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中美經貿合作性「再掛鈎」才能解救各方「困」局

當今世界，一方面，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及全球經濟均面臨着不同的「困」局，另一方面，中美兩國的經貿關係經過三年多來的貿易與科技戰正處於脱鈎還是「再掛鈎」的關鍵時期。

那麼，「困「局如何解開, 脱鈎結局怎樣、「再掛鈎」前景如何等，成為當前市場的深度關切。我們認為，脱鈎是死路一條，只有中美兩國的經貿關係合作性地」再掛鈎「，才能解開各方的」困「局，尤其是美國經濟的困境，使兩國和全球經濟都走上正常與健康發展的軌道。

應該認識到，當前美國、中國和全球經濟均面臨着不同的「困」局

美國經濟的困境 – 危機漸行漸近

首先，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日益凸顯。主要表現在，製造業佔比過低，2020年其增加值僅佔GDP的10.8%，趨於「空心化」；投資佔比過小，2020年資本形成僅為GDP的16%，而最終消費高達81%；對虛擬和高端產業的依賴度過高，2020年佔GDP 8% 以上的行業為房地產、專業及商業服務、政府服務、製造業、金融、和教育、醫療及社會救助，佔比分別13.4%、12.9%、12.8%、10.8%、8.6%和8.6%，除製造業外多為虛擬程度較高的服務業，同時高度依賴高科技和軍工行業；貧富差距過大，2020年收入基尼係數高達49%，1%的富人的財富總額大幅高於80%窮人的財富總額。

其次，宏觀經濟政策掉入「刺激陷阱「。近10餘來美國政策當局為刺激經濟增長實施了一系列超常規的財政貨幣政策寬鬆，包括貨幣政策的零利率和量化寬鬆（QE），財政政策超大規模的救助支出、減免稅，財政赤字、國債發行和政府債務貨幣化，致使各種政策上限不斷突破。政策已掉入」刺激陷阱「，不斷掉入，越掉越深，難以自拔。最近在高通脹壓力下政策開始收緊，但難以走出」刺激陷阱「。

再次，要對上述的結構性缺陷和政策偏差進行補救或糾正又面臨着多重的兩難，包括「製造業回歸」與工資剛性的兩難，要降低工人的工資水平談何容易；增加投資與高消費習慣的兩難，要改變人們的高消費習慣何能為之；政策寬鬆實質性加碼與減磅的兩難，加碼則在「刺激陷阱「中陷得更深，邊際效應更低，減磅又削弱增長勢頭並更難平衡各方利益；和減小貧富差距與維持市場活力的兩難，降低富人的收入和財富水平必然降低市場活力，尤其是美國經濟增長的兩大火車頭金融和高科技行業的活力。」

最後，金融/經濟危機與政治/社會危機互相推動漸行漸近。美國還面臨着各種尖鋭的政治/社會矛盾，包括不同種族、不同居民身份、不同政黨歸屬、不同社會地位及不同代際的國民之間的矛盾。在這些矛盾與經濟困境的相互交織與推動下，美國的金融/經濟和政治/社會危機漸行漸近。

中國經濟的困難 - 轉型任務艱鉅

經過40餘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經濟正面臨着一系列艱鉅的轉型任務。

第一是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向中高速轉軌。在經歷了長達40餘年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9.2%的高速增長期後，中國經濟能否在今後的幾十年實現中高速增長至關重要，而要實現須克服眾多困難。

第二是科技躍進迫在眉睫。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由科技驅動的階段，當今世界又正值人類第四次工業革命，加之美國在科技方面對中國的重點打壓，中國必須戰勝各種挑戰實現科技躍進。

第三是結構升級刻不容緩。中國的經濟結構水平與發達經濟體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結構升級是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的必經之路，同時也是經濟中高速增長的一大引擎，克服萬難也要推進。

第四是在改革開放須打攻堅戰。在舊的領域， 國企和金融改革最為關鍵；在新的領域，建立起應對雙循環、人口老化、綠色低碳及數字經濟等新形勢的新體制尤其緊要，都非輕而易舉而須攻堅。

