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未來15年的發展潛力有多少？

儘管中國未來的發展確實面臨着很多挑戰，包括人口老齡化、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同時還面臨着新的科技革命、中美關係摩擦等。但到2035年之前，中國應該還有年均5%~6%的增長潛力。

2022年已至，新的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態勢到底如何？

自改革開放之後，關於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論調，每隔幾年都會來一次，在疫情導致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加劇之後，這種情緒更加濃烈。

那麼中國經濟的發展潛力到底如何？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和要素成本提高的當下，中國能否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態勢？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理性看待我們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在新書《中國經濟的前景》中，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對這些問題做出了解答。

林毅夫一直否認「中國經濟崩潰論」。他認為，儘管中國未來的發展確實面臨着很多挑戰，包括人口老齡化、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同時還面臨着新的科技革命、中美關係摩擦等。但到2035年之前，中國應該還有年均5%~6%的增長潛力。而未來的經濟，要充分利用「後來者優勢」，抓住「換道超車」的機會。

我們今天拆解了林毅夫的新書《中國經濟的前景》，你將了解到：

1.如何正確認識中國未來發展潛力

2.未來還需面對的三大問題

3.未來仍要按比較優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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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認識中國未來發展潛力

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那麼至關重要的一點，中國2021—2035年的發展潛力有多少？

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20 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9.2%，林毅夫稱其為「奇蹟」——人類歷史上從未有任何國家或地區以如此高的增長率持續增長這麼長時間。

但對於未來，可是目前國內外的學界和輿論界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潛力普遍不看好，總結起來大致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中國過去42年發展太快，是非常態，終歸要向常態增長回歸。

根據國際著名經濟學家、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的看法，中國會回落到 3%～3.5%的常態增長。

同時，根據賓夕凡尼亞大學World Table第 10 版發布的研究數據，中國 2019 年年底的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按照 2017年美元的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達到 14 128 美元。有些學者用這個數字對比德國、日本，發現德國在達到人均GDP 14 100 美元左右後的 16 年年均增長率只有 2.3%；日本在達到這一水平之後的 16 年年均增長率也只有 4.4%。

德國和日本的經濟發展世界聞名。既然它們在抵達這一水平之後的 16 年平均增長率只有 2.3%和 4.4%，那麼中國在 2019—2035 年這 16 年間的增長潛力也不會很高。

上述研究似乎非常有說服力，但林毅夫個人並不太同意。因為中國在過去這 40 多年裏能夠實現每年 9.2%的增長有很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充分利用了與發達國家的產業與技術差距所藴含的後來者優勢。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經濟要發展，生活水平要提高，就要靠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這就要求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

發達國家的技術與產業處於全世界最前沿，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靠自己發明，投資非常大，風險非常高，進步速度非常有限。歷史經驗表明，發達國家過去 100多年來的常態增長是薩默斯所說的每年 3%～3.5%。

然而，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與發達國家的產業與技術差距，引進成熟的技術作為自身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來源。這種方式的成本和風險都比較小。懂得利用這種方式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更快。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正是利用這個優勢實現了每年 7.0%甚至更高、持續 25 年或更長時間的發展，成為二戰以後 13 個發展中經濟體之一。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要看中國未來的發展潛力並不是看現在的收入水平，而要看中國現在跟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還有多大。

以德國和日本為例。德國人均GDP達到 14 120 美元左右是在 1971 年，那時它已達到美國人均GDP水平的 72.4%，無疑已經躋身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之列，已經用盡了後來者優勢，要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發明，經濟增長速度自然會慢下來。日本在 1975 年人均GDP達到 14 120 美元左右，當時它達到了美國人均GDP水平的 69.7%，也成了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技術已經發展到世界最前沿，經濟增長必須靠自己探索，發展速度當然也會慢下來。

中國在 2019 年人均GDP達到 14 128 美元，但只有美國同期水平的 22.6%。

相比之下，德國、日本、韓國等其他發展得比較好的國家，是在什麼時候人均GDP達到美國的22.6%的？德國是在1946年，日本是在 1956 年，韓國是在 1985 年。德國從 1946 年到 1962 年，16 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 9.4%；日本從 1956 年到 1972 年，16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 9.6%；韓國從1985 年到 2001 年，在其間遭受亞洲金融危機出現一年負增長的狀況下，16 年平均增長率仍高達9.0%。

從這些數據來看，中國未來 16 年（從 2019年算起）應該也有大約 9%的增長潛力，因為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都已經實現了這一點。

外界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已經開始出現了人口老齡化，其他國家在出現人口老齡化之後，經濟增長都放慢了，中國經濟增速也難免會放緩。

