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關稅調整：一個「痛定思痛」後的必然選擇

今年四季度以來，美國通脹壓力仍在加劇，與此同時，中美對話呈現積極動向，人民幣匯率聞聲走強。我們認為，美國通脹問題演化下，美國政府內生地存在調整對華關稅的訴求。

目前，通脹問題是美國經濟的最大痛點，「脹」已成為「滯」的催化劑。

第一，物價上漲抑制消費支出，通脹預期抑制消費信心；第二，通脹壓力抑制生產經營活動，製造業、中小企業受較大沖擊；第三，物價與工資螺旋，「工資粘性」短期抑制就業復甦；第四，國內物價壓力抑制出口、擴大貿易逆差。供應鏈瓶頸在通脹演繹中扮演着關鍵角色。今年9月以來，美國供應鏈瓶頸再升級，原材料產能恢復相對較慢，交通運輸和倉儲是最嚴重的堵點。

供應鏈瓶頸的成因：一是持續強勁的終端商品需求，對供應鏈提出更高要求；二是非美地區需求相對不足，導致美國港口空箱堆積、造成擁堵；三是疫情擔憂仍在影響製造業、交運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增長；四是交運產能周期處於底部，使運力調整更加困難，且該問題或至少持續1-2年。

綜合判斷，美國供應鏈瓶頸或在未來1-2個季度內得到一定緩解，但徹底改善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特朗普時期加徵的關稅不僅增加了進口成本，也破壞了供應鏈的穩定性。特朗普時期加徵關稅或有較大部分被美國消費者承擔，預計抬升居民商品消費總成本0.5-1%。

更重要的是，受加徵關稅影響較大的產品，在疫後美國工業用品需求激增的情況下，也遭遇了更嚴重的供應鏈瓶頸問題。深層次原因是，美國製造業迴流的願景，與後疫情時代美國經濟的新特徵出現矛盾。

此外，加徵關稅促使全球供應鏈重塑，引發貿易伙伴關稅反制，亦造成更廣泛的國際供應鏈壓力。我們判斷，美國有較大可能通過放鬆關稅豁免規則，下調部分關鍵產品稅率（但全面下調和取消關稅的可能性不大）。上一輪關稅豁免即將於年底到期，美國已宣佈重啟有關549項產品的關稅豁免審查。未來，首先，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執行率有限，美國或缺乏全面下調關稅的契機。

但其執行情況並非美國核心訴求，拜登政府的關稅選擇仍有台階；其次，考慮美國供應鏈壓力，美國自中國進口的電子設備、機械設備、雜項產品和木製品等品類的關稅下調概率較大；美國或有較強意願就交通運輸設備出口與中國進行磋商；最後，考慮原材料供給與國際供應鏈壓力，美國有望考慮放鬆232條款下針對鋼鐵和鋁的關稅限制。

美國對外經貿關係的訴求與其自身經濟問題密不可分。2021年四季度以來，美國通脹壓力仍在加劇，在美聯儲慎談「通脹暫時論」的同時，拜登政府力推的財政法案在國會屢屢遇阻。與此同時，中美對話呈現積極動向，下一階段經貿談判即將啟動，美方將有關關稅的調整提上日程，人民幣匯率聞聲走強。

我們認為，美國通脹問題不斷演化下，美國政府內生地存在調整對華關稅的訴求。目前，通脹問題是美國經濟的最大痛點，「脹」已成為「滯」的催化劑，而供應鏈瓶頸在通脹問題的演繹中扮演着關鍵角色。

特朗普時期美國加徵的關稅不及增加了進口成本，也破壞了供應鏈的穩定性，受加徵關稅影響較大的產品，在疫後美國工業用品需求激增的情況下，遭遇着更嚴重的供應鏈瓶頸問題。

我們判斷，美國有較大可能通過放鬆關稅豁免規則，下調部分關鍵產品稅率（雖然全面下調和取消關稅的可能性不大），包括美國自中國進口的鋼鐵和鋁等原材料，以及電子設備、機械設備、雜項產品和木製品等供應鏈壓力較大的品類。

本篇報告接下來將詳細闡述：通脹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供應鏈瓶頸的嚴重程度和可持續性、關稅對美國通脹和供應鏈的影響、以及美國對華關稅調整或有怎樣的訴求。

