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國雙循環下的理性追趕

在習慣了全球化黃金時代的國際分工和資源配置後，全球化進入調整期，我們該以怎樣的姿態去應對？去年5月以來，中央多次提出，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在接受《北大金融評論》專訪時指出，要實現雙循環格局下的新發展，就要在國內進一步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在國際上用好中國智慧，積極爭取一種和平條件下有序的、基於規則的競爭態勢。

姚洋表示，可預見的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將更多依賴於國內的科技創新，但技術創新應堅持市場導向。他直言，不能把所有的「卡脖子」問題當作我們需要突破的技術瓶頸的標準，逐一攻破將是對我們財力和物力的巨大挑戰。從各方面考慮，我們應該突破的「卡脖子」領域主要是美國已經或可能制裁的領域。

未來經濟增長的三個優勢和劣勢

《北大金融評論》：一些機構測算，到2035年中國要實現經濟總量翻一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未來15年中國平均GDP增速應保持在5%左右，這一目標是否可以實現？

姚洋：長期經濟增長主要受供給因素影響，研究中國未來經濟增速問題，要分析技術進步率和人均資本增長速度。過去20多年，中國技術進步率或説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平均約為3.3%，未來可能下降到2.5%-3%。算上折舊，中國人均資本增長速度約為6%，資本對GDP增速的貢獻約為2.5個百分點。從這兩個指標來看，未來15年平均5%的增長速度是可期的。

《北大金融評論》：您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第一個百年中，最後衝刺的這30年將是千年以來最高光的30年。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中央着眼於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高光30年也將是雙循環發展的重要30年。你覺得這30年中國經濟將會呈現出怎樣的發展態勢？

姚洋：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如果劃定一個基本指標，就是按可比價格計算，2049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應超過美國的一半。實現這一指標，中國未來30年GDP平均增長速度需達到3.7%左右。

與過去幾十年比，3.7%似乎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但要達到也並不容易。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資本積累速度下降的同時資本折舊在增加，儲蓄會花在「修橋補路」上。可預見的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將更多依賴於國內的科技創新。

我們的優勢在於：一是市場巨大。作為一個巨型國家，國內大市場帶來的內部循環可以不斷「攤薄」創新所需要的成本投入。二是城市化空間巨大。當前中國的城市化率為60%，按照收入水平，未來15年應達到75%-80%，這一城市化進程將進一步增強中國人口和產業的集聚效應。三是「綠色發展」潛力巨大。在「綠色發展」方針指引下，中國將崛起一批高新環保企業，推動行業的技術創新、成本節約，進而形成規模經濟。

我們也面臨着巨大的挑戰。一是國際環境的變化。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就是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已經過去，中美之間更多的是競爭而非合作關係。過去中國很多創新主要依靠國外引進，尤其是從美國引進，在這種中美競爭格局下，引進的空間必然縮窄，這就要求我們主動發揮好中國智慧，去爭取一種和平條件下有序的、基於規則的競爭態勢，避免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惡性競爭。

二是中國社會的老齡化。到2050年，中國的老年人口將佔到全國人口的30%，高於現在的日本（28%）。老齡化的挑戰並非來自供給面，因為勞動力供給或將被人工智能、自動化所替代；也不在需求方，老齡化之所以對日本影響較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需求下降，而中國城市化水平還相對較低，城市化水平提高可以彌補老齡化帶來的消費下降。老齡化最大的挑戰是在社會保險領域，一方面是隨着「銀髮潮」的到來，中國在1962-1976年出生的人陸續退休，既有的社保體系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是城鄉統籌發展要求將全體人民納入社保體系，社保支出壓力加大，社保體系將雙向承壓。

三是國企和金融領域有待進一步深化改革。中國科技創新的主體是民營企業，而金融領域主要資金由國有金融機構掌握，經濟領域主要資金又被國有企業掌握，這種雙向資源錯配大大降低創新的效率和活力。

《北大金融評論》：您十年前曾指出「大象難藏身於樹後」，中國需轉變角色，在國際環境中有所作為。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您覺得中國應該怎樣更好地作為？

姚洋：在國際舞台上，我們要從規則的追隨者變成規則的制定者。成為國際規則的制定者，首先就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這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上一輪全球化很成功，但過度追求一致性原則，要求所有的國家必須採取同樣的標準，產生了很多的問題。現在我們主張對全球化進行調整，不是逆全球化，而是要進一步考慮各個國家的特殊性，允許每個國家都能保有自己的一些特殊要求。

從這個角度來説，中國不要怯於到國際舞台上去説出自己的主張，也要避免當別人提出某項訴求時立馬站出來否定，應該留一些空間放到談判桌上。最後形成的國際規則，應是傳統國際規則制定者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相互妥協的結果。

政府要比較聰明地起作用

《北大金融評論》：您主編的《中國2049：走向世界經濟強國》一書指出，「不要帶着教條主義甚至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看待政策干預」，您認為雙循環背景下，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姚洋：説到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一個很好的榜樣的就是深圳。深圳當地政府是典型的服務型政府，不是「小政府」也不是所謂的「守夜人」式的政府。深圳的經驗表明，在政府服務市場過程中，政府既不應干涉企業運作，也不應干涉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在支持產業發展時，政府支持的應是整個行業，標準一致、公平競爭，不偏向特定的優勝者。

在市場經濟中，政府不是不應該做事情，而是要比較聰明地起作用。例如，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都設立了產業引導基金，這其中是存在一些問題的。因為中國金融資源大部分被國有金融機構所佔有，引導基金的成立又將會使得越來越多的金融資源被地方政府所佔有。雖然地方的金融機構會按市場規則來開展業務，但政府的目標並不是純商業的目標，政府可能會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去幹預市場，甚至帶來交叉補貼等問題。所以，就金融監管而言，不能因個別中小金融機構出現風險事件「因噎廢食」，將其業務全部收由政府接管或管控。這些民營金融機構確實存在一些風險，但應着力提高對其監管的水平，提升其治理能力。

那麼，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可以做什麼？我認為可以成立一些專項基金，支持企業的研發活動，但要有事後監督和相應激勵約束機制；支持大學和科研院所從事應用領域基礎研究；支持大型、有實力企業創辦實驗室或研究院。總而言之，經濟要市場化，這是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也是我們順應世界發展趨勢的必然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