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如何正確理解市場經濟和企業家精神

如何理解世界大變局？

問：今天的世界正經歷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您怎麼看這一大變局？

張維迎：從工業革命開始，西方國家快速發展，包括後來美國崛起。中國過去的經濟規模也很大，1820年時GDP佔到世界的1/3，直到1860年才被英國超越。但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中國在近代卻被西方發達國家遠遠超越。過去40年，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在經濟規模、國家實力和人民生活質量等全面、大幅度提高。不難想象，當一個擁有世界20%人口的國家進入世界經濟強國之列後，整個世界格局會發生多麼大的變化。

問：也就是說這種變化不是近100年才發生，而是從工業革命就開始了？

張維迎：是這樣。中世紀結束之前，世界各國的差距並不大，所謂的「大分流」，是從工業革命後才開始。近100-200年，有些國家發展很快，有些逐漸落後甚至發展停滯。而中國是從一個經濟規模巨大、歷史悠久的大國淪為了落後貧窮的國家，後來又迎頭趕上，尤其是經過改革開放快速回到世界重要大國的地位。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奇蹟？

問：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取得了奇蹟般的增長，這背後的重要原因是什麼？

張維迎：最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引入了市場機制，讓普通老百姓有了選擇的權利。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企業家的概念，農村包產到户和城市改革後才湧現出一大批企業家，也正是這些企業家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動力。我在1984年寫的一篇文章就談到企業家堪稱經濟增長的「國王」。

回顧歷史，任何一個國家，只有把企業家精神煥發出來，鼓勵那些最有才能的人去打市場，經濟才有可能很快發展起來。英國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在17-18世紀初迸發出強大的企業家精神，其工業革命史就是企業家的創新史，一個又一個企業家的故事造就了英國的現代工業文明。中國也一樣，改革開放就是中國煥發出企業家精神的過程。

中國獲得快速發展還有一個重要前提。西方國家經過200多年積累了大量科學技術，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將這些成果「為我所用」，減少了試錯成本，全方位快速追趕，少數新領域同步發展。因此，不可否認，企業家精神和西方的先進科技成果，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獲得快速發展的基本原因。

當然，我們肯定開放的作用，並不是要低估改革的作用。西方的文明一直就在那裏，中國的企業家群體也不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如果不是政府力推市場化改革，這些外部資源都不會轉變為我們的生產力，這是很關鍵的。

事實上，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靠自我封閉發展出現代文明，成功者都是改革與開放的結合。為什麼英國成為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早期引領者？為什麼工業革命最早發生在英國？一是英國通過改革實現了體制變化，包括光榮革命後確立了產權制度、議會民主制度和有限政府制度等；二是英國通過開放引進了棉紡織業併成為支柱產業，從進口布、紗，到後來直接進口棉，發明了紡織機，再用蒸汽做動力，最終走上了世界強國之路。

如何理解企業家與科學家群體？

問：英國工業革命也促使企業家群體崛起，那麼企業家群體與科學家群體、工業革命與科學革命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張維迎：第一次工業革命產生的是更加偏技術性的成果，科學家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比如熱力學，有了蒸汽機之後，人們在研究怎麼使蒸汽機的效率最大化時才產生了熱力學。

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科學家所起的作用就大了。經濟發展需要新技術變成生產力，只有生產力才能最終造福整個社會和普通大眾。科學家主要是發現自然規律，發明家根據科學家發現的規律，或者憑藉自己的直覺和實驗，把原本不存在的東西創造出來。因此，科學家、發明家很重要，是人類文明很關鍵的一步，但不是最後一步，甚至不敢說是最關鍵的步。因為這些東西最後還需要靠企業家來實現商業化、大眾化，最終讓更多人受益，把概念、技術和產品變成實實在在的生產力，讓普通老百姓也享受到科技發展帶來的好處。

不僅如此，工業革命中，科學家、發明家還往往離不開企業家的資助，甚至是引導、提需求。

比如，瓦特曾經為改進蒸汽機而負債累累，這時是企業家羅巴克站出來，為其償還了債務，並且允許瓦特使用他工廠中的工具，還出資跟瓦特合夥申請新蒸汽機的專利權。羅巴克破產後，瓦特的發明事業經歷了艱難期，此時另一位企業家，馬修·博爾頓，看準蒸汽機的前景，又成立了博爾頓-瓦特公司，資助瓦特繼續研究併成為瓦特專利股份的持有者。瓦特的成功離不開這兩位企業家的接力資助，所以他說，「沒有他們，我什麼都做不出來。當我在沮喪、失去信心時，是他們給了我幫助」。

蒸汽機最初是礦井用來排水的簡單工具，瓦特使它由往復運動變成旋轉運動後，它變成了能夠帶動機器的動力，而這背後也是因為博爾頓的推動。科學家、發明家對人類的貢獻很重要，但是企業家才是將科學技術變成生產力的真正推動者，他們幫助發明家把抽象的、書本上的知識變成了惠及普通老百姓的生產力。發明和創新並不一樣，創新是使技術具有商業價值，而創新只有依靠企業家來完成。

