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如何理解中國共同富裕的本質和關鍵點

題記：2021年底-2022年初，北大國發院和騰訊新聞聯合策劃出品了「全球經濟十一問」系列專訪，並在騰訊新聞平台視頻首播。本系列以「新格局下的長期主義」為大主題，結合不同的研究領域和時事熱點，對十一位教授一對一專訪，探尋不同研究視角下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長期主義發展之道。本文為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國發院院長、南南學院執行院長姚洋教授的全部專訪文字整理，與視頻內容一併呈現給大家。

問：2021年的經濟形勢非常複雜，回顧這一年，您認為最重要的經濟事件是什麼？

姚洋：過去一年發生的重大經濟事件並不多，最重要的是國內經濟如期復甦。儘管下半年增速下降，但全年平均水平仍然保持在8%左右，所以這一年是經濟快速復甦之年。

問：網上說的「滯脹」問題存在嗎？疫情防控如果在2022年取得重大進展，中國經濟要面臨的最大挑戰和機遇是什麼？

姚洋：網絡和社交媒體上很多人在說「滯脹」，但大都是一些不懂經濟學的人在博眼球。實際上，2021年不可能出現滯脹。2021年的增長率估計在8%-8.5%之間，通貨膨脹率為2%左右，是高增長、低通脹。

2022年的通脹率可能會高一些，因為疫情得到進一步控制，整個社會需求會跟上去，但是我們的供給能力也很強大，全國企業的開工率已經達到80%，所以出現滯脹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問：共同富裕的話題突然成為熱點。改革開放早期，我們就提出過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更多的人和地區實現共同富裕。受到熱議的共同富裕，有什麼新內涵嗎？

姚洋：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要實現的目標。

過去幾十年，我們強調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沒有把共同富裕放在第一位，是因為我們當時的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如果過早地、盲目地搞共同富裕，最後就可能導致共同貧窮。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於把政策放開，讓大家先做起來。

現在我們再提共同富裕，是因為我們實現了小康目標，國民收入已經達到一定水平。實現小康之後，共同富裕就是一個自然的發展方向，和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一以貫之。實現共同富裕意味着一些政策要面臨調整，但並不意味着要回到「共同貧窮」，也不是指把富人拉下去，「削峰填谷」式的共同富裕。

問：這次對共同富裕的相關論述裏提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如何理解這三種分配是什麼含義？

姚洋：初次分配是讓市場來分配，按要素貢獻分配。

以前我們講按勞分配時沒有講按要素分配，這其實是對按勞分配的片面理解。按勞分配其實是按要素分配的一部分，因為勞動也只是生產活動的要素投入之一，只是勞動不是一般的要素。其實資本也是過去勞動積累的產物，所以當資本再參與勞動並創造價值時就應該獲得報酬。

簡言之，初次分配就應該是按照要素的邊際貢獻來進行付酬。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基礎上再對收入做調整。我國從2006年開始提出建設「和諧社會」時已經加大了再分配力度，2008年之後我國的基尼係數下降。

再分配主要是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來調整收入差距。過去15年，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在農村地區建立起社保、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現在農村地區的醫療保險覆蓋率為百分之百，養老保險建設也在快速推進，這是巨大的社會進步。我國農村的收入水平較低，農民居住得較分散，政府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還是把事情做起來了，不斷完善我國的收入分配格局。

關於「三次分配」的提法其實還需要斟酌，國際文獻中就沒有「三次分配」這種說法。現在所謂的「三次分配」是指，在一次、二次分配基礎上，老百姓和企業進行自願捐贈。但這不應該稱之為「分配」，因為「分配」一定是要有「分配」行為，所以用「三次分配」來表述「自願捐贈」是欠妥的。現在中央也出面做了解釋，「三次分配」並不是要讓企業家們帶頭捐款，所以這個詞現在也基本不用了。

我的理解是，「8·17」會議的主要精神是鼓勵大家更多地進行自願捐贈。美國主要的社會捐贈來自普通老百姓，且佔到整個捐贈數額的60%。和我們國發院聯繫較多的世界最大智庫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它大量的資金都來源於其會員的個人捐贈。儘管一個會員可能一年只捐幾百美元，但它擁有十多萬龐大會員群。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60%的社會捐款出自企業家，所以我說中國的企業家很了不起，那些關於「中國的企業家為富不仁」的說法很不客觀，比如北大這麼多被冠名的樓都是企業家或企業捐贈的。因此，我們應對社會捐贈有一個正確認識。

