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新增4億中等收入者　中國應該怎麼做？

已經步入35歲門檻的小佳，有些不安。她一直認為自己是中國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一員，但是近兩年她有些不敢確認了。

由於她愛人身處的行業自去年以來景氣度持續下行，人員調整和降薪在一些公司裏面屢見不鮮。作為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曾經無憂無慮的小佳開始操心父母幫自己在異地帶娃的醫保問題，並思索如何才能讓自己的孩子在大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

小佳所面臨的困惑，是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擔心的問題。

從中等收入群體滑落至中低收入群體，無疑是現在很多大中城市中產階層的擔憂。幫助更多的低收入群體成功「升級」、實現中等收入群體「擴群」，則是中國學者當下研究的課題。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在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就如何補齊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偏小的短板，接受了媒體採訪。

「中國現在大約4億中等收入群體，還有9億人是低於中等收入的群體。想要實現共同富裕，重點是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提升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劉世錦說。

他的研究顯示，中國可以在未來10年~15年時間裏，推動中等收入群體再增加一倍，新增的4億中等收入群體基本都分佈在民營中小微企業裏。

中等收入群體是「橄欖型」社會結構的主體，是社會和諧的「穩定器」，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堅力量。

2021年8月舉行的中央財經委第十次會議強調：

要着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抓住重點、精準施策，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資本投入，完善養老和醫療保障體系、兜底救助體系、住房供應和保障體系。

這一提法釋放出中等收入群體「擴群」的明確信號。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財政學系主任王志凱告訴《財經》記者，擴大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有助於降低恩格爾係數，改變國人社會消費結構，百姓有更多可支配財力投入終身教育，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助推創新資源集聚。

迄今為止，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數量距離「橄欖型」社會結構的目標依然較遠，這也是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制約。下一步，培育壯大中等收入群體，不僅是中國經濟抵禦風險、對沖下行壓力的關鍵所在，以收入分配改革為核心的社會財富再分配，還將緊密關乎中國社會能否走出歷史周期率的窠臼。

採訪的多位專家認為，拉美國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等事例說明，官商勾結、腐敗尋租、行政性壟斷、社會不公、資本暴利等問題，將阻礙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減緩機會均等化帶來的社會流動性上升趨勢，甚至引發社會撕裂和動盪不安。

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將對中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進程造成破壞性影響，並給中國的共同富裕之路投下巨大陰影。

一、何謂中等收入群體？

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個地域在一定時期內收入水平處於中等區間範圍內的所有人員的集體，是隨着社會經濟發展改變而改變的中等收入群體的集體總稱概念，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來衡量。

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概念接近於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或階層）概念。

當前，中國學術界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定義並沒有整齊劃一的標準。

據《財經》記者了解，關於中等收入群體的界定和測度，學術界還存在一定爭議。目前，中西方學者通常會運用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兩種方法，作為測量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標準。

其中，絕對標準主要以世界銀行確定的每人每天收入10美元~100美元為中等收入標準。相對標準是指根據收入分佈中位數或者平均值的一定區間來確定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標準。

2019年1月21日，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國家統計局測算，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人口已經超過4億人。

寧吉喆在答記者問時表示，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群體，國家統計局測算中等收入群體標準是，以中國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元至50萬元之間，目前已經有4億多人，約1.4億個家庭，有購車、購房、閒暇旅遊能力。

放眼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於中等收入群體的衡量標準尚未完全一致。

據新華社報道，世界銀行以貧困線（日人均收入1.9美元）為參照系，提出日人均收入介於10美元至50美元或10美元至100美元的人為中等收入群體——按照這一數據，中等收入群體的月收入門檻大約2000元人民幣。

2015年10月，瑞士信貸報告指出，以美國的5萬~50萬美元為基準，以IMF版本的購買力平價進行匯率換算，個人財富在2.8萬~28萬美元的中國人，是中等收入群體的一員。

艾瑞諮詢2016年發布的《中國中等收入人群需求金融報告》顯示，月收入在8000元至5萬元之間的，才算中等收入群體。

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軍對《財經》記者表示，近年來，中國經濟進入了轉型陣痛期，許多傳統產業面臨下行壓力，居民收入增速放緩，再加上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較為緩慢，使得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增速也在不斷放緩。

