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收益率17%的中國轉向東南亞，日企在考慮什麼？

近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再次密集出訪東南亞國家，引發外界關注，不少外媒將此次行程解讀成抗衡美國重返亞太戰略。

其實不單是政治層面，在經濟上，東南亞也早已被視為大國競爭的角力場，一些東南亞國家也樂見這一變化，並積極周旋其間。比如就在王毅外長離開的次日，越南就和日本達成了防衛裝備和技術合作的協議。

日本在東南亞深耕多年，在中美、中日關係緊張之際，日企更是不斷加大對東南亞的投資力度。實際成效如何？觀察者網專欄作者、與各大知名日企打了多年交道的陳言，和我們分享了他的認識與調研。

日本首相菅義偉自今年去美國覲見過總統拜登後，在政治、經濟各領域全面與中國對峙的政策開始進入實施階段。

通過「經濟安保」的方式，重新構建日美獨立的產業鏈，在經濟上與中國「脱鈎」，是菅政權區別於以往的日本政府，堅定與中國對峙的重要表現之一。

菅政權的對華政治經濟政策，是其前任安倍晉三對華外交的一種延續。日本媒體普遍認為，安倍晉三任日本首相期間（2012年12月-2020年8月），到2018年年底前，通過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等方式，公開與中國對立，走出了一條牽制中國的外交路線。在對外投資方面，除2016年以外，日本對東盟的投資一直比對華投資多。

東南亞地區共有11個國家，其中東帝汶未參加東盟。日本談東南亞時用的較多的概念是東盟（ASEAN），寫作本文時筆者參考了較多的日本文獻，因此本文中也將用「東盟」來代替東南亞地理概念。

2021年3月1日，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發布了這樣的統計資料：2020年日本對東盟的投資總額為22906億日元（約1370億人民幣），接近對華投資（12865億日元，約770億人民幣）的兩倍。日本通過加大對東南亞（東盟）的投資，希望在這裏建立起完整的產業鏈以牽制中國，或者說得冠冕堂皇些——規避在華投資風險。

從JETRO給出的圖來看，歐盟一直是日本穩定的巨大投資對象，其次是美國。在安倍特別強調日美關係的時候，對美國的投資超過了對歐盟的投資，但隨着安倍的下台，投資也開始回到2014年前後的正常水平。日本投資第三多的地區為東盟，第四才是中國。儘管安倍及繼承安倍衣缽的菅都非常重視印度，日本媒體也在大力宣傳去印度投資，但實際上對印投資非常少。

日本以何種形式在東盟投資？其收效如何？日本企業到底如何看待中國市場？本文通過採訪日本企業，在這裏做些簡要分析。

對日企來說，東盟與中國有着巨大不同

第一次見永井先生，是在北京首都機場。永井從泰國進入香港後，辦了些事才來的北京。

永井在泰國工作了近十年，之前在馬來西亞工作。當然進入貿易公司前，他在日本東京總部上班。做產品進出口，出差是常有的事。

「東盟10國，2019年的GDP為3.2347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的五分之一多一點。但語言、貨幣、財務制度、宗教等差別很大。很難想象坐四個小時的飛機，還能在同一個國度，使用同一種語言、同一種貨幣，不用通關，不用辦入境手續。」坐在去城裏的車上，永井有些興奮地談道。

在東盟國家工作的十餘年中，永井很少有乘坐四個小時飛機的情況，而且乘坐飛機幾乎意味着出國。永井說的這些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但在東南亞可能很不一般。

東盟各國大部分國家的國土面積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或市，在這樣的一個國家內建設起全套產業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關配套嚴重不足，重要零部件依賴於東盟之外的國家，尤其依賴從中國及日本進口。

此外，儘管東盟內部實現了自由貿易，但有些地方與日本的貿易自由化程度仍非常高。這裏面不單止貿易手續問題，幣制的轉換、各國家節假日的不同、宗教習慣的差異等等，都是做貿易需要考慮的問題。

來中國之前，永井就開始關注東盟與中國各自的發展速度及發展規模問題。在永井看來，儘管東盟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大快於日本，但和中國比，相對低不少，尤其在經濟總量只有中國五分之一的情況下，每年新創造出的財富更無法和中國相比。

