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從滴滴下架看數字世界的權力博弈

主張自由競爭的總是強者。歷史上堅決主張貿易自由主義的國家都是當時的強國。就像拳擊場上，一個一百公斤重量級的拳手當然願意與六十公斤重量級的「自由」競爭。這樣的競爭是自由的，卻是不公平的。因此在競技體育場上，規則很重要，要按一定的標準分檔和分級，這樣的競技才公平；裁判也很重要，即使同一個重量級的競技，也會經常出現違規行為，此時需要裁判做出制止和裁決。

然而如果一個選手足夠強大，強大到自己可以搭建競技平台和制訂及改變競技規則的時候，他所崇尚的自由不過是強者對弱者的「專制」和「懲罰」。政府對大企業的反壟斷，就是想杜絕這樣的「贏家通吃」情形，讓市場能更加有序的運轉。但是，今天的數字世界，數字與資本的結合、爆發和裂變所產生的後果，已經遠遠超出過去傳統工業時代的理解和認知。無論是社會大眾、公共管理者，甚至是數字平台壟斷者自己，對未來遊戲規則究竟如何確定都缺乏足夠的準備。

他們就像當初五月花號運載到「新大陸」的拓荒者，面對一片廣袤的沒有歸屬的網絡疆土和數字寶藏，盡情的跑馬圈地和開疆拓土。然而這些數據礦藏的所有權到底歸誰？使用權的邊界怎麼確定？在訊息不對稱形成的數據治理權不對稱的情況下，用户的隱私權如何保護？在對這些問題大家還懵懵懂懂不知道如何立規矩之前，先行的數字世界的「殖民者」已經快速的建立起來了帝國，並通過使用權將大量的數據據為己有。但實際上終極所有權的歸屬其實沒有確定。

在這個過程中，數字王者與當權者將迎來一場複雜而長期的權力博弈。對阿里、京東等數字金融業務的限制，對剛在美國上市的滴滴打車的強行下架，都是這場博弈剛開始階段的權力角逐。其實這是整個世界的大趨勢，今年6月15日剛就職的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史上最年輕的主席莉娜.汗，年僅32歲，她的學術論文代表作就是一篇著名的《對亞馬遜的反壟斷》。可見，各國政府雖然熟練掌握對傳統大工業企業的反壟斷，但是對數字世界的平台型企業的反壟斷，卻知之甚少。

從技術層面，如果將市場經濟看做是一個拳擊舞台，數字世界與傳統世界的競技顯然不是一個「重量級」的。前者對後者因為多了一個維度——訊息，可以進行所謂的非同一檔次的「降維打擊」。因為現代經濟、現代社會，就是一個訊息為王的世界。在訊息不對稱的現實中，誰佔領了訊息的制高點，誰就可以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因為人不過是訊息繭房的產物，我們依靠自己所能掌握的訊息、根據各種條件建立的認知結構，來看待和認識這個世界。因此從個人隱私到國家安全，訊息和數據一旦被操控就是致命的。訊息權力金字塔頂端的權力階層，可以高高在上的像人類看螞蟻一樣去俯瞰我們，並通過改變我們自以為真實的訊息來實施操控。同時，通過各種敍事來重構我們的認知和偏好，讓我們的三觀與他們期望的保持一致......

同時，數字世界也是自由主義的絕對擁躉者。尤其是，當數字與資本結合在一起，將會產生核裂變一樣的能量。數字工業革命浪潮對人類歷史產生的影響，將可能遠遠超出過去三次工業革命影響的總和。因為在一個零邊際成本的生產範式下，失去了成本約束的數字廠商，將不可遏制的快速成長為一個通吃的贏家，一個通過自然壟斷來獲取全部權力的「超級壟斷者」，超級權力階層。它們前期將會以一個技術創新者、社會福利的改善者和自由主義的擁躉者出現，通過資本補貼維護「公平」來獲取社會的認可和舊利益集團的妥協，通過技術改進來提高「效率」來快速搭建自己的基礎設施。

