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4年出走了673家高新技術企業，它們都搬去了哪裏？

跟人才的聚集相似，企業的聚集也反映了一座城市綜合的競爭力。

城市制定主導產業，推進用地供給、招商、運營的佈局；企業則根據氣候條件、生存成本、產業鏈等多重因素選擇落腳的城市。

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從一座城市搬遷到另一座城市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拿最能代表科技創新實力的高新技術企業來說，從它們的搬遷路徑中，可以看到哪些城市的企業正在流失，而哪些城市的創新經濟開始發力。

筆者從高新企業認定網上，獲取了近年來所有有記錄在案的高新技術企業異地搬遷事件。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高新技術企業遷移的條件相對嚴格，各地除了對企業年收入有一定標準外，還要求企業連帶辦公地、註冊地、納稅地等完成整體遷移。

地圖上的線條越粗意味着遷出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越多。北京以遷出673家的數字排在第一位，比排名第二的太原高出八倍。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也在遷出名單的前列。

除了深圳，高新技術企業整體由北方城市向南方城市搬遷的趨勢十分明顯。

上海的高新技術企業更青睞於蘇州、南京等周邊的重點城市。就近搬遷一般被視為企業的首選項，在儘可能地保證員工跟隨的情況下，還能夠與大城市保持緊密的聯繫，維繫原有的資源。

但形成對比的是，僅有5%的北京企業依然留在京津冀，絕大部分選擇遷往了長三角與珠三角城市。地區發展間的不平衡可能是它們更願意「長途跋涉」的原因之一。

理想狀態下，企業的流動也意味着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考察廣東省內部的企業搬遷情況，可以看到從廣深遷出與遷入企業的主營業務有着明顯的不同。

遷出廣深的十餘家企業中，以電子元器件的生產製造為主，它們選擇遷往惠州、韶關、河源、汕尾、中山、肇慶這些周邊城市，那裏擁有更富餘的土地和更優惠的地價。而遷入廣深的企業大部分都來自東莞，它們主要經營軟硬件的研發、設計和銷售。

上游企業向外疏散，下游企業向核心城市集中，這是區域內企業遷移的基本動線，也是一種產業的分工。

從高新技術企業遷入的角度來看，江蘇省是當之無愧的「贏家」，南京、徐州、蘇州三座城市吸納了最多的遷入企業。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遷入型城市對企業的吸引力並沒有受到距離遠近的影響。尤其是地理位置位於最南端的海口，它甚至吸引到了4000公里以外的黑龍江省綏化市的企業。

企業決定搬遷的理由有很多。協助高新技術企業進行搬遷的通曉（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項目經理張曉曉認為，政府對於高新技術企業遷入的政策往往是決定遷入地的重要因素。「科技型企業在北方的優勢不明顯，產業不集中，人才相對稀少。這時候南方傳遞了一個信號——只要遷移過來就可以獲得員工住房優惠、廉價辦公地以及各類現金補貼。這對中小型企業的誘惑力是非常大的。」

從城市層面來統計，北京至南京是最活躍的一條搬遷路徑。所有從北京遷出的高新技術企業中，有52%的企業選擇了南京。

為了吸引異地高新技術企業的落户，南京開出了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條件：對有效期內整體搬遷至南京的外地高新技術企業，予以50-70萬元的搬遷獎勵，並提供100平米左右免租金的創業場所。

「選擇遷移的一般都是輕資產企業，原本的人員負擔並沒有那麼重。而遷入地也會希望這些異地搬來的高新技術企業能夠在當地招人，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張曉曉表示。

從數據上來看，政策確實起到了效果。異地搬遷事件大多發生在2020年，在這一年裏，南京的高新技術企業的年增長率從16%猛增至169%。

在所有搬遷活躍的城市中，只有北京的高新技術企業年增長率出現了下滑。而即便像太原、上海這樣的遷出型城市，也並沒有受到明顯的影響。

這也說明，高新技術企業是各地政府都非常重視的創新資源。無論是「招引」異地企業，還是以引進人才、設立專項科研基金、鼓勵企業技術創新等一系列方式作本地「培育」，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的規模、優化產業結構都是統一的目標。

對於企業來說，除了政策的吸引力，當地的產業結構與產業特色也是決定搬遷的重要理由之一。一個典型的案例：作為長三角地區的先進製造業基地，通用航空是台州重點打造的千億級產業之一。2019年，彩虹無人機股份有限公司將生產基地從北京搬到台州灣循環經濟產業集聚區內，並很快建立起完整的生產線投入運營。

筆者將遷入高新技術企業最多的園區，與遷入企業的所屬行業作了產業相關度的匹配。其中，江寧經開區、南京高新區、深圳高新區均與遷入企業之間顯示出了較高的適配度。而太倉高新區的遷入企業與其主導的精密機械、汽車製造並不相關。

據了解，在確定城市之後，根據主導產業精準定位到與自身相匹配的園區，並不是每一家搬遷企業的必選動作。遷入產業集聚區固然可以享受到豐富的配套資源，但相異的領域也能緩解「正面競爭」帶來的壓力。

值得說明的是，搬遷的企業大多屬於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中的新一代訊息技術產業。無論是汽車製造、生物醫藥還是文化產業，都可以與訊息技術的工具產生關聯，繼而實現產業鏈專業度的提升。

事實上，城市群城市的產業發展也是類似的邏輯：小區域內專業集中，大區域內分工協同。筆者挑選了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中產業實力較強的兩組典型城市，對所有園區內的企業作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分類。

整體來看，上海的產業結構較為均衡，新一代訊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生物等領域的企業數量都保持了較大的規模，而深圳則是典型的新一代訊息技術產業高地。

與這兩座核心城市相比，蘇州與東莞在高端裝備製造和新材料等領域的企業佔比更高，產業結構上明顯拉開了差距。

這也說明，城市不需要千篇一律的產業標籤，但一定需要充足的創新要素，招引和培育高新技術企業只是第一步。當這些企業足夠集聚，如何繼續尋找推動城市產業精準化、差異化發展的內生力，將會是更深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