當然，有一些發明家本身就是企業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托馬斯·愛迪生。愛迪生擁有上千項發明，他也是一名企業家，具有活躍的商業頭腦。愛迪生名下的好多發明並非他的個人創造，而是由他領導的實驗室團隊共同完成的。與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尼古拉·特斯拉。特斯拉是塞爾維亞移民，曾在愛迪生的公司打工，最後辭職去了西屋公司。特斯拉是一名純粹的發明家，他的發明包括電動機、無線電等數百項，在技術上的貢獻並不遜於愛迪生。愛迪生實現了用電來照明，而特斯拉則將電變成了固定動力並最終取代了蒸汽動力，這是特斯拉對社會的偉大貢獻。然而，特斯拉最後貧困潦倒，因為他不像愛迪生那樣具備企業家的素質，以至於後來大家都知道愛迪生，卻少有人了解特斯拉，直到現在馬斯克用他的名字為公司命名。

問：是不是科學家實現從0到1，企業家是把1變成了N？

張維迎：還不完全是這樣。

首先，科學家、發明家也並不都是做的從0到1，有一個漸進和反覆迭代的過程。他們一開始也不知道他們發明的東西有沒有商業價值。比如古羅馬就有蒸汽機，當時是皇帝用來開宮門的一個玩具，到工業革命有了企業家之後，蒸汽機才真正變成了生產力。所以，有一些創造發明是從0到1，還有一些發明改進本身就是從1到2、3，經歷無數次的迭代，每一次其實也是一種發明創新，一步就從0到1的極少。比如瓦特是改進了紐科門蒸汽機，但是瓦特的蒸汽機對工業革命的貢獻非常大，是紐科門蒸汽機做不到的。

企業家對於科學家、發明家而言，一方面是資助，像瓦特這樣的發明家的背後有好多不為人知的企業家，他們一起推動了科技與生產力的進步。另一方面是企業家提出科學創新和發明的需求，科學家、發明家再根據需求發明創造；並不全是科學家、發明家先創造一個東西，企業家覺得有用再拿走。

商業飛機的發展史就是這樣。泛美航空公司的創始人、企業家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是航空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1965年，他請他在波音公司的老朋友、波音總裁比爾·艾倫為他設計和生產比波音707「大得多」的飛機，於是才有了波音747出現。

不得不承認，科學家、發明家總是對世界充滿好奇，但他們的意志力可能沒有那麼堅定，特別是在研發中遇到困難後就很容易放棄。瓦特曾想放棄研發去當一名測量員以養家餬口，直到他遇到企業家羅巴克和博爾頓。羅巴克破產時唯一剩下的資產是瓦特蒸汽機三分之一的專利權，別的債權人認為這毫不值錢，而博爾頓慧眼識珠，買下了專利權。

所以從發明到生產的整個過程，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生產鏈，不是科學家、發明家搞發明創造、企業家搞生產。很多創造發明都是通過企業家的需求倒逼出來的。以石油化工行業為例，該行業只有100多年的歷史，現在很多大學都設有化工系，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洛克菲勒這樣的企業家。石油作為燃料不能像煤炭那樣直接點燃，而是要經過分解、提煉、淨化等一系列過程，後來人們從石油裏提煉出了300多種化工產品，包括造衣服的尼龍等材料。這些成果從生產實踐中而來。如果沒有石油產業的發展，像MIT（麻省理工大學）等高校也不可能創立化學工程學科。

中國的市場經濟如何演進而來，還有哪些不完善之處？

問：前面講過改革開放使中國建立起市場經濟機制，激發了企業家精神，尤其是形成了有助於企業家成長的土壤。您是雙軌制改革的重要倡議者和思想者，雙軌制改革成為中國改革很獨特的模式。請問現在我們的雙軌制改革結束了嗎？還有哪些「軌」沒有並過來？

張維迎：雙軌制改革的核心思想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雙軌制改革承認了人類的無知。計劃經濟的假設是有一小部分人以為自己知道一切。他們為國家發展做了一個全面計劃，並要求大家照此執行。而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承認人的無知。一方面，人類不知道的東西有很多；另一方面，人類進步需要的知識分散在每個人的腦子裏，不同人掌握的知識不一樣，每個人的知識具有很大的主觀性或者異質性。我們試想一下，就算那些最聰明、掌握很大權力的人，他們腦子裏的知識恐怕也不到人類所有知識的萬分之一，所以怎麼能夠用那萬分之一的知識去指導社會中每個人該做什麼呢？其次從動態的角度來看，人類的知識在不斷變化，隨時在創造新事物。計算機沒出現時，你怎麼能計算出市場對它的需求是多少？

