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之困

隨着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中國製造的成本優勢難再續。2012-2018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比重連續7年出現雙降，7年間減少了2600多萬人，2018年年末全國就業人員總量也首次出現下降。

2008-2018年，從事製造業的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的平均年增長率為-2.84%，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佔比，從2009年的42.8%下滑到2016年的35.1%。

近些年，工廠工人加速流向第三產業，如快遞、外賣、直播等。2019年快遞從業人數突破1000萬人，外賣員總數突破700萬人。2020年大疫之年，網絡配送、直播電商等擴張，加劇了勞動力的遷移。

然而，勞動力成本上升只是中國製造困境的冰山一角。中國製造的真正挑戰是被困在一個龐大的宏觀系統之中。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剖析中國製造的系統性困境。

本文邏輯

一、成本之困與兩頭擠壓

二、創新之困與投資緊縮

三、系統之困與宏觀挑戰

成本之困與兩頭擠壓

與第三產業相比，製造業在工資、工作環境等方面的競爭力偏弱，尤其是對年輕人缺乏吸引力。統計局發佈的《2019年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從事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平台的農民工月均收入為4667元，從事製造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為3958元。

新一代工人更易掌握駕駛、網絡配送、直播電商等技能，他們更願意從事相關職業，而不是在工廠工作。報告顯示，50歲以上農民工在製造業中的比重快速提升，2008年這一比例為11.4%，2017年超過20%，2019年達到24.6%。

與上一代工人不同，年輕人渴望在城市生活，而高房價提高了生存成本，給他們構成巨大的壓力。這種壓力讓他們逃離工廠，工廠的僱傭成本上升。這是貨幣超發的成本傳導機制。

勞動人口下降、工人流失以及工人年齡結構老化，導致製造工廠招工難度加大，僱傭成本上升。問題是，製造工廠的薪資提升空間不足。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中國不少製造工廠不是沒有訂單而是沒有人。他們面臨同樣的窘境：不提高工資招不到人，提高工資沒有利潤。這單接還是不接？有些訂單為了維持客户關係，沒利潤甚至虧本也硬接下來。

除了工資成本外，製造業正面臨原料和運輸成本上漲的壓力。大疫之年，全球貨幣超發，上游大宗商品價格上漲。2020年中國大宗商品CCPI指數，從4月的113點漲到12月的158點，全年漲幅8.2%。其中礦產類全年漲幅高達44.3%，銅價在2020年下半年累計上漲23.6%。國際原油價格在2020年上半年砸下大坑後快速反彈，2021年3月已恢復到約60美元一桶。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抬高了原料採購成本和運輸成本。

如今，中國製造面臨人工、原料和運輸三大成本上升的壓力，而製造企業沒有足夠的利潤空間來消化成本壓力。中國製造業平均利潤率偏低，工信部給出的數據是僅為2.59%。為什麼製造企業不能提高終端價格？

我們先看美國的情況。2021年開始，美國終端消費品價格上漲迅猛。3月份，美國CPI為2.6%，剔除食品和能源的影響後，核心CPI按年增長1.6%，而PPI達到4.2%，創2011年以來最大按年漲幅。美國的市場相對平滑，貨幣洪流衝擊之下，從上游大宗價格，到生產價格，再到終端的消費品價格，都全面上漲。

但是，中國的情況有點不同。中國上游大宗價格和生產價格猛漲，但是終端消費品價格上漲滯後。2021年3月中國PPI為4.4%，而CPI只有0.4%。這是為什麼？

我們通常説，貨幣超發，大水漫灌，引發通貨膨脹。但是，如果貨幣流向被改變，可能出現結構性通脹。比如房地產通脹，製造業通縮，又如上游大宗市場通脹，下游消費市場通縮。終端消費品價格是否上漲（全面通脹），除了貨幣信用崩盤外，關鍵看貨幣是否流向了終端消費市場，即家庭是否有足夠的消費能力。

美國市場的價格為何全面上漲？美國的家庭消費能力比較強，這場疫情對美國家庭資產負債表的打擊不如2008年金融危機。同時，美國兩屆政府都給家庭發放了不少貨幣。大宗商品和生產價格上漲，美國企業會提高終端價格，以消化成本壓力。這就相當於超發的貨幣，通過成本傳導和直接注資兩種方式傳遞到了終端市場，提高消費品價格。目前，寶潔公司、金佰利紙業均宣佈，因大宗商品成本上漲，計劃在下半年上調產品價格，漲幅均為5%-9%。

