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之路：三次經濟會議

改革，是轉軌型國家的根本動力。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開啟改革之路、轉型之路。從此，「改革開放」成為了時代記憶裏一個具有強烈中國特徵的名詞。

改革的走向，關乎國家社會、更關乎個體的命運。經濟體制如何改？是否走市場經濟道路？如何走向市場經濟？在關鍵的80-90年代，有數次經濟學家參與的會議和討論，與改革水流相交匯、相互激盪。

改革也是一種考驗。本文重新回到80年代，覆盤三次重要的經濟會議，看看那些平等辯論、求賢若渴、尊重知識、勇於捍衛的精神是如何推動時代前行的。

本文邏輯

一、莫干山會議

二、巴山輪會議

三、九一座談會

莫干山會議

80年代初，改革是令人興奮而迷茫的。經歷了三大改造之後，國內的經濟生產運行模式以計劃指令式為主，往什麼方向改、怎麼改、改到什麼程度，沒人能給出答案。這時，有着相似國情且率先邁步的東歐國家成為了重要的參考對象。

60年代起，在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裏已經湧現了由計劃模式向市場走的實踐探索。弗·布魯斯、奧塔·錫克都是1980年前後被邀請來華的兩位東歐經濟學家。

弗·布魯斯曾任波蘭政府經濟委員會副主席，參與起草了1956年波蘭經濟改革方案，布魯斯提倡「內置市場調節的計劃經濟」。60年代他因波蘭的抗議示威活動而被免除職務，隨後移居英國；奧塔·錫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參與主導了「布拉格之春」中的經濟改革，但是隨着蘇聯出兵布拉格，他被迫流亡別國。即便這兩人有着「政治身份」上的爭議，也因當時國內改革探索的迫切需要而被熱情邀請。

1979年，弗·布魯斯在社科院講學，會議室擠滿了人。中國經濟學家擬了詳細的十個問題請他作答，其中包含「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是什麼關係」、「成立公司之後，公司與企業之間、公司與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如何調節」、「如何看待經濟管理中的經濟方法與行政方法」等等，這些問題反應當時國內對於市場經濟的陌生。

奧塔·錫克來華後的演講也引發了改革討論的熱潮。他參照曾在捷克改革的經驗，提出了「先調後放」的價格改革方案，即通過模型多次計算出各類產品的一套「合理」價格，再慢慢全面調整。

錫克的方案得到領導層的一定重視。隨後，國務院建立了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由經濟學家薛暮橋、馬洪負責，定位為研究、設計解決價格改革方案的臨時機構，測算理論價格、研究調查物價問題。這個價格研究中心後來合併發展成為了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

當時，國內經濟決策者、研究者們對於計劃體制下經濟改革的探索不止、躍躍欲試。1982年，剛成立的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開始籌備一次「蘇聯東歐經濟體制改革討論會」。不過，那段時間裏，計劃經濟思想回潮，錫克的政治爭議被擴大化，一度影響到將召開的會議，最後這場會議名義上由中國價格學會主辦。

這是一場專業經濟學家參加的討論會，但更是從當下的迫切需求出發、討論實踐的會議。邀請來的七人經濟學考察團，他們不僅是經濟學者，而且都在社會主義國家有過經濟管理甚至改革的經歷。除了布魯斯、錫克，還有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教育學院教授、曾在匈牙利外貿部工作的肯德；波蘭國家物價委員會前主任斯特魯明斯基等。另外，參會的人員還包括時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的薛暮橋、國家物價總局局長劉卓甫，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廖季立擔任會議主持。

7月11日，這場會議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召開，也被稱為「莫干山會議」。會議召開前，雙方約定「不見報、不公開」，保證了雙方可以儘量純粹、專業討論現實問題。因此，這一次莫干山會議鮮為人知。

會議上，中方得知了當時蘇東各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動向存在幾個特徵：由片面強調中央集權向分權發展；逐步注意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和多種經營方式、逐步重視市場機制的作用。譬如，匈牙利當時的具體改革方案，如 「某些國營的餐館、浴室、理髮館等服務行業和一部分零售商業，用投標方式租給私人經營」，也為國內所了解。

這場會議上，蘇東經濟學者指出，「中國的決策者和經濟工作者原以為很多經濟上的問題是政策失誤，然而究其根源，這些問題其實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只有通過根本的經濟體制改革才能加以解決」。這種論調，加強了中國改革者對改革困難的預期，也讓這些經濟學家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了改革不是局部的、政策性的，而是系統化的，指向經濟體制。