第二，從雙軌制改革的具體內容來看，我們不能按照設計的價格體系去制訂價格政策，比如不能說煤炭、蘋果的價格應該是多少，雙軌制改革的重點是「放」。但「放」也不是一下子全放，因為這涉及到大量的利益關係。雙軌制價格改革要通過市場自身演進來決定價格，而市場機制不是人為設計出來的，它的形成是「自下而上」，而非「從上到下」。

雙軌制改革的關鍵是先從邊緣、增量上引入市場，再通過市場機制不斷演化推進。這裏面就與企業家精神高度相關。市場要靠人在裏面發揮作用，這些人主要指的就是企業家。計劃經濟中沒有企業家。改革初期出現了市場，好多國有企業領導並不適應，因為他們原來是按照上級領導的指示來管理企業，但市場經濟下就需要他們自己動腦子去解決問題，以前產品出來後可以直接交給商業部門去銷售，現在他們不但要考慮生產什麼，還要考慮怎麼銷售，怎麼參與市場競爭等。

在雙軌制改革的過程中，市場逐步形成，企業家也就跟着一代一代成長起來了。或者說，雙軌制改革本身就是培養企業家的過程，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無論是國企領導還是私企老闆，都跟原來的完全不一樣了。市場經濟最重要的價值在於讓每個人去思考想問題，對的想法可以變成產品並通過市場擴大，錯的想法自然會被市場淘汰，如此不斷迭代，才有不斷髮展。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情況都一樣。經濟發展需要每個人都有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動力和機會；反之，讓少數人去指導，發展就一定會出問題。

當然，我們的市場經濟改革還沒有全部完成。如果只是從產品市場是不是由供需決定價格的角度來講，我國在1993年就基本上完成了雙軌制改革，當時90%以上的工業品、農產品定價都放權給了市場。

但是，如果從要素市場來看，我們還存在雙軌，其中勞動力市場轉軌較好，但是資本市場的轉軌一直沒有徹底完成，好多還受制於行政命令，由國有銀行主導或壟斷，利率也沒有完全市場化；土地要素更是如此。

因此，整體而言，我們產品價格的市場化程度很高，但要素市場仍有計劃的明顯殘留，整個體制仍然處在雙軌制改革中。

經濟學與市場經濟的關係是什麼？如何理解經濟學的價值？

問：市場經濟的產生，尤其是市場經濟的理論化離不開經濟學的貢獻。您是經濟學家，如何理解經濟學本身的演進？

張維迎：經濟學並不是靜態的，也在不斷演進，但我的總體看法是，過去100年，經濟學並沒有向好的方向演進。目前為止，對人類貢獻最大的經濟學家仍然是亞當·斯密，他為人類破除了一箇舊觀念。在亞當·斯密之前，一個人想賺錢會被認為不道德，但亞當·斯密證明，一個人想賺錢並不是一件壞事，只要有競爭機制存在，自己富有就得先讓他人富有，這是「市場邏輯」。由此，人們突破了傳統觀念，不用再去評價那些想賺錢的人是否不道德，市場機制可以確保他們賺錢的前提是要為他人服務、為他人創造價值，這就是亞當·斯密講的「看不見的手」。

我認為，在亞當·斯密之後，特別是自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之後，經濟學作為整體對現實的發展並沒起太大的積極作用，並且在很多方面還發揮了負作用。因為主流經濟學家總是認為要將經濟學變成像數學、物理那樣，用一套理論來改造現實世界，由此導致科學主義和經濟學家的致命自負，這給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傷害。計劃經濟就是個例子。當年一大批經濟學家支持計劃經濟，包括波蘭籍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他用現在所謂正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去論證計劃經濟的可行性。薩繆爾森的教科書每一版都在預測蘇聯經濟將很快超過美國，甚至預測到1984年這一具體時間。熊彼特也認為，從理論上看計劃經濟是可行的。而當經濟學家有這樣一套理論後，他們就會用理論去強化人們的認知，結果產生出一套不良體制。凱恩斯主義之後，社會對經濟學家的需求更多了，大量銀行、公司都需要經濟學家，經濟學家開始經常對經濟做預測，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但我坦率地講，經濟學家佔有的資源與他們的整體貢獻不一定成正比，除了亞當·斯密、米塞斯、哈耶克等少數人，經濟學家應該為此感到慚愧。

其實這個世界上好多壞事都是聰明人，甚至是好人乾的，初心是好的，只是好心最後辦成了壞事。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一些愚蠢至極的觀念只有某些知識分子會相信它，普通人不會相信它，因為普通人不可能愚蠢到那種程度」。他的意思是，知識分子比普通人掌握的知識多，但是知識多往往容易犯大錯誤。為什麼有知識的人反倒可能給社會帶來傷害？我覺得根源是某一種錯誤觀念長期流行。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提出「理論導致認知盲區」：當你相信一種理論，但發現它又不能解釋現實情況時，你通常不會去懷疑理論本身是錯的，而認為是因為自己所掌握的數據、知識還不夠，只是暫時無法證明理論的正確。因此，很多錯誤理論流行了很長時間甚至上千年，比如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地心說」就流行了2000年，像亞里士多德這樣聰明的人世上沒有幾個，但他仍然陷入了理論誤區，或者說他無法意識到自己理論的侷限性。