問：這三種分配方式對共同富裕分別起了什麼作用？

姚洋：初次分配主要強調效率，這也是因為我們在計劃經濟時代吃了虧。那時只講按勞分配，沒有調動起大家的積極性，而且也沒有真正做到按勞分配，大家只是吃大鍋飯而已。初次分配主要是要讓市場發揮作用，提高生產效率。初次分配的原則就是效率原則。共同富裕就是要把餅做大，餅太小也沒辦法實現共同富裕。

再分配是調節收入差距，而且我認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增強低收入群體長期的收入能力，而不是對其進行簡單的救濟。為了救助而救助也不可持續，就像西方一些高福利社會，最後可能把一個國家拖死。

在再分配基礎上，如果個人或企業還有餘力去支持國家發展或救助貧困百姓，可以自願捐贈，只是捐贈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並不大，畢竟總量太小。

我國的政府財政收入規模已達20萬億，加上社保可能達到25萬億左右，佔到了GDP的1/4，這部分資金用於政府再分配。每年個人或企業的社會捐贈數額頂多達一兩萬億，和再分配資金相比只是毛毛雨。發達國家的社會捐贈主要是用於支持發展文化、教育、藝術等事業，資助那些政府資金到不了的領域，就算是救助貧困也僅是起到社會榜樣的作用。

問：中國二次分配的能力很強，因為稅收佔比很高。美國政府稅收佔其GDP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姚洋：美國的稅收佔GDP的比重大概為30%-35%，比中國高。美國的政府機構比中國的要龐大得多。從兩國政府官員佔全部人口的比例來看，美國比中國大了一個數量級，美國政府所掌握的資金也比中國多一個數量級，而北歐國家政府更是掌握了GDP的60%。

問：聽起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稅收能力更強，政府力量更大。為什麼一般人都還覺得「中國是個大政府、小社會，美國是大社會、小政府」？

姚洋：如果單純從稅收的角度來說肯定是不對的。

一般人產生這樣的理解，認為中國是大政府、小社會，主要是因為中國政府還有很多其它的調節手段，比如擁有大量國有企業、國有金融機構的收入。這些雖然是企業收入，不直接算作政府收入，但中國政府整體調動資源的能力要比美國政府強得多。

問：共同富裕裏提到三個群體，「要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要合理調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這三個群體一般是怎麼劃分的？

姚洋：對這三個群體並沒有統一的劃分標準。這其中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定義最重要，把中等收入群體確定了，剩下的兩頭就是低收入和高收入群體。

全國每個城市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定義也不一樣，如北京的中等收入群體大概是指年收入20萬-40萬、有自有住房和小汽車、一年可以出國旅遊一次或者國內旅遊兩三次的家庭；而在貴陽，除了擁有住房和小汽車以外，年收入達到10萬-15萬的家庭就達到中等收入標準。

總之，共同富裕的目標是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

問：有沒有必要每個地方都因地制宜地確定本地區的中等收入群體標準，然後再確定高收入和低收入群體的標準？

姚洋：我覺得沒有必要去定義每個群體具體的標準，因為一旦定了標準後，政策就會跟着走，有時候還會走偏，導致政策跟不上趟。實際上，不同城市對每個群體都會有一個大概的判斷標準。

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我國通過稅收對個人收入的調節力度較大。我國累進稅率最高檔為45%，即收入超過96萬的個人所得稅稅率是45%，這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標準，況且對於高收入群體而言96萬也並不是特別高的收入。

中國的稅制還面臨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比如目前仍然是重在對企業徵稅，個人所得稅僅佔政府收入總額的6%-7%，其餘的稅都是企業在負擔，這與美國的情況剛好相反。因此，我們要調整稅收結構，是要把對企業的稅賦降下來，把對個人的稅賦漲上去。

