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全球供給體系正遭受巨大的破壞

疫情、自然災害、去全球化、貨幣大寬鬆引發的成本上升、能源危機、產業鏈斷裂、人口老齡化與就業意願的降低、生態價值的重估（碳成本大幅提高）、平民階層反精英意識的崛起、貿易戰等等，越來越多的不可控因素，正在對全球供給體系形成史無前例的威脅和巨大的實質性破壞。

美國持續的通脹已經創造多年曆史記錄，9月份CPI、核心CPI分別為5.4%、4.0%，都接近三十年曆史新高。在持續的貨幣補貼下大量就業人群退出勞動力市場，造成上千萬的職位空缺和更大的供給缺口，無疑會進一步加劇通脹壓力。中低端製造業的外遷固然可以說是產業升級的一個結果，但也將國內日常生活用品置於過度依賴中國的境地。而一個原本崇尚、標榜市場自由主義的國家，卻不斷的放縱美聯儲在金融市場的干預，它的角色已經從救助銀行的「最後貸款人」，轉變為次貸危機期間救助房地產商的「最後交易商」（買入大量垃圾資產及國債），到疫情期間成為直接給個人發錢的「最後施捨人」。而這樣的「計劃經濟」式干預的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躺在國家福利的温牀上退出了勞動力市場，造成美國勞動力市供給體系的嚴重扭曲和破壞。統計數據顯示，美國8月職位空缺竟然達到了創紀錄的1168萬，嚴重的供給缺口很可能造成工資-物價的「通脹螺旋」。

而英國脱歐的嚴重後果終於顯現，由於脱離了歐洲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源的配置遇到了重大的缺口，英國的職位空缺數量8月份達到了創紀錄的110萬人。在結束了脱歐過渡期後，原先在英國工作的歐盟司機大多離開了英國，畢竟在英國脱歐後，由於政策的改變，使得非英國貨車司機並不能像之前一樣輕鬆、簡單的在英國工作，他們不僅要面臨更繁瑣的邊境手續，工作成本也變得比之前更高，導致英國卡車司機遭遇了史無前例的用工荒，而這又直接導致加油站用油供給不足，油價大幅變相攀升。卡車司機的用工荒也重創了英國的物流體系，導致一方面英國日常用品超市貨架空空，另一方面各大港口又堆積着等待卸貨處置的貨船，以至於整個港口船滿為患，還有大量的船隻漂流在大西洋上無處停靠。這樣魔幻、荒誕的場景並非只有英國後疫情疊加後脱歐效應的結果，歐洲大陸和美國也在發生。全球的貿易航運和物流體系正在經受史無前例的破壞。

最近半個世紀，全球化是緩解和豐富供給體系的最重要方式，可能沒有之一。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首先獲益的是國際資本。與勞動力的跨境流動比較困難相比，資本的流動比較簡單。它們以跨國公司、外商投資和合資的形式，在全球尋找價值窪地來增加「物美價廉」的產品供給。其中，「中國製造」是這場全球化盛宴最重要的成果，它史無前例的將中國十億勞動力推入了國際市場，向全球提供各種各樣的生活物資和用品，形成了全球幾十年「無通脹增長」的黃金時代，同時自身也完成了中華民族偉大的工業革命和工業化進程。然而這個全球化體系也存在着較大的結構性問題，是一個嚴重失衡的供應鏈和貿易收支體系。一方面，「中國儲蓄—生產+美國借債—消費」的國際供需格局，導致了長期的國際收支失衡，美國本土的藍領工人成為全球化的受損者，這也為中美貿易戰和中美關係大變局埋下了伏筆。另一方面，全球的重工業生產轉移到中國，也將最大的碳消耗轉移到了中國，2018年中國的碳排放佔比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這又為今天的圍繞碳排放權進行的國際博弈埋下了伏筆。