我們必須認識到：第一，再聰明的人所掌握的知識仍然非常有限；第二，任何人都可能進入知識盲區。因此，我們不能把人類的命運交給任何個人，無論他有多麼聰明。我們需要市場存在，市場上「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每個人按自己的方法去做事、去參與競爭，對的東西獲得成功，錯的東西面臨淘汰。大家事前基本上都不知道什麼是對的或是錯的，否則人類的進步發展就太簡單了。

但很多有知識的人並不能意識到這一點，反而容易狂妄自大，覺得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不按照他的想法做事的人就是傻瓜。他還會去教育他人。我們經受的這樣的教訓可太多了。

經濟學家依據書本上的一般性原理畫出一個曲線、導出一個公式，但這要用於指導政策又是兩碼事。政策依據的某一個參數常常會「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當經濟學家進入知識盲區，通常又會打腫臉充胖子，拼命掩蓋錯誤，因為人都不會輕易承認自己的錯誤。但是市場經濟很公正，不可能讓你一直掩蓋錯誤，投資錯了就會虧損甚至破產，只有及早糾正才會減少損失。市場經濟的厲害之處在於它會不斷糾正人類的錯誤，但計劃經濟就可能是「一條道走到黑」，如果決策者投資錯了，但他不想讓別人知道他的錯誤，他會繼續追加投資希望掩蓋錯誤，同時下級也不敢隨便去糾正上級的錯誤，否則官位就不保了，於是有些錯誤就一直得不到糾正，最終整個社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那些看出錯誤的經濟學家，反而往往不是主流經濟學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大部分英國知識分子都崇拜計劃經濟，因此哈耶克在當時是被恥笑的對象，但是歷史最後證明了他的偉大。當所有人都看不到問題時，他看到了。有些人雖然看到了問題，但願意人云亦云，否則自己的飯碗沒了。像哈耶克這樣堅持自己意見的人，具有非常可貴的品質。

總之，我不是否定經濟學家，我本人也是經濟學家。我只是想強調：經濟學家一定要能夠保持獨立思考，這非常重要，否則就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但獨立思考就意味着要和周圍環境發生更多碰撞，有時甚至要遭到所謂主流的嘲笑，甚至抵制、打擊。

什麼是企業家精神？這種精神為什麼特別重要？

問：您講過「企業家精神可能比企業家更重要」，即便在政治領域，也存在政治企業家。什麼是企業家精神？為什麼這種精神特別重要？

張維迎：企業家精神的核心是創新，是去做別人沒做過的事。有這精神的人去從事生產經營等經濟活動，就是企業家。如果這種精神用於在政治領域，就是政治企業家。你看在政治領域也一樣的，有些人在位的時候只是在「守攤」，而有些人願意做事，願意創新，敢於去改變或完善體制，這就是有企業家精神的政治家，我們可以簡稱政治企業家。學術領域也一樣，有些人一輩子照本宣科，有人積極創造新理論，那就是學術企業家，不是說他們通過學術賺錢，而是具有學術創新精神，打造出一片學術新天地，很多學科的開創者都離不開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精神本質上是指人類不安分的創造力。儘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具有這樣的創造力，但能夠真正發揮企業家精神的人只是少數人。同時，又只有極少數人知道企業家精神真正應該用在哪裏。

17-18世紀，英國最聰明的人在做企業，包括貴族，而中國傳統文化崇尚做官，當時最聰明的人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這也是近代中國和西方發展出現背離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官員只着眼於分配財富，企業家精力在於創造財富。如果最聰明的人是在分配財富而不是創造財富，那麼國家的經濟就很難發展起來。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最聰明的人一部分在城市，另一部分在農村。鄧小平搞「包產到户」後，農村裏的這些聰明人就自由了，鄉鎮企業就這樣發展起來了。如果當時農村裏這些最聰明的人都還只找機會去當官，中國的改革肯定就難死了。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很多原來的處長、局長「下海」了，包括後來的「海歸」，這為經濟發展形成了良好的人力資源基礎，或者說是重新配置了企業家資源，否則中國也不太可能有今天。

我們一定要記住：只有真正最聰明的人願意去做生意了，國家的經濟發展才有希望。其實中國人一點也不缺少企業家精神。近代以來，許多中國人到東南亞國家後成為了出色的企業家，因為他們在當地進不了政府做官，只有做生意賺錢了才能提高社會地位，他們本身就具有企業家精神。科舉制最初是中國的一大發明，但在近代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製造了不小的障礙。