通脹成為美國經濟痛點

美國經濟遭遇「類滯脹」

今年三季度以來，美國經濟增長動能邊際放緩。美國經濟領先指標顯示，紐約聯儲每周經濟指數（WEI，涵蓋零售、消費信心、就業、鋼鐵生產、能源消費量等多維度）和美國ECRI領先指標（包括資產價格、消費訂單和預期、建築業等綜合維度）分別在今年4月和5月到達拐點（見圖表1）。

消費方面，美國9月零售和食品服務銷售總額（季調）為6254.2億美元，比今年4月高點減少了33.4億元；生產方面，美國9月工業總體產出指數（季調）為100.2，比今年7月高點低1.4%；就業方面，美國9月新增非農就業人數不到20萬人，遠不及今年6月和7月約100萬人的水平。

於此同時，美國不斷上升的通脹壓力尚未迎來拐點。一方面，美國通脹指標出現反彈跡象、且未來仍有可能上升。美國CPI單月按月增速在今年6月達到0.9%，在7-8月連續降温、按月分別降至0.5%和0.2%。然而，美國9月CPI按月增速重新上升至0.3%，CPI按年增速回升至5.4%，已連續5個月破5%（見圖表2）。美國9月PPI單月按年上升8.6%，繼續創歷史新高。由於近期能源品價格進一步走高，美國通脹指標仍可能繼續抬升。

另一方面，美國通脹預期指標亦出現上升跡象。美國密歇根大學調查的居民對未來1年通脹預期，曾在6月回落至4.2%，但7月以後反彈至4.6%以上；美國5年TIPS國債市場交易結果隱含的中期通脹預期，在10月中旬升破今年5月的前期高點（見圖表3）。

「脹」是「滯」的催化劑

美國經濟邊際走弱和通脹壓力不斷加劇，形成「類滯脹」局面，而現階段「脹」已成為「滯」的催化劑。受財政發力退坡、以及Delta變異病毒引發的新一輪疫情等影響，本輪美國經濟在二季度邊際走弱。然而進入三季度以來，通脹壓力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愈發明顯。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物價上漲抑制消費支出、通脹預期抑制消費信心。一方面，美國物價上漲伴隨消費支出增長停滯。今年3月美國個人消費支出（PCE）（不變價）超過13.6萬億美元，按月增速達4.6%，但此後個人消費支出基本停止上漲趨勢，而PCE物價指數仍保持按月0.4%以上的高速增長（見圖表4）。另一方面，美國通脹預期走高抑制消費信心。

美國密歇根大學調查的居民對未來1年通脹預期升破4%以後，居民消費信心也見頂回落，8月消費信心指數大幅下滑、甚至跌破2020年4月新冠疫情剛開始爆發時的水平（見圖表5）。雖然美國財政補貼結束後消費信心有所下滑是可預見的，但下滑的幅度仍是超預期的，且考慮到目前疫情衝擊已經在疫苗保護下顯著弱於去年，因此目前美國消費信心弱於去年在更大程度上與通脹預期的持續發酵有關。

第二，通脹壓力抑制生產經營活動，製造業、中小企業受較大沖擊。雖然美國相對於中國而言，由於終端需求較強，企業有更強的能力將成本的上升傳遞給消費者，但成本壓力仍在影響企業投資和生產決策。其中，製造業企業承壓大於非製造業，中小企業消化成本的能力更弱、經營壓力更為顯著。

今年以來，美國ISM PMI中的物價分項顯著攀升，且製造業物價分項高於非製造業；相應地，製造業PMI產出指數以及非製造業PMI商業活動指數自3月以後並未繼續上升，且製造業產出指數略低於非製造業商業活動指數（見圖表6）。三季度以來，伴隨通脹指標高企，中小企業盈利預期明顯走弱（見圖表7）。

第三，物價與工資螺旋，「工資粘性」短期抑制就業復甦。新冠疫情爆發前，美國工資增速波動較小，2010年以來非農時薪按年增速基本穩定在2-3%，物價增速圍繞工資增速波動。2020年4月以來，美國就業市場受疫情衝擊而出現「用工荒」，工資大幅增長，2021年3月以前非農時薪按年增速保持在4%以上。今年4月以來，非農時薪按年增速大幅回落且低於物價按年增速（見圖表8），按月增速也未能「跑贏」CPI增速。當工資增速慢於物價時，居民整體就業意願可能受到抑制。因此，物價的過快上漲將一定程度上抑制就業市場復甦，近兩個月美國非農就業數據疲弱的背後，與通脹壓力也許不無關係。

