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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博:滯脹離我們有多遠?

    劉博:滯脹離我們有多遠?

    此次疫情給全球供給側帶來多層次衝擊,包括大宗商品和勞動力供給衝擊,以及全球供應鏈的衝擊,威力不亞於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這不僅提高經濟運行成本,還因為供給不足而打壓經濟增長。3月份以來黃金價格大幅上漲,美國國債實際利率向下、同時通脹預期向上,顯示市場上的部分「聰明錢」開始佈局「滯脹」主題。

    「滯脹」一詞似乎只限於經濟學教科書,因為現實世界,已經足夠久(30-40年)沒有出現過典型的滯脹。頂多是因為通脹對經濟增長的滯後性,導致短暫的出現增長已經放緩,但通脹還保持高位。比如,2011年四季度的中國,當時經濟增速已經回落,PMI跌入收縮區間,但CPI因為慣性還保持在4.5%以上,這種錯位也就僅持續了一至兩個季度,這當然不是典型的滯脹。

    我們認為,典型的滯脹 ,一定肇始於供給側的巨大沖擊。比如,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是引發70-80年代主要國家滯脹的關鍵。反觀此次疫情,給全球供給側帶來了多層次的衝擊,威力可能並不亞於石油危機。

    第一層是對大宗商品。美國的頁岩油、巴西的鐵礦石和智利的銅礦,因為這些國家疫情較重,導致供給短缺,對油價、鐵礦石和銅價的上漲起到推動。

    第二層是對勞動力供給。這在美國4、5月份顯著不及市場預期的非農就業數據中表現突出。一些老年人因為疫情關係可能提前退休,永久性退出勞動力市場;女性因照顧在家的兒童,也長時間離開工作崗位;空前的對家庭部門的救助刺激,助長部分工人的「惰性」,選擇主動「失業」。這些因素帶動美國平均小時薪資增速超預期、勞動參與率有所下降、在崗員工的工作時間也在持續增加,凸顯美國企業部門的招工難。

    第三層是對全球供應鏈。2020年全球FDI流量按年下跌42.3%,反映全球供應鏈的投資和生產活動顯著收縮。晶片較為依賴全球供應鏈,晶片荒當前已經波及到多個下游行業。美國4、5月份CPI分項中,二手車漲幅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晶片荒導致新車供給受限,大幅抬升了二手車的價格。

    與需求拉動的通脹不同,供給衝擊帶來的通脹不僅推高了經濟運行成本,還因為供給不足而打擊生產和投資環節,對經濟增長產生抑制。4月份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基建投資增速均顯著不及市場預期,可能就部分反映了原材料價格暴漲的拖累因素。

    不過慶幸的是,當前主要國家的經濟仍在持續擴張,滯脹似乎離我們還較遠。中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PMI仍顯著高於50%、美國ISM製造業和非製造業PMI也顯著高於60%。但不得不承認,經濟按月動能已經在邊際上有所走弱、中美兩國零售消費按月增速也持續明顯低於預期、全球的防禦性儲蓄遲遲未能有效釋放,這些都反映了經濟復甦勢頭不夠堅實,與通脹率(CPI或PPI)的大幅上行反差鮮明。

    市場上的部分「聰明錢」開始佈局「滯脹」主題。最典型的是,2021年3月份以來黃金價格結束調整,表現強勢,累計上漲達9.7%。黃金在滯脹環境下表現最優,黃金的強勢上漲可以理解為市場的某種對滯脹的擔心。再有,今年3月份以來,儘管10年期美債名義利率有所波動,但和2月底比較變動不大;但同期10年期美債實際利率下降19基點至-0.9%,10年期美債利率所隱含的長期通脹預期上升20基點至2.35%(見圖1)。這種通脹預期向上,實際收益率向下的走勢,是否預示着滯脹的徵兆呢?

    (復旦金融評論提供)

    由此我們預期主要國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仍將繼續維持擴張姿態(如美國、歐元區)、或者繼續以穩為主(如中國),都不會貿然轉向或收緊。因為,當前的通脹是供給側衝擊,需求上的緊縮政策不僅對控通脹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會對經濟增長和市場信心帶來沉重打壓,令經濟雪上加霜,滑向滯脹的深淵。

    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能是「滯脹」難題的破解之道。我們注意到,應對此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中國在供給側有配套政策。比如對鐵礦石,發改委推出的政策包括:第一,加大對鐵礦石資源勘查開發力度;第二,鼓勵企業拓寬鐵礦石進口的渠道;第三,做好社會再生鋼鐵資源的回收利用。類似這樣的破除供給瓶頸、拓寬供給來源的政策,可能會在全球範圍不同國家陸續開展。

    其次是圍繞降低製造業運行成本,為中小微企業減稅降負,對沖漲價壓力。2020年中國使用了精準的財政政策,尤其是一些準財政手段,收到良好效果。這些政策在應對「滯脹」時,可能仍然有效,包括減免社保費、推動國有商業銀行向製造業讓利、大型的資源型上游國企儘量保持價格穩定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等。

    貨幣政策在總量穩定的前提下,可以加大對小微企業、下游個體工商户的普惠金融支持力度。一季度央行的銀行家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小企業的貸款需求指數仍然高達76.5%,顯著高於大企業和中型企業的63.8%和66.8%,顯示信貸資源繼續向小企業傾斜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最後,依靠人民幣升值對沖進口商品漲價壓力並不可取。如果將人民幣匯率當做價格調節工具,需要人民幣較大的升值幅度才能對沖商品漲價幅度,但這會形成單邊升值預期,吸引國際熱錢流入,帶來資產泡沫、增加金融風險,得不償失。

    作者劉博為金馬資本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經濟學家。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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