王軍認為，雖然現在中國有4億左右的中等收入群體，但中國還有大約8億的低收入群體。未來的10年~20年，中國亟待通過「擴中、限高、提低」的改革，力爭在2035年左右，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總量翻一番的目標。

毋庸置疑，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也在逐漸提高。但是若採取一些國際標準，與發達國家進行對比，就會發現中國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仍是偏低的，並且城鄉差異非常明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路正長。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近期公布的研究數據顯示，基於歐盟28個國家收入中位數的60%~200%作為界定中等收入群體的上下限，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僅為24.7%。

相比之下，西歐的英國、德國、法國、北歐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在70%左右。雖然美國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略低，為55.9%，但高收入者佔到30.5%。亞洲的韓國、日本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在60%以上，俄羅斯也達到49.3%。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彥斌對《財經》記者分析，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佔比偏低，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從收入端來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體制機制不夠健全，這是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的根本原因。

從支出端來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廣大中等收入群體家庭的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方面負擔較重，這是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

從債務端來看，快速攀升的房貸等債務負擔壓在中等收入群體頭上，弱化了中等收入群體的幸福感。

因此，擴大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要從收入端、支出端、債務端三個方面入手。

陳彥斌表示，從收入端，要依靠有力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等政策，改善中國目前貧富差距較大的不利格局。從支出端，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根本性地減輕居民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的後顧之憂，降低居民預防性儲蓄支出。從債務端，要明顯改善中等收入群體的居民資產負債表，特別是要減輕居民房貸負擔對支出的擠佔。

二、如何避免「M型」塌陷

各國統計數據顯示，由於高收入群體在社會中佔比偏少，中等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兩者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

實際上，在中等收入群體的培育上，不少發達國家曾走過彎路。

一些國家曾經出現過年收入在2.5萬美元~7.5萬美元的中產階層人口逐年減少、年收入在2.5萬美元以下和7.5萬美元以上的群體人數卻不斷增加等現象，形成了中間凹陷的「M型」社會結構。

例如，在日本，過去幾十年中，隨着中產階級的壯大，群體間也在分化。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後，中產階級的中間階層由於各種壓力，開始出現塌陷，這個變化在十多年前被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形象地稱為「M型社會」。

如今，在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中，是否也存在「M型」財富結構、收入結構？中國的未來發展會不會出現「M型」消費結構？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教授孫群力對《財經》記者分析，整體來講，中國社會正在緩慢朝着「橄欖型」社會結構演進，中國政府也採取很多措施，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調節過高收入，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處於穩步擴大過程中，暫未觀察到「M型」社會結構。

不過，孫群力表示，曾有學者提出，中國社會近年來開始呈現出「葫蘆型」收入分配結構，雖然這種結構相對於「金字塔型」結構是進步，但還遠未達到理想的「橄欖型」結構。中等收入群體處在葫蘆形中間，比重較小。恰恰是「葫蘆型」結構導致收入差別較大，背後的根源在於城鄉二元經濟體制。

當前，儘管中國朝着「M型」社會結構前行的擔憂未必成為現實，但是日本等國的前車之鑑值得警惕。多位專家提醒，中國社會要避免中等收入群體「M型」塌陷，首要的是保持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速，保持經濟穩增長。

王軍告訴《財經》記者，宏觀經濟劇烈波動不利於居民收入穩定增長。

現階段，中國正處於經濟轉型期和新舊動能轉換期，一方面，要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實施創新驅動，提升勞動生產率，改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儘早通過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縮小城鄉差距；通過轉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縮小區域差距；通過打破平台壟斷和行政性壟斷等壟斷行為，縮小不同行業間的收入差距。

實際上，在提高中等收入群體佔比、通往共同富裕道路上，壟斷可謂是橫亙在前的最大「攔路虎」之一。

李實的研究顯示，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時候，中國不同部門之間工資差距非常小，高工資和低工資的差距大概只有30%左右。但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一些壟斷部門的收入增長遠遠高於競爭部門的收入增長，這背後體現出壟斷帶來的問題。

壟斷不利於就業、破除壟斷有助於增加就業，這已是社會各界的共識。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李迅雷對《財經》記者建議，一些線上壟斷企業利用資本力量越做越大，加速了財富集聚。因此，在反壟斷領域，應當鼓勵多種形式的企業經營，對線上企業開展線下業務進行限制，讓更多的人有就業機會。

