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視角下的中國人口問題

備受關注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終於在5月11日發布。老齡化、少子化問題日益成為中國社會熱點。有人口學者認為，中國正在經歷老齡化下的「人口危機」，如不盡快全面放開生育限制並採取鼓勵生育措施，經濟發展將受到嚴重負面影響，亦會影響未來科技創新。同樣有觀點認為，儘管已經放開二胎生育，但效果不佳，生育率下降、老齡少子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即便完全放開生育限制，也難以提高生育率，還可能導致經濟佔優勢地位者多生、經濟佔弱勢地位者更難生育，進而出現代際不公平。民眾的焦慮則在於過高的房價和養育負擔才是不願生育真正的原因，而老齡時代究竟會怎樣，人們仍是水中望月。

按照人口學研究的劃分，將一個國家（地區）60歲以上人口超過其人口總量的10%，或65歲以上人口超過其人口總量的7%界定為「老齡化社會」，超過14%則為「超老齡化社會」。1999年2月，中國60歲以上人口佔比達到10%，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2005年，65歲以上人口佔比已達7.5%。根據七普數據和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2019年的預測數據（「聯合國數據2019」），至遲在2025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佔比將達到14%，從而進入「超老齡化社會」，屆時，中國24~65歲（以及更廣義的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也將達到峰值，隨即進入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階段。

中國從20年前進入老齡化社會到進入超老齡化社會，只間隔不到25年時間，這個老齡化速度與日本相近，是全球主要國家中最快的。近些年常與中國人口狀況進行比較的印度，其老齡化進程也將很快（僅次於中國和日本），只是目前印度尚未進入老齡化階段，因而有不少觀點認為印度有可能成為替代中國的下一個「人口紅利池」。

老齡化問題之所以在中國此前很長時間未受到廣泛關注，是因為人口結構變化有時滯性，即從人口快速增長到增速下降、總量達峰，再到總量下降，需要經歷不止兩代人的時間。這並非中國特有的現象，中國人口學者早在1980年代就已開始對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並已經了解，長期而言，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是不可逆的。

今天人們對老齡少子化問題的關注，與經濟發展內卷、都市房價過高、教育資源受限等問題交織在一起，看似在討論人口問題，其實是在討論機會和公平問題。人口學和經濟學研究對老齡化階段和勞動年齡人口何時達到峰值十分關注，近期國內關於上述話題的討論也非常密集。

人是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或許也應該反過來講，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的自由發展，人應當是經濟發展的目的而非手段。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關係經濟發展的過去和未來。人口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現代國家的經濟、社會結構甚至政治結構，對國家的財稅制度、福利體系也會產生決定性影響。

根據人口經濟學的通常界定，25~64歲（或更廣義的15~64歲）屬於勞動年齡人口，低於15歲和高於64歲屬於需要撫養的兒童和老年人口。當一個國家（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佔比最大、需要撫養的人口佔比最小時，往往被認為處於「人口紅利」期。

人口經濟學研究認為，進入老齡化時，勞動年齡人口佔比通常最大，意味着迎來「人口紅利」。隨着人口結構進一步轉變，老齡人口越來越多，如果新增人口不足，則需要撫養的人口佔比越來越大。此時，只能依賴提高生產率去維持或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又由於現代社會的福利支出剛性，社會負擔將不斷加重，對資本積累、財稅制度、福利體系、投資方向、年輕一代的發展機會甚至其社會行為方式都會帶來一系列深遠影響。可以說這些問題關係到這個世代乃至未來世代的每一個人。

根據聯合國數據（2019），中國人口總量將在2030年達到峰值（預測為14.64億人），隨之開始下降，至2050年下降至14.02億人，2100年下降至10.65億人。其中65歲以上人口佔比，將從2020年的12%，增至2050年的26.1%，至2100年將佔31.9%。基礎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受到現實約束，儘管上述預測數據可能隨着時間不斷修正，但總體趨勢和大致時間不會有太大問題。

目前關於中國老齡化問題的研究非常多，對老齡化的擔憂也日益加劇，關於提高生育率的對策建議也十分繁雜，但許多研究都是站在當下看當下、站在本國看本國。事實上，站在全球視角看，人類社會的老齡化是很晚近才出現的現象。自法國從1864年首先步入老齡化以來，至今不過157年時間；60歲、65歲的老齡界定，也是1950年代才劃分出並被聯合國採納的標準。日本在1930年代為了應對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而創建退休制度時，人均預期壽命還不到50歲，規定的退休年齡卻是55歲。1935年美國開始強制推行社會保險時，能夠活到65歲的人還不到11%（Drucker, 2018）。

但在未來50年內，全球主要國家將全部進入「超老齡化社會」的階段，自人類工業化以來的絕大部分先發國家和後發追趕國家，其人口總量都將收窄，這些國家基本都將面臨人口總量縮減的情況。歷史的看，人口數量和預期壽命的大幅增長，是歐洲工業革命之後才出現的現象。公元1000年時，全球只有2.7億人，1700年增至6億，1820年才突破10億。此後全球人口加速增長，1950年達到25億，1990年突破53億，2020年接近78億。

