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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財經委首次聚焦「共同富裕」,如何理解?

    中央財經委首次聚焦「共同富裕」,如何理解?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

    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研究紮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研究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做好金融穩定發展工作問題。

    這是首次專門研究「促進共同富裕」的中央財經委會議,但並非突然。

    2020年10月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就在中共的全會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目標。

    2021年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係中共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

    2021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製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

    2021年6月,《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正式發布(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礎上的差別富裕,浙江省委書記講話引熱議)。

    中央如此密集的聚焦「共同富裕」,表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步入新階段,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公平優先,兼顧效率」轉變。這是影響未來幾十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邏輯。

    茲事體大。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對促進共同富裕做出了哪些方向性規劃?會議指出:

    • 改革開放後,我們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打破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採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脱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我們正在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適應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着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

    • 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 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

    • 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

    • 要堅持循序漸進,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鉅性、複雜性有充分估計,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總結經驗,逐步推開。

    • 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

    概括一下,促進共同富裕的要點如下:1)暢通向上流動通道,避免社會階層固化,導致年輕人躺平;2)先富帶後富、幫後富,這要求成功的企業家要有「達則兼濟天下」的社會企業家意識;3)循序漸進,因地制宜,不搞運動;4)用好稅收等調節槓桿。

    如何實現共同富裕,是世界性難題,是中國經濟在新起點上的「趕考」、「再出發」。實現共同富裕,也是影響未來幾十年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邏輯,值得所有企業家關注(風投界必讀:他為何堅持不投資所謂「教育股」?)。

    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社會主要矛盾變了,政策必須與時俱進。

    那些對中央實現共同富裕的決心還抱有懷疑態度的人,應該從中央對平台經濟反壟斷(182億罰單:阿里「八宗罪」算總賬打響第一槍)、整頓學科類校外培訓(中央給力!教育股團滅背後,我看到了國家的希望)、反對資本無序擴張(致馬化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重拳反腐打虎(中央反腐定調:存量還未清底,增量仍有發生)等一系列行動中深刻體會到十九大那句擲地有聲的話語:

    • 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

    歷史性突破在即

    《中國共產黨簡史》指出:

    • 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目標,這在黨的全會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這一表述意味着「共同富裕」將成為「新階段,新格局,新理念」的重要內容。

    共同富裕第一次正式提出,是1985年3月鄧小平在《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的講話,他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在當下的歷史節點突出強調「共同富裕」,有兩個重要背景:

    • 改革開放之初,剛從計劃經濟和大鍋飯體制中掙脱出來,面臨的首要挑戰是「激勵不足」,因此,彼時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一次思想解放,對於此後幾十年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今天,市場經濟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主要挑戰已經從「激勵不足」轉向「貧富差距過大」。因此,當前提出「共同富裕」同樣是一次思想解放,將對下一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 放眼全球,《21 世紀資本論》提出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問題,已經成為全球面臨的現實威脅。無論科技如何進步,「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一樸素的哲理永不會過時。

    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之所以走向民粹主義的歷史漩渦,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就是貧富差距問題。在 2020 年民主黨初選中,桑德斯、沃倫、楊安澤等重要選手幾乎不約而同將「均貧富」做為政策綱領。拜登上台後,也正在通過提升資本利得稅、公司所得稅、平台經濟反壟斷等手段向貧富差距宣戰。可以說,如何控制貧富差距是 21 世紀的重大課題(再現「羅斯福新政」?拜登新政的野心與Bug)。

    「共同富裕」的經濟學含義

    「共同富裕」不僅具有重要的政治含義,也具有深刻的經濟學含義。從經濟發展角度看,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於:

    第一,中國正走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階段,這意味着消費將成為核心增長動力。2008 年次貸危機之前的世界經濟,被歷史學家弗格森形容為「中美國」(中國生產+美國消費)。這一模式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美國智庫「戰略預測公司」總裁喬治·弗裏德曼曾經在十年前傲慢地說:

    • 中國以出口為主的結構,會在未來 10 年裏,給它帶來麻煩。中國是沒有內部經濟(internal economy)的國家,如果歐洲和美國不買中國產品,那麼它就無法生存。中國就像外部世界的人質。

    2018 年以來,中國頂住了美國貿易戰、科技戰的輪番衝擊,並開始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兩個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挺進。理論和實踐均表明,分配差距越大,越不利於消費。一箇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結構最有利於消費,而兩極化的「啞鈴型結構」最不利於消費。

    (融中財經授權使用)

    第二,長期以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被壓制,導致國民收入分配失衡。勞動力價格過低的原因在於:1)員工缺乏強大的集體談判機制,在企業面前只能忍氣吞聲(微視頻:劉勝軍帶你「深潛」《美國工廠》)。;2)很多企業長期不繳納或少繳納五險一金;3)很多企業對員工生產安全防護不夠,導致大量職業病;4)「996」成為社會常態(又見馬雲)

    (融中財經授權使用)

    第三,不用擔心成本上升的壓力。員工工資提升雖然會加大成本,但員工收入提升意味着消費能力提升、訂單需求增加,這才是企業真正的福音。我們需要借鑑福特的歷史大局觀:1914 年福特宣佈將工人的工資增加一倍,使員工工資達到日薪 5 美元,這在當時可說是前所未有的高薪。這一舉動讓企業家同行和媒體震驚不已,他們都認為福特是真瘋了,福特公司很快就會被暴漲的用工成本壓垮,結果卻是福特大獲成功。汽車業傳奇人物李·艾柯卡認為,福特給世界最大的貢獻不是汽車,而是高薪制。

    通往共同富裕之路

    共同富裕,知易行難。一定要明確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是應該做的,避免事與願違。

    首先必須明確,共同富裕絕對不是回到「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實踐已經表明,在一次分配中搞平均主義,會扼殺人的積極性,帶來災難性經濟後果。

    筆者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需要理性思考、順應經濟規律、多管齊下:

    1. 開徵遺產稅,避免社會階層固化。遺產稅也有助於促使富豪階層將有生之年把財富捐贈、回饋社會(企業家必讀:假如遺產稅房產稅來了,你該怎麼辦?)。

    2. 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城市化率。城鄉差距是造成貧富差距過大的首要原因。

    3. 從宏觀結構上,要改變「資本密集型」投資驅動型增長,向人力資本密集的創新型經濟轉變。生產方式決定收入分配結構。

    4. 民營企業是就業的主力軍,是國民經濟的「56789」,要大力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實現國企、民企與外企的「競爭中性」。

    5. 財政要從以修路為標誌的「投資性」財政,向以教育、醫療和養老為主的福利性轉變,建立社會保護機制(30年河東30年河西:敏鋭的亞當·斯密,狡猾的凱恩斯,犀利的哈耶克,偉大的波蘭尼)。

    6. 教育不公是導致社會階層固化的最大誘因,應為農民工子女教育提供寬鬆環境,政府應大規模投入農民工子弟學校(這條建議,關乎未來國運)。

    7. 銘記《21 世紀資本論》的警告,控制貨幣超發,實現貨幣政策中性化,防止資產價格持續膨脹拉大收入差距(全球財政貨幣裸奔與宏觀經濟學的墮落)。

    8. 減少審批、抑制壟斷,創造更加公平的市場環境,促進創新創業。

    9. 資本市場嚴刑峻法,提高「割韭菜」的風險和代價(註冊制改革驚魂:股民碗裏的半截蒼蠅)。

    10. 在合理監管的基礎上,擴大金融有效供給,促進金融競爭和創新,真正破除融資難,進而緩解融資貴(實打實16招,破解融資難)。

    11. 壓縮政府機構、層次、人員和權限,實現「小政府,大社會」,降低國家治理成本。

    12. 實現制度性反腐,降低制度性交易費用,抑制灰色收入。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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