怎麼提高對個人的稅賦？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程度已經非常快了，那就只能以擴大納稅的基本面為主。所以我不太支持再提高個稅起徵點，作為起徵點的5000元收入在國內已經不算低收入了。大家可能難以置信，現在繳納個稅的人只佔到全部拿工資人數的14%左右，這一比例非常低，導致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稅收很少。

除了增加個人稅收、徵收房地產稅以外，還應徵收資本利得稅，即買賣股票也要納稅，由此把稅賦從企業轉到個人身上，這也是目前全世界都通行的做法。我們有企業家到美國去投資後發現美國的稅賦特別低，但美國的個人所得稅非常高，如果他把錢從企業取出來變成個人收入的話，可能就要繳納一大筆錢。

問：對低收入群體而言，關鍵是提高收入能力。在今天的時代，收入能力的重要基礎是教育。因此，您提出實現共同富裕首先要讓中小學教育公平化，但現在好多受過高等教育的90後還是覺得自己的收入低，對個人的未來發展也比較悲觀，出現所謂的「佛系」「躺平」，對於這些現象您怎麼解讀？

姚洋：收入低是參照系的問題。

1917年，當時27歲的胡適回北大當教授，他一個月的收入是300大洋，相當於現在的11萬人民幣左右，這比他當時在美國的老師杜威還高。當時的中國窮得叮噹響，而美國已經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所以很難想象北大一名普通教授的工資會比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高級教授的工資還高。

如果以胡適為參照系，我也會感到很失落，北大教授的收入貶值得太厲害了。但這背後的深層原因是知識大眾化，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普及。現在全國18歲-22歲的青年人有55%在接受高等教育，還會向60%提高，供給多了，才使得高學歷看起來不值錢了。

事實上，大學畢業生剛走出校門的頭三年收入的確較低，但是之後收入增加的機會也很多。如果你工作一段時間後再去讀個碩士，畢業後工資可能會漲一倍，像我們國發院MBA畢業生的工資普遍都漲了50%以上。工資暫時較低不用太着急，只要持續努力，終究會脱穎而出，收入也自然會提高。不能因為一時收入不高就否定教育的價值。

問：對於高收入群體，尤其是不少企業家和富人，聽到三次分配的提法可能會聯想到未來面臨「逼捐」或者被「勸捐」，他們的擔心有必要嗎？

姚洋：在最新的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提出來之前，他們就已經有這樣的擔心，也經常是見到政府或者基金會的人就擔心對方要「勸捐」了。這也不僅僅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全世界都如此，因為社會期待企業家們能夠拿出一部分財富來支持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發展。

當提出「共同富裕」後，企業家們也沒有必要產生「非捐不可」的壓力。捐贈應是自願行為，而且我們也不應該總是把目光集中在少數企業家身上，而是應把社會捐贈作為一項事業來推進，要鼓勵普通老百姓樹立起捐贈意識。

當大家都自願捐贈時，一方面，捐贈者會因為救助了弱者或是支持了某項社會事業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受捐者也會因為受到幫扶而心存感激，社會也就因此更加和諧了。如果捐款行為是被迫的，捐錢的人不舒服，拿到錢的人也不會舒服，而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應該是鼓勵大家都積極向上。

問：就共同富裕而言，美國已經非常富裕，人均GDP大約有6萬美元，是我們的6倍左右。但美國貧富分化嚴重，算不上共同富裕的好榜樣。從全世界來看，哪個國家或地區在實現共同富裕這方面的經驗更值得我們借鑑？

姚洋：這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文化背景。

美國關於不平等問題的討論已經持續了二三十年，但一直沒有辦法解決，因為美國崇尚的是個人主義文化，它搞不成社會主義，最多是在個別地區實驗一下社會主義。

北歐國家崇尚集體主義文化，政府擁有GDP 60%的再分配權力，且民眾都接受共同富裕。北歐的初次分配格局和美國差不多，收入分配也非常不平均，但是通過政府稅收調節後，它的收入分配又變得極為平均。北歐國家的基尼係數大約為0.27，和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差不多。所以，問題的根源在於國家的文化背景。

