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辰等：美國當代經濟模式觀察

近日，中美高層在瑞士蘇黎世舉行會晤受到廣泛關注。這是中美兩國高層繼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對話、7月在天津會談以來的第三次會談。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蘇黎世舉行會晤。雙方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與地區問題全面、坦誠、深入交換意見，並同意就重要問題保持經常性對話和溝通。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指出，此次中美高級別會晤是建設性的，有益於增進相互了解。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與美貿易代表戴琪舉行了視頻通話。雙方同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態度繼續溝通，為兩國經貿關係健康發展和世界經濟復甦創造良好條件。

中國銀行美國地區分行行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常務理事徐辰，中銀紐約財務管理部副總經理董文捷在《清華金融評論》（點擊訂閲）2021年8月刊撰文指出，今天不同於歷史，全球化的經濟體系靠霸權再也無法維繫，必須建立在合作共贏的基礎之上。

工業革命以來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宏觀經濟學被認為是政府和企業用來觀察、管理和影響人們生產和消費商品與服務的一種動態工具。近代以來，兩位跨越了三個世紀的著名思想家向世人揭示了從工業革命的黎明到現代勞動力和經濟貿易全球化的標誌性理論，他們分別是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他們對經濟學卓越的貢獻極大地推動了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裏描述了一個工業革命初期日益被商業化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統治的世界。他指出勞動分工可以提高生產力，一個由受過專業技術訓練的工人組成的流水線工廠的勞動生產力可以是獨立操作作坊的幾千倍。

亞當·斯密認為商業市場的運作是被一隻無形的手推動着，他認為，人天生就有努力改善自己生活的動力。商家出售商品和服務不是出於仁慈，而是為了牟利。這種利己主義的行為驅動了生產，從而滿足了人們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務，即所謂的「看不見的手」引導了人們的行為。

他認為這種個體牟私利的行為在無意中有效地導致了一個複雜的社會經濟運作的產生，這種複雜的社會經濟功能必須在一個適應了新的經濟秩序、社會和政治的世界才能得到保障和自由地發展。

他提出如果鼓勵企業通過不斷地創新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以公平的價格和高品質的產品自由競爭就可防止商家們對消費者進行剝削。簡言之，競爭迫使每個生意人都童叟無欺，因為如果消費者在一個商家那裏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總是可以改道光顧另一個商家。

他的非凡見地不僅準確地反映了那個時代，還預見到了未來。直至今日世界各地的經濟自由化仍在繼續，這種我們稱之為「自由經濟主義」的模式持續了200多年，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模式之一。

約翰·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

儘管亞當·斯密預言了工業資本主義的成功，但生活在工業革命早期的他沒能看到自由經濟主義的嚴重偏頗性。對自由經濟模式的質疑在經濟學界引發了一場關於資本主義的缺陷及其改善策略的辯論，就是在這種辯論和思考中誕生了一位對20世紀初期的資本主義所面臨的困境很有洞察力的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

凱恩斯一生對經濟學的傑出貢獻表現在他對大蕭條的詮釋和應對方面。當時大蕭條的影響波及全世界，美國的失業率從3％上升到25％，國民收入減少了一半，住宅建設幾乎停滯。凱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着重分析了儲蓄的作用並指出過多的儲蓄可能會導致經濟的崩潰。

他認為，經濟疲軟會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並引發經濟衰退時牢不可破的循環：企業對再投資猶豫不決從而無法創造就業機會；沒有工作，人們沒有收入，就會收緊開支。消費對經濟有刺激作用，人們在擔心經濟前景不佳時增加了儲蓄而減少了消費，但由於長期失業，儲蓄終將枯竭。這樣一個艱難時期個人理性的儲蓄行為終究導致了集體非理性的結果。

凱恩斯認為政府應該支持經濟，雖然凱恩斯支持自由市場式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但凱恩斯認為針對大蕭條的獨特挑戰需要採取獨特的解決方案，在經濟蕭條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通過消費打破這一周期，彌補個體消費者和企業所不能企及的地方。

凱恩斯的理論在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被證明是有效的，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中採取政府救濟計劃刺激了20世紀30年代初的經濟，30年代後期美國聯邦政府削減了預算，導致了經濟的迅速下滑，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大量的支出恰逢大蕭條時代的結束，這一切似乎都驗證了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經濟思想在20世紀40年代末上升到了主流經濟學的位置，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英等國政府都採用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當年的「美好社會」規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貿易和金融機構的成立也反映了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思想。二戰後的新國際貨幣和貿易體系的誕生部分歸功於凱恩斯的創意。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政府對本國經濟的適度干預比無人參與的自由市場經濟更能夠給社會增添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的繁榮，從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儘管人們對凱恩斯經濟政策的評價褒貶不一，凱恩斯思想依然主導了美國經濟學界，直到20世紀70年代。

二戰後美國經濟的主導模式

二戰後的美國經濟經歷了周期性的大起大落，主導美國的經濟模式也從凱恩斯經濟學轉到新自由主義盛行的「里根時代」，再到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政府再次出面干預經濟。