全球經濟的困態 – 滯脹威脅日增

全球經濟增長將呈拾級而下之勢。2007年以來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大起大落，逐步走低。今後，中國和美國經濟的增速都將放緩，其他國家，包括髮達的和發展中的經濟增長也都面臨着巨大挑戰，全球經濟的增長速度將拾級而下，不斷下行。

通脹則顯波動走高之態。近年來各國CPI通脹在波動中不斷走高的趨勢將難以改變，發達經濟體總體上持續的貨幣寬鬆和大宗商品價格難以抑制的上漲勢頭決定了今後全球CPI通脹上易下難，資產性通脹不斷攀升更難以避免。

同時，富國與窮國之間、發達國家與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以及南北國家之間在經濟發展動力、科技進步、金融及經濟風險管控以及新冠疫情應對等方面的分化將日益擴大；全球化走勢則在逆全球化潮流下動盪不安，美國的倒行逆施和恣意妄為是主要威脅，難以消除。

同時須看到，中美兩國之間經貿關係緊密非凡，對美、中及全球經濟的貢獻均不可低估

中美經貿關係緊密非凡

中美經貿關係，包括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雙向直接投資和雙向證券投資，還包括作為雙向直接投資積累成果的兩國企業在對方國家經營的跨國企業的市場銷售。

中美兩國互為對方的最大貿易伙伴。2020年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出口 1350億美元，進口4521億美元，美國逆差3171億美元；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出口404億美元，進口156億美元，美國順差248億美元。

中美雙邊投資日積月累，形成高額資產和收益。2020年當年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23億美元，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60億美元，美國淨流入37億美元。更應看到，投資餘額快速增長，2020年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餘額和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餘額分達1240億美元和840億美元，造就了大量兩國在對方國家經營的跨國企業。美國在華跨國企業的規模和效益驚人，企業數量超過7萬家，其中97%盈利，2017年總銷售收入額就高達約7000億美元，利潤額約500億美元。

兩國經貿關係結構上失衡，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大幅逆差，但服務貿易順差，直接投資和金融投資均為淨流入，美國在華跨國企業的銷售收入更大大高於中國在美跨國企業的銷售收入。

總量而言，以年度銷售收入額計，初步估算，(中國對美國貨物出口總額+中國對美國服務出口總額+中國在美跨國企業銷售總額) 為9000億美元左右，(美國對中國貨物出口總額+美國對中國服務出口總額+美國在華跨國企業銷售總額) 更高達約11000億美元。

9000億美元和11000億美元都是鉅額，說明兩國都從中美經貿關係中獲得巨大收益。但11000億美元顯然高於9000億美元，表明美國從中國市場獲得的總收益更高於中國從美國市場獲得的總收益，所以美國一直抱怨的從中美經貿關係中吃虧的說法是完全佔不住腳的。

對美、中及全球經濟的貢獻均不可低估

對美國經濟貢獻顯著。上述11000億美元左右的美國對中國的總銷售額相當於美國經濟的5%左右，換算成增加值對美國經濟的直接貢獻為2個百分點左右，間接貢獻更大得多。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和進口額分別佔美國總出口和總進口額的7%和20%左右；美國在華跨國企業每年高達7000億美元以上的銷售額相當於美國經濟的3%以上，換算成增加值對美國經濟的直接貢獻為1.2個百分點以上。據中方統計，中美經貿關係支撐美國260萬個就業崗位，每年為每個美國家庭節省850美元的生活成本。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為美國消費者提供了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也為美國各個行業的企業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寶貴原材料和中間產品。據市場訊息，美國玩具的85%、防護口罩的45%、藥物的80%、稀土產品的90%以上、以及武器配件的70%均由中國提供；另一方面，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大豆進口國，是從美國進口牛肉增長最快的國家，是美國波音公司飛機的主要出口國之一，是美國谷物出口的重要市場。美國在華跨國企業每年7000億美元以上的銷售額對這些企業及其美國總部的直接利潤貢獻不言而喻，對美國經濟的間接貢獻更不可忽視。以高科技企業為例，美國總部的鉅額研發和大量高端產品很多應用於或依賴於在華跨國企業的生產。據高盛公司統計，美國的半導體科技公司中，思佳訊、Wynn Resorts、高通、博通、Qorvo、美光科技、德州儀器、IPG Photonics、西部數字、微芯科技、英特爾等大牌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度分別高達83%、73%、65%、54%、52%、51%、44%、44%、39%、30%和24%。