第四，國內物價壓力抑制出口、擴大貿易逆差。比較美國進口和出口價格指數，今年以來美國進口價格增長顯著低於出口價格（見圖表9）。因此，美國國內物價壓力，一方面將增加對低價商品的進口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抑制出口表現。美國今年8月貿易逆差金額達到732.5億美元，繼續創歷史新高，其中，美國出口金額基本持平於新冠疫情前水平、而進口金額卻大幅超越疫情前水平。排除價格因素後，美國出口金額與出口價格指數的比值，低於疫情前水平10個百分點，而進口金額與進口價格指數比值，僅上升約6個百分點（見圖表10）。因此，美國國內通脹壓力主要通過抑制出口進一步拉大美國貿易逆差，對GDP增長形成侵蝕。

供應鏈瓶頸加劇美國通脹

今年三季度以來，美國供應鏈瓶頸問題開始受到關注；近一個月以來，供應鏈瓶頸問題進一步升級，伴隨能源品、交通運輸相關服務價格躥升，供應鏈問題在美國通脹演繹過程中正在扮演關鍵角色。美聯儲7月上旬發布的半年度貨幣政策報告已提及「供應鏈瓶頸」問題，9月28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稱供應鏈瓶頸的影響比預期得更持久；10月公布的美聯儲9月會議紀要提到，供應鏈中斷、勞動力短缺以及其對價格和薪酬的影響都要比預期得更加嚴重，通脹的主要風險趨於上行。美聯儲10月20日發布的「褐皮書」稱，供應瓶頸和勞動力短缺導致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和價格急劇上漲。

美國供應鏈瓶頸的特徵。今年以來美國供應鏈瓶頸的特徵包括：

第一，製造業客户庫存告急。供應鏈阻塞情況在今年3-6月已經突出，7-8月稍有緩和，但9月以來又出現惡化，其中非製造業供應鏈問題有一定滯後性、且程度不及製造業。美國ISM製造業PMI供應商交付指數分項在今年3-6月均保持在75%以上，8月曾回落至70%以下，但9月反彈至73.4%；非製造業PMI供應商交付分項走勢相比製造業滯後約2個月，且交付時長基本上不高於製造業（見圖表11）。換個角度看，美國製造業供應鏈瓶頸還表現為自身庫存積壓、下游庫存告急。今年以來，美國ISM製造業PMI分項中，自有庫存指數走勢平緩，但訂單庫存指數顯著走高、客户庫存指數顯著下降（圖表12），說明製造業企業將訂單轉化為下游客户產品的能力較弱。

第二，原材料產能恢復遲滯。美國製造業產能整體已恢復至疫情前水平，但原材料產能恢復相對較慢。據美聯儲數據，美國製造業中，全部工業部門的產能利用率基本恢復至疫情前水平。按不同生產階段劃分，最上游的「原材料」（crude）產能利用率與疫情前水平相比，仍有5-10個百分點的差距；而越偏下游的產能利用率恢復越充分，其中最下游的「產成品」（finished）產能利用率甚至小幅超過疫情前水平（見圖表13）。但相對而言，美國製造業生產活動不是供應鏈瓶頸的主要拖累因素。

第三，交運倉儲是最嚴重堵點。美國物流經理指數（LMI）顯示，截至今年9月，倉儲能力和交運能力指數分別為47.9和37.2，均處於收縮區間。邊際上看，倉儲能力已經有所改善，9月指數比8月上升8.8；交運能力指數仍在下降，9月指數比8月下降3.3。價格方面，漲價壓力最大的環節依次是交運、倉儲和庫存（見圖表14）。我們理解，交運環節的擁堵，衍生出額外的倉儲和庫存需求，因此交運環節可謂是供應鏈瓶頸的最核心環節。