是否形成輸入型通脹？

美元超發，投資需求和終端消費共同推動全球大宗價格上漲。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抬高了中國大宗商品價格和生產價格指數。但是，是否會像美國市場一樣上游的價格上漲傳遞到下游消費品市場？

這要看中國家庭的消費能力。中國發行的貨幣，大量流入房地產、央企、國企及投資領域，而非消費市場和家庭部門。從整體上來説，中國家庭消費能力偏弱。如果企業提高終端消費品的價格，消費需求下降，銷量下降，價格回落。當然，價格彈性小的生活必需品，企業提高價格，銷量下滑不明顯，這類產品的價格上漲會明顯一些。

可口可樂漲價就是最好的例子。日前，可口可樂全球高管表示，未來12-18個月大宗商品環境「具有挑戰性」，通脹今年可控，但是2022年是一大挑戰，計劃提高美國乃至全球範圍的可口可樂產品價格。

有趣的是，這一漲價消息在中國衝上熱搜，一些網友表示對可口可樂漲價「壓力山大」。難道中國人連喝一杯可樂的錢都付不起嗎？當然不是，可能是中國消費市場對價格上漲更加敏感。隨後，中糧可口可樂不得不對外表示，終端市場的價格不漲，價格調整範圍僅限於餐飲渠道的3款易拉罐產品。

這就是中國市場與美國市場的差異。但是，這不能説中國結構性通脹比美國全面通脹更好。不論通脹發生在何時何地，都是一種經濟災害、財富掠奪和精神鴉片。

我們回到製造業。中國製造的上游大宗商品價格和生產價格上漲，下游終端消費品價格不漲、微漲或局部漲，那麼上升的成本最終由誰來承擔？就如可口可樂如果終端不漲價，上漲的成本壓力由誰來消化？

PPI上漲和CPI微漲之間形成的剪刀差，剪得就是製造企業和物流企業的利潤。下游大型企業及品牌企業，如可口可樂、沃爾瑪、麥當勞、小米、美的電器等，憑藉對終端的控制優勢，具有更強的議價能力，將成本上漲的壓力壓給上游製造商和供應商。要不死死壓住採購價，要不微漲採購價，然後延長付款周期。一些大型企業的供應商苦不堪言，加工、配套的利潤壓得極低，付款周期拉長，貨物佔款規模龐大。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工廠又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原材料。下游大公司又以未結貨款為抵押對上游供應商提供貸款，以支持後者購買原材料，持續為其供貨。這樣，供應商又增加了利息成本。很多供應商不敢失去大客户，僅以微利維持，然後通過大客户的品牌效應來接小客户的訂單獲利。

除了製造領域，物流運輸也遭遇成本擠壓。與製造業相關的大貨櫃運輸成本連年上升。半掛牽引車（拖頭）駕駛員嚴重不足，該工種技術門檻偏高，需持A2駕照上崗，駕照升級平均需要3年半。同時，駕駛拖頭貨車工作強度大、危險係數偏高，很多年輕人不願意加入，如今主力軍依然是70後，90後佔比極低。珠三角拖頭貨車司機的月工資在1萬以上，但依然招工困難。成本上升的代價往往通過超速超載超時駕駛來彌補，這就加劇了司機風險及道路事故。

所以，貨幣超發與成本上漲，對中國製造構成兩頭擠壓：上游大宗市場通脹，下游消費市場通縮，合力擠壓中間製造和物流的利潤，上漲的成本無法轉嫁，最終打擊供給，壓縮中國製造的生存空間。

創新之困與投資緊縮

在中國市場，上游成本上漲，下游價格不漲，中間一批製造企業受兩頭擠壓而消失。在美國市場，終端價格上漲，中國出口製造還有一定的價格上漲空間，以轉嫁成本。出口製造企業壓力稍微小一些。過去一兩年，國際出口環境變化，有些出口製造企業試圖轉向內銷。但其實，通脹之下的成本上漲，打擊更嚴重的是內銷製造企業。

不過，出口製造企業的價格上漲空間也有限。假如匯率不變，中國出口價格上漲，美國採購商的成本也上漲。中國出口的成本優勢被削弱，當價格上漲到一定程度，美國採購商可能會選擇更低廉的國家採購。

當成本優勢衰退，中國製造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條那就是技術創新。中國製造的技術創新，説了很多年，但是大量的信貸資金流入房地產，私人制造企業對技術研發的投入有限。政府和國有企業投入了不少資金在晶片和新能源上，但是這些國產技術的競爭力依然有限。這是為什麼？