此外，會議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價值的觀點，譬如：「東歐經濟學者說，所謂『好的』指令性計劃並不存在。凡實行指令性計劃的國家，無例外地存在着產需脱節、物資匱乏、資源浪費和低效益。僅僅從制訂計劃的技術上下功夫，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計劃的缺陷。」

「有的學者認為，一些東歐國家在體制改革過程中，把固定資產投資權過多地下放給企業，是不合適的。社會主義的企業不可能對投資承擔全部風險，投資成功了，企業可得到好處，失敗了，最終還要由國家包下來。因此，企業總是傾向於更多地投資，或者說，它始終存在着一種『投資飢餓』」 。

再如，「在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着一種潛在的或隱蔽的通貨膨脹，無論在經濟發展水平低或者水平高的時候，同樣都存在物資短缺，存在賣方市場。」

這些觀點均被薛暮橋、劉卓甫、廖季立三人整理在《關於布魯斯為首的經濟體制考察團來訪情況的報告》中。8月份，這份報告抄送給高層領導，得到了重視。

會議之外，外國考察團經過對國內幾個城市考察之後，一致認為：中國面積龐大、各地區發展不平衡，蘇東的經驗不能完全照搬，應當採取漸進改革方法。

第一次莫干山會議上，價格改革也是一個重點。有學者提出，用一台計算機的精密計算來隨時動態調整缺陷，以此彌補計劃體制的存在的滯後性、局部性等缺陷。國務院價格小組的研究已經展開一段時間，這種以計算機代替中央計劃的方式為薛暮橋、廖季立所質疑。布魯斯或錫克提供的價格方案似乎都不適用於國情，這意味着，適合國內價格改革的方案仍然未有明晰的答案，需要我們自己摸索。

與此同時，一些小範圍放開的經濟政策也在慢慢試水。1982年9月，國務院通過了《關於逐步放開小商品價格實行市場調節的報告》，決定對六類160種小商品放開價格管理，實行市場調節。

第一次莫干山會議成果得到肯定後，第二輪莫干山會議也隨之發起。1984年9月3日，《經濟學周報》等媒體聯合發起了「全國首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這場會議最終選擇在莫干山召開。這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莫干山會議。

如何篩選參加的經濟學家呢？會議採用 「以文選人」這樣傳統的方式，對參與對象展現了極大包容。有1300人投稿，委員會從中選了120篇論文，120名作者得以參加莫干山會議。

會議以專題小組展開討論，分成了價格改革、企業改革、股份經濟管理、城市對外開放等八個小組。

如果說改革是摸着石頭過河，那麼價格改革則是水流最急最深的一處。來之前這群年輕人就得知，價格改革策略是「皇冠上的明珠」，對於價格改革的討論也格外激烈。

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幹事田源帶來了「大步調整」的方案，而來自社科院的李劍閣提出了周小川、樓繼偉提出的「小步快調」方案，這個方案採用一般均衡模型對比測算，引用了前沿的現代經濟學。而寂寂無名的西北大學研究生張維迎則提出了一個當時較為新穎的觀點，他認為價格調整不解決根本問題，應該放開價格，讓市場起作用；針對能源、原材料等差價很大的生產資料，採用分批、分步的辦法。

圍繞這三派觀點，年青人們討論得熱血沸騰。華生在回憶中寫道，當時參會的都是年輕人，意氣風發，思想單純。由於發言人數過多，還發明出掛牌辯論的方式，有時爭論到深夜。

最終，向領導上報的報告裏選用了調放結合的「價格雙規」制，華生負責向領導現場解說。這其實是一種過渡式的改革思路。

事實上，莫干山會議之所以至今廣為人知、滌盪至今，是因為這場會議讓青年經濟學者走上舞台，一批青年經濟學家嶄露頭角；更因為在他們的平等討論、自由探討下的成果，留在了濃墨重彩的改革史上，價格雙軌制最終得到了中央的採納。這場會議湧現了一批思想進步的改革派官員和經濟學家，這是改革時代寶貴的財富。

1985年3月，國務院在《關於加強物價管理和監督檢查的通知》中提出：「按照規定允許企業自銷的工業生產資料，由企業自行定價，但要加強管理和指導。」這一文件的下發，意味着計劃外生產資料的價格不受控制，由市場調節，也標誌着價格「雙軌制」改革開始正式實施。此後一段時間裏，同一種商品的市場調節價、國家牌價、國家指導價並存。

這一過渡時期的政策，成為改革路上一個值得思考的經濟學命題。

巴山輪會議

莫干山會議後的一個月，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對於市場取向改革是一次極大的激勵。

《決定》作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的首次全面性綱要，計劃與市場、價格改革、宏觀調控、所有制改革等諸多存疑的地方均有提及。這份是首次確立「商品經濟」可行的中央文件，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文件甚至提出「所有權同經營權可以適當分開」。