第四，原材料和勞動密集型行業庫存告急。分行業看，美國紡織產品、運輸設備、化工產品、食品、加工金屬等行業等行業的存貨出貨比，較疫情前水平明顯上升，且位於80%以上的歷史分位，體現了這些行業產品向下遊輸送的路徑較為擁堵；而紙製品、雜項（勞動密集型製品）、木製品、機械設備、非金屬礦物製品等行業存貨出貨比明顯下降，且位於20%以下歷史分位，說明這些行業的上游向其輸送產品的路徑較為擁堵，體現出原材料和勞動力供應的緊張（見圖表15）。

美國供應鏈瓶頸的成因和持續性。如何理解本輪美國供應鏈瓶頸的成因、以及判斷其持續性？可從以下四個角度出發：

一是終端商品需求持續強勁。美國在本輪疫情後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齊發力，使終端商品需求快速恢復、甚至超過疫情前水平。美國製造業新增訂單在2020年四季度已經恢復至疫情前水平。隨着今年一季度新一輪財政刺激落地，美國商品尤其耐用品消費需求大增，並於二季度開始轉化為新一輪新增訂單的增長。於此同時，今年2月以來美國未完成訂單數量以更快速度增長（見圖表16）。在此之前，終端需求首先拉動庫存消耗，但隨着美國零售庫存走低、補庫需求走強，零售商對於上游的批發、製造商的訂單增長，進一步加劇了整個供應鏈的壓力（見圖表17）。

二是全球需求復甦不均衡加大貨運壓力。美歐國家因政策刺激力度較大、疫苗推廣領先等原因，需求快速復甦並顯著強於新興經濟體，造成了全球需求復甦錯位，並表現為國際貿易需求的不均衡。而類似的不均衡增加了供應鏈成本、加大了供應鏈壓力。美國進出口需求的分化程度是空前的，例如美國洛杉磯港口進口空箱幾乎「座無虛席」（見圖表18）。近期有媒體報道，由於美國進口需求太強而出口需求不足，大量集裝箱船隻等不到裝載就空船離開美國港口，以便運輸下一批進口商品。這造成大量集裝箱堆積，引發港口堵塞，美國港口停泊的集裝箱貨輪激增（見圖表19），運輸物流周期不斷被拉長。

三是相關勞動力緊缺。雖然目前在疫苗的保護下，新冠疫情對居民健康的衝擊減弱，但對於疫情的擔憂仍在影響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就業增長，製造業、貿易運輸和公用事業等行業的職位空缺數激增（見圖表20）。截至今年8月，美國非農私人職位空缺數為960萬，比2019年均值高出317萬，其中製造業、貿易運輸和公用事業分別多出43萬和68萬。再具體來看，目前美國船員、碼頭工人、卡車司機、倉庫人員等關鍵崗位勞動力最為緊缺，拖慢了供應鏈核心環節的修復進度。美國運輸倉儲業的就業人數目前已經小幅超過新冠疫情前水平，但考慮到就業的增長性，目前就業恢復尚未充分（見圖表21）。

四是交運產能周期或處於底部。首先需注意，交運能力（尤其海運運力）本身是具有一定彈性的：隨着國際運價上升，部分空閒運力能夠被調動，例如今年以來全球集裝箱船活躍中的運力明顯上升。然而，閒置運力調動達到上限後，新造船至少需要1-2年時間，因此短時間內運力難以進一步提升，即達到某種「瓶頸」。站在全球海運產能周期角度的角度來看，2019年以來，全球新船供給已經開始下降，這從中國出口船舶數量負增長中可見一斑，2020年船舶供給受疫情影響進一步下滑（見圖表22）。也因此，今年全球運力到達瓶頸的節點更早。同時，過去十年裏（2020年以前），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亦處於周期底部，對應散貨運力亦可能處於底部（見圖表23）。因此，本輪交通運輸能力的瓶頸與運力所處的長周期位置有一定關係。