數字的魔力

這不是什麼陰謀論或者科幻杜撰，而是現在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數字世界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第一，數字世界看上去很遼闊，沒有邊界，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不過是很狹小的訊息牢籠。由於我們身處其中，且絕大多數人不過是處於「螞蟻」層級，已經被訊息繭房束縛：即時訊息、短視頻、碎片知識等等，不過是算法根據你的偏好、認知舒適度和習慣大數據進行的「內卷式」推送。可以說，人工智能正在將你的訊息繭房越纏越緊，使你更加相信你所能看見的、理解的。而超出這個範疇內的訊息和看法，你將一概不相信。數字世界本來是一個沒有界限，更加遼闊的世界，但卻讓人更加偏狹和固執了。

第二，嚴重缺乏認識當前數字世界的哲學體系，大多數人已經不願意獨立思辨，或者已經失去了這種能力。今天的世界是一個哲學貧困的世界，因此也就是一個缺乏啟蒙和獨立思考精神的世界。哲學的一個重大使命是啟蒙，用古希臘的兩句名言就是：1，我只知道自己的無知；2，人啊，認識你自己。但是當代形而上思辨傳統的衰落，超人哲學、存在主義、實用主義、科學哲學的興起，使得現代人不再去深度思考本質的本源的東西，而是普遍信奉存在先於本質，眼見為實耳聽為虛，有用即正義、實驗和實證等形而下理念。在數字世界中，在非常便利的可以搜索訊息和知識以反傳統、反權威和反專業建制主義的世界裏，更不會有人願意做形而上的本源思考了。數字世界本身就是一個「虛擬」的世界，人們已經習慣了柏拉圖所描述的火把所投射在洞穴上的影像，至於火把背後的「真相」，既是不存在也是不值得去思考的。人在自己的訊息繭房裏獲得最舒服的自在狀態。

第三，數字世界的高訊息密度，碎片化侵佔與浸入，幾乎扼殺了普通人的全部閒暇，而閒暇或者「自由時間流」，對於獨立、系統的思考來說至關重要。叔本華說，閒暇是人生的精華。如同企業的自由現金流之於研發和創新，個人只有「自由時間流」才能進行系統的學習（艱深閲讀經典書籍）和有意義、有深度的思考。然而當前的數字世界裏，各種訊息狂轟濫炸，各類數字平台根據用户的偏好無孔不入的滲入各種訊息流，用碎片化的知識幾乎填滿了人們的所有閒暇。在密不透風的數字世界裏，人們的大腦不能也不願意做深度思考。尤其是一些快餐知識的流行，比如前幾年的「羅輯思維」，用虛幻的知識獲得感假象來侵佔讀者大腦的獨立運轉，更加劇了網絡虛假知識對讀者的麻醉。

然而現實中，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我們的確已經離不開數字世界，或者已經被數字世界「統治」和「奴役」。一種柏拉圖式的「洞穴」哲學圖景正在成為另一種「現實」：現實的物理世界是虛幻的，數字才是這個世界的本質，前者不過是後者的一個投影：

在社交世界裏，我們與未曾謀面的網友建立了親密的關係，卻對身邊的鄰居、同事越來越陌生；

在美食世界中，我們更習慣於從網上尋找心愛的餐廳，更相信網絡上的評價和意見，即使近在眼前的實體飯店我們也抱着懷疑的態度；

在日常使用的物品中，我們更願意從電商、微店、直播中購買，實體店「墮落」為一種附庸，只是為了體驗、試用和試穿；

在日常出行的世界中，我們已經習慣了網約車的接送，對於打着「空車」標誌的出租車卻是敬而遠之，而且充滿了不信任；

在金融生活方面更不用說，一部智能手機幾乎囊括了所有的金融功能，存、貸、匯、股票、基金、保險，等等。

尤其是要注意到數字與金融的結合，大大改變了已有的交易結構和風險傳播機理。量化和人工智能的應用，被動管理的流行，金融社交媒體中敍事的強大力量，正將金融世界推入「後現代金融時代」。貨幣大氾濫的時代，價值投資的信仰基礎已經動搖。訊息傳播如此之快，真偽甄別的成本如此之高，噪音比真實訊息更容易傳播，網紅股票，自帶流量的上市公司，大V的「權威」，幾乎完全顛覆了過去的定價體系。我們必須重視由數字化和貨幣化雙重浪潮疊加帶來的金融市場革命。