但小有小的好處。比如不論在泰國還是在馬來西亞，永井想拜會當地的地方官員，那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最後效率是否高，這個暫且不論，至少想做的事能夠很快就通報到地方最高官員甚至通報到中央政府那裏。行政效率談不上快，但政府不會讓人感覺十分強勢。

新加坡在各個方面具有領先作用。永井不懂泰文、馬來西亞文，比較熟悉的是英文。新加坡的媒體報道基本能夠覆蓋整個東盟，很多時候感覺新加坡實際上是東盟的代言人，是這裏科研的領頭人；某種程度上，東盟其他國家都將新加坡設為努力目標之一，就算看不到成果，有那麼一種希望也是好的。

東盟對日好感度極高。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越南戰爭爆發後，美國急需讓越南周邊的國家迅速發展經濟，日本提供了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機械設備，讓東盟在1970年代以後，除發生戰爭的越南、柬埔寨及老撾外，其他地方經濟發展相對穩定。

在向越戰周邊國家提供機械設備的同時，日本也積極在這裏宣傳和平理念，讓二戰期間極度惡化的日本與東南亞的關係發生了轉變。日本企業在東盟國家能感受到這種親密，尤其這幾年，東盟一些國家對華親近感的下跌，愈發凸顯了其對日本的親近。

相對來說，日本企業也願意到東盟國家投資，在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後，這種投資愈發增漲。

20年時間裏日本對東盟投資增加了10倍

JETRO在2021年3月發表了《再驗證：東盟的經濟·投資環境》。其中有幾點值得關注。

第一，日本財務省《本邦對外資產負債餘額統計》指出，截至2019年，日本企業對東盟的投資總額為2655億美元，佔日本對外投資總額18583億美元中的14.3%。和2000年比，現在日本對東盟的投資增加了10.6倍，和同一時期歐美韓等國對東盟的投資比，日本的增加狀況尤為明顯。

第二，2000年日本對東盟的投資餘額為250億美元，同年對華投資只有87億美元，兩者相差了163億美元。而到了2019年，日本對東盟的投資餘額已經比對華投資高出了1352億美元，對兩者的投資完全不在一個水平上。尤其需要再度指出的是，東盟經濟總量只是中國的五分之一多一點。

第三，當日本政府指導企業將產業鏈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地方去成為一種政策後，原本在中國的投資也有一部分轉移到了東盟國家，愈發加大了對東盟投資的力度。

以筆者對日本企業技術、經營的觀察與理解，日本企業的經營特點、小規模技術更適合東盟國家。

日本汽車大概於2000年之後開始對中國市場進行投資，這輪投資完成後，具有現代工業特點的大型製造技術基本進入了成熟階段。新型高端產業技術，如半導體、大容量電池、尖端醫療裝備、飛機等等，要麼日本沒有，要麼日本不希望從其國內轉移出來，或者也無力進行全生產鏈的投資。而小型技術，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製造技術，日本依舊在進步，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差距也仍很大，因此能夠繼續進入這些國家。

2017年以後，隨着美國特朗普政權的上台，與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脱鈎緊鑼密鼓地籌謀起來。本來安倍政權就將中日視為對峙關係，日本政府開始鼓勵非高科技產業也儘可能地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等其他國際市場。安倍政權一開始就實施的「中國＋1」戰略愈發凸顯。

從2019年JETRO對日本企業的海外事業展開的調查結果來看，將產業鏈從中國轉移出去，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工廠直接從中國遷移到中國之外的地方（日本、越南及印度尼西亞等國）；在原材料的採購上，也從中國大陸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市場銷售方面同樣做出改變，減少在中國的銷售比重。

2020年以後，新冠疫情的到來讓產業鏈發生了斷裂。借疫情的原因，日本也加快了在中國之外的地方構築產業鏈的進度。對於拜登政府提出重新構築四大關鍵領域產業鏈，徹底與中國進行競爭的設想，菅政權當然願意全力配合。

