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動盪因何發生？舊範式破裂的四大報復

編者按

毫無疑問，近幾年來，全球進入了全面動盪期。美國多邊貿易制裁、英國脱歐等重大國際政治、經濟事件不斷髮生，直至今年俄烏軍事衝突這樣的極端化事件爆發。而全球突發並延續兩年多之久的疫情，更擴大了全球動盪的範圍與幅度……在一系列重大事件發生的背後，是否有其必然的因素？

中國建設銀行金融市場部張濤、路思遠認為，全球秩序的裂痕在疫情前就已出現，當前階段，全球正遭遇來自舊能源、舊經濟、舊金融、舊政治的四大報復。在新共識形成之前，不斷升級的多方博弈顯化為局部激烈衝突的風險正在大幅抬升。2021年7月和11月，張濤和路思遠先後撰文，對全球通脹和短缺問題進行了分析，發表了《為何本輪通脹不是暫時性的？》、《全球或將迎來供應短缺時代》兩篇文章，引發了業內的思考。此篇承接上兩篇文章，以更宏大的視角，反思了造成本輪全球經濟、政治及社會危機的原因。

以下為正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超乎所有人預期，新世紀20年代的序幕是被全球大流行病拉開的。截至今年3月末，全球因新冠累計死亡人數已超過616萬人，此人口規模在全球233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列第115位，超過了新加坡的人口規模。在疫情持續2年多的今天，全球每天新增確診病例數仍有100多萬，疫情給人類社會帶來傷害之巨大是顯見的。疫情應對無疑是一塊試金石，各國各自的發展成色被進行了全方位檢測。在疫情測試過程中，各國不斷反思與調整，全球秩序也因此進入鉅變期。

實際上，全球秩序的裂痕在疫情前就已出現。例如，2016年英國脱歐，標誌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破裂；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則標誌着多邊貿易合作全球化共識的破裂……疫情的爆發更加速催化了裂痕的擴大。例如，疫情爆發後全球聯合防疫機制的缺失，標誌着全球公共服務供給體系效率的下降，延續至今的俄烏衝突，更是標誌着維繫「冷戰」持續「冷」的軍事管控基石發生了根本性動搖。

未來裂痕的彌合只能依賴於新秩序的塑成，前提則是重建全球互信。只有在互信重獲之後，包括知識在內的人類文明成果才能重返無限傳播模式，相應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各生產要素才有可能重新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與配置。在此之前，由於互信與自由的嚴重缺失，全球必將遭受舊範式破裂的持續報復，並由此進入大動盪，動盪的範圍與劇烈程度更是難以估量，這無疑是新世紀20年代的開端敍事。

舊能源的報復

4月4日，聯合國發布報告《氣候變化2022：減緩氣候變化》警告，全球需立即在所有領域開展深度減排，否則全球變暖限制在1.5°C的目標將無法實現。聯合國最新評估顯示，若將升温限制在1.5°C左右，就需要最遲於2025年前全球實現碳達峰值，並在2030年前減少近一半碳排放與減少三分之一的甲烷排放。目前，伴隨對低碳經濟、綠色發展共識範圍的擴大，全球主要經濟體均做出了碳中和承諾，明確了「零碳排放行動計劃」，確立了「碳減排」目標，但參照各國既定目標和實施路線，2025年前全球根本無法實現碳達峰，相應人類社會規避不可逆轉氣候衝擊危機的希望已大幅削弱。

目前，低碳經濟尚處於起步階段，現有經濟運行對舊能源體系的依賴度依然很高，加之碳減排必須建立在全球一致行動的基礎上方能真正實現，因此全球碳減排必將是個異常複雜的過程。尤其是在現有能源獲取技術條件的約束下，清潔能源供給的穩定性、安全性遠不及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傳統的化石能源，新能源比重的提升，必然會導致整個能源供給體系脆弱性階段性上升。例如，去年冬季由於風能的不足，全球多地陷入採暖能源嚴重不足的困境，只能被迫重返對舊能源的依賴，至今此重返依然有增無減，煤炭、原油、天然氣的價格隨之持續攀升，並進一步大幅推升了全球供應鏈成本。即：「舊能源的報復」不僅令全球經濟衰退風險再次上升，更為全球碳減排一致行動新添了重重困難。

圖1：舊能源的價格傳導機制

舊經濟的報復

疫情爆發以來，被各國討論和反思最多的莫過於供應鏈的安全性和穩定性。而自去年4月份以來，持續攀升的通脹壓力更加證明，當前全球供應鏈已經喪失了應有的彈性，相應價格機制平衡供需功能隨之衰減，即價格的上漲並不能撬動供給的快速增加，在需求不減的環境下，商品價格的持續上漲就成為了必然，而本次疫情以及防疫措施則進一步削弱了現有供應鏈的供應能力，最終形成供應短缺的嚴重通貨膨脹局面，即如圖2所示，產出由Y0縮減至Y1，價格由P0飆升至P1。