各國（地區）的人口膨脹及後來的老齡化，並非同時進行，而是經由西歐最初的人口膨脹浪潮次第展開的。這一進程最初深受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醫療衛生革命的影響。

歐洲在初期的人口膨脹階段實現了對外殖民的擴大化，將西方文明擴展至全球；因人口膨脹的次序不同，新老殖民國家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在歐洲人口膨脹趨緩的同時，殖民地的人口開始膨脹，使反殖民運動足以戰勝殖民統治，民族獨立普遍實現；先行進入老齡化的歐洲國家擔憂人口減少導致的式微，同時又擔憂全球人口快速增長導致的資源受限，在面對自身生育率難以實質回升的前提下，開始採取移民、外勞等策略維持本國總人口及勞動力數量，並建議、幫助後發國家控制人口增長。

在與工業化結合後，後發國家的人口膨脹導致結構變化，出現了所謂「人口紅利」期。先發國家受限於本國老齡化導致的成本上升、需求下降，開始通過全球化將產業鏈的勞動力密集部分轉移至後發工業國，並同時擴大海外市場，與後發工業國的「人口紅利」相結合，由此形成「階段性雙贏」局面。可以說，全球化是工業化的結果，更是因工業化而導致的次第起伏的全球人口浪潮的結果。

由於人口基礎和工業化起步時間不同，不同後發國家的「人口紅利期」出現次序也不盡相同。這也形成了後發國家之間的相互競爭局面。

站在率先老齡化的先發國家視角，不斷出現的海外「人口紅利」，使其能夠低成本維持其內部福利體系，不用自行生產大量基礎生活資料，僅通過全球貿易即可將本國民眾的生活成本維持在低位，由此壓低了先發國家的通脹水平；而海外投資收益又使先發國家經濟總量繼續增長。但這主要是站在先發國家大型企業和整體經濟增長的視角去看。站在先發國家民眾的視角看，因全球化而失去的生產性就業崗位，導致部分先發國家內部貧富差距出現問題。因此後發國家的「人口紅利」，既是先發國家中上層的蜜糖，也是其中下層的砒霜。

很顯然，東亞諸國，尤其是晚近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是二戰以來先發國家的主要「人口紅利池」。然而，隨着東亞諸國、尤其是中國的快速老齡化，全球「人口紅利」是否可以永久維持下去，在中國之後還能否出現「第二個中國」？這並非一個杞人憂天的問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榮休教授、英格蘭銀行（即英國央行）前首席顧問Charles Goodhart認為：「中國將不再是一個全球抑制通脹的力量。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中國的）人口壓力和劉易斯拐點意味着，迄今為止經濟從未面臨過的通脹壓力可能會成為現實，將令人猝不及防」（Goodhart, 2020）。Goodhart將包括中國老齡化因素在內的一系列變化所導致的情況稱之為「人口大反轉」（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英國作為歐洲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以來人口膨脹的初始國，其學者對全球人口變化及可能產生的影響，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顯然，對今日中國老齡化問題的思考，需要突破「當下」和「本國」的侷限，應當站在歷史和全球的高度，全面梳理全球人口膨脹及老齡化的成因及其影響。不但應當分析中國老齡化對本國的影響，還需要看到今日中國已然是全球經濟最為重要的一環，各國的人口結構變化將產生複雜的相互影響，中國的老齡化問題攸關全球，甚至有可能成為重塑人類社會未來的重要變量。

為充分理解二百餘年來全球次第起伏的人口浪潮及影響，本文將回溯考察導致近代西歐首次出現人口膨脹的原因及其影響全球的過程，這將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對歐洲農業、工業和醫療衛生革命的考察，以及對歐洲殖民史、反殖民史和全球化的考察，這些內容與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等重要議題相互交疊，進而使本文涉獵的內容超過了人口學和人口經濟學通常的研究範疇，所引用的部分資料也為國內此前研究所罕見。很顯然，如此廣泛的討論是一篇文章難以盡言的，甚至也是一本專著難以盡言的。本文希望拋出一個遍佈要點的「樹幹」，將中國關於老齡化的討論推向縱深，唯其如此，才有助於使老齡化的討論跳出就事論事的窄圈，才有助於全社會形成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共識。

回到原點——英格蘭的人口膨脹

英國人口學者Paul Morland認為，人類歷史上大規模的人口變化始於不列顛群島，以及出生於此並且散布於北美和澳大拉西亞的人。這種變化很快傳播至歐洲其他國家，並由此傳播到亞洲及拉美（Morland, 2019）。英格蘭的人口在1541年時只有277萬，1656年時增至528萬，其後經歷了70年左右的人口波動，在1730年代仍然維持在530萬左右。但到1801年時，英格蘭人口突破了866萬，至1871年增至2,150萬。