在中國製造領域，不論哪種產品，如果你拿着一個新產品或新配件找工廠生產。得到的第一句話往往是：「這個做不了！」如果你表明來意，第二句話便是：「可以做，但是很貴。」如果你還是不走，最後一句話是：「你要多少量，量大才做。」這説明什麼問題？

這説明中國製造技術創新的第一個難題：規模經濟抑制技術改進。中國製造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據中間環節，很多產品及其配件的設計規格、工藝標準和技術參數，都是由跨國公司決定的。比如，蘋果手機推出新的攝像頭，設計規格和技術參數定下來後，交給深圳的富士康改進工藝標準，圍繞着富士康生存的大規模的配套企業也同步改進工藝。蘋果公司憑藉強大的全球供應鏈管理系統來管控這條供應鏈。

不僅是蘋果手機，其它手機廠商也紛紛採用這一技術參數。如此，圍繞着這一攝像頭的上下游一整套設計規格、工藝標準和技術參數快速建立，然後全球批量化生產，形成規模效應。

所以，在全球化產業鏈中，中國製造企業在技術上處於從屬、配合及被動的位置。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從屬於國際品牌和跨國公司的技術標準；二是依附於大型外資工廠。中國製造百強鎮形成各類大型產業園區，在大型產業園區中，大大小小的私人制造企業圍繞着一家或幾家大型外資工廠而生存。大型外資工廠給定配件標準及技術參數，私人制造企業負責加工。

如果大型外資工廠不改進配件標準和技術參數，私人制造企業是不會主動改進技術和工藝的。如果你拿着新配件、新產品找到他們生產，他們需要重新開模、選材以及改進工藝。這對他們來説有難度，而且成本不容易控制。如果沒有足夠的訂單量和付款保障，沒有規模效應，報價自然比較高，他們不願意冒險改進工藝與技術。現實中，很多工業設計的陳舊、落後和粗糙是肉眼可見的。為什麼不改進？難度不在設計和工藝，而在製造成本。

如何才能改變？

有人説，根本問題是中國企業不是工藝標準和技術參數的制定者，出路就是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想辦法控制終端市場和技術標準。

比如，普通自行車的設計還停留在上個世紀，摩拜創業時試圖改進工業設計。設計改進一點也不難，但是樣圖出來後，沒有供應商願意給他們代工，報價都在三四千一輛。為什麼？如果要生產摩拜自行車，整條產業鏈的核心工藝及配件標準都要改變。如果沒有足夠的訂單和付款能力作為保障，自行車製造商改進工藝和技術的風險是很大的。最後沒辦法，摩拜只能先自己建工廠造自行車，然後帶動上下游改進工藝。但是，最後，摩拜單車及共享單車市場沒有做起來，自行車的工業設計及工藝標準依舊如初。

這當然是一條重要的路，但是最艱難的路。日本的製造技術是世界頂尖，他們在這條路上也走得艱難，甚至一度節節敗退。那怎麼辦？日本的做法是更加開放、更加聚焦。日本企業融入國際市場，技術上聚焦於一個環節。比如索尼做不好整個條鏈，就聚焦於光學技術和鏡頭；松下做不好終端市場，就聚焦於電池製造。

中國應該更加開放，更加聚焦。所謂的鯰魚效應，引進特斯拉和蘋果公司，全面提升了整條產業鏈的技術參數和工業水平。蘋果公司派技術人員幫助供應商的供應商改進工藝。但是，關鍵是深耕。技術參數和工藝標準未必是終端企業確定的。比如，特斯拉開始從日本松下採購電池，電池技術的標準是由松下確定的。又如，台積電是一家晶片製造巨頭，突破了5納米制程。蘋果等跨國公司紛紛砸來訂單，iPhone 12搭載的正是5納米制程的晶片。蘋果訂單貢獻了台積電2020年25%的營業收入。如今，晶片荒時期，全球巨頭看台積電。

這就是製造技術確立的產業標準和競爭地位。「微笑曲線」給中國企業家一個錯誤的指向，並不是上游才是技術。其實，在整個產業鏈中，從原材料到加工製造，再到運輸、終端，每一個環節都可以深耕技術。每一個環節只要建立技術優勢，便掌握更多的議價權。比如，前些年很多人去日本搶購智能馬桶。但馬桶的技術不僅在智能化上，還在陶瓷工藝如噴花、切片上。後者才是日本陶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所在。