市場經濟為什麼必須以法治為前提？如何理解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問：市場經濟再好，但也無法解決所有事情，還需要政府的存在，比如企業和企業、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陌生人交易，就需要政府來建立規則。市場經濟最需要政府的地方是什麼？該如何理解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張維迎：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法治。為什麼說法治很重要，因為法治的核心是讓每個人對未來都能形成相對穩定的預期。這個預期是指，我幹了好事可以得到回報，幹了壞事會被懲罰。如果企業家有這樣的預期，他知道只有誠實守信才能把生意做大做強，坑蒙拐騙不可持續。由此，企業家會意識到聲譽是他最重要的資產，也是獲得陌生人信任的決定因素。國家法律，特別是保護私人產權的法律，是企業家維護自身聲譽的保障，沒有財產所有制也就沒人在乎自己的聲譽了，所以法律保護私人產權對建立企業信譽非常關鍵。

政府特別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和維護好的法治，包括統一度量衡等軟的基礎設施，這對市場發揮聲譽機制非常重要。政府幫助訊息透明，流通速度更快，也有助於提升企業家維護聲譽的積極性。這樣一來，政府反倒不用去具體管理企業，因為當企業出錯時，自然會受到市場規則的懲罰。比如某個企業想靠欺騙賺錢，它搞定工商局的幾個管理者要容易一些，搞定成千上萬受騙的消費者要難很多。企業要搞定每一個消費者，唯一的途徑就是給消費者帶來實打實的好處。

從國家層面來講，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法制保護企業產權，公民財產權，包括知識產權；從企業角度來講，是要完善管理制度。

麥當勞在全球有幾十萬家店、數百萬名員工。它的廚房用具統一採購、食品製作標準化流程，對員工統一培訓，加盟店要交保證金，總部時常派人去各門店試吃並寫暗訪報告，以此維護麥當勞品牌在全球的聲譽。如果所有企業都像麥當勞這樣自覺承擔責任，那政府不就輕鬆多了嗎？這時，政府只需處理一些特殊問題，如有人「山寨」麥當勞產品，侵害了麥當勞權益，政府再出面去處罰。保護商標權並不是單純為了保護企業，更多的是為了保護消費者。如果超市裏銷售的商品都沒有商標，恐怕大家也都不敢買了，因為不知道出了問題該找誰去，但有商標就能找到責任人。所以，保護產權這種無形資產，最終是為了保護普通消費者。如此，企業老闆也明白企業應承擔的責任，並且為企業內部所有人的行為負責。

如何規避企業家的短期主義，鼓勵長期主義？

問：市場經濟也難免出現一些短期主義的企業家，或者說是套利商人，比如生產一批假疫苗、似奶粉，等到消費者或政府發現後，他已經賺了很多錢，只被罰了幾十萬。怎麼規避企業家的短期主義，鼓勵和引導長期主義？

張維迎：面對這樣的問題要分析歷史原因。完全杜絕企業的違法行為不可能，市場一定是一個循序漸進完善的過程，需要我們有一定的耐心。國家當然想幫助市場形成良好的秩序，但也需要時間讓企業家和消費者相信，最後才能促使企業誠實守信，消費者進而相信企業品牌和政府。

我小時候生活的村子還是人民公社，那時樹都歸集體所有，很少有人主動去愛護，大家都偷着砍了當柴燒，所以村裏的樹總也長不大。

後來，村裏決定把樹分給村民私人看護，但還是有好多人把樹砍了當柴。村領導看見大家還是在砍樹，覺得交給個人也不行，就又決定把樹收回集體。

村領導不明白，那些村民之所以把分給自家的樹也砍了當柴燒，是因為他們擔心，如果不砍的話又會被收回集體。果真如此！因此，要讓大家有積極性養樹、栽樹，必須要忍一忍初期的混亂，讓村民相信分給他的樹不會再被收回去了，村民才不會繼續砍樹，才會等到樹都長起來賣錢，然後大家才有信心、有動力自願種樹、愛護樹了。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要建立市場秩序，需要我們有足夠的耐心，不要因為出現一點問題就希望政府出面解決，如果解決得不好，反而越弄越糟。信譽來自耐心！

對於這樣的問題，經濟學家可以做出自己的貢獻。我認為經濟學家應該看到普通人和一般管理者看不到的東西。政府官員以短期成績為考核指標，有些企業家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難免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態，這時就需要經濟學家幫助他們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些，這才是經濟學家對社會應有的貢獻。孟子講，「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學者無恆產也有恆心，因為學者的個人聲譽就是其「恆產」。