從以上四個方面來看本輪美國供應鏈瓶頸的持續性，我們認為：第一，美國終端商品需求缺乏上升空間，目前供應鏈的緊張主要是前期需求拉動的，且已經開始在中間環節消化，即下游企業（零售商）對上游企業（批發、製造商）有訂單需求，而上游除原材料供應以外的企業庫存相對充裕，僅欠缺運輸等物流環節的支持。第二，美國進出口商品需求的不均衡，在未來1-2個季度或有小幅改善空間。一方面，美國感恩節、聖誕節等季節性進口需求走強後可能回落。另一方面，美國出口商品需求仍有上升空間。IHS Markit最新10月報告顯示，在美國製造業訂單增速整體下滑的背景下，出口訂單增速已經連續4個月保持上行。如果美國進出口需求走向平衡，相應的供應鏈壓力集中也將隨之緩解。然而，全球復甦的不均衡可能持續更久，其對供應鏈帶來的壓力很難完全消除。第三，勞動力供給瓶頸仍有修復空間，但速度不會太快。考慮到目前美國運輸倉儲就業已經超過疫情前水平，後續的恢復速度可能放緩，可能還需要工資上漲的帶動，但這一過程仍需要時間。第四，國際運力（運輸設備）短缺問題，在未來1-2年內難以充分解決。綜合來看，我們認為在未來1-2個季度內，美國供應鏈瓶頸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徹底改善可能需要更長時間。

高關稅對美國通脹和供應鏈的影響

特朗普時期以加徵關稅為代表的貿易保護行為，不僅可能直接助推了美國物價上漲，還可能加劇全球供應鏈壓力。而在當前拜登政策面對通脹壓力及供應鏈瓶頸略顯「束手無策」的情況下，適當調整關稅是目前美國政府應對通脹問題的重要工具之一。5月30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300多家美國製造商聯名致信拜登，要求立即終止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徵關稅，其認為特朗普時期的關稅推升了美國通脹水平；一個由40名美國參議員組成的兩黨團體要求拜登政府重新啟動針對2000多種進口商品豁免關稅的程序，這些商品的關稅豁免原本將於2021年底到期。10月21日彭博報道，美國住宅建築商呼籲拜登政府暫時取消對中國和加拿大的建材相關商品的關稅，以緩解供應鏈瓶頸對房價造成的壓力。

關稅與通脹壓力

首先，特朗普時期加徵的關稅有較大部分被美國消費者承擔，預計抬升居民商品消費總成本0.5-1%。據美國政策研究機構 American Action Forum（AAF）統計，特朗普時期加徵的關稅（232條款和301條款）在2020年美國進口商品中涉及3319億美元金額，增加的關稅成本合計為514億美元（圖表24）。美國2020年居民商品消費支出名義總額為46538億美元，假設上述額外關稅成本全部由消費者承擔，則其將抬升1.1%的消費支出。在實際中，關稅成本可能由國外出口商、國內中間生產商等與國內消費者共同承擔。綜合不同機構的測算，美國消費者可能承擔了相當一部分關稅成本。今年5月美媒報道，穆迪公司最新測算，在中美貿易中，美國消費者承擔了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近92.4%的成本，僅餘下7.6%的成本被中國吸收。因此，即使保守估計美國消費者承擔50%的關稅成本，其對美國商品價格的抬升可能仍有0.5個百分點，而2020年美國CPI和PCE物價指數按年僅為1.3-1.4%。

其次，關稅作為貿易保護政策的代名詞，還可能通過增加政策不確定性、扭曲市場行為等渠道加劇美國通脹壓力。2017年以來，特朗普政府開始實施貿易保護措施，包括退出跨太平洋貿易伙伴關係（TPP）、對華髮起「301調查」、質疑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等。2018年以來，特朗普政府開始對中國、歐盟、加拿大等多國加徵關稅。除了落地的關稅外，關稅本身釋放出的貿易保護主義信號，以及關稅政策變化下貿易行為的扭曲（如加徵關稅預期引發的囤貨等），都可能轉化為進口價格及國內商品價格的上漲、加劇通脹壓力。