林毅夫認為，確實，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都較慢，但不要忘了，發生人口老齡化的國家多數是發達國家，老齡化到來時，其技術已經發展到世界最前沿，技術進步要靠自己探索，再疊加勞動力供給速度減緩，經濟增速就更慢。

中國正在發生人口老齡化，但我們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 22.6%，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可以利用後來者優勢，還可以通過把勞動力從低附加值產業往高附加值產業配置來提高勞動生產力，這個空間仍然非常大。

所以，如果中國能利用後來者優勢，即使人口不增長，也可以比發達國家增長得更快。另外，中國目前正在逐步延長退休年齡，這有利於增加勞動力供給。而且，勞動力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數量上，還體現在質量上，中國還可以提高人均效率水平。

我們再對比一下德國、日本、韓國在人均GDP達到 14 120美元左右之後 16 年的人口增長情況，看看人口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德國 1946—1962 年的年均人口增長率是 0.8%；日本1956—1972 年的年均人口增長率是 1.0%；韓國 1985—2001 年的年均人口增長率是 0.9%。中國 2019 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是0.3%，將來也許會降到 0。

因此，即使不考慮把勞動力從低附加值產業配置到高附加值產業的可能，不考慮延長退休以及提高教育質量的可能，中國和日本、德國、韓國的人口增長率因素相比，頂多也就是 1 個百分點的差距。

因此，林毅夫認為到 2035 年之前，中國應該還有年均 8%的增長潛力。相比德國、日本和韓國實際 9%的增長，考慮到人口增長因素，還下調了一個百分點。

當然，有這個增長潛力未必可以開足馬力不顧其他因素去發展，因為中國要實現的是高質量增長，接下來必須解決好環境問題（包括碳達峰、碳中和），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等問題，還有中美關係摩擦帶來的「卡脖子」問題。

綜合考慮這些必須應對的問題，以及 8%的增長潛力，林毅夫認為，中國未來 15年（2021—2035 年）實現年均 5%～6%的實際增長應該完全有可能。

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十四五」規劃提建議時曾談道：「在徵求意見過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門建議，明確提出『十四五』經濟增長速度目標，明確提出到 2035 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標。」不論實現哪一個目標，2021—2035 年都需要達到年均 4.7%的經濟增長率。

如果中國能夠實現 5%～6%的經濟增長率，到 2025 年人均GNI（國民總收入）就會跨過 12 535 美元的門檻，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這將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因為直到現在，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只佔總人口的 18%，如果中國變成高收入國家，這個數字就會翻一番。到 2035 年，中國人均GDP應該能達到 23 000 美元（按照 2019 年的美元購買力計算），中國將會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同樣從收入水平差距所代表的產業與技術水平差距的角度做研究，我們可以發現中國 2036—2049年還有年均 6%的增長潛力，再考慮到還有不少需要應對的問題，實現 4%左右的年均增長率完全有可能。以此計算，中國到 2049 年人均GDP將達到美國的一半，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重要指標。

林毅夫很早就表示過：「中國經濟崩潰論」站不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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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面對的三大問題

林毅夫認為，不論是從潛力還是從可能性來講，我們都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大家也知道，中國在發展方面也面臨不少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人口老齡化。這一點在上文中也有論述過，林毅夫認為，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問題，但不會像發達國家那樣降到僅有2%左右的增長。

第二個挑戰是中美摩擦和競爭。

如前所述，後來者優勢的獲得有賴於引進技術作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來源，美國對我國「卡脖子」，是不是會阻斷我國利用後來者優勢的可能？

但我們想想看，美國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要領先就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取得這個技術以後，美國怎麼才有收益？當然是市場越大，收益就越大，但如果它卡中國的脖子，技術不給中國，它就沒有中國這個市場。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技術如果不賣給中國，它就可能從利潤很高變成利潤不高，甚至變成虧本。利潤不高或虧本，繼續研發的投入就會縮小，那麼，它想維持技術領先，就會越來越力不從心。所以，美國卡中國的脖子是為了維持霸權的政治目標，但也會犧牲自己的經濟利益。

同時我們也知道，現代世界上的大多數前沿技術不止美國有，德國、日本、法國、韓國等國家都有。美國有沒有可能聯合這些發達國家共同對中國進行技術卡脖子？這是美國希望的。拜登上台以後，也想讓其他發達國家不把技術賣給中國，但問題是，其他發達國家會不會聽美國的話？

美國卡中國的脖子，這一戰略在本質上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美國使用自損八百的策略只是為了維持世界霸權，但對於德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來說，如果和美國聯合卡中國的脖子，它們自己同樣要自損八百，它們為什麼要以自損的方式去維護美國的霸權？因此，德國總理默克爾跟拜登通話時講得很清楚，她不希望選邊站，希望維持和中國的關係，繼續利用中國的市場優勢。法國、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也是同樣的立場。