任何一項政策都有兩方面效果，一是立竿見影的短期效果，二是暫時看不見甚至永遠看不見的長期影響。法國19世紀中期的經濟學家巴斯夏也是我特別喜歡的經濟學家，他說：壞的經濟學家只看見看得見的東西，好的經濟學家不僅要看見看得見的東西，還要能推斷出看不見的東西。經濟學不能只是研究某項政策當下的效果，還要推斷這項政策長遠產生的影響。凱恩斯就只考慮短期，他說「長遠看我們都死了」。儘管這是玩笑話，但也反映出他的理論背後的哲學基礎——我們管長遠的事幹嘛呢，把眼前問題解決好就行了。

當下各國的宏觀政策都有應對短期的傾向，但未來的問題恰恰應該由學者去管。只是，當下的學者很短視，並且為做短期決策的官員提供一套理論，讓官員的行為更加理直氣壯，「你看這是教授告訴我的，這是我在課堂上學到的東西」。這對國家長遠的發展絕不是好事。

對於企業家而言，看得不夠長遠的原因很多，有人天生就是急功近利的性格，我們能改變的是從體制和政策環境上幫助他們關注長遠目標。我相信，偉大的企業家一定是長期主義者。但如果一個國家的體制、政策總在調整，即使願意做長遠考慮的企業家也會變得短視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說，個人行為往往是由外部環境導致。企業家現在想為企業做一個長遠規劃，但如果明天突然下來一個新政策，他的計劃就可能泡湯了，那他也沒必要考慮長遠了，畢竟考慮長遠就意味着要犧牲眼前利益。如果看不到長遠利益，又為何要犧牲眼前利益？因為他首先也要生存下去。適者生存嘛！

所以，一個好的政策、體制環境，是要讓人關注長遠利益，能夠看到犧牲眼前利益所獲得的長遠好處，否則將導致人們的行為越來越短期化，甚至最後坑蒙拐騙。

因此，如何創造一個穩定的、「正循環」的環境，就顯得特別重要。不管企業家或普通人，這個「正循環」裏不光有從父母那裏得到的生物基因，還包括通過接受教育形成的「文化基因」。人的老師始於父母，卻不止於父母。孔子講「三人行，必有我師。」親戚、老師、朋友，甚至書中看到的中外歷史偉人，都有可能成為影響你的人，都有可能是你成長環境的一部分。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當你看見別人成功了，如果他是靠坑蒙拐騙成功的，那你可能會去學着坑蒙拐騙；如果他是靠踏實肯幹成功的，那你也會像他那樣去經營自己的口碑。這就是一個正循環的過程。我們要意識到，人類的行為不像蜜蜂、螞蟻那樣完全由生物基因決定，當社會風氣是「邪不壓正」時，壞人也就不敢明目張膽地做壞事；反之，好人也可能變成壞人。

如何理解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的關係？

問：有些反對市場經濟的人，認為過度發展市場經濟、過度崇尚企業家會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從而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和整體幸福感。比如華爾街、硅谷的企業家掙得特別多，但是更多人可能在全球化或者是市場經濟中所獲很少，甚至受損。市場經濟是不是容易帶來或加劇貧富分化問題？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張維迎：這就是一般人存在的認識誤區，他們並沒有真正理解市場經濟，沒有真正理解企業家精神。原因是我們的教育，包括經濟學教育，沒有讓我們很好地理解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

首先必須承認，人天生有差距，男女有差距，高矮有差距，才智有差距，所謂「平等」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格上的平等，不可能是人與人在上進心、能力、起點、機遇等所有方面的絕對平等。

如果你真正理解企業家的話，就知道財富本身是不斷流動的，沒有人會永遠穩居首富地位，他一定會被其他人超越。所以熊彼特講，「富人俱樂部就像一家旅館，裏面總是住滿了客人，只是客人的名字總在變，有人離開，有人進來。」這才是市場經濟。流動性才有利於公平，比傳統靠血統分割社會的貴族制更公平。貴族可以世襲，但市場經濟中富人一般富不過三代。洛克菲勒的後代都不在富豪榜上了，中國2010年位居胡潤富豪榜的100人到2020年也只剩下了30人。

市場經濟其實為每個人都提供了富裕的機會。現在有農村女孩成為網紅後變富有了，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市場經濟允許每個人最大限度發揮自身的優勢，無論這個優勢是什麼，只要市場規模足夠大。傳統社會里，農村人不靠種地就養活不了自己，但現在只要你有一技之長，利用大規模的市場，你不務農也能養活自己。我們看到，越是市場化程度高的地方就越公平，因為市場給每個人賺錢的機會，企業家之間的競爭也因此變得更加激烈。因為存在市場競爭，企業家對工人的福利待遇也會更好，否則你給工人的錢少了，別人就會開高價挖走。但好多人不理解這些，以為資源、技術就在那兒，市場經濟就是最後怎麼分配財富的事。

事實上，市場經濟不在於分配財富，而是在創造財富，財富一定是賺來的。「掙錢」和「賺錢」的概念也不一樣，工人通過付出勞動「掙錢」，企業家把應付工人的工資付完後，「賺」的是剩下的那些錢。

