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要避免倒退

大家早上好，感謝陳旭書記、小涓院長、德銘和小準，這些都是老朋友。很高興參加這個論壇。我想講兩個問題。一是對外開放要往前走，避免倒退。二是對全球價值鏈談幾點想法。

一、對外開放要向前推進，避免倒退

首先，這個倒退有時候不是我們自己的選擇，而是從全球格局的角度來看。習主席做出了非常鮮明的表態，要堅定地支持全球化，要堅定地推動中國對外開放。儘管國際局勢很複雜，但是中國要更加對外開放，要在更高水平上對外開放。

我們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改革，我們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我們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生效之後，要全面地推進落實RCEP，這是積極地推進對外開放。同時，我們主張世界貿易投資和開放格局要向前推進。

但是，在特朗普當選總統以後，全球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盛行。美國大量地進行經濟、貿易、金融方面的制裁，這對於全球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挑戰，要應對挑戰就要有回應和反制。因此，雖然我們積極主張開放，但國際環境中還是有倒退的力量存在。總體而言，今後趨勢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主要取決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採取何種態度，不取決於我們，儘管我們不願意那麼做，但是局勢可能朝着這個方向發展。

美國現在聯合盟國，主要的措施包括保護主義、抱團成營、科技封鎖、金融制裁等。在現在的格局下，有些事還在進一步發展，這些措施可能對對外開放形成一定的負能量。

第二，是否有可能出現「新冷戰」？有人把現在的情形稱為「新冷戰」局面下的貿易格局，我們不太願意用「新冷戰」這個詞，但是確實有一些「新冷戰」的特點。我想借此機會回顧一下，上一輪冷戰究竟是什麼格局？同時，在「舊」、「新」冷戰格局下，我們能夠在裏面汲取什麼樣的經驗教訓，對現在防止全球貿易投資格局滑向冷戰模式做一些必要的準備，以便更好地加以應對。

「舊冷戰」的第一個特點是三大板塊。二戰以後市場經濟國家簽訂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前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成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CMEA）。這中間存在交叉，其中一個是1947年GATT簽訂時，捷克斯洛伐克是發起國之一。CMEA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中國不在裏面，詳細內容不再贅述。

對於其它的發展中國家或者當時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存在一個選擇問題。這些國家很多曾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殖民地而後慢慢獨立的，不願意選邊站隊，開展了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貿易方面成立了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主要強調解決南北貿易不平等問題，原因在於西方國家出口給他們的機器設備非常昂貴，而他們的出口產品非常便宜。在其中，中國是觀察員。

現在，如果美國拉着西方結成同盟、共同進行管制，有可能又逼着貿易體制向團伙狀況發展。我們不願意這樣，但是也要先想好這個問題，看看這個趨勢是怎麼演變的。同時，與之前類似，有很多其它國家明確表示不願意選邊站隊，但是也面臨着選擇困難。

第二個特點是存在巴黎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巴統的正式名稱是「巴黎統籌委員會」，有的說是「多邊出口管制協調委員會」，但從文字上看，更多的稱為「向共產黨國家出口的協調委員會」，不知道哪個最為正式。巴統是西方國家成立的委員會，總得來講管制三個方面的產品，一是軍品，二是尖端科技（曾稱為尖端科技，現稱為高新科技），三是稀缺資源或戰略資源。總之，在巴統的名單上曾經管制了上萬種產品，後來隨着全球局面的緩和而改變了。

現在沒有正式的類似於巴統的協調機制，但是美國在拉攏西方國家，在軍事、高新科技領域有所行動，最近還有一些動向針對稀土、金屬等稀缺資源。所以，有可能滑向第二代的巴統，這是需要防止的。

第三個特點是軍備競賽。軍備競賽涉及三個方面，一是科技實力比拼，二是財力比拼，三是國民經濟的資源分配問題，資源傾斜于軍備還是國民經濟的其它方面，特別是人民生活，兩者之間需要權衡。如果權衡得好，可能會發揮一些互補作用；如果權衡不好，會產生很多負作用，更經常的情況是搶佔資源。這幾條與全球價值鏈聯繫起來，都是試圖把價值鏈進行分割，試圖各自形成不同陣營的價值鏈，或者團伙的價值鏈。