為何人口膨脹始於英格蘭？這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從上述數據看，在1750~1870年代，英格蘭顯然經歷了導致其人口迅猛增長的歷史性變革事件。當時英格蘭人口膨脹所導致的壓力已受到廣泛關注。畢業於劍橋大學耶穌學院、主修數學、時任聖公會牧師的馬爾薩斯，在1798年發表了影響後世的著作——《人口論》。

馬爾薩斯認為：「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兩性間的情慾是必要的，並且會基本保持現狀」，「人口若不加以約束，將會以幾何比例增長，糧食等生活資料卻只會按算術比例增長」。這意味着，「生存困難始終會對人口構成一種很強的抑制作用」。馬爾薩斯認為，「預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和積極抑制（positive check）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長」。所謂「預防性抑制」是指「人們對供養家庭所必經的種種困難的洞察力」，而「積極抑制」則是指「下層階級遭遇到困難而不能給予子女以適當的食物和照料」（Malthus, 1798）。儘管後來的農業技術進步和工業化使糧食問題得到解決，但馬爾薩斯關於資源束縛人口增長、個體受限於經濟條件將主動減少或放棄生育的判斷，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回到當時的英格蘭，按照馬爾薩斯的理論：人口增長—>糧食價格上升（實際工資下降）—>結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長率下降。但現實發展卻與馬爾薩斯的判斷不盡一致。後世學者的研究顯示，當時英格蘭人口規模受糧價抑制的情況已經開始改變，人口增長的同時，人們能夠獲得的糧食也在增加，這導致了結婚率和生育率的上升，也提升了人們的營養水平，使死胎情況減少（E.A. Wrigley & R.S. Schofield, 1981）。

英格蘭當時糧價的下降至少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農業革命的影響。

農業技術的發展提升了糧食產量。從1781年~1806年的歷史數據看，英格蘭人口增長率明顯上升的同時，糧價增幅卻在下降，這意味着糧食供應出現了顯著變化（Overton, 1996）。英國學者提出的英格蘭農業革命，大致從16世紀延續至19世紀（Overton, 1996）。事實上，英格蘭農業革命是歐洲農業革命的一部分，包括馬鈴薯、玉米、煙草、甜菜等重要新作物的引入，犁、耙等傳統農業工具的改良，脱粒機、收割機、播種機等畜力農機具的廣泛使用，乃至農作物休耕輪種制度的採納，都並非僅僅出現在英格蘭，而是更早或者同期出現在荷蘭、西班牙、法國、德意志地區等。英格蘭在農業方面的主要貢獻至少包括三方面：諾福克四年輪作法（Norfolk four-course rotation）的推廣，基於蒸汽機的動力農機具的使用，以及化肥的發明和廣泛使用（同時期還有德國和法國）。此外，英格蘭的圈地運動客觀上使土地合併、可耕種面積變大，更利於採用新的農業技術。（Habakkuk & Postan, 1965; Overton, 1996）

二是工業革命的影響。

工業革命對農業技術發展產生了直接影響：新的冶鐵方法為製造更多的鐵犁提供了大量低成本原材料；蒸汽機的發明使農機具從畜力驅動變為蒸汽機驅動。工業革命更重要的影響在於，英格蘭首先開始工業化，得以通過出口工業品獲得更多的糧食。由於具備工業基礎，與航海時代的西班牙、葡萄牙相比，英國能夠控制更多的殖民地，包括更多的農作物產地。

三是廢除「穀物法」的影響。

1672年起，為保護本國糧食種植，英國頒佈了一系列被統稱為「穀物法」（corn laws）的法律。穀物法一開始對糧食出口進行補貼，後來限制外國糧食進口。隨着英國工業化，鐵路、公路、航路等交通狀況獲得極大改善，但自1815年後，經濟衰退、社會動亂和政治激進主義時有發生。1840年時，英國已無法提供足夠的糧食保證人民生活，加之馬鈴薯晚疫病導致了愛爾蘭1845年大饑荒，社會狀況惡化。此時自由貿易的呼聲日益高漲，1846年英國終於廢除了穀物法，糧食得以大量進口，填補了本國生產的不足。（James, 1997）

上述三方面使英國人口在增長的同時，糧價增幅受限，經濟水平提高，結婚率和生育率均上升。與此同時，由於營養的改善和生活標準的提高，英格蘭的死亡率在1850年代前開始下降；1850年代後公共健康和衛生狀況的改善，以及18世紀以來種痘免疫、外科手術、血液血管研究及流行病學等醫療方面的進步，使死亡率繼續下降（Hinde, 2003; Dunglison, 2020;）。生育率的上升與死亡率的下降，使英格蘭領先於其他國家開始經歷人口快速膨脹。

英格蘭人口膨脹對其經濟發展影響甚巨，Hinde認為，1820年~1870年英國年均經濟增長（年均增長率約2.5%）的一半都可歸於人口增長，另一半則可歸於總體人口的財富增長（Hinde, 2003）。但需要注意的是，英格蘭此時大量新增人口仍未擺脱貧困，人口增長對經濟、社會產生的諸多壓力仍在擴大。