從統計數據來看，沒有一個人可以永遠是最成功的企業家，一定會有其他人超越他，沒有人能夠一勞永逸，因此好多成功的企業家面臨的壓力非常大，老怕一放鬆就被人超越了。從嚴格意義上講，企業家不過是替社會管理財富，他們個人享受的財富並不多。比如這個工廠是我的，你們都眼紅，那我一把火把它燒了，這其實對我並沒有多大影響，但工人就失業了。

企業家的財富，絕大部分不像一張桌子或一把椅子，從我家搬到你家還是一張桌子或一把椅子。企業財富在我手上是資產，到你手上就可能成為負資產。馬斯克擁有巨大的商業帝國和財富，但假如某天他不幹了或者幹不了了，他的企業可能就一文不值，因為他的企業有很多債務，而且他的那套東西別人也幹不了。所以，企業財富中最重要的是企業家精神，而且財富也不是靠分配、再分配來的，是靠創造而來的。

人們通常只看到個別那些成功的企業家，卻忘了許多失敗的企業家。上世紀80年代，中關村好多企業，包括中科院辦的好多企業，現在都消失了，大家也早就忘了那些企業家。大家只記得聯想，那是因為聯想活下來並且發展壯大了，但它活下來靠的是柳傳志的企業家精神，不是誰來經營聯想都能讓它壯大。只是太多人不明白這些道理，以為企業的價值是固定的，在誰手裏都能賺錢，憑什麼這家企業在你名下而不在我名下？這就是沒有理解企業家精神。

回過頭來，我為什麼說經濟學家要對此負責呢？主流經濟學假定，技術和資源等條件都給定了，資源配置有唯一正確的答案，誰算都一樣。因此憑什麼可以讓你算而不讓我算？零和博弈的思維就是這樣來的。這也是因為人類早期的資源只有土地，那塊地你種了我就種不了，大家腦子裏對資源的概念還停留在那塊土地上，因此老想着重新平分土地。市場經濟的資源不是那塊永遠不變的土地，市場經濟是在創造資源，且資源一直在流動變化，如果精心創造資源的人多，那麼「水漲船高」會讓每個人都獲得更多的財富，並且「船長」和「船工」角色也不是固定的。況且，再成功的人都有自身侷限，成功後很容易驕傲，驕傲使人落後，這就為其它人提供了成功的機會。

市場經濟非常有意思，我們看到很多富人活得特別累，因為他們需要不斷去冒險。舉個例子，面對100元和200元的獎勵，100元可以直接拿走，但200元需要為之挑戰，挑戰成功後可以拿走200元，否則一分錢也拿不到。普通人會選擇穩當地拿走100元，但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會冒險去挑戰那200元。當後者挑戰成功了，普通人又抱怨說，憑什麼他到手的是200元而我只有100元？事實上，市場經濟下誰都可以去挑戰那200元。

作為消費者來講，企業並沒有強迫你買他的東西，反而是求着你買。傳統社會中，是笨人伺候聰明人，聰明人高高在上，笨人端茶倒水；市場經濟中，是聰明人伺候笨人。喬布斯非常聰明，我不懂手機，我「笨」，但是喬布斯就得伺候我，因為我一不高興就不買他的手機了。因此，消費者只能針對產品本身，而不應該抱怨企業家賺得太多，他賺的都是你掏給他的，是市場行為。

當然也必須強調一點，社會肯定存在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現象，但那不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很多人把體制問題歸咎於市場，比如有人通過特權弄了一塊土地並因此發財了。但這不能怪市場，只能怪特權，所以我們看問題要找到根源。

我再糾正下「套利」的概念。「套利」是個中性詞，有創造價值的套利，也有不創造價值的套利。比如我從四川進了一些橘子到北京賣，消費者覺得四川的橘子好吃，這就是我創造了價值，是正當的市場行為。但如果通過特權獲得的套利，比如土地尋租，就是不好的套利。人們常常把所有的事情攪在一塊，很多道理也越說越糊塗。

我經常講，沒有人替市場經濟辯護，為它辯護得不到好處。計劃經濟不同，你在計劃經濟的時候批評計劃經濟試試？一定會有人懲罰你。但市場經濟特別仁慈，你怎麼罵它，它都會服務你。所以，知識分子、學者罵市場經濟最安全，還能顯示自己的人文關懷，但實際上是損害了普通人的利益。

從市場經濟中得到最大好處的是普通人，而不是企業家和「特權階層」。喬布斯從蘋果公司賺了500億或者1000億美元，但是全世界數億人因為使用蘋果得到的好處是不可量化的。企業家賺的錢與他的產品為人類創造的價值相比，不過「九牛一毛」。產品帶來的利潤，消費者不會吃虧，工人不會吃虧，只有企業家最後可能會虧損，大家不要忘了最後負債跳樓的都是企業家。

