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軟亞研拒收國防七子，中國AI的黃埔軍校走到了盡頭

聽到MSRA（微軟亞洲研究院）停招北郵學生時，吳楠（化名）的心中並沒有太大的波動。

「主要還是幾個學長的壓力比較大，他們在微軟亞研這一塊投入了很多時間精力。」

4月13日，「MSRA停招國防七子及北郵學生」的消息在知乎出現。一天之後，這個話題就登上了熱搜。經過大量網友（其中包括吳楠學長）的反覆確認後，他們確認了這條消息的真實性。美方翻雲覆雨的「實體清單」，也開始在北郵學生身上發威。

根據吳楠的說法，微軟亞洲研究院停招之後，他的學長一直在積極聯繫mentor，儘可能保證工作和論文不受影響。「上一次強調實體清單的時候，『國防七子』的學生也有類似的問題，大家都是照葫蘆畫瓢，如果情況實在很差，心裏也會有個預期。」

一名學長跟吳楠表示：「解決問題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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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AI的黃埔軍校

在以吳楠為代表的中國計算機/人工智能專業學生群體中，微軟亞洲研究院就是一塊「黃金敲門磚」。這與中美網路產業的「蜜月期」不無關係。

1991年，微軟旗下的操作系統Windows3.0剛剛發布，正在攻關WindowsNT。為了保證公司在行業的領先地位，比爾·蓋茨決定成立微軟總部研究院。

當時的美國計算機行業，也有高強度競爭帶來的「內卷」問題。1997年，比爾·蓋茨在微軟前任首席技術官麥爾伏德的勸說下，決定將研究院開到中國去。麥爾伏德給出的理由，也相當有說服力：

「1990年代之前，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每年產出計算機博士最多的地方——現在中國超過去了。」

1998年，微軟亞洲研究院的前身「微軟中國研究院」成立了，語音識別專家李開復擔任首任院長。在當時，電話還要單位共用，上網屬於奢侈消費。然而研究院卻依舊打電話、發E-mail聯繫國內博士生。研究院構建團隊的難度，堪稱在沙漠裏挖水井。

由於物質條件實在有限，李開復為了說服海外精英回國，也是磨破了嘴皮子。折騰了一年之後，以張宏江、李開復、沈向洋、張亞勤等人為代表的管理團隊逐步成型。「中國研究院」也就變成了格局更大的「亞洲研究院」。

2002年，研究院首次在計算機科研領域最負盛名的國際圖形學年會SIGGRAPH上發表了4篇論文。又過了3年，微軟亞洲研究院放出的9篇論文全部被SIGGRAPH收錄，相當於全年論文數量的十分之一。微軟亞洲研究院因此成為微軟的「人工智能橋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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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成就 漸行漸遠

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故事聽起來揚眉吐氣，但是它在公司最開始的定位卻有些邊緣化。

創建研究院的李開復，是靠AI語音識別起家。建設微軟亞洲研究院，目標也是人工智能。可是微軟在2006年以前，專注的是操作系統和移動終端，亞洲研究院的論文再好看，也很難幫助業務，所以當時的研究院更像一個學術部門。

不過隨着微軟參與搜索引擎Bing，智能語音助手小娜等項目的開發，人工智能在微軟的主營業務中顯得更加重要。雲計算和AI技術的實用化，也讓微軟亞洲研究院成為了中國AI的技術主力。創設研究院的李開復，成了中國的「AI教父」。當過副院長的王堅，成了阿里雲的創始人。就連後期加入的湯曉鷗，也成了「商湯系」的締造者。

「不過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吳楠表示，「如果從我們的角度看，微軟亞研就是一個有研究員的好單位，找學術大佬抱大腿，讓博士帶我做項目。去當個實習生工作幾個月，也能憑這段經歷混個好一點的Offer。」