《決定》強調了價格體制改革的重要性：「經濟體制的改革，包括計劃體制和工資制度的改革，它們的成效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價格體系的改革。」具體的方向上，也對價格改革做出了指導，如應縮小國家定價範圍，適當擴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動價格和自由價格的範圍。在這份文件末尾，則強調了「大膽起用中青年經濟管理幹部是當下迫切的任務」和「對人才務必不要搞煩瑣哲學、求全責備，務必不要受派性和種種閒言碎語的干擾」。總得來看，這是對兩次莫干山會議內容的良好迴音和改革的正向激勵。

到1984年底，經濟出現莫名的升温，改革的考驗也隨之而來。在當年的政策刺激下，銀行為了爭取來年更大的撥款額度，全面放開貸款，12月銀行放貸比去年同期增長了84%；而全年貨幣增發量達到262億元，物價上漲幅度達到10%。

來年2月份，國務院召開省長會議，說服各省緊縮投資基金和消費基金，但是效果甚微。這時，通貨膨脹成為了經濟學界的熱門話題，而且就應對政策展開了大辯論。當經濟改革與經濟增速爆發矛盾時，怎麼辦？

吳敬璉等人在起草經濟改革方案時，曾提出改革應該在實施總量緊縮的政策前提下進行；而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追求則與此方向相反。但是，另一派認為，通貨膨脹是經濟「起飛」階段的典型特徵，不應壓制。這種「起飛論」得到了許多青年學者的認可，它的理論基礎來源於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的「非均衡理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應速度有限超前在經濟開放階段是一種有利的推動，也是出於經濟自身的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巴山輪會議應時召開，主要是討論經濟改革與宏觀調控。

1985年初，國家體改委的廖季立找到世界銀行的林重庚，希望世行能組織一次國際研討會，再次討論一下經濟轉軌與國家管理市場經濟的內容。廖季立表示，中方與會人員會邀請政府各部委、參與經濟政策制定的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希望能邀請到外國對上述方面有實際經驗的學者。

9月2日清晨，重慶，一艘名為「巴山輪」的長江遊輪緩緩駛離。這艘3月份才下水的嶄新輪船有着相當於三星級賓館的配套設施，會議室、觀光區、休閒健身區規劃整齊。此時，歲齡82的薛暮橋正在為這場 「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致開幕詞。

會場嘉賓席裏，時任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的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託賓、英國著名政府官員、國際公務員阿萊克·凱恩克勞斯爵士；德國中央銀行行長、著名國際貨幣政策經濟學家奧特瑪·埃明格爾，還有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爾奈赫然在座。

而中方的參會人員除了部級領導和經濟學泰斗外，吳敬璉、高尚全、趙人偉這一群經濟政策設計和執行的精幹也在列，此外，會議還特意為40歲以下的中青年參會者預留了幾個名額。

會議議程設置了7個問題：包括改革的目標模式、改革的方法和步驟、價格問題、經濟過熱、改革與經濟穩定等。這場由需求驅動的會議氛圍也極度熱烈，從全體會議、小組討論、一對一討論，中方學者抓緊時間向外國學者提問討論，一度進行到深夜。

引起中外雙方積極討論的便是當下中國通貨膨脹的大背景，與國內的爭論不同，會議上多數經濟學家一致認為應該對此進行調控和干預。作為凱恩斯主義者，託賓根據一串數據，指出中國當下面臨着嚴重通貨膨脹的危險，這讓國內許多經濟學家印象深刻。他主張中國應當將緊縮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並行使用。

郭樹清回憶這場會議時寫道：「作為與會代表,我親耳聽到來自多個國家的學者和專家異口同聲強調保持總量平衡的重要性，並且以他們的切身經歷告誡中國政府和學界，通貨膨脹政策絕對得不償失。」郭樹清是中國金融技術官員的代表，現任中國銀保監會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當時，中國還未完全脱離指令式的計劃經濟。科爾奈將經濟干預方式分為兩種：行政協調與市場協調，根據是否有控制又各自分為兩種。而會場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的改革目標應是「有控制的市場協調」，而當前中國的發展連「直接行政協調」都未達到。

這些有着並軌經濟實踐的學者詳細傳達了宏觀調控的手段及主要政策，很多討論解釋瞭如何通過財政、貨幣和收入政策等工具管理總需求，如何以間接方式管理市場經濟。其實，在此之前，國內的官員和學者對於宏觀調控是頗為陌生的。可以說，巴山輪會議填補了國內對宏觀管理的空白。