中國製造的真正出路不是去製造業化，甚至不完全是品牌化、智能化，而是深耕製造工藝與技術。問題來了，為什麼私人制造企業不願意投入技術研發？為什麼國有企業大規模投入而收效甚微？

先説私人制造部門。最近一年，金融監管部門打擊經營貸流向房地產。這項監管任務似乎很重，監管成本也很高，但似乎洪水難當。大量以經營貸為名的資金流向房地產，出現結構性現象：房地產通脹，製造業通縮。

實際上，從2012年開始，個人住房貸款歷史性地取代製造業貸款，成為四大行貸款的第一投放方向。從2008年到2017年，四大行累積投放信貸規模為252.76萬億，其中個人住房貸款為68.84萬億，佔比27%，製造業貸款49.34萬億，佔比為19%。再加上房企貸款，十年內四大行投向房地產的貸款規模總計達87.96萬億，佔比34.8%，遠超製造業貸款。

房地產市場吸收了大量的信貸，中國私人制造部門則融資難、融資貴。大量資金流向房地產，房價持續高漲，工廠主對製造的投資收益率遠不如其太太在房地產上的投資，如此家庭地位也發生了逆轉。這激勵很多工廠主選擇買房而不投製造業，這促使大量製造業貸款流入房地產。

大疫之年，經營貸利率低於住房按揭貸款。這就形成了套利空間。影子銀行幫助客户將住房按揭貸款置換為經營貸，經營貸資金流入房地產。商業銀行認抵押不認流向，自然傾向於將信貸發給房地產市場。

系統之困與宏觀挑戰

當然，製造業還是商業銀行第二大信貸投放部門。新冠疫情將宏觀數據砸了一個大坑，2021年第一季度製造業投資增速29.8%，高於房地產投資4.2個百分點。其中，高技術製造業投資增長達41.6%。

大規模的投入為何有效產出甚微？

在製造業內部，也呈現冰火兩重天。私人制造部門融資難，而大量製造業信貸被國有製造部門吸收。央企、國企擁有大量的資金投入製造和技術研發，如晶片製造和新能源技術，但是技術成果並不突出。

國有製造部門佔據了往基礎技術延伸的位置，比如航空航天、核能核電、鑽探煉油、頁岩氣、網絡通信等等，私人制造部門無法或難以向這些基礎技術領域延伸。中國私人技術公司擴張有個特點，在終端橫向擴張，控制衣食住行等消費市場，形成T系和A系。為什麼這些企業不往縱深領域擴張？除了終端市場的人口紅利夠大，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縱深賽道存在進入壁壘。即便不是國有控制，也有大量的國有采購。比如，網絡通信設備的技術含量不高，但其採購商是三大電信公司，私人制造部門的交易費用很高。

房地產通脹、私人制造通縮以及國有製造資金富餘，可以發現一個關鍵問題：貨幣配置低效。大量貨幣沒有流入用得好的人手上，沒有用於技術創新。掌握信貸的國有製造部門創新不足，難獲信貸的私人制造部門無力創新，即便獲得信貸的也可能加入了買房軍團。

如果貨幣配置的問題不解決，中國製造不可能開出技術之花。那麼，貨幣配置的問題出在哪兒？

主要原因是貨幣擴張、利率非市場化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歧視和風險偏好。這涉及金融市場與金融制度。中國金融市場並非完全開放，根據蒙代爾不可能三角，選擇匯率固定和資本管制，可以保留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換言之，中國可以自己掌握貨幣政策，擴張貨幣和緊縮貨幣都由自己做主。為何貨幣發行增速迅猛？

這與中國製造有關。製造大規模出口創匯，中國實施結匯制度，保留了大量的外匯。這些外匯相當部分形成外匯佔款在國內發行人民幣。最近幾十年，外匯佔款是央行發行人民幣最重要的信用資產，也是在國內投放人民幣最主要的方式。數據顯示，1993年，央行的「外匯佔款」佔總資產的比例僅為10.5%。此後，伴隨着外貿出口暴增，外匯佔款持續攀升，到2013年12月，達到了峯值83.29%。到2020年3月，外匯佔款規模為21.2萬億人民幣，依然佔總資產規模的58%。

外匯佔款投放的大量貨幣流向哪裏？通過上述信貸數據我們知道，最大的投放對象是房地產市場，其次是製造業，主要是國有製造部門。然後房地產通脹，私人制造部門通縮，佔據基礎技術卡位的國有製造部門資金富餘但效率有限。

