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經濟增速新目標、增長法寶與共同富裕

2022年3月15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第60期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CEO），圍繞「兩會解讀與中國經濟前景」主題，邀請到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林毅夫，北大國發院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許憲春，北大國發院院長、南南學院執行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北大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盧鋒，北大國發院副院長、金光講席教授、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共五位學者帶來兩會解讀和中國經濟前景研討。本文根據林毅夫教授的主旨演講整理。

兩會剛剛結束，我作為政協委員，很高興藉此機會跟各位談談在兩會上委員代表們關心的幾個熱點問題。

熱點很多，我想集中談三點：今年的經濟增速目標、創新發展、共同富裕。

5.5%是合理且實事求是的增長目標

我高度重視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對中國而言，經濟增速是最大的大局，是最大的政治。

第一個原因，我們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經濟體量越大，並且服務業佔比越高，國內循環的比重就必然越大。如何讓經濟體量變大，讓服務業的佔比提高？當然需要提高收入水平，而提高收入水平就需要經濟增長。

第二，我們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文化等等，但是經濟是基礎。我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把目標定在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50%，這是韓國在2002年時與美國的差距水平，應該是一個不算過高的標準。但是，我們現在的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只有美國的20%多，要從只有20%多變成50%，而且希望在2049年就實現，那當然必須有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現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的重要原因是中國的崛起帶來的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怎樣來駕馭這個大變局？我想，只有到中國的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美國的50%。那時，美國才會心悦誠服地接受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因為到那時，我們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兩倍，是不可改變的事實；那時中國的京津滬和東部發達的沿海五省人均GDP、產業和技術水平可以和美國相當，美國也沒有技術優勢來卡我們的脖子。不僅如此，貿易是雙贏，小經濟體得到的好處大於大經濟體，美國的大企業需要中國的大市場來維持在世界的地位，美國國內經濟也需要中國的大市場來維持自己的發展、就業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以上這些都說明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包括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帶來的挑戰。

我曾反覆講，中國到2035年之前應該還有8%的增長潛力。此處強調一點，我講的是增長「潛力」。增長潛力是什麼含義？就像各位買汽車，要看該汽車設計的最高時速。增長潛力是從技術面來看，在不引起通脹、不過度消耗自己未來發展的各種資源的狀況下，可以維持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到2035年之前應該還有每年8%的增長潛力，並不代表我們每年都要以8%的速度來增長。就像汽車設計的最高時速可達300公里，但並不代表每次開車都要開到時速300公里，實際的時速還需要考慮天氣狀況、路況、身體狀況等因素。我們在發展過程中，8%的增長潛力代表可能性，我們也必須考慮國內國際其他方面的要求和狀況。

我也曾在多個場合談，在有8%增長潛力的情況下，考慮到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駕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等因素，我們到2035年之前應該可以實現每年6%的增長。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定的目標比我的預期低，是5.5%左右。我認為在當前的情況下這個目標設定是實事求是。因為，我在測算8%的潛力、6%的增長時沒有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俄烏戰爭爆發以後，國際石油價格、糧食價格，以及一些礦產資源價格都猛漲。再加上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給國際金融構成了很多不確定性。中國是最大的石油輸入國，也是各種原材料和糧食的最主要進口國，會影響到中國的進口和發展的成本。因此，我認為今年把目標定在5.5%左右是合理且實事求是的。

中國現在的GDP規模已經佔到全世界的18%以上，即使以5.5%的速度增長，中國可以對世界經濟的增長貢獻一個百分點，仍能佔到世界經濟增長的25%左右。中國仍是全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動力，同時也能很好地保持中國自身的基本發展態勢。

我們現在提出穩增長，並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再次強調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那麼，我們努力一點應該可以超過5.5%，讓它更接近6%。

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是我們決不能輕易捨棄的法寶

經濟發展的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質量等。那麼，經濟增長就不能只靠要素投入的低水平擴張，靠複製「老古董」的方式來發展。要發展就必須有創新，讓勞動生產率的水平越來越高成為發展的主要來源。

問題是怎樣創新？學界和媒體一談到創新通常強調的是新發明，學術界就用全要素生產率（TFP）來衡量創新，基本上衡量的是發明對增長的貢獻。但是這樣的思路與理論框架實際上是受到我們所讀的主流經濟學影響。我們要清楚的是，主流經濟學來自於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技術已經是全世界最好，所以要技術創新必須靠發明。而且，發達國家的產業附加值已經是全世界最高，所以要產業升級也只能靠發明新產業。