第四個特點體現在貿易結算，涉及貨幣金融方面。前蘇聯過去實行計劃經濟，同時以實物分配為主、貨幣為輔，因此金融相對較弱。回顧一下當時在支付領域的狀況，即從金本位過渡到美元獨大。在歐元出現之前，英鎊、德國馬克也是比較強勢的貨幣，其它貨幣稍弱一些，後來日元也變強了一些。但是CMEA結算基本還是靠實物平衡，在實物平衡的基礎上實行記賬貿易；結算貨幣使用的是瑞士法郎，如果有差額則採取記賬形式，等着之後慢慢彌補。

在前蘇聯解體、整個蘇東陣營垮了以後，中國以瑞士法郎為單位的記賬貿易還延續了多年，還平衡不了。當時CMEA沒有強的本幣，較少使用本幣進行結算，大家在出口作價上往往高估自己的價格。與此同時，由於長期存在本幣的高估，貨幣結算實際上存在黑市，最主要是蘇黎世市場，前社會主義國家、東歐國家貨幣都可以在黑市進行結算。這中間既有易貨貿易，也有美元結算的貿易，也有跟過去記賬貿易差額掛鈎的做法，阻礙了各國之間貿易的開展。

在貨幣弱勢的情況下，實際上讓美元佔了很大便宜，在全球起到主導型貨幣的作用。為了防止貨幣上的不平衡，保護本幣的高估，以及那時候貿易格局所形成的外匯短缺，像蘇聯這樣的國家是禁止本幣出境的。今天來看，貨幣格局已經改變，未來可能要特別重視國際貿易投資格局，重視對外開放中貨幣的作用，特別是在結算體系中的作用。

以上我簡單回顧了以前的狀況。我覺得一個重要的歷史進程是「亞洲四小龍」的發展。不同於最早期不結盟運動和UNCTAD強調南北之間貿易不平等，「四小龍」不糾纏於貿易是否公平，而是着重利用國際貿易來實行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同時推進國內市場化改革。

「四小龍」最開始的體制都是管制型經濟，而且有的管制非常嚴格（儘管不叫計劃型經濟）。「四小龍」的發展模式對後來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現階段，經貿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全球價值鏈已全面融合，形成了難以分割的狀態。各國通過實現比較優勢，發揮出全球化分工的作用，同時也特別注意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現在有些國家試圖分割價值鏈，或者供應鏈，但總體上而言，還是觀點各異，不僅美國內部有各種不同的觀點，而且西方各個國家也有不同的觀點，這個過程就看下一步怎麼演變，也包括我們自己怎麼做好工作。

第三，我們如何增強開放格局下的長期競爭力。在當今的國際形勢下，我們要按照習主席的要求，全力支持全球化，擴大對外開放，主張多邊主義，反對保護主義，反對單邊主義，推動WTO改革等，要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要重視長期的競爭力，不同的貿易體制，最後體現的不是一時一事的優勢與劣勢，而是從長遠來看的競爭力與效率，是看它如何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其它主要目標結合得更好。

一是科技方面。從中長期來看，科技的競爭力主要取決於科技體制，不是簡單組織幾個大項目的問題，這在當前顯得更加明顯。

二是軍備方面，需要有比較強的公共財政實力，而且要結合科技發展，要軍民融合發展。如果結合得好，有一些科技發展是可以雙向服務的；如果結合得不好，則是大量佔用公共資源、擠佔民生，儘管軍事實力提升了，但是在別的方面造成了損失，會使長期競爭力會受到影響。

三是人才方面，對於科技發展和軍備能力建設，人才都是至關重要的。

四是貨幣方面，要高度重視國際貨幣競爭。中國適時推動了人民幣國際化，特別是在數字時代，力爭在新一代數字貨幣方面取得領先。在金本位解體之後，美元佔了統治地位，但是美國動輒使用與美元結算相關的科技系統對其它國家實施制裁，短期來看是可以作為一個武器，而長期來看卻是損害了美元的地位和信譽，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貨幣也是一種較量。

二、全球價值鏈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我仔細閲讀了《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1》，我認為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有意義的研究，研究之中有很多發現，有很多重要觀點。圍繞全球價值鏈問題，我想簡單發表幾點意見，僅供大家參考。