關稅與供應鏈瓶頸

特朗普時期加徵的關稅，可能一定程度上放大供應鏈瓶頸問題，繼而進一步加劇通脹壓力。關稅與供應鏈瓶頸的關係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我們觀察到，美國受特朗普貿易保護而漲價較明顯的進口產品，受疫情與供應鏈瓶頸的影響也相對較大（見圖表25）。假設2017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間美國進口價格指數漲幅主要受特朗普時期的關稅影響，而2020年1月至2021年9月的進口價格主要受本輪疫情及供應鏈瓶頸的影響，我們觀察到，關稅影響和供應鏈瓶頸影響較大的行業有一定正相關性。例如，在美國進口商品中，金屬和耐用消費未成品（關稅漲價6.1%、供應鏈瓶頸漲價49.2%）、耐用工業用品及材料（關稅漲價2.0%、供應鏈瓶頸漲價30.1%）等商品類別，可能同時受關稅和供應鏈瓶頸的擾動而漲價。這說明，受加徵關稅影響較大的產品，也遭遇了更嚴重的供應鏈瓶頸問題，產品的漲價可能造成了更嚴重的短缺。這也意味着，下調關稅或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供應鏈瓶頸帶來的漲價壓力。

深層次原因可能是，美國「製造業迴流」的願景，與後疫情時代美國工業用品需求激增的經濟特徵之間出現矛盾。美國對於工業用品和材料的貿易保護，核心目的是提振國內製造業發展。事實上，拜登政府繼承了前任政府保護製造業和產業鏈的政策思想。2021年6月，美國政府發布了《建立供給鏈彈性、振興美國製造、促進廣泛增長》報告，旨在保護美國半導體、電池、製藥、稀土等製造業供應鏈，不排除在這些領域實施貿易保護的可能性。然而，新冠疫情以來，美國商品消費需求在政策刺激下激增，房地產進入繁榮周期，加上拜登政府擬實施大規模「基建」，多因素疊加使工業用品需求大幅上升，最終呈現為供應鏈瓶頸問題。可以說，後疫情時代的美國經濟新特徵，可能使特朗普時期加徵的關稅成本超預期上升，美國政府也因此對調整關稅產生新的訴求。

第二，加徵關稅促使全球供應鏈重塑，重塑過程的不確定性加劇供應鏈壓力。中國製造業供應鏈穩定性強，直觀表現在出口商品價格的穩定上。2018年以前，美國自中國進口的商品價格波動較小，且漲幅往往弱於歐盟、東盟等其他貿易伙伴。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出現後，美國自中國和東盟的進口價格走勢趨同（見圖表26）。其原因可能是，原本出自中國的商品開始「繞道」東南亞國家出口美國，但供應鏈的改道也意味着美國進口成本整體抬升。尤其是新冠疫情以來，東南亞等國本身供應鏈脆弱性凸顯，間接「貢獻」了美國供應鏈體系的不穩定性。今年下半年以來，東南亞製造業受Delta病毒衝擊出現萎縮，今年3季度東盟國家Markit製造業PMI的平均水平為46.3，是2020年2季度以後的最低水平（見圖表27）。

第三，美國加徵關稅引發貿易伙伴關稅反制，造成更廣泛的國際供應鏈壓力。2018年以來，中國、歐盟、印度、土耳其、俄羅斯等國針對美國的232條款和301條款進行關稅反制。據AAF統計，上述關稅反制所涉及的美國出口商品價值（2018年）達到791億美元（見圖表28）。雖然他國對美國出口商品加徵關稅，不會直接轉化為美國進口商品的漲價壓力，但其可能對國際供應鏈帶來更為廣泛的壓力。例如，美國半導體制造業中的部分環節在中國、印度等國內完成，關稅反制將增加整個產業鏈的成本，繼而間接對美國製造業供應鏈造成衝擊。

美國對華關稅調整：一個「痛定思痛」後的必然選擇

2021年10月以來，美國調整對華關稅的討論被官方提上日程。10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發表有關美中雙邊貿易關係新方針的講話，稱美方將啟動針對性的關稅豁免程序。10月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將自10月12日至12月1日就549項產品排除清單對外徵求意見。據10月7日日經中文網報道，美國重啟關稅豁免制度審查的549個品類的主要進口源是中國，主要包括電子產品和工業機械零部件、醫療用品、紡織品、家用電器等終端消費品；美國的選擇標準包括：「美國國內產能」、「替代採購是否取得進展」、以及「是否對美國國內的中小企業、僱用和供應鏈產生負面影響」等。10月9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與貿易代表戴琪視頻通話，新華社通稿提到「中方就取消加徵關稅和制裁進行了交涉」。10月26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與美財政部部長耶倫視頻通話，再次提及有關美國取消加徵關稅和制裁、公平對待中國企業等問題，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