中國經濟也得益良多。中國對美國的貨物出口佔中國總貨物出口18%，是中國經濟的最重要外需，支持了中國製造業的生產和就業從而經濟增長；從美國的貨物進口占中國貨物總進口的7%，補充了中國經濟的內需，尤其是填補了農業、能源和高科技產品的國內缺口；從美國服務進口滿足了中國對美國教育和旅遊服務等個人需求和對美國技術研發和軟件服務等企業需求；對美國的直接投資促進中國企業走出去從而加快現代化進程；從美國引進直接投資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同時提供高端裝備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美國在華跨國企業的經營對滿足中國各方面的產品需求和加快中國經濟產業升級、科技進步及管理現代化也做出了重大貢獻。

還是全球經濟的重要支柱和穩定器。中美經貿關係對中美兩國都是對外經貿關係的關鍵性支柱，鑑於美、中兩國分別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和第一大貿易國及第一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因而也是全球經貿關係的重要支柱。更應看到，中美經貿關係一方面是中國主導的全球產業供應鏈的關鍵環節，另一方面是美國主導的全球流動性的重要通道，為全球貿易、投資、經濟及金融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提供保障，所以又是全球經濟運行的融合器和穩定器。

脱鈎將大大加深各方的「困」局

將大幅加快美國經濟危機的到來

貿易脱鈎必將為美國帶來災難性後果。貿易脱鈎，美國從中國的貨物進口必然驟降，導致美國國內商品短缺、供應鏈斷鏈、通脹攀升，從而經濟和金融市場大跌。現任美國政府官員終於承認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徵的關稅絕大部分（92%）由美國進口企業承擔了。最近美國通脹大幅上漲，除了疫情的因素之外，也是貿易戰所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也必然大跌，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農業、能源、高端製造和高檔消費品等行業將面臨外部市場需求驟減的局面。作為回應措施，中國政府也對美國的部分農業、能源和製造業產品加徵了關稅，致使2018年美國對中國農產品出口大跌53%，2019年美國對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產品出口分別驟降47%和90%。牛津經濟研究院的研究顯示，中美貿易戰造成2018-2019年美國GDP下跌0.5%，勞工市場喪失24.5個工作崗位，每個家庭損失675 美元的實際收入；另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估計貿易戰造成美國企業市值損失1.7萬億美元和投資下降1.9個百分點。這些後果還只是初步的與低估的，若貿易戰加劇以致貿易完全脱鈎，綜合直接與間接影響，初步估計，將起碼降低美國GDP3.5個百分點。

投資脱鈎勢將造成美國的巨大損失。投資脱鈎，雙邊投資中斷，中國將被迫中止美國在華跨國企業的經營，這些企業將不得不撤出中國市場。則美國在華跨國企業每年7000億美元以上的鉅額銷售額將化為烏有，其龐大的資產也將消失或大幅折價。要知道7000億美元以上的銷售額是美國對華貨物出口總額的5倍以上，相當於美國經濟的3%以上，換算成增加值對美國經濟的直接貢獻為1.2個百分點以上；失去此，對在華跨國企業及其美國總部無疑是直接的巨大打擊，對依賴這些企業的產品、市場、利潤及研發成果的美國國內企業和個人，進而對美國經濟和就業市場的間接打擊更不可低估，很多相關企業將陷於破產的境地。中國在美跨國企業也將被迫停止經營，其所僱傭的近20萬美國員工將被解僱，向美國政府上交的稅收將消失，在美國產業鏈中所起的與中國市場有效連接的作用也不復存在。同時，兩國間的金融投資也將停止，中國所持的高達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將不得不賣出，對美國國債市場以及整個金融市場和美國國家財政狀況的衝擊可想而知；華爾街所夢寐以求的大舉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願望更要落空；美國創業者對中國的證券投資和風險投資業也將止步。若投資完全脱鈎，綜合直接和間接影響，初步預計，將起碼降低美國經濟2.5個百分點。

