏力,新冠肺炎疫情後更是如此。印度《今日商務》稱,第二波疫情來襲後,印度汽車銷量驟減70%。

    印度中產階層的消費能力不強,並非疫情後才出現的現象。英國《經濟學人》2018年曾刊文說,對印度消費者寄予厚望可能意味着要面臨失望。

    看看幾個例子。電子產品方面,據印度《經濟時報》近日報道,蘋果公司在印度的收入僅佔其全球營收的1%,其智能手機的印度市場份額低於5%。服裝品牌方面,截至去年6月,Zara的母公司Inditex在印度開設22家門店。統計網站Statista顯示,該西班牙服裝零售集團在中國開設的門店至少600家,印度的門店數少於哈薩克斯坦、摩洛哥、黎巴嫩等國。餐飲方面,美國咖啡品牌星巴克曾表示為印度市場制定了「宏大的計劃」,不過,它至今在這裏的分店僅220多家。2020年是星巴克在印度開設新店最多的一年——39個。2016年至2017年,星巴克僅以每月一家新店的速度在印度擴張,同期在中國,平均每15個小時就開設一家新店。截至目前,中國擁有超過5100家星巴克門店,遍佈200座城市。

    「Zara或H&M能在印度開50家門店嗎?當然可以,但這不是關鍵所在。重要的是,他們能否開500家店。」一名銀行從業人員對《經濟學人》說,「你可以讓5000萬名印度有錢人去買這些商品,但這能帶來多少利潤?企業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擴張,但印度市場增長前景的不足越來越明顯。」

    達到中國人的消費能力「需要15至20年」

    《經濟學人》稱,很多國際企業都希望印度能夠重現中國的中產階層擴張,高管們在公眾面前始終保持着樂觀的態度,儘管投資並不是總能跟上。「印度的鼓吹者們」堅持認為,該國經濟將迎來巨大增長。不過,這種說法並不令人信服。疫情之前,印度經濟增長水平整體看不錯,但並不突出。2002年後,中國曾連續27個季度的GDP增速達到8%以上,而在2018年1月之前的26個季度中,印度只有3個季度實現這種增速。

    印度的產業結構缺陷也制約着中產階層的快速發展。2019-2020財年,農業佔GDP總值16.5%,工業為28.2%,服務業為55.3%。低速發展的第一產業無法容納龐大的剩餘勞動力,而高速發展的第三產業吸納的主要是具有較高勞動技能和專業人才。這意味着,很多來自下層的印度人仍然難以就業、維持生計。

    另外,印度傳統上抵制社會流動,尤其是農村嚴重的種姓制度和租佃制度將大批人束縛在土地上。而且,印度中產階層的消費文化雖然消融了傳統等級的身份認同,但同時產生了新的階層身份認同,這也限制了社會流動。

    傳統上為印度中產階層提供收入的工作種類也正在「枯竭」。高盛估計,印度最多2700萬家庭年收入超過1.1萬美元,僅佔人口的2%。在這些人中,有1000萬人是國企的政府僱員和經理,自2000年以來,國企的工作崗位以每年約10萬個的速度消失。剩下的1700萬是白領,其中很多人在訊息技術部門工作,但該領域可能受到技術保護主義等問題的制約。

    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對印度中產階層造成嚴重衝擊。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一項調查稱,2020年,印度有3200萬人掉出中產階層隊伍,這一數字佔2011年以來印度新增中產人數的一半以上。印度日收入低於2美元的貧困階層增加了7500萬人。

    有一些人是因為花錢治病而「返貧」的。新德里居民夏爾馬說,為了醫治感染新冠病毒的兒子,他通過親友資助、眾籌網站支付了超過5萬美元的費用。令印度民眾在疫情期間深陷債務或貧窮的直接原因有兩個:很多印度人需自掏腰包支付約63%的醫療費用;私立醫院與重症設備使用費極其昂貴。

    另外一部分人士受到封鎖措施的影響。美國《紐約時報》稱,受疫情打擊最嚴重的是商人,他們是攤販、店主或者企業家。新德里女老闆阿爾蒂是一個典型例子。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說,去年初,從事餐飲業的阿爾蒂傾其積蓄擴大了業務。但兩個月後,印度實施全國封鎖,她的店鋪不得不關閉。阿爾蒂及其家人靠着1萬盧比的微薄積蓄和向親友借錢勉強度日。由於付不起學費,她15歲的兒子從私立學校退學。服裝生意告吹後,阿爾蒂的丈夫得了糖尿病和抑鬱症。「我的全部夢想都破裂了。」阿爾蒂說。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發展經濟學家賈亞蒂·高希表示,疫情對印度中產的打擊顯而易見,「沒有中小企業,就沒有印度中產」。

    《紐約時報》稱,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和莫迪許多政策有時過於衝動的本質,阻礙了印度經濟增長。中產階層的萎縮將造成持久的損害。「它極大地阻礙了印度的增長軌跡,並造成更嚴重的不平等。」高希說。有數據顯示,在疫情之前,這個國家最富有的1%群體的收入已佔所有印度人總收入的22%。

    錢峰表示,中產階層的消費能力和人均GDP密切相關,而現在印度人均GDP的水平差不多是中國的1/5,加上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印度在疫情後的經濟復甦可能呈K型走勢,即富人更有錢、中下階層更窮,所以印度的消費水平要想趕上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錢峰認為,印度人的購買力想要達到今天中國人的水平,「需要15年至20年」。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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