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規劃宣講．解讀｜香港怎樣透過「雙循環」轉危為機？

「香港、內地過去熟悉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那個『浪漫時代』，結束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周二（8月24日）透過視像參加其中一場《國家十四五規劃》香港宣講會時，一針見血地點出香港的危機所在。面對國際政經巨變，《國家十四五規劃》確定「雙循環」戰略，強調以內循環為主，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全新格局，而香港必須更好融入國家發展，積極參與雙循環甚至擔起「前鋒」角色，才能轉危為機、化險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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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黃金時代」消失

張燕生在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和香港貿易發展局聯合主辦的「擁抱『十四五』 融入『雙循環』」高峰論壇上指出，新冠病毒疫情令世界各地經貿政策出現變化，全球化的收縮、貿易投資的減速、以及供應鏈產業鏈格局的重塑，已經成為基本事實，而香港正受影響。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達到6%。」張燕生說，「這是40年來，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最高的（一年）。」張解釋，中美作為經濟巨擘，帶動全球經濟強力復甦，但這亮麗增長率內裡「水份」不少，因為兩國的經濟刺激力度有天淵之別，而力度最大的美國及其他國家所採取的宏觀政策，正在加大對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的容忍程度、提高對打擊壟斷和監管市場的嚴厲程度、強化對供應鏈安全和產業政策的追求程度，恐怕會對全球經濟增長帶來「外溢影響」。他因而質疑，「全球經濟貿易增長的黃金時代，還在嗎？」

除了疫情對經濟的直接衝擊之外，中美在其他領域上交鋒，也令「政治化高於效率」的事件頻現。從提高關稅的貿易戰、制裁華為的芯片戰、制裁陸港官員的政治戰，到近月的「新疆棉」風波等，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確實，正如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張玉閣早前接受《香港01》訪問時說，「壓制中國已是白宮的核心主線，不管是民主黨上台，還是共和黨上台」；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鄧希煒更預測，中美角力應該持續十年。因此，香港更加無法獨善其身。

為應對上述三大「基本事實」，《國家十四五規劃》確定「雙循環」戰略。一方面，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強化內地的消費需求，從而紓緩全球化收縮和外貿投資減速的壓力。「我們要構造大市場、大流通、大消費帶來的大機遇。」張燕生指出，內地市場規模已躍居世界前列，國家將出台更多政策提升內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水平，「最終，消費支出將會成為拉動國家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的『頭車』。」

另一方面，強調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通過主導東亞佈局調整全球的供應鏈和產業鏈格局，從而謀求全新的「全球化」。張燕生解釋，過去的世界供應鏈是「大三角分工」：美歐為世界提供技術、關鍵零部件；東亞為世界提供製造和勞動力；中東和亞非拉為世界提供能源和資源。而舊有格局正在發生變化，「全球正在出現需求東移、供給東移、創新東移、服務東移、資本和金融合作東移的新趨勢。」

因此，中國積極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擬定於明年初生效。屆時，在15個東南亞、澳洲國家之間將會有90%商品實現「零關稅」流通，或成「新全球化」的創舉。

轉機：正視背靠祖國

「全球化」意味資金、物流、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而香港經濟定位多有「樞紐」作用，而金融、專業服務、航運貿易、旅遊業等四大支柱也皆因「自由流動」得以蓬勃繁榮。若「黃金時代」落幕，「自由流動」不再，香港經濟難免首當其衝受到影響；但隨著「雙循環」格局的形成，香港可以「重新定位」，好好正視自己背靠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絕佳「基因」。

「『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大的優勢。內地經濟繁榮，是香港發展的最大舞台。」正如國家發改委發展戰略和規劃司副司長胡朝暉在宣講會上說，「香港既熟悉國內市場環境，又熟悉國際通行規則；既能成爲國內大循環的重要參與者，也能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發揮橋梁紐帶作用，成爲重要的促進者。」

張燕生也表示，過去四十年，國家和香港共同講好了「市場經濟的故事」、「外向型經濟的故事」和「工業化經濟的故事」，「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大循環，引入外來經濟的壓力、市場經濟的理念、國際合作的因素，『開』了14億中國人的『竅』。」展望未來三十年，張燕生希望陸港要共同講好三個「新故事」：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的故事，規則管理體系與國際高標準銜接的故事，以及「共同富裕」的故事。

那麼，香港應如何發揮自己的「最大優勢」，踏上「最大舞台」，講好這三個「新故事」？

在內循環方面，香港應該「走進去」，加強高質量服務、產品的供給，滿足國內日益提升的消費需求。張燕生解釋，「95後」、「00後」、「10後」等內地新生代的需求，將會成為陸港合作、香港轉型的「新機會」。胡朝暉亦表達相同看法，認為香港具備市場經濟成熟，科研能力突出，生産性服務業發達和專業人才豐富等四大優勢，而「内地有廣闊的市場和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將為香港企業和香港產品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國家也會大力支持。

以科技為例，「基礎研究」是國家科技發展中的一大短板，《十四五規劃》就此制定「基礎研究10年行動計劃」，其中「十四五」的指標是基礎研究投入佔全社會研發經費達8%，到十五五」是10%、「十六五」是12%，如此類推至「十八五」是16%。張燕生說，「我們會用25到30年的時間，使中國的基礎研究達到世界主要國家水平。」