凱恩斯時代的全球經濟平均增長率較高、失業率較低、貧富差距縮小、公共債務減少，同時金融危機發生率非常低。基於此，經濟學家認為凱恩斯時代是迄今為止最成功的資本主義時代。

隨着二戰後美國經濟繁榮的結束，美國製造業相對海外競爭對手（尤其是德國和日本的汽車製造業）競爭力逐漸削弱。與此同時，全球化也隨着訊息技術革命而加速發展。

許多美國公司為了節省成本而將製造業移到境外，導致美國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再加上越戰沉重的代價、能源危機、尼克松政府寬鬆的貨幣政策和沉重的社會福利，使得美國聯邦財政赤字不斷加大，美國經濟陷入了滯脹。此時工商界和學術界反對凱恩斯經濟模式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而倡導新自由市場式資本主義經濟思想流派的擁護者日益增多。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國總統，當時美國面臨着嚴峻的經濟危機。里根上任前，美國失業率高達7.5%，通脹率飆升至13.5％。里根政府認為解決這一危機的最佳方法是採用供應側經濟學原理來調整既有的經濟模式。

這一思想主導了稅收、福利、國防、聯邦司法和冷戰等領域的國家決策，包括取消了國內石油價格和分配管制、降低了石油的利潤稅（並於1988年取消了石油稅）、實施《經濟復甦稅法》，大幅削減了聯邦所得稅率、削減聯邦開支、限制政府幹預、放鬆金融管制，同時大幅增加了公共開支（主要是國防開支）。

里根認為減少政府幹預可以讓市場自由地運作。他說，「政府不能解決問題，相反政府本身才是問題」。而減低稅率可以提高企業的利潤和個人的收入，從而刺激經濟的增長。里根政府稱其新政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世人則稱之為「里根經濟學」。

經濟學界對里根時期採取的經濟政策褒貶不一。支持者認為，在里根執政期間，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年平均增長3.5％，高於之前8年的2.9％，失業率從1980年的7.2％下降到1988年的5.5％，通脹率也從1980年的13.5％下降到1988年的4.1％，苦難指數（通脹率加失業率）從里根上任時的19.33下降到離任時的9.72，這一經濟模式將美國經濟帶出了滯脹，並在隨後的幾十年中推動了GDP的強勁增長。

而反對派則指出，里根的政策導致了貧富差距的加大和國家債務的激增（增長了近3倍），從而結束了二戰後國家債務/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下降的趨勢。

儘管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爭議不斷，里根之後的歷屆總統都在不同層面上採用了新自由主義，如老布殊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克林頓任期內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個人責任和工作機會法案》，廢除了《格拉斯哥法案》；小布殊推出的《經濟增長和減稅法案》。這些法案或是減稅，或是放鬆對金融部門的管制，或是削減政府福利。

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不完善性，並驗證了資本市場需要恰當管理的合理性。在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實際GDP收縮了4.2%，失業率最高達10%，金融業流動資金的枯竭誘發了一系列的破產潮。

為了應對危機，美聯儲首次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接近於零以增加貸款流動性和減少失業，並採取了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與此同時，聯邦政府大力加強市場干預力度並出台一系列的紓困政策，其中包括《2008年緊急經濟穩定法》《2009年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

這些財政政策囊括了從現金支付、資助低收入人群和失業者，到撥款投資基礎設施項目、醫療保險、教育、國防等，再到一系列稅務抵免、優惠政策。由政府出面支撐經濟凸顯了凱恩斯的經濟思想。

疫情下的美國政治經濟形勢

2020年新冠疫情在美國暴發導致美國失業率由此前的3.5%迅速攀升至14.8%。在貨幣政策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積極運用各種金融工具為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撐經濟，包括降低聯邦基金利率、採用量化寬鬆政策、開設直接借貸設施，甚至降低銀行儲備金要求以鼓勵借貸。

在財政政策方面，美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財政刺激方案。包括2.2萬億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濟與經濟安全法案》（簡稱CARES法案）和2.3萬億美元的《2021合併撥款法案》。

拜登上任後，美國兩黨又於2021年3月通過了1.9萬億美元的救助計劃。這一系列的財政政策雖然對疫情下動盪的美國經濟、社會起到了一定的穩定作用，卻也造成債台高築。聯邦借貸對GDP的比例已高達136%且呈上升趨勢（如圖1所示）。

由於美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的財政救助計劃，疫情期間美國失業率雖然劇增但家庭收入並未減少，相反有所增加。部分失業人群的失業金甚至高於他們受僱時的薪金。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顯示美國疫情期間家庭收入的曲線與政府財政救助計劃的實施正相關。

寬鬆的貨幣政策雖有助於釋放流動性，但也帶來潛在通脹風險。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2021年2月23日的美國國會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聽證會上表示：「（就目前經濟情況來看）要達到我們想要的就業和通脹目標，美國經濟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看到實質性的進展。」 然而，近期長期美國國債收益率急劇上升，或許是在表明市場對通脹的預期。但就目前來看，通脹率還基本保持在美聯儲2%的目標之下。