凱恩斯主義的宏觀干預，在計劃指令與自由市場之間走了中間路線。第一次莫干山會議讓國內決策者意識到經濟體制的問題，而這次巴山輪會議上，科爾奈用軟預算約束和價格機制理論解釋了計劃指令下的長期短缺問題，讓國內的經濟學者對體制制約的認識更加深刻。但是，這時還無法完全接受自由市場，託賓帶來的宏觀調控似乎「恰到好處」。

現在對巴山輪會議的回憶裏，誇讚「氛圍好」的不在少數。眾人對於外國學者對中國經濟熱情誠懇的建議印象深刻。負責會務工作、擔任體改委秘書長的洪虎回憶：這場會議預算很小，外國專家拿到的報酬少，國內的更是一分沒有。不過當時在改革領域有觀點的人基本都請到了，能參會是一種榮譽；像郭樹清、樓繼偉都是『擠'進來的。當時，郭樹清年僅29歲，只是一名社科院的博士生；樓繼偉也剛研究生畢業，在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工作。

高尚全評價：巴山輪會議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了深遠影響，對國內很多經濟學家都是一次帶有啟蒙性質的會議。會議上學者們對通貨膨脹需干預的一致聲音不僅平息了學界的爭論，也為中央隨後採取緊縮的信貸政策起到了推動。

會議後，凱恩克勞斯爵士回國向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提議，為中國設立「經濟培訓項目」。隨後，1986年至1994年，每年都有五名至七名學子可在世行贊助下前往牛津大學學習現代經濟學課程，同時到英國政府部門、研究機構或投資銀行實習。

九一座談會

在莫干山會議後，「價格雙軌」制改革迅速推進，國內生產流通市場的活力與混亂一齊滋生和擴大。

1986年，國家物價局政策研究室調查顯示，鋼材計劃內部分國家定價每噸700元左右，而計劃外部分用户要支付1400元左右，雙軌價差約1倍；原油計劃內外價差4.95倍；煤炭計劃內外價差54%。計劃內外的差價誕生了新工種「倒爺」，這群人利用差價賺取暴利；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差價催生了尋租空間。在倒賣的刺激下，市場價格又飛漲一番。

1986年，價格改革的理論爭論越發集中，而一場涵蓋了價格雙軌制度去留、關乎價格改革定位的論戰發生了。那就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應該從哪步起走：是價格，還是所有制？

一方以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的觀點為代表，他認為所有制才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厲以寧論述理由是，在當前經濟非均衡發展的狀態下，資源短缺且訊息不流通；市場不完善，價格起不到充分調節經濟的作用，即便對價格改革也無成效。

厲以寧給出的方案是以所有制改革為主線，隨着向股份制的過渡完成，再分階段改革價格，最終實現單一市場定價。他也提到了應對通貨膨脹的方案，認為不能只依靠緊縮政策，更應增加供給；而增加供給仍指向了所有制的改革，即要對生產要素、產業結構和企業組織機制改革。

另一方則是吳敬璉為代表的價格改革中心論，不過吳敬璉的本意是「整體配套改革方案」。在他看來，經濟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市場調節，這需要企業、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宏觀調控三者配套。也就是說，改革應該先改善整體的市場環境，這應成為一種系統性的配套改革，單改價格或單改所有制都無法成功。

這就是「厲股份」與「吳市場」之爭。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就職的吳敬璉有過多次機會向中央領導層匯報這種整體配套方案。可是，整體配套改革方案的風險大，在一些人眼裏過於激進，因此難以得到中央文件上明確的首肯。在1986年上半年的一段時間內，整體配套改革方案沒有被採納，也沒有被否決，中央仍然鼓勵研究小組繼續朝這個方向攻克，而且在多個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國務院常務會議中肯定了「建立良好的體制環境的重要性」，並給出了圍繞「財政、稅收、價格」三個方面展開改革的具體意見。

不過，10月份後，中央風向突然發生轉變，以價格、財稅、金融等整體配套的改革方案被擱置，以所有制為改革突破口的方案被採納。1987-1988年，中央向下傳達企業承包制改革的工作。

轉變的原因眾說紛紜，但綜合起來大多落在價格改革的艱難性和當時的經濟狀況上。基於1985年突然緊縮的貨幣政策，1986年年初原材料供應緊張、企業資金困難，工業生產下滑，2月經濟還出現了零增長，「這種情況下，企業改革可能比價格改革和整體配套改革對幫助經濟恢復繁榮更具有說服力」。而對財政、稅收改革也遭到國有企業、地方的反對，這注定短期內難以平穩完成。