而香港，正好擁有優渥的「基礎研究」資源，有5間QS前100名的大學，更有很多知名的「大教授」。相信隨著大灣區城市間融合越來越緊密，打通資金流障礙和建立科研合作平台後，香港的基礎研究能直接貢獻國家科技發展，而國家的科研資助亦能源源不斷流向香港。

在國際循環方面，香港憑藉與東盟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將會成為國家重構亞洲供應鏈的重要力量。「我理解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就是深耕東南亞和東亞。」張燕生強調，「香港將可能再次成為東南亞之都、一帶一路高端服務之都、美歐第三方合作之都。」

張玉閣早前也向《香港01》指出，香港可與廣東省內的企業合作，共同於RCEP或「一帶一路」沿線開拓第三方市場。「廣東有園區建設和培育產業的經驗，香港則熟悉國際法律、文化習俗、標準等，兩者合作既能推進實實在在的產業落地，又能規避風險。」他解釋，粵港可把各自的優勢組合起來，例如廣東着重「產品國際化」，而香港則關注「人的國際化」、「經營的國際化」，共同推動國家與國際的深度接軌。

實例：綠色金融中心

《十四五規劃》定下2030年碳中和、2060年碳達峰的「30·60」綠色轉型目標，而由於當中投資預計需以數百萬億元計算，故此能夠引導資金流向節約資源技術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從而引導企業和消費者注重環保理念的「綠色金融」，已然成為炙手可熱的關鍵詞。那麼，作為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可以怎樣藉著「雙循環」發揮優勢、助力國家呢？

中國人民銀行（人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在宣講會上，點出綠色發展的一大問題在於人們對環保的自我約束力不強。他提到，很多人「出差還是想坐頭等艙，回到家和辦公室也是第一時間打開空調」，而他下榻酒店房間原本更設定在攝氏19度——後來被他上調至26度。他又笑言，「我們搞綠色金融的有這理念，出差帶上自己的洗漱用品，不用酒店的。」

周誠君藉此帶出，國家對於綠色轉型發展有「清晰的表述」和「明確的目標」，而在「30·60」目標之下，對於環保的約束將會越來越強，甚至成為「硬約束」，造成更加深刻和深遠的影響。因此，內地每個每個省市、每個企業、每個機構都在研究如何達至「30·60」的目標，並且加緊規劃實踐框架和路線圖，「不然就拖了國家的後腿。」

國家銳意推動綠色轉型，不但引起生產方式、經濟運行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的劇烈變化，亦帶來極大資金缺口。例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多次表示，倘要實現碳中和、碳達峰，需要百萬億元級別的資金投資，而不少金融機構也都預算，單是基礎建設已經要投入超過16萬億元美金。「這些資金從哪裡來？毫無疑問，從金融系統來。」周誠君說。

金融市場發達的香港，絕對可以藉著雙循環戰略，擔起推進「綠色金融」發展的前鋒角色。具體而言，可從金融工具、國際標準規則以及區域市場三方面，發揮「聯通」、「銜接」和「活化」等功能，著手助力國家實現「30·60」，甚至重新塑造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

從金融工具來看，香港可以「爲國家實體經濟的綠色轉型提供非常好的融資支持」。例如，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樞紐，可以利用現有的基建配套，邀請內地企業來港發離岸人民幣計價的「綠色債券」。一方面能對接內地日益增長的「綠色金融需求」，另一方面則能滿足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的經濟轉型的濃厚投資興趣，達至「聯通」功能。

「通過持有香港發行的綠色人民幣金融資產，不僅可以分享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好處，分享人民幣資產的高額回報，還能用ESG理念、綠色發展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中國社會綠色轉型。」周誠君說。

從國際標準規則來看，綠色金融的一大難題在於對環保效益的測量和標準，其專業術語叫「Taxonomy」（分類）——如何讓中國與國際規則接軌，將是綠色金融的重要議題。香港金融發展局行政總監區景麟早前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內地和歐洲的Taxonomy之間仍有較大差距，例如前者對「環保項目」的定義相對寬鬆；他期望有關分歧可於年底達成協議，又透露香港已有專家獲邀參與中歐協商的工作委員會。

形成Taxonomy共識至關重要，因其決定著中國發行的綠色金融產品能否回應國際投資者或外資企業的綠色投資需求。綠色金融乃是世界潮流，須與中國達成協議的亦不止歐洲。在未來推動中國規則「國際化」過程中，原本就與國際接軌的香港可以發揮更大「銜接」作用，例如培養更多熟悉國際規則、綠色金融相關的人才，為國家貢獻更豐富的國際經驗和智慧。

至於區域市場方面，香港理應帶頭加強與東南亞的聯繫，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打造亞太區的綠色金融中心。周誠君指出，東南亞國家已經形成了一批「有比較好現金流的項目」，且有相當一部分是「綠色」的；他呼籲本港金融界積極對接有關項目，將其「證券化」，發行「綠色金融產品」，方便世界投資者能在港購買。

區景麟早前接受《香港01》訪問時，亦表達過相似看法：「可以考慮將一帶一路的基建打包做成人民幣計價的REITS，吸引他們來港上市。不止可以擴展香港市場，亦能幫一帶一路的投資者回收資金。」首個以人民幣計價的REITS早於2012年於港交所上市，但至今再沒有新產品。若香港金融機構能加強在這方面的探索，便能「一舉三得」，實現「活化」功能：不止能豐富綠色金融及離岸人民幣計價產品的種類，令香港的交投活動更為蓬勃，還能完善離岸人民幣樞紐及打造區域綠色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