綜上，若美國與中國貿易和投資完全脱鈎，將起碼降低美國經濟6個百分點。

滯脹必然愈演愈烈。在貿易和投資的完全脱鈎起碼降低美國經濟6個百分點的情形下，美國經濟將必然走向停滯與衰退。為此美國政府將不得不再次訴諸於政策刺激，財政貨幣政策不得不再度放鬆，從而在「刺激陷阱「中陷得更深。 但政策刺激的邊際效應不斷降低，難以阻止本來基本面就脆弱的美國經濟在脱鈎中停滯與衰退。另一方面，通脹水平的攀升將勢不可擋，美國CPI已升至7%，貿易與投資脱鈎造成的商品短缺和產業供應鏈斷鏈以及市場失靈將很快地將之推高至10%以上。

金融、經濟、政治及社會危機隨時爆發。隨着財政政策在「刺激陷阱」中陷得更深，財政赤字、國債規模和國債的還本付息額最終將衝破可接受上限 ，國家財政從懸崖墜落；隨着中國市場的消失和產業供應鏈的斷鏈，企業破產將大規模增加，失業人數驟然上升，企業與銀行共陷困局；隨着經濟停滯與衰退和企業盈利驟然下降，股票價格將掉頭向下，股價泡沫破滅；隨着居民對經濟進而收入的預期猛然下跌，房屋價格將轉而走低，樓市好景再逝；債券市場也將是類似情形。政治/社會風險也將陡然上升，從政黨惡鬥、政府停擺、大規模示威遊行、種族衝突、街頭打砸搶、衝擊國會、搶劫銀行與企業，直至社會暴動。在這些風險與金融/經濟風險的相互交織與推動下，美國的金融、經濟、政治及社會危機將隨時爆發。

也將明顯增加中國經濟轉型的困難

中國經濟增長從高速向中高速轉軌，面臨着很多挑戰，包括外部的和內部的。外部風險首要的就是中美經貿脱鈎。脱鈎將使得中國失去一大塊外需，又產生一大快內需缺口，同時還將導致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和金融投資減少，這些都將明顯削弱中國經濟的增長勢頭，增加經濟實現中高速增長的難度。

中國的科技躍進也將遇到更大的阻力。要實現科技躍進，與外部世界的科技及人才交流，尤其是與世界科技第一大國的科技及人才交流是重要一環；脱鈎了這一環節將被切斷，中國將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削弱科技躍進的勢頭。

經濟結構升級和機制轉型也是如此，阻力必將明顯增加。在如今全球化時代，無論是需求、供給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還是市場化機制的完善都應在外循環的配合下，即在與國際市場互相交流的配合下進行，否則進度將受阻並可能走彎路。脱鈎使得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國之間的互相交流不可能，將大大減慢中國結構升級和機制轉型的步伐。

還將顯著加大全球滯漲以致各種危機的威脅

首先，脱鈎使得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面臨危機和第二大經濟體轉型困難，必將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失去動力，全球經濟的停滯或衰退將很快成為現實。

其次，美國必將轉嫁危機，更肆無忌憚地大印美元向全球徵收「鑄幣稅「，引發全球通脹攀升並金融市場大幅動盪，新興與發展中國家更被再次大剪羊毛。

再次，全球產業供應鏈和市場流動性的傳輸渠道將受阻和失序，致使全球貿易和投資發生阻塞甚至混亂，從而各國貿易與投資規模驟減。

第四，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將喪失權威和效用，從而各國政策失去協調，各行其是，世界陷入無序競爭，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貧窮國家更加遭殃，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大。