在疫情發生後，全球貿易體系的失衡程度與供應鏈的脆弱度似乎已經到了極限，這也將供給體系推入到了一個危險的處境。疫情後由於中國率先控制住了疫情，並快速恢復了生產和大部分的製造業產業鏈，成為全球物資的唯一大型生產基地。但其它國家則沒有這麼幸運，陷入疫情反覆和經濟社會動盪的泥沼。在去年大部分時間，歐美等國的生產體系處於停擺狀態，除了「印鈔機」以外，別的機器似乎都停止了運轉，國內的供給體系嚴重停滯。這樣就出現了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全球都在印鈔，只有中國在生產」的奇異景觀，今年9月中國的出口額超過了創紀錄的3000億美元，乃至於大量的貿易航船裝載着滿滿的物資運向世界各地，歸來卻空空如也，形成了百年一遇的「單向貿易」，導致集裝箱成本不到一年時間漲了三倍，而且很多時候「一箱難求」。這樣的結果就是，中國的出口創造歷史記錄，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變得更加嚴重。

能源危機在全球愈演愈烈，在寒冬來臨即將進入能源消耗季的時候，全球的能源供給體系卻遭到嚴重破壞。當前來看，能源危機的成因，一是天災，各種極端天氣對非石化新能源供應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當前的儲能體系無法應對風電、水電等綠色能源在極端天氣下的不穩定性。二是「人禍」，在新能源革命下，傳統能源體系過去幾年資本支出嚴重不足，加上去年疫情危機下大量傳統能源企業破產倒閉，供給能力和彈性大幅下降，供給缺口大幅擴大。還有一些國家出現了用工荒，比如英國找不到卡車司機來運油，導致全國各地加油站加油緊張。不斷擴大的電力缺口正在大幅推高歐洲的用電價格，令居民和企業苦不堪言。在西班牙和葡萄牙，9月初平均批發電價大約是半年前平均價格的3倍，為每兆瓦時175歐元；荷蘭所有權轉讓中心（TTF）批發電價為每兆瓦時74.15歐元，比3月份高出4倍；英國電價已經創下歷史新高183.84歐元。

貨幣發行體系的扭曲是造成全球供給體系破壞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雖然疫情嚴重期間，美聯儲等全球央行通過放水力挽狂瀾，拯救了一場大型金融危機，同時快速的突破財政約束給家庭部門發放救濟金和補貼，也拯救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蕭條、大失業。但由於寬鬆政策遲遲無法退出，貨幣市場的超額供給正在對要素和商品市場的供給體系造成嚴重的傷害。在要素的供給方面，貨幣扭曲供給形成的傷害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長時間的災情補貼讓越來越多的勞動力退出市場，造成勞動力供給嚴重不足。既然可以躺着在家吃「免費的餡餅」，為何還要到勞動力市場中辛苦勞作。另一方面是貨幣超額供給形成了大量的風險偏好極強的投機性、交易性金融頭寸，這些資金擁擠的進入上游的大宗和原材料市場，造成上游原材料價格的暴漲。不到一年時間國際大部分大宗商品的價格漲幅都超過1倍，國內的動力煤價格漲幅超過3倍。由於投機性資本造成價格的變化往往比實體經濟按照供需變化造成的要快，中下游企業無法及時調整庫存和訂單，導致利潤被上游原材料價格的暴漲吃掉，不得不縮減產能，減少供給（做一單虧一單），有大量的企業選擇關門大吉。

由於名義可支配收入都是以貨幣的形式持有，貨幣的增發的確可以瞬時增加需求。疫情後美聯儲通過各種SPV發放到個人手中的錢，當然會提高人們的消費和投資支出。但除了維繫一些企業的資金鍊不斷裂而免於破產之外（看上去非常重要），對供給的正面作用似乎不大。當疫情後美聯儲向經濟體投放五萬多億美元后，由於供給側沒有相應的增加，因此除了引發史無前例的大通脹外，別的作用收效甚微。而快速惡化的通脹，正在造成工資與物價的螺旋式上升，這對供給體系是典型的破壞性，因為大部分企業並沒有足夠的存貨和訂單管理韌性來吸收過度頻繁的人力成本波動。