突發的疫情不僅嚴重影響了經濟，而且突顯了社會問題的隱患。長期積累下來的貧富差距和種族矛盾在日益分化的政治環境和經濟壓力下加劇。為了振興疫情後的經濟、緩和社會矛盾和挽救環境危機，拜登總統呼籲所有美國人共同努力來彌合政治上的分歧，團結一心戰勝新冠疫情。

同時拜登政府提出了「重建更好」的美國復甦計劃，包括2.25萬億美元的美國就業計劃，用於建設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加強關鍵產品的美國製造供應鏈和投資綠色能源、擴大公共醫療保健的覆蓋面等。實現這一計劃需要鉅額財政支出，然而這屆美國政府面臨着歷史上最具挑戰性的財政環境。截至2020年的財政年度，美國聯邦預算赤字已高達3.1萬億美元，創歷史紀錄。

為了籌集《美國就業計劃》所需的資金和彌補鉅額的財政赤字，拜登政府在推出美國就業計劃的同時出台了《美國製造》的稅收計劃。此計劃將通過提高公司稅率增收美國公司全球無形低稅收入稅、對賬面所得超過20億美元的大公司徵收15%的賬面收入所得稅、尋求向跨國企業徵收全球最低稅協議、給予公司稅收抵免以鼓勵開展研發和推廣綠色能源、加大國稅局執法力度等措施，在未來15年內籌集2萬多億美元。

拜登政府的這一稅改提議不僅旨在籌集實施其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所需的資金，而且可以遏制美國跨國公司的離岸業務利得，以鼓勵將生產線挪回美國，從而創造美國就業機會。

然而這項提議也存在着潛在的負面溢出效應，將聯邦稅率升至28%可使在美經營的公司所得稅率（包括州和地方稅）躍居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成員國的第二位。如此高的所得稅率將削弱美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力，也代表着美國里根時代的結束。此外，提高美國公司的海外所得稅和鼓勵美國製造勢必會影響全球化的供應鏈經濟模式。

除了以加大投資推動美國經濟發展和增加就業機會外，拜登的另一項計劃注重對人才成長的培養，即投資美國的孩子、家庭和未來的《美國家庭計劃》。

該計劃擬議撥款1萬億美元投資美國家庭和孩子的教育、取消有針對性的學生貸款、增加用於教育的經費等。這筆投資將在未來15年內通過提高針對高收入人群的個人最高稅率、免除大於100萬美元資本利得稅的優惠、取消大於50萬美元收益的同類資產交換的稅賦遞延及加強美國國稅局的審查力度等措施來籌集。

另外，拜登還提議給美國家庭提供8000億美元的稅收抵免以改善其生活，並要求金融機構報告投資和商業活動所得在銀行賬户間的流水。

拜登政府的這一系列啟動經濟復甦和推動在美就業的計劃與以往的重大投資不同。此次拜登政府將行政措施、機構任命和立法相結合推行一系列涵蓋企業和社會的核心政策，增加政府投資和社會福利的目的除了抗疫和重振美國經濟外，還在於推動能源轉換以緩解氣候和環境危機及解決長期存在的財富分配不公和種族歧視等社會問題。

拜登政府將在2050年之前實現向「零排放」經濟過渡作為目標，並將基礎設施投資的收益用於資助弱勢社區。拜登認為美國經濟的復甦應該伴隨着美國社會結構性的變化，故在投資社會、治理環境的同時呼籲加強經濟實體的內部管治（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

在此新經濟模式下，企業須將ESG納入其投資決策之中。金融機構應加強其對可持續性ESG金融產品和數據的治理，並在金融普惠的同時分析和管理與ESG相關的合規風險。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也在2020年宣佈了更新氣候披露指南的計劃，表明SEC可能會要求上市公司在報表中更加標準化地披露公司投資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市場也將會越來越關注企業的ESG相關訊息。

拜登政府的經濟模式既不同於凱恩斯模式，也不符合里根經濟學的「小政府」及通過減稅刺激經濟活力的做法。在政府投資方面雖符合凱恩斯經濟思想，卻繼續了前政府「美國製造」的衣缽。

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認為社會責任對公司的財務業績會產生不利的影響，而「大政府」的監管和干預將損害宏觀經濟。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雖支持政府適當干預經濟，卻也指出赤字支出和低利率的結合將導致經濟復甦放緩。那麼拜登這位在其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以節制和妥協著稱的總統，如今提出徹底變革的願景是否能成功帶領美國走出危機、促進經濟蓬勃發展、修補疫情間暴露出來的現有經濟模式的缺陷、解決供應鏈問題、防禦網絡安全和數據隱私等風險，還有待考驗。

其實關鍵問題是美國的政治已經被利益集團所左右，新政府看到了問題所在，不等於能夠如願以償。當年華爾街為什麼協助美國的製造業移居海外，從而造成今天的產業空心化？

經濟的全球化是資本逐利自由選擇的結果，資本已經在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中嚐到了甜頭不會回頭。今天不同於歷史，全球化的經濟體系靠霸權再也無法維繫，必須建立在合作共贏的基礎之上。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不能僅靠自身的經濟政策調整，更離不開全球的經濟合作。

作者徐辰为中国银行美国地区分行行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董文捷为中银纽约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