到這裏，我們似乎發現，中國製造身處在一個龐大的宏觀系統之中，技術創新難題被囿於這個系統之中。下面，我們有必要看看這個龐大的宏觀系統。這是一個失衡的全球化系統，一個覆蓋中國製造、美國消費市場與兩國金融制度的宏觀系統。它大概有這麼一個形成過程：

第一、美國存在發達的金融市場、消費市場以及強大的跨國公司，中國存在大量廉價的勞動力。這是兩國的比較優勢。

第二、中國改革開放後大規模引入國際資本，廉價勞動力吸引了大量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製造業。國際資本帶來了國際技術，大規模的國際技術遷移是中國製造興起的關鍵。

第三、進入千禧年後，美聯儲開始超發美元，跨國公司攜帶大量廉價資金投資中國製造。中國製造出口創匯，然後通過結匯制度積累大量的外匯，再通過大量外匯佔款在國內投放大量的人民幣。

第四、大量人民幣開始被投放到製造業和基建之中。基礎設施建設形成高效的產業網絡，與廉價勞動力一起繼續維持着低價出口優勢，出口創匯規模迅速膨脹。

第五、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聯儲及全球主要國家央行大規模擴張貨幣，美國跨國公司攜帶大規模廉價美元再次大舉投資中國製造。大規模的外資投資和出口創匯形成萬億級別的外匯佔款，向市場投放大量的貨幣。這時，大量貨幣進入了房地產，2012年開始個人住房貸款替代了製造業成為了四大行第一大信貸投放對象。結果，房價持續通脹，私人制造部門則通縮。

第六、還有一條線不能忽視的是，央行將所儲備的萬億級外匯購買美債，大量美元重新迴流美國金融市場。美國跨國公司再以廉價美元反覆投資中國製造。

從這個全球性的宏觀系統可以看出，中國製造的出口創匯是央行發行人民幣最重要的信用資產。換言之，中國製造是基礎貨幣的基石。

如今，這個系統形成兩條資金流動線：

一、外資線：美聯儲超發美元→跨國公司投資中國製造→外商投資和出口創匯→央行持外匯投資美債→跨國公司再從金融市場上獲取廉價美元投資中國製造。

這條線是一個內外資本循環。跨國公司富餘的資金和強大的技術是中國製造崛起的關鍵。2019年外資進出口額佔中國外貿總值的40%左右，吸納的就業人數佔製造業總就業人數的40%左右。中國出口前十強中有8家是外資企業。中國大量的私人制造企業圍繞着這些大型外資工廠生存，外資大型工廠一旦遷移到海外，這些與之配套的私人制造企業很可能隨之消失。

二、內資線：跨國公司投資和出口創匯→央行用外匯佔款投放貨幣→貨幣流向房地產和國有製造部門。

2019年，私人制造部門進出口額佔中國外貿總值的42.7%，國有製造部門的這一數據是16.9%。同時，私人制造是中國製造吸納就業人口的第一大部門。

從這兩條資金流動線可以看出，中國製造被困在這個不穩定的宏觀系統之中。中國製造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第一條外資線，也就是跨國公司。但是，這條外資線存在兩大問題：

一是如果要穩住外資，就必須維持低廉製造優勢，如此工人收入如何提高？工人收入無法提升，中國內需、民眾福利和經濟如何持續增長？

二是這條外資線導致中美兩國經常項目失衡：中國長期大規模順差，美國長期大規模逆差。同時，中國持有萬億級美債，美國製造業持續衰落，容易觸發兩國的貿易矛盾和金融風險。

可見，這條外資線是不可持續的，正在逼近金融與政治的極限。

再看內資線，這條線也存在四大問題：一是大量外匯佔款持續投放貨幣，房地產泡沫嚴重；二是私人制造部門貸款難、貸款貴，對技術投入不足，國有製造部門資金富餘但創新效率偏低；三是吸納了58%的製造業就業人口的私人制造部門長期通縮，工人工資及家庭收入增加緩慢，國內消費市場低迷，加劇製造業通縮；四是貨幣寬鬆引發的房地產價格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抬高了製造業的原料、運輸、租金和人工成本，製造企業無法將上漲的成本完全轉嫁到低迷的終端消費市場，遭受兩頭擠壓，生存空間萎縮。

所以，內資線和外資線都不可持續，欲拯救中國製造先拯救宏觀系統。從勞動力成本上升一步步追溯到這個龐大的宏觀系統，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全球化宏觀系統正在遭遇結構性與泡沫性風險，而中國製造，尤其是私人制造企業，在其中只能被動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