在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教授劉勁看來，對於大型網路企業進行反壟斷的方式、方法、速度、市場預期的管理，是一件細活。一方面要去除企業發展過大帶來的壟斷效應；另一方面必須顧及到這些調整對其他民營企業和高科技創新等領域的影響。

「對於中國接下來要實現的共同富裕目標而言，國企改革至關重要。與民營企業相比，一些國企運營效率偏低，並且中國的國企在對外參與國際競爭過程中，預計也將會遇到越來越大的反壟斷壓力。」劉勁告訴《財經》記者。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形成了三個領域的行政性壟斷，即能源、原材料行業（石油石化、煤炭、電力、礦業和冶金）和非金融高端服務業（郵電通信、民航鐵路等）的上游國企行政性壟斷，以國有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業行政性壟斷，以及地方政府對城市商住用地的行政性壟斷。

因此，陶然對《財經》記者建議，未來中國首先要通過國企、金融、住宅用地供應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打破「三領域行政性壟斷」，才能有效降低民營企業生產成本和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活和居住成本。

三、推動邊緣人群「進群」

2019年1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18年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對於不同收入群體劃分標準，其指出：低收入群體是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調查對象。

按照2020年的收入水平來看，中國大概還有8億~9億的低收入人群，而這些低收入人群主要分佈在農村。讓他們躋身中等收入群體，是政府和學界關注的重大問題，也是中國實現共同富裕最大的障礙。

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張紅宇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應當構建農民增收的宏觀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群體的數量不斷縮小，到2035年，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佔比大概率將下降到15%以內，到2050年佔比下降到5%以內，絕對數量控制在1000萬到2000萬。在此過程中，中央財政要向糧食主產區、向脱貧地區傾斜。同時，中國在制定共同富裕行動綱領過程中，農民收入應作為核心的考核指標。

多位行業專家預計，中國已經全面脱貧，有一兩億人群站到了中等收入群體的邊緣。接下來，要讓這部分人群進入到更高收入的隊伍中去，就要讓他們獲得持續創富的能力、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

科學技術進步和創新對中低技能人才收入增長影響較大。因此，加強農村科普、推動科技下鄉、提升農民工人力資本水平，通過專家和技術人員對農户進行技術培訓，是實現農户和農民工收入水平增長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來看，所謂中等收入群體的邊緣人群，不僅包含傳統意義上的農户和農民工群體，也包括剛畢業的大學生、部分自由職業者和小微商户等就業脆弱群體。

此外，新冠疫情多點散發態勢下，航空、餐飲、旅遊、健身等收入鋭減行業的從業人員，「雙減」等政策影響下的教培行業人群、新興網路行業35歲以上人群，以及一些摩擦性失業人群等，都需要更多社會關注和支持。

如何讓更多邊緣人群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多位專家對《財經》記者分析，一方面，要強化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尤其是加強高端職業教育。另一方面，完善勞動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務制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部副部長卓賢認為，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階段，農民工獲得人力資本提升的重要渠道是在工廠裏學習基本技能。例如，在德國，汽車產業的成熟工人和技術、品牌、銷售等職能相結合，讓製造業工人能夠獲得更高收入。中國要縮小收入和財富差距，就要探索通過制度創新，更加突出人力資本的再生產和再分配。

李實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包括各種各樣的社會福利政策，更多還是要瞄準中低收入人群，以及瞄準他們的下一代，讓中低收入人群的子女能夠享有更多的發展機會和培訓機會，提高他們的發展能力。如果讓低收入人群的下一代成為中等收入人群或富裕人群，那麼中國收入分配改革和共同富裕目標自然就能實現。

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待遇和社會保障等權利，是擺在進城農民工前面的「隱形籬笆牆」。

但是如果把低收入群體納入到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覆蓋範圍裏，讓該落户的人落户、該納入社會保障的人納入社會保障，政府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將會加重。要增加這方面的支出，由誰來買單？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王小魯對《財經》記者表示，這個問題涉及到政府支出結構的調整，政府能不能把不必要的投資減下來？另外，拿出國有資產，來彌補社保基金的不足，是題中應有之義。國有資產本就應該是全民的公共資產。