一是統計方面。儘管服務業佔GDP的比重越來越大，在全球已佔到一半以上，發達國家有的是70%、80%以上。過去說世界是圓的，最早的概念是，貨物是可貿易的，服務是不可貿易的。貨物裏也有個別東西是不可貿易的，比如發電，電力是貨物，但如果電網不通則無法出口，所以是不可貿易的。

九十年代有一本書名為《世界是平的》，意指有了網路以後，大量服務業變得可貿易了。從統計上來看，現在越來越多的服務可貿易了，但是佔比還不算大，因為難以從海關統計口徑得到一個準確的概念。按理說現在的統計口徑是有的，可能需要進一步地研究。

現在有兩個口徑，其中一個是GDP口徑，特別是收入法GDP，應該是能夠反映的，包括外國人的收入，差別在於GDP與GNP之間的差別。

二是貿易平衡。中美貿易順差/逆差數量到底有多大的問題，從價值鏈的角度會得出不同的估計。海關統計貨物貿易進出口，後來也加上了服務貿易，儘管很多服務貿易不通過海關，但大致上有一個統計數額，這個統計到底準不準？即使雙邊不準，比如中美之間不準，多邊綜合統計不見得不準。

從外匯的角度，一方面，資本項目雖然有管制，管制也不見得非常有效，但是資本項目的交易都有登記，資本項目都可以核算。另一方面，去除資本項目後，如果每年的外匯順差非常大，那麼說明多邊貿易平衡中的總順差數很大。在全球金融危機前後曾有一段時間是這樣，因此導致了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很大程度上可以和價值鏈分析進行互補印證，同時也可以找出中間存在的一些問題。

三是稅收改革，也就是關心避稅地是否在價值鏈上佔了很大的便宜。全球金融危機以來，G20最先關注的是避稅天堂，隨後是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按收入法GDP核算，避稅天堂真正獲取的收入主要是當地的律師、會計師、註冊費等，資本收益即使到手也立即投資到其它地方，成為資本流動的一種工具。

雖然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少徵收了很多稅，但是很難證明避稅天堂佔了多大便宜。這在全球GDP中不是主要內容，但有關分析很有意思，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其中，可能有個別的收入轉換成了個人收入，並可能存入了私人銀行，所以G20在下一步的措施中提出自動情報交換（AIE規則），這些個人存款，主要從逃稅的角度進行處罰。中國也參與其中，做了承諾，但總體上看起來總量沒涉及多少。

如果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加以研究，有很多還需要反覆推敲，很多需要從數量上加以平衡。全球價值鏈報告裏提到了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以及新一輪稅收改革，我贊成其中的觀點。G20和OECD提出全球稅收改革，美國方給予了高度評價，這是可以理解的。稅收改革重點不在於數字稅，重點在於15%的企業所得稅，但不能過於樂觀，執行上會有很多問題，有很多具體問題還沒解決好。

稅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結束全球的稅收逐底競爭，但是可能更大的目的是，發達國家自金融危機和疫情以來，財政赤字過大、債務過高，急於提升財政收入。

四是跨國公司。稅收問題引出另一個觀點，全球價值鏈分析的重要內容之一是跨國公司。從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來講，跨國公司可以看做一個很正面的、積極的力量，跨國公司發展使得全球生產格局、價值鏈、對外開放程度都有了很大的進展。但是它也有缺點，也有漏洞。從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到現在，很多輿論都在打擊跨國公司，甚至美國試圖把跨國公司召回美國生產，這是一種逆全球化的動向。

在全球稅收改革方面，不應該過度打擊跨國公司的力量。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有許多公司正在變成跨國公司，而且還將出現一些小型跨國公司、專業化很強的跨國公司，這是我們自己的力量。

五是數字經濟。真正對價值鏈挑戰更大的、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數字經濟。數字經濟領域涉及很多服務，是網路上提供的各種服務，無論是從海關統計、服務貿易統計，還是從外匯統計，都很難核算清楚，因為大量的服務不收費。不收費如何賺錢？一是廣告，所以廣告方面需要開展很多的研究；二是將準備上市的公司的市值炒高，然後就有變現獲利的機會。這改變了過去基於成本核算的貿易和服務貿易體系，同時中間隱含了大量的直接補貼、間接補貼和交叉補貼，這都是WTO明確反對的，但現在對於數字經濟的政策處理還有很多不明確之處，辦法還不多。這是我認為更重要的對價值鏈研究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