雖然美國有卡中國脖子的想法，但它最後真正能卡我們脖子的技術非常少，因為絕大多數技術我們還是可以從其他國家獲得。剩下只有美國才有的少數技術，我們只要下定決心，利用新的舉國體制，一定能突破。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中國一旦掌握了哪項技術，這項技術相關的生產成本就會下降，中國成本能做到全世界最低。所以，林毅夫認為，如果中國在卡脖子技術上實現了攻關，想必美國失掉的不僅是中國的市場，還可能將是全世界的市場。

如果把這點考慮進去，相信卡脖子對中國發展潛力的影響不會太大。

第三個挑戰是碳達峰、碳中和等高質量發展目標。

中國與德國、日本、韓國當初的經濟追趕階段還有一點不同，就是全球的環境壓力變了。這些國家在追趕階段沒有全球氣候變暖的問題，還可以使用煤炭等高排放但成本低的成熟技術。如今全球通過了《巴黎協定》，都要一起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共同控制地球温度的上升，我們就必須也多用綠色技術、再生能源技術等新技術。傳統企業必須把傳統能源轉換成新能源，成本會高一些。但這對企業的影響是雙方面的，儘管有挑戰，也有巨大的機會。

3

未來仍要按比較優勢發展

總體看來，中國仍然有非常巨大的發展潛力，但究竟能發展多快，是由發展思路、發展意願、發展舉措決定的。

當然，未來的發展必須是高質量發展，因為我們的收入水平已經超過1萬美元，並且很可能在「十四五」規劃完成的2025年前超過12535美元的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

收入水平提高以後，人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就會提高，所以，只有高質量發展才能滿足人民對於美好生活的期望。

怎樣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就是要遵循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在這五個方面中，林毅夫認為最重要的是必須按照比較優勢來推動創新。

比較優勢戰略來源於比較優勢理論。比較成本理論認為，不同國家生產不同產品存在勞動生產率或成本的差異，各國應分工生產本國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各個國家按照比較利益原則加入國際分工，從而形成對外貿易的比較利益結構。

有以下幾方面原因：首先，如果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符合比較優勢，那麼這家企業就會有自生能力，並且如果是在政府的因勢利導下發展，就會有競爭力。那麼，這樣的經濟是最可持續的。

其次，如果經濟發展得好、有競爭力，政府的稅收會增多。如果企業是按照比較優勢來進行創新的話，企業就擁有自生能力，就不需要靠政府的保護補貼。那麼，政府就可以有更大的力量來解決收入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等問題，使社會更協調。

再次，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企業有自生能力，管理得好就有競爭力，也就能夠盈利。這樣的企業就更有意願採取能夠滿足環境規制的生產經營方式，也就能夠實現綠色發展。

第四，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我們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就多生產、多出口，沒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就多利用國際市場，就會形成開放發展的態勢。

第五，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可以在初次分配的時候實現公平跟效率的統一。這一點林毅夫在很多場合論證過。

為什麼有效率？因為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企業具有最大的競爭力，是效率的表現。為什麼是公平？因為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能夠創造最多的就業，讓收入較低的群體能夠有最大的就業機會，能夠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而且，這樣的發展能夠最快速地積累資本，資本就會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勞動力從相對豐富變成相對短缺，工資的增長就會最快。在這種狀況之下，收入分配會得到改善。因此，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在一次分配時就能夠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而且，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政府不用去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因此就有最大的力量來進行二次分配，照顧鰥寡孤獨人群、臨時失業等弱勢人群。另外，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企業只要管理得好就能盈利，只要我們有合理的稅收鼓勵政策，企業也會有最大的積極性來進行三次分配，所以能夠實現共同富裕，符合共享的理念。

在林毅夫看來，中國如果能夠按照比較優勢持續創新發展，未來發展潛力會很大。第一個原因是除了中國仍有相當巨大的後來者優勢外，中國還有「換道超車」的優勢。德國、日本、韓國在追趕美國的時候並沒有新經濟，也就是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研發周期特別短的新經濟，包括人工智能、網路、大數據等等。這種新經濟的研發主要靠人力資本，中國是人力資本大國，我們擁有在新經濟領域換道超車的優勢。

當然，要想按照比較優勢挖掘出發展的潛力，一方面必須有「有效市場」，讓企業能根據價格信號去做決策；另一方面必須有「有為政府」，以市場有效為依歸，幫助企業克服市場失靈，並通過新的基礎設施建設、制度安排等不斷完善市場，並用好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來實施逆周期的宏觀調控措施，對沖各種周期性的波動和衝擊。

在林毅夫看來，總體而言，展望未來，應該首先牢固確立「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這「兩隻手」的共同作用之下，按照我們的比較優勢，充分利用後來者優勢，抓住「換道超車」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