聯辦財經研究院課題組報告提出，鼓勵農民落户城鎮，享受與城鎮居民相同水平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推進社保全國統籌，在2025年前完成人社部規劃的城鎮居民全國統籌的社保體系改革，將劃轉給社保基金的國有資本權益納入社保收支體系，置換中央和地方財政對社保收支缺口的補貼。

報告建議，完成上述改革後，儘快推進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權益國有化，從而納入城鎮居民的社保體系，收支缺口由國有資本彌補，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全國統籌的社保體系。

四、完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值得關注的是，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被視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構建「橄欖型」社會結構的關鍵突破口。

當前，由於中國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於勞動收入，居民收入韌性不足，財產性收入的兩極分化成為培育更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的堵點和難點。學者們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應當兼顧「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兩項目標，這對政策的精準度和平衡性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多位受訪專家對《財經》記者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主要難點就是切實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必須統籌運用，並且這三個分配層次需要綜合發力，不能因為對中央政策理解有誤，而在政策執行上有失偏頗。

初次分配之後形成了三大主體的初次分配收入，分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企業可支配收入，這三項收入之和就是國民總收入。

截至目前，中國的初次分配呈現出什麼樣的格局？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許憲春研究發現，在初次分配中，中國政府所拿的生產稅和發達國家政府相比較多，也就是說，中國的生產稅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比美國等發達國家要高，而中國的勞動者報酬、財產收入和發達國家相比是偏低的。

孫群力告訴《財經》記者，在初次分配階段，應當發揮市場與政府的作用，不斷提高勞動報酬佔比。在推進市場化改革進程中，進一步完善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將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與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緊密結合起來。

以土地市場為例，多位學者提出，中國現在還沒有真正的土地市場，而土地市場的形成是與農民利益密切相關的。現在中國的狀況是，農民擁有土地，是名義上的土地主，但是從土地中得不到太多收益。因此，完善要素市場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最有效制度因素。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北師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長宋曉梧分析，中國勞動力市場建設不夠完善。實際上，現在將近3億農民工工資被壓低。要解決農民工的問題，就要從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行政隔絕上破題。

在中國，做好再分配是保證公平與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和強有力的平台支撐。然而中國現行的再分配製度顯然還存在諸多不足。

宋曉梧透露，很多發達國家通過再分配，能夠將基尼係數從初次分配的0.5左右縮小到0.3左右，但中國初次分配的基尼係數是0.46左右，經過再分配還是0.46左右，沒有大的差別。

王志凱告訴《財經》記者，再分配最大的難點是真正凸顯公平。

眾所周知，企業與事業單位、政府機關的養老金或退休金待遇差異，已經成為國人眼中長期的詬病。諸如此類的問題與不足，在中國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既不是孤例也不在少數，嚴重影響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和共同富裕的實現。

孫群力對《財經》記者分析，在再分配階段：

首先，應當對稅收結構加以調整，增加房產稅、遺產稅、贈與稅等有助於調節收入分配的稅種，同時減少間接稅的比重。

其次，增加對低收入和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力度。儘管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覆蓋城鄉的龐大的最低生活保障體系，但是其保障水平還是偏低的。因此，還需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

最後，雖然中國初步建立了覆蓋全社會的養老保障制度和醫療保障制度。然而，這兩種保障制度都有共同的問題，即不同人群享有不同制度，制度之間有明顯保障水平差異。因此，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才能縮小不平等程度。

孫群力認為，下一步，中國應當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完善慈善捐贈稅收優惠制度，鼓勵企業和個人積極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擴大社會資金向低收入群體的轉移規模，形成三次分配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進一步補充，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談到三次分配，同樣繞不開的問題是社會公益和慈善事業發展的環境、制度和政策問題。這方面，主要還是和政府各種各樣的規章制度、限制性政策有很大關係。例如，在整個中國，現在能拿到慈善機構許可證的單位並不多。

李實認為，接下來，中國需要鼓勵社會組織和慈善事業發展，還要提供更加便利的公共服務。現在雖然很多有錢人想做慈善，但是在中國做慈善可能碰到各種各樣的障礙、限制。政府還可以提供稅收優惠等激勵政策。政府需要和慈善組織配合，來做一些公共服務的事情，解決資金配套問題。

李實等專家表示，若從中等收入群體的角度提高社會需求，政策的着力點應該放在兩方面：

一是如何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

二是如何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率，讓中等收入群體既能消費也敢消費，從而達到拉動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