1986年配套改革方案的失敗被一些人認為十分可惜，「錯過了最佳的時機」。面對當年第一季度的生產下滑，央行的信貸政策隨之放寬。到1987年，通貨膨脹則捲土重來。

不過，當時中央對於通貨膨脹預期程度有分歧。吳敬璉、馬洪等人認為通貨膨脹急需管控，但是決策者認為還不至此。事實上，在價格雙軌制度下，計劃內的限價壓制了物價上漲，造成了水面下的通貨膨脹。

通脹持續上升，價格雙軌制改革已到了危機時刻。1988年5月，在新一批領導層指示下，中央決定開始以「價格闖關」的方式終結雙軌制度。所謂「闖關」，主要是放開價格，讓市場價格來決定。問題是，物價能否平復？

1985-1987年來，國內通貨膨脹率平均每年上漲7%。連續幾年的物價上漲讓老百姓抬高了預期。1988年3月開始，隨着一個個商品價格放開的執行，一波波搶購及漲價風潮湧起。從豬肉、豆製品、白糖等生活用品到名煙、名酒，搶購到了一種極其瘋狂的地步，一些商場的庫存瞬間清空。在當時的新聞報道裏，甚至有人一口氣購買200斤食鹽、500盒火柴。

搶購潮也造成了部分銀行的擠兑，老百姓去銀行排隊取出存款搶購——棄貨幣而追逐商品。1988年8月，銀行儲蓄流出26.8億元。8月30日，國務院下發《關於穩定物價和市場的緊急通知》，指出價格、工資改革方案還需更長時間，實則宣告了「價格闖關」的失敗。

隨後，中國進入了緩慢的價格治理階段。而在這場搶購潮平息後，消費降温，工廠商品積壓、企業倒閉，失業率上升。同時，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也備受質疑，改革是否該繼續下去？猶豫、迷茫充斥學界，前幾年那種改革、求知的旺盛情緒和幹勁消散了。

早在1980年，薛暮橋在起草一個初步改革方案時，採用了建立「社會主義下的商品經濟」這一說法，當時備受質疑。1982年，中央文件採用了這一說法，隨後經濟學界和政界的改革思想不斷破除突進。然而，到了80年代末，連「商品經濟」這一說法也變得小心翼翼了。經濟體制改革能否繼續往前走，與思想束縛上的解放息息相關，在任何時代都如此。

1990年7月，中央在中南海召開了一次經濟問題座談會，包括薛暮橋、劉國光、蘇星在內的十多位經濟學家應邀參加。在國家最高領導人都在場的情況下，吳敬璉與計劃派代表激烈爭論，他立場堅定，反駁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方向，認為應該明確「市場經濟」的目標。

1989年開始，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開始崩潰，波蘭、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紛紛改頭換面，直到蘇維埃政府宣告解體。所以，在這種國際局勢下，國內談改革，尤其是激進改革，冒着巨大的政治風險。

就在這個關鍵時期，中央在1991年10月到12月間接連主持召開了十一場座談會，希望能夠為來年十四大上經濟體制的政策收集意見。每一場會議為期半天，均由國家最高領導人親自主持，會議要求參會者圍繞三個問題：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看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現狀、蘇東劇變的根本教訓是什麼、怎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社科院的劉國光、張卓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吳敬璉、王慧炯、林毅夫，國家體改委的楊啟先、傅豐祥、江春澤，中國銀行的周小川，國家計委的郭樹清等均被邀請。張卓元回憶道，這場座談會氣氛自由，發言順序也不固定，大多數專家都不是念事先的發言稿，而是着重講意見。

劉國光、張卓元、楊啟先、傅豐祥、林毅夫、周小川、郭樹清等均反駁了倒車論調，在「資本主義為何垂而不死」和「蘇聯的劇變」原因探究上，眾多經濟學家提出了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認為應當堅持市場取向，發展生產力。會上一個關鍵點，吳敬璉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保底也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但前者更好。

12月，這十一場漫長、激烈的座談會結束後一個星期，蘇聯宣告解體。第二年初，小平「南巡」。隨後，中共十四大召開，大會宣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明確指出要讓「市場在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至此，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爭執便退下舞台。隨着各業價格管控的開放，自由價格迅速替代了計劃價格，全國性的自由市場逐漸復甦、生長和繁榮。

覆盤這三次關鍵會議，改革的過程其實是恢復自由市場的過程，以自由價格為主線帶動產權改革、經濟管理改革以及思想轉變。這是一個充滿渴望與激情的時代。

在國家大轉型的時期，改革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氣。

致敬改革者！

備註：本文綜合了華生、林重庚、高尚全、張卓元、郭樹清對經濟改革回憶的文章，謹以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