對於中國的共同富裕模式，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中國崇尚的是一種什麼文化，然後才能確定目標。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究竟多少為好，國際上對此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如果說我們向北歐學習也變成0.27，即所謂的「如何達到丹麥」，那麼恐怕我們又要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了。因此，每個國家不同的文化決定了其最後的收入分配差距應該穩定在哪裏。

問：北歐國家這種模式的「共同富裕」會不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創造力？貧富差距與創新創造力有沒有關係？

姚洋：北歐國家極富創造力，那裏誕生過像諾基亞、愛立信這樣的世界級大企業，因為集體主義文化，民眾接受共同富裕，但並不會影響他們的創造力。

共同富裕是一回事，創新是另一回事。如果讓美國人到北歐去，那他可能不僅不再創造，還要造反，因為美國人崇尚個人主義文化。因此，共同富裕也好，創新創造也好，主要是看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與制度特色。兩者本身並沒有太強的關聯，不是貧富差距大的地方才有創新創造力，同時也不是共同富裕的地方就創新創造力高。

如果說北歐文化和美國文化是兩個極端，那麼中國文化可能就處在二者中間的某個位置。

問：討論共同富裕時，專門提到三個群體的收入調節方式，大家很容易聯想到另外一個詞——「階層固化」。國家這幾年一直堅持房住不炒，以及整治教培亂象、打擊資本無序擴張等，這些政策如何理解？與打破階層固化有沒有關係？

姚洋：從數據來看，我們的階層固化程度在上升。

分析1930年代至1980年代末出生的人群，觀察他們的受教育水平與其父輩受教育水平的相關性，我們發現在1930年代至195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二者的相關性呈下降趨勢，即階層流動性在上升。直觀地說，不是父母的知識水平高，子女的就相應也高；但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二者的相關性又重新呈現上升趨勢，即階層流動性在下降。因此，這幾十年時間中國的整個階層流動性呈現的是U形走勢。

北大的實際情況就如此。現在北大的學生越來越多的來自大城市或者縣城，來自農村的學生越來越少，而在我讀書的那個年代，農民子弟還是很多的，這說明我們的教育或者學生的精英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階層固化最主要的原因和教育規劃有關，通常上一輩受教育程度低，會導致下一輩受教育程度也低，階層就這樣固化了，而當前社會的人如果不通過接受教育，基本不可能從一個階層上升到另一個階層去。

父母的教育理念和支撐教育的資源都會影響下一代。這就需要社會和政府來為他們做一些事情。但是現在的政策，沒有做到把教育資源公平分配，還是完全以成績為分配標準。學校被分為一類、二類、三類，然後一類學校得到的資源最多，三類學校得的資源最少，資源最後集中到了少數學校，這不利於階段固化的打破。

問：如果教育對共同富裕和階層流動十分重要，是不是孩子們的學校分級、教育分流越早越不好？是不是應該讓大家儘可能享受到更長時間的、更平等的教育？

姚洋：對。有些人為中考分流辯護，說這樣有利於學生髮展特長，我不認同。十四五歲的孩子哪知道自己的特長是什麼。如果被過早分流，可能他的一輩子就毀了。

有人說德國比我們做得還早，孩子10歲就分流了。但是德國國內對此的爭論也非常大，自由派就非常不贊成這一制度，但是因為德國保守派勢力強大，使得這一制度得以保存。

在維護這種分流、分級制度的時候，你是站在保守的一邊，還是站在進步的一邊？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還是錯誤的一邊？很多搞教育的人站在了歷史錯誤的一邊，是分流、分級管理和資源不公平分配的堅定支持者，因為他們是受益者。

此外，想讓教育資源平均化，首要任務是改變人的思想，包括家長的思想。中小學階段不應該選拔人才，而應該培養人才，培養一個完整的人，讓孩子知道自己的價值。如果政府通過各種手段減少分流、分級的做法，家長就會因此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擔心，像在我們讀書的時代就根本不存在這些擔心。

問：如果說關於共同富裕有一些政策路徑可以選擇的話，您會對政策做出怎樣的排序？是不是教育放在首位，稅制改革放第二位？

姚洋：我認為第一位是要保證中小學的教育公平性，因為個人的發展首先取決於教育。

共同富裕作為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長期目標，它不會像搞經濟建設那樣很快見效，而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我國的基尼係數從2008年至2016年不斷在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因為我們的人口基數太大。既然是一個長期目標，那共同富裕就要用長期的手段來推進，首當其衝就是投資教育並促使教育公平化，將資源平均分配，消除制度性不公平。