歐洲人口膨脹及其對海外殖民的影響

從1750年~1850年西歐和北歐諸國的人口數據來看，在經歷了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後，英國人口總量與法國的差距已經顯著縮小，並完全領先於其他西歐、北歐諸國（此時德國尚未完成統一）。與此同時，歐洲其他國家也最早受到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人口進入快速增長區間。

英國在工業化時期經歷人口膨脹後，儘管經濟增速提高，但工業化對傳統社會經濟的破壞與撕裂作用十分明顯。圈地運動後，大量失地農民向大城市聚集，城市貧民早已增多，此時形勢更加嚴峻。

卡爾·波蘭尼在1944年回溯考察英國「濟貧法」時提出：新的圈地運動浪潮賦予土地流動性且造成了農村無產階級。但「濟貧法的惡政」卻阻止他們憑勞動力謀生。無怪乎當時的人會為這看似矛盾的現象而感到恐怖：一方面是奇蹟般的生產增加，另一方面卻是將成餓殍的大眾人民與之相伴出現（Polanyi, 1944）。

所謂「濟貧法」，是指英格蘭早在1601年就頒佈實施的一系列以救濟貧困為目的的法律。波蘭尼所謂「濟貧法的惡政」，是「濟貧法」在實施時，將當時的貧民限制在各教區施以低水平救濟，卻阻止貧民流動到其他教區以獲得工作機會。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對此提出批評，他認為，勞動的自由流通被「濟貧法」橫加阻撓，是英格蘭特有的現象。這種阻撓使得窮人很難取得任何地方的定居權，甚至不準窮人在所屬教區以外的任何地方工作（Smith, 1776）。

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對「濟貧法」也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認為，「濟貧法」表面上是通過向富裕階層徵稅去救濟貧民，但實際上卻在兩個方面使貧民的總體境況更加惡化：首先，貧民窮到無力養家的地步時，卻在接受救濟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結婚生子，這隻會增加人口而不會增加供養人的糧食；其次，濟貧院的貧民需要消耗食物，而這會減少其他勤勞且更有價值的社會成員的食物，因而會迫使更多人依賴救濟（Malthus, 1798）。

基於各方面的理由，1834年英國「濟貧法」被修正，貧民此後幾乎只能通過勞動去獲取報酬，懶漢沒有了，但英式「無產階級」卻由此產生。Lawrence James認為，1834年「濟貧法」為工廠主們提供了一次助攻，該法案令失業者的生活難以忍受，迫使他們不得不去移民或尋找工作。但有時候，（因為經濟波動）甚至連那些願意工作的人都很難找到工作（James, 1997）。客觀上，1834年「濟貧法」為英格蘭的工業革命提供了更多的本土勞動力，加快了工業化進程，代價則是資本與勞工矛盾日益尖鋭。

最早從英格蘭開始的工業革命逐漸外溢至西歐諸國，遵循英格蘭成例，這些國家的人口膨脹次第展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的人口分別從1850年的約2,230萬、3,650萬、3,170萬、2,390萬，增長至1890年的3,430萬、4,000萬、4,420萬和3,170萬。而航海時代的兩個主導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業化進展緩慢，其人口至1890年才只有1,760萬和510萬（Habakkuk & Postan, 1965）。

歐洲工業化國家逐漸因人口膨脹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壓力而產生希望人口外遷的擠壓力（push），而海外殖民地的生存發展機會則在此時產生了吸引力（pull），推與拉相結合，導致了歐洲膨脹的人口開始大規模遷往殖民地。英格蘭1834年「濟貧法」甚至設置了幫助貧民外遷移民的條款，僅1835年~1837年期間，英國就有6,400人據此遷至海外殖民地（Boyer,1990）。私人慈善機構甚至也支持將孤兒送往殖民地（James, 1997）。當然絕大部分外遷是出於自願。

1815年~1930年，英國外遷移民超過1,140萬人，愛爾蘭超過730萬人。英國的人口膨脹導致其向海外直接輸出最多的人口，遠超其他歐洲國家。歐洲上述外遷人口的95%遷入了5個國家：3,260萬前往美國，720萬前往加拿大（其中許多後來也到了美國），350萬前往澳洲，430萬到了巴西，640萬到了阿根廷（Hatton & Williamson, 1994）。這些歐洲外遷人口與此前的殖民者和遷入者一道，在遷入地繁衍生息。

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認為，西班牙人雖然能夠征服南美，卻無法掌控它。英國之所以能夠取代西班牙而成為工業革命後的殖民主導國家，Morland認為，「這是因為當時的英國處於人口膨脹階段，從而不僅產生了足夠多的國內人口，還向殖民地和其他地方輸送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口；西班牙則從未做到這一點」。英國的人口輸出優勢在後來的一戰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協約國在戰爭期間動員了將近4,600萬人，相當部分是海外殖民地的支援力量；而此時同盟國能夠調動的人口則不足2,700萬。（Morland,2019）