按當下形勢來看，今後日本對東南亞的投資將愈發增多，對東盟的投資與對中國的投資進一步拉開距離，將是一件大概率事情。

舍高求低，輕視中國給日本帶來的結果

一家在中國生產機械的日企總裁，前些年也積極響應了日本政府的號召，尤其在中國國內多地出現了較為激烈的涉日遊行後，企業感覺有必要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再建一家相同的工廠，以規避在華風險。

越南當然是首選之地。去越南建工廠的談判、選地、招工雖然歷經種種困難，但最後都克服了。不過這位總裁仍向筆者吐槽：

「越南部分官員挺腐敗的。自己感覺給了官員好處，該給辦事吧，但很多時候給了好處也不辦事，這和以往在其他國家的經驗大不一樣。」

「越南人很勤奮，但畢竟沒有受過產業訓練。不像我們在中國，很多工人在其他工廠幹過，有一定的作業經驗，越南新招來的人員，幾乎都對產業一無所知，以為他們都知道的事情，很多時候他們真的不懂、不會。」

工廠建成後，一個特別大的難題是，零部件在越南採購起來很費勁。這家企業在中國的時候，很多零部件在設計階段就有中國企業參加進來，很容易進入生產階段，換個產品也相當容易；但越南沒有這樣的企業，能按圖紙生產就已經很好了。

「結果，很多零部件需要我們從中國運送到越南組裝。這樣的配套方式，讓勞動力成本的縮減部分幾乎看不到了。來越南，滿足了一定的規避風險的需求，但沒有解決企業成本問題。」總裁談道。

再就是以越南人的消費能力，產品幾乎需要全部出口到中國或者其他地方銷售。「作為生產據點，本來就不能和中國比，再找不到市場，這次的投資我感覺很成問題。」總裁自己總結經驗教訓。

在不少企業看來，中國最大的特點就在於市場，市場魅力讓企業最後決定在這裏投資、生產。

東盟全部加起來的經濟規模、容納產業的力量、科研能力、市場可開拓性等在今後十年時間內依舊無法在增量上超越中國，去一個相對差的地方投資，在相對差的地方構築產業鏈，結果勢必會給本國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

我們看過去十年，日本經濟的發展與美國、歐洲、韓國比，落後了一大截。

媒體頻繁報道安倍等日本政治家整天在天上飛，幾乎跑遍了世界主要國家，看似極為勤奮，但「勤奮」的安倍，讓日本GDP在十年間縮減20%——2011年，日本GDP為6.23萬億美元；次年，安倍上台，當時日本GDP為6.27萬億美元；至安倍卸任首相一職時的2020年，日本GDP只剩5.04萬億美元。

世界上用十年時間讓GDP縮減20%的非戰亂國家，估計只有在安倍治下的日本能夠做到，而繼承安倍衣缽的菅極可能會讓日本繼續失落下去。看看美國，在過去十年時間裏GDP增加了5萬億美元以上，等於在美國國土上多出了一個日本等量的經濟規模，中國則是多出了1.5個日本，增量之快，不是安倍、菅能夠想象的。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該是日本這些年的東南亞投資政策發揮的作用。

一向以全面報道中國負面新聞為己任的《朝日新聞》，3月30日用相當大的篇幅報道了自民黨政權反華急先鋒甘利明要實現對華「經濟安保」的主張。但讓人感到蹊蹺的是，同一版報道中有一篇採訪JETRO理事長佐佐木伸彥的文章。佐佐木理事長認為，「對日本經濟來說，中國經濟絕非可以斷絕關係的對象。」

佐佐木理事長舉出了兩個數字：2019年日企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回報率大致為17%，在北美、歐洲及東南亞只有5%左右。

日本對華的「經濟安保」在刻意遠離能夠賺取利潤的市場，去相對貧瘠的地方苦心經營，這已經給日本經濟造成了重大損失，讓日本難以從失落的二十年中掙脱出來。而今天菅政權不僅沒有修改的意願，反倒在加速與中國的脱鈎。

過去的十年，在國際經濟上日本舍高求低；如今，日本在政治經濟各個方面與中國持續對峙；五年、十年後，這個國家還有望走出失落狀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