我們認為，在通脹壓力和供應鏈瓶頸背景下，美國進一步調整對華關稅有較強意願、也有充足空間。雖然全面下調和取消關稅的可能性不大，但仍有較大可能通過放鬆關稅豁免規則以部分下調關鍵產品稅率。具體理由和判斷如下：

第一，2018年以來中美間關稅水平激增，目前美國對華關稅調整的空間較大。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數據，截至2021年2月，美國針對中國出口商品的加權平均平均關稅稅率為19.3%，而2018年1月這一數字僅為3.1%；與此同時，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在同期由8.0%上升至20.7%（見圖表29）。截至2021年2月，美國對華加徵的關稅涉及自中國進口的58.3%的商品，而中國對美加徵的關稅涉及自美國進口的66.4%的商品。

第二，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執行率有限，在此背景下美國或缺乏全面下調關稅的契機；但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的執行情況也並非美國的核心訴求，拜登政府的關稅調整仍有台階。據PIIE測算，截至2021年8月，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對於全部商品的完成率（按美國出口口徑）僅為60.7%，但防疫用品、半導體產品及設備已經超過目標水平。中國進口商品與目標差距較大的品類是運輸設備相關製造品、以及（除天然氣外的）能源品（見圖表30）。但這部分進口未達標實屬「情有可原」：美國能源品本身已經緊缺，拜登政府不會緊盯能源品出口的完成情況；飛機等相關製造品需求受疫情影響大；汽車等製造品主要受「缺芯」以及海運供應鏈瓶頸的影響。考慮到第一階段經貿協定屬特朗普政府的政治遺產，且在新冠疫情爆發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有「台階」去理解中國進口執行的困難，因此拜登政府的關稅調整決策可能不會過於「較真」第一階段經貿協定的執行情況。

第三，考慮美國供應鏈壓力，美國自中國進口的電子設備、機械設備、雜項產品和木製品等品類的關稅下調概率較大；此外，美國或有較強意願就交通運輸設備出口與中國進行磋商。一方面，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美國紙製品、雜項產品、木製品、機械設備等行業庫存較為緊張（見圖表15），因此擴大這些產品的進口或有助於緩解供應鏈壓力。據PIIE數據，2017年美國自中國進口的電子設備、機械設備、雜項產品和木製品分別價值1463億、1096億、548億和97億美元，其中對華使用301條款加徵的關稅覆蓋了58-86%的商品（見圖表31）。因此，美國就上述行業進行關稅調整的可能性較大。另一方面，美國紡織產品、運輸設備、化工產品、食品等行業庫存堆積較為嚴重，這些產品或有較強的出口訴求。其中，運輸設備（飛行器、汽車等）是美國出口中國的重要產品，受到了中國的關稅反制且涵蓋在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中，美國或有一定意願就運輸設備的出口與中國進行磋商，而其餘大部分庫存堆積的品類對中國的出口都較為有限。

第四，考慮原材料漲價壓力與更廣泛的國際供應鏈壓力，美國有望考慮放鬆232條款下針對鋼鐵和鋁的關稅限制。首先，目前，美國原材料工業生產率恢復尚不足，自身產能瓶頸凸顯。其次，美國此前對鋼鐵和鋁加徵關稅，理由是中國產能過剩壓低出口價格、威脅本地生產商的生存能力。但現階段，全球鋼鐵和鋁需求大增、供給不足，已經「今非昔比」。今年中國在「雙碳」政策背景下，取消對鋼鐵等工業原料的出口退稅，旨在減少國內鋼鐵產量，美國更需要下調關稅以對沖這一衝擊。畢竟在全球綠色發展的訴求下，美國不會希望大幅增加國內高耗能產品的產能。最後，考慮到中國、歐盟、印度、土耳其以及俄羅斯等貿易伙伴，針對美國的232條款均進行了有關原材料的關稅反制（圖表28）。例如，中國針對232條款加徵了包括無縫鋼管等100多種自美進口商品關稅，俄羅斯加徵了築路機械、石油天然氣設施、金屬加工和鑿巖設備、光纖產品等自美進口商品關稅。如果美國放鬆該條款下的關稅限制，那麼中國及其他國家的關稅反制政策也可能放鬆，這將有益於國際供應鏈瓶頸的緩解，實現「多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