英國因人口膨脹向北美、澳洲的人口輸出及繁衍，是盎格魯薩克遜文明影響全球的前提和基礎，如果當時僅有先進技術的輸出而無大量人口外遷，「日不落帝國」難成現實。

英國作為工業革命後最先實現人口膨脹的國家，卻也成為了人口增長率最先明顯下降的工業國。Carrol Quigley認為，人口壓力從西方文明的核心區域（西歐）向外擴散，也即英國人口的率先增長，有助於解釋1850年代英法的對抗；也能解釋當1900年代英法人口增長率下降、德國人口仍在迅猛增長時，英法結盟對抗德國（Quigley, 1966）。

一戰爆發有很深的歐洲人口膨脹壓力背景。在一戰爆發前，德國人口已達6,800餘萬，而奧匈帝國的人口已達5,000萬，二者相加甚至與整個北美的人口持平。由於德國人口仍然處於膨脹期，即便經歷了一戰對人口的消耗，1918年底德國人口總量僅比戰前減少了約270萬人。戰敗後，協約國對德國要求的賠償已經遠遠超出其承受能力。德國外交官布羅克多夫（Brockdorff-Rantzau）於1919年5月13日在「巴黎和會」上發表演講，對《凡爾賽和約》提出了控訴。他提出：「在過去兩代人的時間裏，德國從一個農業國家轉變成一個工業國家。作為農業國家，德國可以養活4,000萬人口；作為工業國家，它可以確保6,700萬人的生活」，而對德國施以極重的賠償要求，「要將和約條件付諸實踐，理論上就會造成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死於非命……在這個和約上簽字，就是在數以百萬計的德國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死刑判決書上簽字」。凱恩斯非常清醒的指出，「至少對於奧地利和德國的協議，這一控訴是適用的」（Keynes,1919）。

二戰的爆發很大程度上是一戰的延續，德國的人口壓力和過度的賠償要求是關鍵原因。二戰後的馬歇爾計劃顯然是接受了《凡爾賽和約》的教訓。

總體而言，關於殖民國之間戰爭以及兩次大戰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視角豐富，文明史學者和人口學者從文明傳播和人口變化的浪潮中尋找解釋。反殖民運動及戰後民族國家的獨立，很大程度是因為西方工業文明在傳播至殖民地後，殖民地的人口開始膨脹，而殖民國家的人口增長率已經步入下降區間所導致的結果。

但以西歐為核心的西方文明在擴散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在東亞和俄國一開始就遭受了阻擋，使這些地區並未成為北美、澳洲那樣的西方文明從屬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上述地區本土文明所孕育的人口數量一直處於優勢地位，承受住了當時西方文明侵入時的科技、經濟和軍事壓力。

從中國來看，太平天國和捻軍等部起義和清朝鎮壓發生時，人口已達到空前的4.3億，在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後的同治四年（1865年）時，中國人口仍有3.18億（葛劍雄，2020）。從日本來看，1873年其人口已達3,229.6萬，1920年達到5,596.3萬（吉川洋，2017）。從俄國來看，1914年其人口已達1.39億（雷巴科夫斯基，1994）。

北美、澳洲在西方文明侵入時仍處狩獵採集社會，在面對西方科技和移民的人口優勢方面不具備足夠的抵抗力，狩獵採集社會對農業、工業社會的病菌和槍炮毫無抵抗力。

唯一特別的是印度。英國以總計不到10萬的士兵和行政官員就殖民了印度2.5億人，英國人自己也視此為奇蹟（James, 1997）。在殖民者顯然沒有人口優勢的情況下，印度卻成為了「大英帝國女王皇冠上璀璨的明珠」。這主要是因為印度在英國殖民之前並非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在18世紀中葉，英國東印度公司就成為印度的主導力量。1858年時，英國東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國土面積的五分之三，在英屬區外，是500個土著王公領地（即土邦）。印度民族大起義後，英國政府對英屬區予以接管，在其外仍有562個土邦（Quigley, 1966）。再加上五個主要宗教、四個種姓和數千個次級種姓，使印度與其他民族國家迥然相異，其人口總量帶來的經濟社會意義，一直很難與其他民族國家進行直接比較。理解印度的歷史，是理解印度能否在未來替代中國，成為西方新的「人口紅利池」這一關鍵問題的關鍵。

人口紅利和東亞奇蹟

人口學者將先發國家生育率的先高後低理解為「人口轉變」。法國人口學家A. Landry和美國人口學家Frank Notestein都在20世紀前半葉提出了人口轉變理論。農業技術提升和工業化導致的經濟增長回答了馬爾薩斯曾經擔憂的問題，即能否供養更多的人口。但對生育率下降的解釋一直是人口學研究的難點。

所謂「生育率」，可以簡單理解為女性在一生中預期可生育的嬰兒數量。人口學研究通常認為，一國（地區）的生育率保持在2.1，方可維持總人口規模。如果低於2.1，最終將導致人口總量減少。