大疫情與極端災害天氣的頻發，加速了全球碳中和體系的建構，以及圍繞碳排放權的大國政治博弈。碳價值的覺醒與重現發現，對全球供給體系來說是在總體上全面提高生產成本。拿中國來說，按照初步的測算，如果2030實現碳達峰，2060實現碳中和，這樣的減碳計劃如果在相關行業落實，整個製造業的成本可能要立即上升20—30%，以後幾年都要有差不多的漲幅，否則無法消化處理碳排放帶來的成本。如果綠色技術跟不上，可能就不是價格和成本的問題，而是要關停大量的化工和重工業企業，這樣就會造成嚴重的供給塌縮。在碳中和計劃下，相當於原來成本為零的空氣，現在成為一種稀缺的原材料，成為一種生產要素，帶來整個生產函數結構和供給體系的變化。由於碳中和計劃的生態價值，在這裏不能說是對供給體系造成破壞，而是要對全球總供需體系來一次再平衡。這個平衡過程中會導致較大的供給缺口。

快速的老齡化，較低的出生率，以及年輕一代就業理念的改變和平等意識的覺醒，也會對各國的供給體系造成重大壓力。當前人口老齡化在中國最為突出，這源自原來受管制的計劃生育政策，它在改革開放初期固然因為人為減少了新生兒而降低了人口撫養比，為全球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是當人口開始老化的時候，速度也會出奇的快。2019年中國老年撫養比為19.6%，較上一年度的16.8%，增幅為11年來最大，以猝不及防的速度進入了真正的深度老齡化社會。對於一個製造業立國的國家來說，這個影響無疑是巨大的，而且支出負擔越來越嚴重的養老金赤字危機正在將人口紅利變為「人口負債」。在城市化過程中從農村進入城市打工的務工人員，鄉土精神讓他（她）們願意以與留守土地相比的廉價工資，從事低端辛苦的工作，這構成了中國最有競爭力的勞動力「寶藏」。但現在他（她）們已經老去，90後、95後的年輕一代，絕大多數已經不再具備父輩們對辛苦工作和社會不平等的容忍和寬容。因此，一代農民工快速老去，新一代中國工人又沒有成長起來，全國面臨製造業工人的用工荒，這將使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褪色不少，無疑也會對全球的製造業供給體系造成巨大的影響。

中美關係大變局，全球治理體系的衰退，文明之間的衝突，地緣政治的風險等等複雜不確定因素，也都對全球供給體系造成深層次的傷害。全球「晶片荒」就是傷害的後果之一。發動貿易戰，核心技術「卡脖子」，實際上是國家「巨嬰症」的表現，是典型的逆全球化而行。全球產業鏈的穩定，需要一個穩定的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需要各國、各文明圈以開放的心態相互理解和容納，需要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孤立主義、宗教主義等極端情緒的淡化和消弭。然而今天的世界卻恰恰相反，這些不穩定因素在疫情和極端不平等等因素的作用下正積累的越來越多，隨時會以各種衝突和危機的形式爆發，這無疑也將會對全球供給體系造成前所未有的重創。這些都需要引起各國政府的重視，共同為修復全球供給體系和保持供應鏈的穩定而努力，否則將會集體進入一個更大的危機。

中國近幾年一直在為保護供給體系的穩定性而努力。如果說上游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為了清理過剩、低效產能，提高國內供給的質量和效率，那麼從疫情後開始構建的國內外聯動的雙循環體系，則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加安全、更加有保障的供應鏈體系。在雙循環體系的保障下，即使全球供應鏈因為疫情、極端天氣、國際政治等不可控因素而變得不穩定甚至中斷，國內的供給仍然可以滿足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需求。因此雙循環體系的建設重點在於，建立起一套國家經濟、能源、糧食和技術等安全體系。這套體系的建立，固然需要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國家能力的加持，但絕非閉門造車、閉關鎖國和集中管控，而是以更高層次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精神，竭盡全力融入到全球新的貿易和科技浪潮，併發揮出一個大國應盡的責任。

作者趙建為西澤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