回到前面所言，人類會陷入理論盲區，經濟學家要對此負責，經濟學家創造的理論解釋不了現實問題。而大部分經濟學家並不真正理解市場經濟，不理解企業家精神，因為經濟學教科書裏把企業家精神去掉了。有個關於經濟學家的笑話說，如果地上有20美元，你是否應該彎下腰撿起來？標準的經濟學答案是「不撿」。因為，按照經濟學的假設，這一定是張假錢，如果那是真錢，肯定早被人撿走了。經濟學假定每個人都一樣聰明，有任何利益出現都會馬上被搶光。但在真實的世界裏，每個人的能力並不一樣，有人能識別真假，有人不能。前面的人以為那是假錢不撿，但你看出來那是真錢，你就會撿起來，這就體現出企業家精神的作用。

這幾年我對企業家精神的認識更加深刻。企業家面臨的是一個完全不確定的世界，他只有選擇去冒險，而經濟學家一直是作為旁觀者在指手畫腳。我們對企業家的評價，不應該是看他沒有做什麼，而是要看他做了什麼。每個人沒做的事情都很多，牛頓就沒有發現相對論，但你不能反過來罵牛頓，說牛頓不好，愛因斯坦好。企業家能夠堅持下來，做消費者喜歡的東西，就是他對社會最大的貢獻。但社會上總是那些不幹事的人在罵幹事的人，這是社會的悲哀。北京在2012年7月22日發生特大暴雨災害，很多路面被淹了，有人推着板車出來幫人過水坑但要收5元錢，於是網上罵聲一片，認為這是乘人之危。實際上，坐在電腦前罵人的人為什麼不自己出去想辦法助人為樂？關鍵時候不幹事的人恰恰最愛批評幹事的人，而真正冒着生命危險救人的人都沒有時間出來說話。

數字化會不會讓中小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更難？

問：今天到了第四次工業革命，進入了數字化時代，人工智能技術也越來越發達了，這種技術帶來的無邊界性競爭會比以前更厲害。大企業、大平台的輻射力會更強，可能導致很多中小企業發展的空間被擠壓，於是一些人乾脆選擇放棄創業。您怎麼看待這種問題？

張維迎：我不擔心這個問題，按照你說的這種情況，這是心態問題，當不了總統就不活了？社會需要各種各樣的角色，當不了馬化騰或者不願意當馬化騰，都是一種選擇。另外，馬化騰再牛，他也沒辦法把所有厲害的事都做了，反而他給別人創造了不少機會，所以並不是「大樹底下不長草」。沒有一棵樹能長到天上，也沒有一棵樹能遮蓋整個大地。

我剛才講了，企業家永遠在給別人創造機會，如果馬化騰只考慮自己，他是做不大的。企業家越多，每個人才可能活得越滋潤，大家必須認識到這一點。

相信企業家精神，就是要相信隨時都會冒出一些想不到的創新。

數字技術也是在創造新的機會，就像鐵路出來後並沒有消滅其它的運輸渠道，而且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機會。我們現在覺得數字經濟是新事物，但是當初鐵路出現後對人類認知的衝擊比這個大得多，我們不能只看到眼前的新事物。人類應該對創造力抱有堅定的信念，不是成功的企業就要消滅掉其它企業，那是低估了人類的創造力。馬化騰和馬雲兩人就互不服氣，這本身就是企業家精神的體現，是好事。他倆競爭的結果是為我們消費者提供了更好的服務。

問：您怎麼看年輕人的內卷或躺平？

張維迎：我自己不是特別擔心這件事情，這是人類發展的必經過程。我太太之前在英國的一家天然氣公司工作，她的老闆就是一個高中生，因為那時候上過大學的人很少。中國現在幾乎百分之百的年輕人都上大學了，而上大學本身也不僅僅是為了找某一項工作，還是幫助人完成人格形成的過程。只有當人們選擇的機會更多了，才不會內卷。原來中國最優秀考生最好的選擇只能是北大、清華等幾所中國的頂級大學，但現在可以申請斯坦福、牛津和劍橋了，也可以去香港讀本科，那麼我也不會想着非要去清北了。所以內卷還是因為開放得不夠，機會不多，當行行都可以出狀元時，內卷自然也就減弱，甚至消失了。

內卷這個問題可能還與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有關。當大家都只有一個孩子，養孩子的成本就高了，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值也自然高了。如果家裏有三個孩子，這個去搞學問，那個去當工人，大家也會覺得挺好吧。所以，問題的背後有好多複雜的原因，前期政策的不良後果也是在慢慢顯現。

所謂「躺平」的心態也與此有關。很多獨身子女選擇躺平，是他知道即便自己不奮鬥了也會有父母為他兜底。而在我們那個年代，家裏好幾個孩子，想啃老的話可能會被大人一腳踢出去，因為家裏還有老二、老三要養呢。計劃生育導致的後果用經濟學來講就是「壟斷」，這也是人類致命自負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