在此基礎上，再做一些稅制改革，包括徵收房產稅和資本利得稅等，用再分配來調節收入差距。

問：回首2020-2021年，大家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不確定性」：包括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疫情反覆、全球央行貨幣轉向和中國內生經濟的不確定性。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中國為什麼依然堅定地推進改革？而且在房地產、教育、環保等多個領域同時發力。對此，該怎麼理解？

姚洋：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的不確定性，卻並沒有看到長期的確定性。

長期的確定性是，各國抗疫都取得很大進展，特別是發達國家和中國基本抗疫成功了，全球經濟都進入復甦反彈階段。2021年全球經濟增速向好，中國大約為8%，美國和歐洲國家的表現也不錯。社會生活也在恢復正常，比如美國NBA籃球賽的賽場坐滿了，而國內估計最遲在2022年年中也會全部解禁。

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要為2022年做準備的話，不該是再去應對「不確定性」了，而是要準備明年爆發性的人口流動和經濟活動。如果想出國旅行，恐怕現在就得把機票定好，否則到時候可能就買不到票了。所以我覺得，那些所謂的悲觀情緒完全沒必要，那是沒有看到事情發展的主流。

不管是企業家還是老百姓，不要被短期因素所左右。現在社交媒體上情況複雜，很多人會講一些極端的話來吸引眼球，如果大家聽信了就會影響情緒。但實質性的影響又有多少呢？比如說「雙減」後，大家都不用再去上一些不規範的補習課了，而那些正規的補習課也仍在繼續，影響並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大。還有一些企業家，習慣見風就是雨，政策還未出，自己先把自己嚇着了。

再比如房產稅，都已經討論十年了，總得適時推出，而目前也是在試點和5年試點期。從這點來看，政府的判斷和老百姓情緒的判斷不一樣。政府的判斷是形勢還不錯。

當然，我們頭頂還有烏雲，比如消費不足，但這個倒也和疫情有關。很多消費行為對大家而言是可有可無的。疫情導致不能外出旅遊，大家也就不去了，但是當每個人的消費都減少一點，總量就十分可觀了。不過我想這只是短期現象，一旦國家完全解封，消費就會慢慢復甦。當前疫情防控也很有成效，過去很長時間都沒有人再因疫情死亡，說明疫苗還是管用，疫情已經被控制住了。

問：展望2022年，您最期待的一項政策是什麼？

姚洋：我最期望的是取消中考分流，這將是影響共同富裕非常關鍵的一點。我們不能用分流手段把40%的孩子定義為「你未來是低收入者」，這顯然是制度上出問題了，因此要先把這項制度給改了。

我們要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具有創造力和潛能，應該先讓他去試試，等他到了18歲建立起初步的世界觀後再做決定，而不是在他還懵懵懂懂時就被拋到一邊，然後他「你永遠在社會底層了」。

問：面向未來，技術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您提到新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允許一定的投資泡沫，但這會不會導致資本無序擴張？您覺得二者之間要怎麼平衡？

姚洋：我認為不存在所謂的資本無序擴張，資本運作的底線是不要干政。

一個運轉良好的現代社會，最怕的就是資本干涉政治，資本干政會導致政治變成少數人的政治。過去有掌握鉅額資本的人想幹政，想通過政治來鞏固自己獲得的經濟利益，甚至把中國掏空，這些人當然要受到懲罰，而且應該被狠狠地懲罰。

另外，要有技術發展，就得允許一定程度上所謂的過度投資、浪費型投資、重複建設甚至低級消費等。很多人反感元宇宙，認為扎克伯格搞元宇宙太低級，認為他應該像馬斯克那樣去建造火箭。如果沒有人在元宇宙玩VR，VR技術就發展不起來，而VR技術對於人類的發展非常重要，和馬斯克要移民火星一樣重要。

我們的社會應該更寬容地對待這些看似低級的消費和股市對科技投資的泡沫，如果真的出現泡沫，市場和社會最後會做出合理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