二戰前，歐美先發國家的生育率已經顯著下降。但二戰後，歐美國家的生育率顯著恢復，形成了所謂的「嬰兒潮」世代。1950年~1970年，西歐的總和生育率竟然從2.39回升到了2.47，連英國都從2.18回升到了2.57（聯合國數據（2019））。出現戰後嬰兒潮的主要原因包括：戰後高經濟增長創造了財富繁榮，大多數適齡男性與女性在此時結婚，以及家庭中夫妻的社會地位多少得以確定（男性養家模式）（Hamm & Seitz & Werding, 2008）。更重要的原因可能還要包括：二戰前後全球左翼政治力量上升帶來的西方社會福利化，以及戰後社會主義陣營的福利制度對西方造成的壓力。

但嬰兒潮彷彿只是一代人的事。

一方面，先發國家的生育率很快再次進入下降通道。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因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的：首婚年齡的上升、女性首胎年齡的上升、養育標準提高、離婚獨居的流行，以及其他經濟壓力（Hamm & Seitz & Werding, 2008）。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起因經濟滯脹而形成的西方戰後福利體系弱化，顯然也是嬰兒潮之後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原因之一。到1990年，西歐總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57；美國則從1950年的3.31下降到1.91。歐洲主要國家在二戰前就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美國在1972年時65歲以上人口已超過了10%，到1990年代，西歐國家基本都已進入「超老齡化社會」。另一方面，蘇東劇變導致的經濟局勢惡化，也讓中東歐國家的生育率從1975年的普遍2.0以上，快速下降到了1995年的1.3左右（Beer & Wissen, 1999）。

冷戰結束後，東亞經濟奇蹟日益受到歐美關注。1993年世界銀行發表了名為《東亞奇蹟：經濟發展與公共政策》（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的研究報告，着重強調了資本積累、重視教育、農業政策、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等方面在東亞經濟崛起上所起的作用。

人口學者對東亞經濟的崛起，也有自己的認識。日本大學人口學家黑田俊夫認為，（197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兩個人口因素密切相關：一是由於日本當時出生率迅速下降和老齡化進展緩慢，造成了低撫養比；二是日本戰後「嬰兒潮」時出生的人口在經濟高速增長期已成為勞動年齡人口，為日本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黑田俊夫，1993）

1997年，哈佛大學兩位經濟者Bloom和Williamson發表研究論文提出，東亞奇蹟之所以發生，部分是因為東亞的人口轉變，導致在1965年~1990年期間，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顯著快於需撫養人口的增長，由此擴大了東亞經濟體的人均生產能力。他們認為，人口變動貢獻了此期間東亞經濟體經濟增長的1/3。（Bloom & Williamson, 1997）

事實上，中國人口學者早在1994年也判斷出中國在當時已迎來較低人口負擔和充裕勞動力供給的「黃金人口年齡結構」，並在當時已經認識到這個結構持續時間將在40年左右（張志剛，1994）。

經合組織（OECD）在2000年發布了《21世紀的創新社會》報告（OECD，2000），提出自2000年後的50年，發達國家勞動力人口數量將下降，而發展中國家勞動力人口將快速增長，這個「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期將為發展中國家填補經濟鴻溝提供一個重要的機會。

2001年12月，經過長期艱難的談判，中國正式加入WTO，攜當時全球規模最大的黃金年齡人口優勢，開始讓東亞奇蹟從曾經的日本、四小龍、四小虎向中國大陸轉移。在中國入世前一年，日本與四小龍、四小虎的全部勞動年齡人口相加，還不到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一半。

上述數據從人口學的角度解釋了中國加入WTO不僅僅對本國有利，同時也會讓全球（尤其是先發國家）共享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很顯然，先經歷過完整人口浪潮的歐美先發國家，通過長達二百年的觀察與深入研究，最終是很難拒絕將中國納入全球體系的。建立在中國「廉價勞動力」基礎上的世界工廠，在過去20年時間裏，不斷將全球生活必需品價格壓低，又大量購買先發國家的產品或接受其投資於本國，讓先發國家能夠將通脹維持在低位，這也讓先發國家在進入老齡化和超老齡化社會後，能夠持續將更多資本積累投入科技創新，而不是將這部分積累提前用於鞏固其養老等社會福利。

2002年，Bloom等三位學者出版了《人口紅利》一書，進一步從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等視角對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進行討論（Bloom & Canning Sevilla, 2002）。其後中國國內關於人口紅利的研究著述也不斷增多。人口經濟學的研究顯示，僅有黃金年齡結構優勢並不一定能夠對經濟發展起正向作用，良好的教育、勞動力市場、宏觀經濟環境、開放性、社會凝聚力等，都是必要條件。

新中國人口的過去和未來

今天社會輿論焦慮中國人口總量下降，這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思議的。對老齡化的擔憂，逐漸轉變為對曾經人口政策的整體質疑，這是很片面的。新中國的人口結構是如何形成並演變成今天的模樣，需要從歷史中尋找答案。

