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容易學」到「不好學」，中國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階段已過去

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憑藉「趕超效應」和「結構效應」的紅利，獲得了較快的生產率增速。但隨着人均收入和產業結構變化，上述兩個效應減弱，導致總體勞動生產率增速放緩。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通過快速的物質資本積累和規模經濟來快速提升勞動生產率的難度加大，更多地需要靠人力資本積累來推動勞動生產率提升。

中國經濟增速近十年來的持續下行，主要緣於勞動生產率增速下行。中國勞動生產率放慢及其成因在高收入經濟體的類似發展階段普遍存在，這是經濟成長到一定高度以後的自然現象。

一、昔日的勞動生產率高增速從何而來？

一是「趕超效應」——這與相對收入水平有關。一個經濟體相對前沿經濟體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越大，該經濟體在技術、管理和制度等方面學習的空間就越大，生產率提升的空間也就越大。

不同行業的學習和進步空間有顯著區別。在食品、資本品/設備、建築等行業中，後進經濟體相對前沿經濟體的生產率差距更大，學習和趕超空間也更大；而在消費品製造領域，後進經濟體相對前沿經濟體的生產率差距較小，在服務業領域差距更小。

一個經濟體在收入較低的發展階段時，在食品、資本品/設備、建築、消費品製造等行業相對前沿國家的學習空間大（有的學），可以通過在這些部門大規模資本積累和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容易學），實現快速的生產率提升，因而勞動生產率增速保持在高位。

二是「結構效應」——這與絕對收入水平有關。在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經濟增長過程中支出結構最突出的變化是「恩格爾效應」，即對農產品的消費逐漸得到滿足，更大的支出比例用於工業和服務業部門，工業和服務業部門快速擴大。相較於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每個勞動力附着的資本和人力資本更高，一個普遍的規律性現象是：工業勞動生產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

在上述兩個特徵的共同作用下，隨着經濟活動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部門轉移，這個過程中即便每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速沒有變化，勞動力和資本也會逐漸向工業和服務業集中，使總體勞動生產率增速加快。

在21世紀以後第一個十年，中國勞動生產率高速增長，平均達到了9.7%，這其中趕超效應貢獻了7.7個百分點，結構效應貢獻了2個百分點。這個時期內表現尤其突出的是鋼鐵、能源化工、裝備製造、建築業等行業大量投資，勞動生產率隨之快速上升。同時，勞動力也大量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對勞動生產率提高做出了顯著貢獻。

二、今天的勞動生產率增速為何放慢？

一是趕超效應減弱。隨着人均收入和產業結構變化，趕超經濟體的農業、工業和建築業生產能力快速提升，相對前沿經濟體的學習空間在收窄。特別是當這些行業的資本積累跨過高峰期以後，通過物質資本高速積累和規模經濟實現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的階段也已經過去，勞動生產率增速也便隨之下降。

而服務業相對前沿經濟體的學習和生產率提升過程則有着顯著不同。在勞動密集型服務業，比如住宿、餐飲、旅遊、批發、零售、運輸，以及一般的居民生活服務等，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與高收入國家差距相對較小，學習和進步的空間也較小，生產率提升速度相對緩慢。知識和技術密集型服務業（如科研、教育、醫療、金融等行業）與農業、工業和建築行業的明顯區別在於，後者可以通過快速的物質資本積累和規模經濟實現快速的生產率提升，而前者需要更復雜的制度和政策設計才能實現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積累本身也是個慢變量，生產率提升速度相對緩慢（不好學）。

二是結構效應貢獻逐漸消失。從國際經驗來看，當人均收入超過8000-9000國際元水平後，經濟活動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移趨緩，且經濟活動開始從工業向服務業部門轉移，這是所有高收入經濟體中存在的普遍現象。這個過程中，即便各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速沒有變化，總體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也會下降。結構效應對總體生產率的貢獻較前一個時期大幅收窄甚至轉負。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明顯減速，2011-2018年平均為6.1%。其中趕超效應貢獻了5.1個百分點，結構效應貢獻了1個百分點。與前一個十年相比，趕超效應貢獻下降了2.6個百分點，結構效應貢獻下降了1個百分點。這個期間表現尤其突出的是資本密集型行業度過了發展的高峰期，投資增速大幅放緩，人均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隨之顯著下降。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移也大幅放緩，同時還出現了勞動力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移，共同促成了勞動生產率增速放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