由此，一個數字利維坦已經長成，幾乎統治了人們吃穿住行用各方面，而數字企業也已經與金融資本充分融合，形成了實體世界難以抵抗的力量：實體的三維世界，怎麼對抗數字的四維、多維世界——數字世界因為擁有數據從而可以看到他人過去和預測未來。從這個意義上，數據就是時間的權柄。

偉大的博弈

一個史詩級別的博弈，正在數字世界和傳統世界之間展開。拿中國來說，一方面數字中國正以創新者的身份，解決了諸多的傳統難題：1，失業問題，不完全統計數字世界對實體世界的就業吸納達到2億人以上，相當於再造了一個就業大國；2，經濟韌性，數字中國讓中國經濟更富有韌性，這個在疫情發生後得到了最有力量的證明；3，改革攻堅，當線下的中國面臨一系列「改革硬骨頭」無法推進的時候，最市場化的體制在電商平台實現了，而且數字世界的貿易沒有地方保護主義，沒有吃拿卡要的官僚主義，最成功的建立起來了西方經濟學崇拜的競拍機制，建立起來了毫無障礙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最主要的一點是——數字中國的稅費極低，所以中國的數字網絡市場是最自由主義的市場；4，提升國家競爭力，在數字產業的新賽道上，由於同處於一個起跑線，對於發展中經濟體的中國，是最有可能超越發達國家的領域。

然而另一方面，數字技術與金融資本一旦結合，在零邊際成本的革命性技術支撐下（相當於核裂變），以極快的速度野蠻生長為「贏家通吃」的平台，他們在廣袤的數字世界的不同領域分別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國，並與傳統世界的統治者展開了漫長而狡黠的博弈。如果從博弈論的視角對過去進行復盤，可以發現數字平台的獨角獸們，在過去十幾年主要採取了以下四個策略，基本對應着四個依次推進的階段：

階段性策略1，加大敍事投入，以創新者、傳統技術的顛覆者、「網路思維」的傳教士、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踐行者等出現在社會公眾面前，為自己後面的開疆拓土和跑馬圈地進行「合法性建設」。

階段性策略2，加大資金投入，燒錢模式，用金錢贖買既得利益者和新增用户，以及更廣泛的大眾民意。比如嘀嘀打車前期的補貼，拼多多、共享單車、共享充電寶等的價格優惠。當然，這裏面也有同行之間的價格戰競爭。同時，更重要的是，快速做大，吸引大量就業，形成可以影響國計民生的、「大而不能倒」的獨角獸。此時，就具有較大的與政府進行談判的籌碼。因為，它們已經可以供給公共產品！

階段性策略3，加大利益共享，一般會在B輪、C輪拉「國家隊」屬性的資本加入股份，形成與政府公權力之間的利益綁定。

階段性策略4，登錄資本市場，變為公眾企業，資本開始進入「變現周期」。同時為了增厚營收以提高市值，開始利用壟斷地位提高價格，露出了資本逐利的真面目。尤為嚴重的是，這些獨角獸開始利用後台掌握的大數據，利用算法進入「殺熟」模式。筆者在滴滴和攜程就經歷了多次這樣的「被宰」經歷。

而公共管理部門和監管者，由於缺乏經驗和足夠的訊息，尤其是缺乏專業的人才，同時也怕扼殺了這些數字壟斷平台對中國經濟的重要貢獻，在監管過程中也是投鼠忌器、走一步看一步，以至於最後積累成數字世界宏觀管理最大的矛盾：停留在重工業時代監管框架的行動緩慢、以穩定為導向的監管者，與數字時代行動快速、以迭代升級為行動準則的數字資本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由此引致了數字世界的一場巨大的權力博弈——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政府公權與資本私權之間的複雜博弈。

這個矛盾和衝突所衍生的張力，一方面在數字化浪潮的初期，給數字資本開疆拓土創造了寶貴的黃金時間窗口，也客觀上為數字中國的崛起創造了友好的政策環境（發達國家不具備）。但另一方面，當這些數字平台企業成長為掌握核心數據，可以影響國計民生的獨角獸的時候，數據治理問題，個人隱私保護和數據歸屬權問題，甚至是國家安全問題，將成為權力博弈的核心。滴滴下架是這種權力博弈的一種結果，但並不是最終的結果。以樂觀的角度來看，最終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傳統中國與數字中國的良性融合，政府公權與資本私權的最優平衡，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的友善握手。畢竟，時代在向前，誰也阻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