第五，全球經濟的滯漲及市場動盪不斷上升，顯著加大全球性金融、經濟與社會危機的威脅。

中美經貿關係正處於脱鈎與「再掛鈎」的關鍵時期；合作性「再掛鈎」是唯一選擇

拜登政府政治上遏制中國的方向未變，在一些方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最近釋放出一些積極信號；經濟上繼承了特朗普政府的脱鈎措施，甚至還增加了新的措施，但正在考慮「再掛鈎」。

因此，拜登政府的對華經貿政策正處於脱鈎與「再掛鈎」的關鍵時期。儘管目前「再掛鈎」的具體涵義不甚清楚，拜登政府的「再掛鈎」畢竟比特朗普政府的脱鈎有所不同，是改變脱鈎的積極一步。

與中國經貿脱鈎經濟代價巨大，從經濟角度是美國政府、企業和消費者都難以承受的。任何一屆美國政府對於短期經濟增長都非常看重，對脱鈎造成的增長不斷下滑不會任其而行。同時，受挫的美國企業不會坐以待斃，必定會通過各種方式對美國國會和政府進行遊說；受損的消費者也不會視而不動，將對執政黨施加巨大壓力。

但不惜經濟代價遏制中國的政治性冷戰思維在美國有很大的市場，是最大的威脅。在這種思維下將沒有贏家，中美兩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將遭殃。相信理性最終將佔上風；美國政府必須摒棄不惜經濟代價與中國脱鈎甚至戰爭的冷戰思維。

拜登總統最近多次表明不會與中國打「冷戰」。如果言行一致，則美國的對華經貿政策將放棄脱鈎而轉向「再掛鈎」。

那麼問題是如何「再掛鈎」。一種是合作性的「再掛鈎」，即恢復以往兩國互利性的經貿關係與機制並構建新的互利性經貿關係及機制；另一種是損人利己甚至損人不利己性的「再掛鈎」，即置以往兩國互利性的關係與機制於不顧，另起爐灶，重新建立一個更有利於美國而又更有效地遏制中國的經貿關係與機制。

但顯然，中國不會接受損人利己性的「再掛鈎」，不會上「鈎」，則就談不上「再掛鈎「；要「再掛鈎」，合作性的「再掛鈎」是唯一的選擇。

合作性「再掛鈎」空間龐大

合作性「再掛鈎」的空間，首先是恢復中美貿易與科技戰之前合作性的兩國經貿關係與機制。即，結束過去3年多來由特朗普政府發動，拜登政府基本繼承下來的中美貿易與科技戰，撤回貿易與科技戰的相關行動和措施，以恢復之前雙邊貿易、投資和人員交流的正常往來和兩國在雙邊及全球性議題上的合作機制。

此外，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的美、中兩國之間存在着眾多新的經貿合作領域。這些領域既關雙邊又系全球，包括新冠疫情應對機制及公共衛生體系的構建、氣候變化應對、世貿組織（WTO）改革及全球貿易與投資體制改革、能源安全保障、數字經濟競爭規則制定、基礎設施更新與建設、產業供應鏈通暢保障、金融風險管控、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後疫情時代經濟發展動力培育、推進共同富裕等。

關於當前兩國推動合作性「再掛鈎」的若干建議

合作性「再掛鈎」刻不容緩，但又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需要時間逐步完成。因而中美兩國應先易後難地推動合作性「再掛鈎」，但須迅速行動。

綜合考慮緊迫性和可行性，我們對當前中美兩國如何推動合作性「再掛鈎」提出八條建議。

這八條建議是：1）建立與政治分離的雙邊經貿「再掛鈎」體系，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2）實質性地減磅脱鈎措施，走出結束貿易與科技戰的第一步；3）開展抗疫合作與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加快兩國及全球經濟從新冠疫情復甦；4）加大在氣候變化和能源領域的合作力度；4）重啟雙邊投資協議（BIT）談判，發掘在新興產業和金融行業的雙向投資新領域； 6）探討基礎設施建設合作；7）抓緊尋求在全球經貿體制改革緊迫議題上的共識；8）賦予地方政府與民間在兩國經貿交流方面的更大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