眾所周知，發明的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高，但在增長核算時，這些研發投入並沒有在增長核算裏面作為投入要素放進去。所以，大家非常崇拜的TFP，實際上是在增長核算中不能用資本和勞動等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解釋的剩餘項，然而，這個剩餘項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而是發明新技術的投入所帶來的。發達國家靠發明的方式來取得創新，其經濟增長速度時高時低，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平均增長速度是每年3%左右，這其中人均GDP或平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2%左右，人口增長為1%左右。

中國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們還處在追趕階段。對於追趕國家而言，創新的含義和發達國家不完全一樣。因為創新無非就是在下一期生產時所用的技術比現在的好，下一期進入的產業附加值比現在的高。

前面提到，在發達國家創新就只能靠發明，因為它們的技術已經全世界最好，產業附加值已經全世界最高。但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很多技術遠非全世界最好，跟發達國家的技術還有不小的差距，還可以把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消化吸收，作為技術創新的來源。通常而言，這一創新方式成本比較低、風險比較小。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把發達國家已經成熟、附加值又比我們高的產業引進消化吸收，這也是產業升級。而且這種方式通常的成本也比自己發明新產業低，風險也比較小。

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用這種方式，其技術創新速度、產業升級速度都會比發達國家快，經濟增速也就會比發達國家快。但是它的全要素生產率會比較小，因為引進技術，或者引進成熟的產業，一般是購買包含更好技術的設備，這些投入就表現在資本的增加上，增長核算的剩餘項也就是TFP就會顯得比發達國家低。

我們需要打破TFP迷思，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是發展中國家相對高速且低成本增長的重要法寶。事實上，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年均9個百分點以上的增長，有多少是靠我們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業而取得的？不能說沒有，但絕大多數是靠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不僅中國是這樣，日本、美國當年處於追趕階段時，也是較快的經濟增速和較小的TFP。

現在學界也有討論，說我們用引進消化吸收取得技術創新的方式來推動經濟增長已經40多年，2021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2551美元，馬上晉身高收入國家行列，是不是已經沒有機會再進行引進消化吸收了？是不是我們必須全靠自己發明新技術了？是不是我們必須像現在媒體和學界常說的，要追求以TFP為主導的經濟發展創新方式了？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要看中國實際經濟狀況是什麼樣。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我把中國現在的產業分成五大類型：

一是追趕型的產業，即我們有，發達國家也有，但是我們的技術或產值不如發達國家；

二是領先型的產業，即我們的產業已經是世界第一，如家電產業、5G通訊等等；

三是轉進型產業，過去我們很有比較優勢，在世界領先，但是現在失掉了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

四是換道超車型，即給我們帶來換道超車機會的人工智能、大數據的新經濟產業，因為新經濟的特性是研發周期特別短，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我們在新經濟的研發上不僅是跟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而且由於其投入以人力資本為主，我們是人力資本大國，有國內大市場，而且產業配套齊全，所以我們在新經濟領域有優勢，可以跟發達國家直接競爭；

五是戰略型產業，即發達國家有的技術，我們沒有，但是由於國防、經濟安全等原因而導致我們無法引進的產業，會被「卡脖子」而必須自己發明的產業。

雖然新結構經濟學把產業分成五種類型，但是各自所佔的比重不一樣。實際上，中國經濟當中絕大多數的產業還是追趕型的。例如，2021年，我們高新技術製造業的比重佔整個製造業的比重是15.1%，也就是還有85%的製造業並不是高新制造業，絕大多數還是相對成熟的傳統產業。再如，每年在德國漢諾威舉辦的世界工業展覽會，根據媒體報道，今年總共有27個展廳，每個展廳裏都有中國產品，但是中國產品在絕大多數展廳裏面的價格比別國產品低得多。為什麼？因為我們產品的質量和技術含量跟其他國家的差距還是相當大。因此，中國絕大多產業還是追趕型，而追趕型的技術創新的最好方式就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這是發展中國家取得快速發展的重要法寶。

最近總書記講了一個小故事，我在台灣讀小學時也聽過這個故事，因為最早是孫中山講的。他講，以前中國很窮，有個工人在碼頭當苦力，用扁擔挑東西謀生。有一次買了一張彩券，中了頭獎。他以為馬上就要變成富翁了，就把扁擔丟掉了。他去領獎的時候怎麼找都找不到那張彩券，原來是他把彩券放在那個隨時帶在身邊謀生的扁擔裏，現在扁擔丟了，彩券也丟了。總書記是在談中國能源轉換的時候講的這個故事，意思是我們的傳統能源比較多，但是不能在新能源還沒有完全成熟之前就一下子把傳統能源全部捨棄掉。

同樣的道理，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關係到我們85%的製造業，這個法寶不能丟。我希望媒體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也希望學界把這個理論框架理清楚，不然，把我們四十多年來取得高速發展的法寶、創新的法寶給丟了，就太可惜了。