老齡化是人口轉變的結果，是每個工業化國家都要經歷的過程。理解一個國家的老齡化問題，要回溯到其工業化之初去考察。每個工業化國家的人口演變既有共同的趨勢，也有各自的特點。

與其他先發國家相比，中國工業化最大的特點在於，在從農業向工業遷移的進程中，沒有將農民直接「工人化」，而是在保留其家鄉農地的前提下，形成了特有的農民工制度。這極大降低了中國工業化的成本，也避免了在工業化周期問題產生時有大量失地人口無路可退。很顯然，不從新中國工業化這個特有的制度出發去觀察和思考，是難以得出最具解釋張力的結論的。

幾乎所有其他歐洲先發國家都遵循了英國成例，即在工業化進程中讓農民直接進入城市，或使其前往殖民地，並沒有保留農民的身份和土地。歷史上的歐洲無產階級，大量來自因工業化失地而進入城市求生的農民階層。由於工業化後的周期問題，城市無產者的生活比農民還要貧困，不得不在經濟衰退、大規模失業時聯合起來鬥爭，要求獲得保障和權利。工業化後歐洲的政治鬥爭在很長時間內表現為左翼工人政黨和右翼保守政黨之間的鬥爭。

美國與歐洲的不同在於，相較歐洲人口膨脹所導致的擁擠局面，新大陸擁有廣闊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1870年美國的勞動力人口1,250.59萬，其中農業592.25萬人，農業人口佔比為47.36%（Martin,1874）。當時美國農民階層由於受到鐵路壟斷、中間商壓制價格和農作物抵押制度（crop lien system）的影響，普遍貧困。但美國的農民階層並未失去自己的土地，他們通過農民政治運動的方式，為自己爭取到了權利。美國的《謝爾曼反壟斷法》，實際是美國農民政治運動獲得的成果（慕峰，2020）。因此美國的工業化進程並未像歐洲那樣通過壓制農民階層使其失地而獲得工業勞動力，這也導致此後美國的工人運動並沒有歐洲那樣激烈。

新中國的工業化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窮和白」並非指完全沒有工業基礎，清末、民國時期進行了初步工業化，但整個社會仍然是農業社會。1949年底，中國大陸人口已達5.41億，1960年突破6.62億，到1970年迅速增長到8.29億。但在1980年代之前，中國人口的鄉村佔比一直都在80%以上。

新中國建立後人口的快速增長，曾被認為是制訂並執行了鼓勵人口生育政策所致。但近年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彭志良，2009）。綜合來看，建國後一段時間人口的快速增長，可能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是與歐美「嬰兒潮」一樣，中國當時也在經歷戰後和平環境。二是政策宣傳上鼓勵生育，低成本可獲得的節育手段和措施缺乏。三是農村兒童撫養成本低，在物資配給和農村「工分」制度下，多生多得成為激勵。四是大躍進背景下計劃生育決策遭受挫折（彭才棟，2018）。五是傳統生育觀念的影響。

儘管在中國加入WTO之前，數億人口已被認為是「紅利」，但在完成必要的教育、建立起具有流動性的勞動力市場、出現足夠多的工業化就業機會之前，這些「紅利」卻是實實在在的人口壓力，體現在糧食、資源、就業等方方面面。

1960年代初嚴重的糧食問題使得人口控制需求日益迫切。1962年《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1973年提出「晚、稀、少」生育政策；1980年《關於控制中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出「一胎化」；1982年十二大確定「實行計劃生育，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1980年代初開始嚴格執行一胎政策時，中國人口已超10億。此時珠三角地區的「三來一補」蔚然成風，中國開始逐漸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鄉鎮企業同步興起。當時的社會學者，已經開始關注「亦工亦農」群體（蒙晨、鄒農儉，1985）。隨之而來的城鎮化地產基建需求，開始吸納勞動力，城鎮化本身又創造了新的消費需求，並由此產生了更多新的就業崗位。但面對全球最大規模的人口數量，依靠剛剛起步的內部需求，仍不足以消化就業。

中國加入WTO是一個基於人口問題考慮的雙向選擇的結果。先發國家（尤其是其跨國企業）需要更多的海外廉價勞動力和新興市場機會，中國則需要足夠的海外需求所帶來的生產性就業機會。中國的「人口紅利」，實際才是中國與歐美經貿關係真正的「壓艙石」；中國的「人口紅利期」，才是中國與歐美真正的「蜜月期」。

每個制度的取捨，都會導致不同的路徑，出現不同的結果。當我們以農民工制度去適應海量人口前提下的工業化時，享受了低成本負擔，避免了經濟下行周期出現大量城市流民的情況。但相應的，在人口高速膨脹期所形成的農民工階層，當他們集體步入老齡化時，整個社會至少要承受三個後果：

一是農民工作為流動人口，顯著降低了其生育的可能性。人口學研究顯示，城市流動人口的生育率不僅低於農村常住人口，而且也低於城市常住人口（陳衛、吳麗麗，2006）。1949年~1979年中國新增人口大部分是在農村實現的（張志剛，1988），而此後農村人口由於流動外出參與工業化，其生育率甚至要比城市常住人口更低，這個問題是中國特有的。