冥冥之中，微軟亞洲研究院似乎有着「黃埔軍校」的氣質：一種讓後人難以想象的默契。

奇怪的是，當中國AI產業愈發紅火時，作為人才源頭的微軟亞洲研究院，卻在有意拉開跟中國的距離。

這一切要從2019年《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說起，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微軟亞洲研究院發表的三篇論文中，作者包括國防科大的「研究人員」。其中一篇論文甚至可以「藉助人臉反光繪製場景地圖」，可以大規模使用到「監視」和「審查」行動中。

然而這篇文章的主要評價來源，卻不是論文本身，而是新美國基金會的「中國政策專家」薩姆·薩克斯和外交關係委員會「網絡空間政策主任」亞當·西格爾。

查詢這兩位專家的簡歷可知，新美國基金會是標準的「自由派智庫」，在技術政策上鼓吹中國製造「技術威權」。亞當·西格爾也算是外交關係委員會中的自由派，經常「評論」中國技術企業的「隱私問題」。

更加有趣的是，新美國基金會的主要資助人，是標榜「技術自由」的谷歌。這也讓人懷疑《金融時報》的這篇文章，似乎是在給人拉偏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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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伐」走向「長征

然而這種文章的出現，確實給微軟亞洲研究院造成了不小的壓力。此次事件之後，微軟亞洲研究院為了避免被人「興師問罪」，在內部開展了「除名運動」：只要實習生的學校涉及國防科大，就要從作者名單中剔除，也不能使用學校作為單位發表論文。

「從我學長的經歷來看，微軟也不想惹麻煩。」吳楠表示，「像是微軟亞研的一些宣傳資料，就要儘可能地降低敏感院校的存在感。像是一些開源項目，也要把特殊院校的人給繞開，因為會有人用『不夠開源』做文章。」

至於後續影響更大的10043清單，主要目標則是「以國家安全為名，禁止特定中國留學生和學者獲得簽證」，直到最近才直接影響到了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日常運行。目前可以確定的「限制令」中，受到「實體清單」影響的，也主要是研究院基層的實習生。

不過吳楠表示，只要「限制令」已經出現，後續的發展就已經不受控制。「10043清單本身就涉及AI領域，只要進了清單，就有各種理由去做各種事情。過去我們是因為留學影響太大，所以關心簽證。如果研究院也扛不住，說不定微軟會完全撤出去。」

吳楠提到的「退出」可能，指的是IBM中國研究院。

作為外企中國研究院的另一位代表，IBM中國研究院1995年就來到了中國，比微軟還早了三年。研究院的主要業務，也分佈在環境保護、物流供應、醫療服務等基礎領域。由於IBM的營收和淨利持續縮水，IBM難以供養一個無法盈利的研究所，IBM中國研究院因此在2021年1月關閉。

與IBM相比，微軟的研究院雖然也經歷過大量人事變動，但是由於國內AI產業的蓬勃發展和微軟的AI研究需求，微軟亞洲研究院並沒有遇到那麼大的生存壓力。不過微軟面對的，卻是一種更加不講規律的壓力，以至於微軟也只能通過「內部補丁」來避嫌。

不過從已知的情況來看，微軟能夠承受的壓力並不多。目前已知微軟亞洲研究院歷任高層中，距離「國防七子」相對較近的周明（前研究院副院長，哈工大博士學位）已在2020年底離職。研究院現有高層的就讀院校，也並不在「10043清單」當中。「國防七子」和北郵的學生如果繼續在微軟任職，可能連基本的庇廕都沒有。

曾經的努力和默契，變成了規避和驅逐。AI產業的當代史，也從國內海外的相互成就，變成了本土人才的「反圍剿」和「長征」。經歷過這一切的微軟亞洲研究院，似乎真的成了中國AI的「黃埔軍校」。

作為這一切的見證者，吳楠選擇苦中作樂：「既然微軟這麼看得起北郵，我也希望領導多給點經費，改善一下沙河的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