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最好途徑

創新不管是自主研發或是引進消化吸收都需要靠企業家，不管是在傳統產業裏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企業家，或是在領先型、換道超車型、戰略型或是走向微笑曲線兩端的轉進型的產業裏創新都需要靠企業家。企業家創新會面對很大的風險，如果成功獲得的回報會比較高，他們的收入水平也會比較高，這是給予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必要激勵。

如果這些創新成功的企業家沒有比較高的收入，那就不會有人有動力去追求創新。如果不創新，經濟發展就會慢。一旦經濟發展慢下來，不管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或者是駕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都會變得困難重重。

共同富裕是最近的熱點話題。其實共同富裕這個目標是我們黨和國家一直都在追求的。但最近社會上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有有一個疑問，「提共同富裕是不是要劫富濟貧？是不是要大家都拿平均收入？」如果是那樣，必定會影響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引起了一些人對中國未來發展的疑慮。

共同富裕是不是一定要犧牲企業家精神？不見得，取決於如何實現共同富裕。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時遵循比較優勢，就可以在初次分配時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而且能夠給政府更大的空間進行二次分配。原因在於，如果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時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就會有最低的生產成本，並且在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就會形成競爭優勢。這當然就會使我們得到效率。

由於窮人的收入主要靠勞動所得、靠就業，富人的收入更多靠資本收益。如果我們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創新，形成競爭優勢，就可以創造最多的就業機會，就會是有利於窮人的發展。

不僅如此，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形成競爭優勢，經濟發展會更快，資本積累也會非常快。逐漸的，資本就會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勞動力就會從相對豐富變成相對短缺。在要素稟賦結構發生這種變化時，勞動者的工資上漲會非常快，窮人所擁有的具有比較優勢的資產（勞動力）就會越來越值錢；另一方面，資本的相對回報降低，富人擁有比較優勢的資產的價值在下降。這會使得收入分配得到改善。

東亞幾個國家在處於追趕階段時，就實現了增長和分配的同時改善。在國內我也做了不少實證研究，發現一個地方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其經濟增速會加快，收入分配也會改善，進而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

再進一步，如果經濟增長快，政府的財政收入就會多，並且按比較優勢發展，企業就具備自生能力，不需要靠政府的保護補貼，政府增加的財稅就可以有更多的部分用於二次分配，可以投資於提供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教育，讓他們有更高的就業能力，以及用於消除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照顧鰥寡孤獨等，收入分配就能進一步改善。

2007年之前，國內學界和政府的政策是初次分配重視效率，二次分配重視公平，這是過去的說法。過去講初次分配重視效率時，經常用技術指標，認為資本、技術越密集，就越有效率。其實並非如此，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才會有最大的競爭力，才會有效率。

2007年初我做過幾個報告，也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論證了按比較優勢發展能在初次分配時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我很高興2007年10月召開的十七大就把過去的「一次分配重視效率，二次分配重視公平」的說法改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這基本上就是我講的新結構經濟學的概念。

如果我們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會發展得很快，結構變遷也會非常快，會有一些經營天才抓住結構轉型的機會，再加上有新經濟的換道超車給我們和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去進行發明，也會有一些技術天才抓住這個創新的機會，這兩類天才都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變成超級鉅富，這樣會使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但錢對於超級鉅富來講只是符號，他們也用不完。如果我們有比較好的稅收制度來鼓勵富豪們捐贈，並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來尊重他們對社會的回饋，就可以用三次分配來進一步實現公平。

因此，我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創新落實十七大設定的在一次分配同時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目標，把蛋糕做大的同時把蛋糕分得越來越好，然後再輔之以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

中國即將跨過高收入國家門檻

最後我再談一點，什麼時候中國可以跨過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國家？

去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2551美元。2021年7月份以前，世界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是人均GDP 12535美元。如果用舊門檻來衡量，去年中國就已經成為高收入國家。但去年7月，世界銀行、聯合國將高收入國家門檻調整到12695美元。我們去年距離這個新目標還有1.8個百分點。

如果今年我們能實現5.5%左右的增長，並且匯率不發生大的變化，中國今年就應該可以跨過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當然，12695美元的標準是按照現價匯率計算的，匯率會波動。但我認為，不論匯率如何波動，即使我們今年不跨過這個門檻，明年也應該能跨過這個門檻。在內外環境沒有鉅變的情況下，我相信最晚在2025年「十四五」規劃完成時一定可以跨過這個門檻。

這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里程碑。我們非常有幸，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國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行列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這不僅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類經濟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1900年時八國聯軍的人口占世界的比重為23%，過去100多年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比發達國家快，經濟增長則沒有發達國家快，跨不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以至於到現在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在世界的佔比只有16%，當中國變成高收入國家之後，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會翻一番，從16%變成34%。

我相信，我們一定有機會見證這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