圖2：疫後全球供需曲線的變化

除了新冠疫情的外生性衝擊之外，疫前的諸多內生性變化，已先行一步，造成全球供應鏈彈性的趨勢性弱化。尤其是2016年以來，全球化共識破裂，標誌性事件就是「英國脱歐」，之後美國重拾單邊主義，挑起關稅戰、貿易戰，很多行之有效的全球性多邊議事機制失效，原有全球化下的資源自由優化配置和供需自動平衡機制失靈，全球跨境資本開始趨勢性收斂。

2020年全球FDI（國際直接投資）流量僅有1萬億美元，較2016年前的水平大幅下降了52%，G7國家的FDI流量則由0.84萬億美元鋭減至0.26萬億美元，全球跨境投資的收縮直接導致全球供應層面產能擴張的停滯。

這些內生性變化均大幅削弱了原有全球化機制對通脹的緩和作用，加之疫情後各國將對供應鏈的要求，由之前的簡單、高效調整為安全和穩定，更加重了供應鏈的緊張，因此在全球化共識恢復和新秩序塑成之前，供需失衡的矛盾很難得到根性本緩解，相應「舊經濟的報復」也就很難停止。

舊金融的報復

在貿易全球化、人口紅利，以及發展中國家趕超戰略發力等諸多因素疊加推動下，自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逐漸成型的「低通脹、高增長」的經濟大調和在新世紀初期得以延續，同期金融領域則呈現出監管弱、創新強、擴容快的發展態勢，跨境資本在全球的流動範圍和規模不斷提高，90年代中期全球FDI年流量僅為3000億美元，2007年已升至2萬億美元左右，並帶動全球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尤其是以中國為首新興經濟體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令全球產能持續擴張和釋放，較為充分地滿足了不斷增加的全球需求，所以該階段全球貨幣供應雖有較高增長，但宏觀槓桿率並未大幅上升。

圖3：新世紀以來全球宏觀槓桿率的變化

正是得益於前期全球供應鏈產能的持續擴容，能較為充足地吸納新增的貨幣投放，使得在金融危機時各國無需過多顧忌實物層面供需的失衡，進而敢於通過量化寬鬆等手段給市場注入鉅額的流動性，來維護金融穩定。可以說在疫情前，「印鈔」就能解決經濟問題的金融模式已經成為現有經濟秩序的核心內容，不過由此帶來了全球債務負擔的快速攀升，市場出清速度的緩慢，經濟資源被大量的殭屍企業所侵佔。疫情爆發後，「印鈔救經濟」的模式顯然已經難以為繼，面對供應鏈彈性缺失下的經濟困難，印鈔不僅無助於供需缺口的彌合，反而會加劇失衡，因為印鈔不能印出食品、能源和金屬，但能增加需求。與此同時，「印鈔救經濟」模式下積累的資產泡沫、殭屍企業等「舊金融」的產物則越來越成為威脅全球經濟運行的「堰塞湖」。

舊政治的報復

經濟與政治變化從來都是如影隨形。伴隨經濟秩序的鉅變，全球政治格局也相應進入調整期，而觸發政治格局變化最直接的原因無疑就是利益分配差距的擴大。例如，英國與歐洲之間利益分配失衡直接導致英國國民公投一致同意脱離歐盟，從而讓歐洲實現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大一統的夢想徹底破裂；而美國之所以重拾單邊主義，針對他國發動貿易戰的直接原因是對其在經濟全球化成果分享中份額的不滿意；而打破「冷戰」以來全球冷狀態的俄烏衝突，更凸顯出利益分配失衡推動下的地緣政治鉅變。

圖4：俄羅斯供給和中國商品出口的全球佔比情況

鑑於當前全球政治格局仍是以美國一極為主，他國多極為輔的局面，該局面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蘇東劇變後逐漸成型的，因此作為守成方，美國及盟友更傾向有利於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治格局調整，調整的核心內容包括產業鏈與中國的脱鈎、資源供應的去俄羅斯化、各國國防開支的趨勢性增加，由於中俄在全球產業鏈和資源供應體系中佔有較高份額，加之資源分佈不平衡和產業鏈重塑進程的緩慢，使得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推進必將導致全球格局的動盪，而隨之涉事各方的應對還會進一步加劇動盪。

在上述「四舊」的報復下，全球已很難重返「和平與發展」共識下的運行狀態，而在動盪之下，各方博弈將更為激烈，博弈的廣度和深度將持續擴大，包括全球貿易交往機制、貨幣體系、金融互惠安排等都將進入博弈範圍之內。由於在新共識形成之前，新秩序根本無從談起，而不斷升級的多方博弈顯化為局部激烈衝突的風險則在大幅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