二是對老年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遲早會成為一個問題。在農民工制度下，由於保留了農民工的身份和土地，因此其適用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城鎮就業人員是不同的。城鎮就業人員是以社會保險作為其基礎養老和醫療保障。而農民工養老保障主要依靠自己的積蓄和子女的支持。對很多人來講，這是不夠的。

三是農民工二代必然要在融入城市和回到家鄉之間做出選擇。但回到家鄉務農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城市（城鎮）必須加以吸納，目前多以靈活用工方式對待。但這部分群體在經濟下行或老齡後不會再像其父輩一樣能夠依賴家鄉土地，這意味着農民工真正的城鎮化會在其二代期間完成。這也意味着農民工制度帶來的低成本工業化優勢正在逐漸成為過去。

目前，國內關於提升生育率的策略建議，主要包括：全面放開生育限制；提供生育補貼、保障養育時間、形成社會化撫養體系等等。這些建議除放開生育限制是針對中國具體情況外，其他建議全部都只是在重複先發國家已經採納過的措施。先發國家採納這些措施針對的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後的人口，他們並沒有經歷中國特殊的工業化歷程，也沒有因此產生中國特殊的工業化人口結構。

事實上，歐美先發國家關於提高生育率的策略基本都沒有太大效果。法國和瑞典是效果最明顯的兩個先發國家，福利成本非常高，並且這兩個國家本身也是全球最早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兩個國家。儘管提高生育率的措施是不可或缺的，但歐美先發國家基本認可了需要長期依靠移民制度去填補其人口缺口，甚至歐洲國家對於移民二代的生育率下降問題也開始予以關注（Nadja Milewski, 2010）。而日本顯然已經接受了人口在縮減後達至新的平衡這一未來。

在幾乎所有公開討論的策略中，並沒有針對中國工業化人口膨脹自身特點的策略建議。很明顯的是，中國與歐美先發國家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農民工現狀抑制了相當部分的生育可能。先發國家提高城市人口生育率的策略採用到中國一二線城市，很可能得到的效果是類似的，即以巨大的福利成本，也難以使國家的總和生育率有實質性提高。

中國一二線城市壓制生育率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本身，也即房價壓力、職養選擇、結婚和生育年齡過高等。如果農民工制度下的流動人口能夠順利城鎮化，使其穩定於中小城市和城鎮，那麼這部分生育需求可能得到有效釋放。相反，部分學者寄希望於繼續擴建超大型都市去通過解決城市容納問題來增加生育率，只會讓都市圈的虹吸作用更加明顯，其結果是令個別大城市繼續通過虹吸其他地區的年輕人口獲益，這無異於飲鴆止渴。

說到底，如果目標是提高生育率，那就一定是個福利成本的選擇和取捨。在能夠支出的福利成本相對確定的前提下，是完全遵循歐美先發國家的「經驗」，還是從中國自身情況出發施以對策，最終需要做出選擇。

除上述與流行觀點不同的建議外，本文還想特別指出的是，隨着中國不可逆轉的快速老齡化，中國與歐美國家的「蜜月期」也將遠去。無論中國怎樣應對老齡化問題，福利體系的建設和相應成本的提升是必然的，未來勞動年齡人口佔比將越來越小，意味着勞動者議價空間將越來越大，996將會成為過去式。最關鍵的，曾經讓中國產品不斷變得更便宜的那些原因正在遠去，這也意味着壓低先發國家基礎生活品通脹的主要原因也在遠去。中國的老齡化不只會影響中國自身，更會影響到先發國家的金融體系。

歐美享受「中國人口紅利」而可以不用增加其福利成本的日子也將成為過去，這將影響歐美用於創新的投資。中國如果選擇學習先發國家，將老齡積累用於投資科技創新（即所謂第二次人口紅利），也將導致中國與先發國家在科技創新方面的進一步較量。

先發國家還會遵循其先例，去尋找下一個「人口紅利池」，以「印太戰略」來替代中國。目前在人口總量上能與中國相匹敵的只有非洲和印度。歐美如果想疏離中國進而繼續保持工業化以來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福利體系，唯一能夠依賴的也就是南亞和東南亞。但正如人口學研究所揭示的，僅僅人口眾多，不一定就能成為「人口紅利」。究竟哪一方更能夠利用未來的海外資源，將視不同國家企業未來的海外競爭力而定。

站在今天這個時點，未來一兩代人面臨的根本問題已經不是國家間的競爭和較量問題，而是工業化和全球化以來人類的社會經濟結構是否需要做出重大調整的問題。回到老齡化，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更加關注已經存活於世的人，而不是那些可能出生的人；我們都更應該讓經濟發展去滿足人的需要，而不是讓人成為經濟發展的手段和零件。

或許，從英格蘭的人口膨脹，到中國的人口收縮，才是一個完整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