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後疫情時期的重大變化與中國應對之策

2021年4月17日，北大國發院在上海舉辦長三角論壇《邁向碳中和新時代：產業變革與資本機遇》，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盧鋒的整理。

我不是環境問題專家，關注氣候變化與早先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問題，這裏想從一位經濟學研究者角度談一下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幾點變化趨勢以及中國需要應對的問題。

後疫情時代，全球發展出現三大趨勢性變化

從全球範圍來看，我們仍處在疫情時期，全球每天仍然有幾十萬例新增病例，個別國家疫情形勢還非常嚴峻。不過也有兩方面積極變化：一是大部分國家人們經歷了一年多疫情衝擊，先後比較適應了疫情，學會了在疫情下生存。二是疫苗開始大規模接種，大部分國家經濟從去年二三季度開始快速恢復。近日發佈的IMF-WE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春季報告，將今年的全球經濟增速預測提升到6個百分點較高水平，當然這在很大程度是對去年經濟收縮的恢復與補償。

從過去一年多疫情衝擊及其帶來的經濟形勢變化，可以觀察到幾點：

第一，疫情使得近現代以來人類對傳染病和公共衞生的看法產生了階段性變化，這是最重要的變化。

根據WTO的數據，2020年新冠病毒導致190萬人死亡，佔世界人口3.3％，成為全世界致死原因數一數二的傳染病，嚴重性不言而喻。

從國際上公共衞生歷史研究的角度看，20世紀70年代的疾病轉型主流觀點認為，隨着人類的健康醫療演變，傳染病會逐漸減少並淡出歷史舞台，此後人類生命威脅主要來自「三高」、非傳染性、退行性的疾病。這個觀點到現在看仍然有一定道理，現在每年死亡的五千多萬人當中，絕大部分是退行性疾病，即癌症或非傳染性疾病。但是這次疫情顛覆了傳染病將趨於消亡的觀點，徹底證偽了傳染病重要性漸趨式微的概念。

去年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的衝擊，給疫情經濟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現實觀察素材。經過艱難痛苦的經驗，我們觀察到傳染病無形傳統能給全球經濟帶來極大的、原來根本沒法想象的衝擊，並且導致經濟衰退和收縮的具體方式，與過去我們熟知的周期性經濟衰退或資產泡沫破滅帶來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發生機制完全不同。所以在逐步控制住疫情、回到比較正常社會生活狀態之後，疫情留下的遺產是：傳染病、公共衞生以及「一個地球、一個健康」理念將變得非常重要，人們藉助傳染病的殘酷現實對人類文明、未來治理建立了新的認識。

第二，數字化變革受疫情影響得以加速推進。

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都是討論多年的老話題，然而因為疫情而出現了新內涵。數字化包括三方面概念，一是數字產業化，ICT行業隨着5G的推出，仍然在快速地創新發展；二是平台經濟、分享經濟支撐系統仍然在快速發展；三是從宏觀經濟研究的角度來看，數字化在加速改造傳統行業，即產業數字化在快速推進。

比如，傳統汽車製造企業，從客户信息收集、車型設計、到生產、銷售以及售後服務，整個流程的改造都通過雲計算系統、內部數字化平台整合而成，這是非常典型的傳統行業數字化改造的例子。2020年阿里的「犀牛智造」、青島的紅領集團，都屬於傳統行業的數字化改造，形成新業態。

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導致數字化成為更緊迫的問題。隨着疫情的衝擊，疫苗及特效藥存在滯後期，必然只能夠通過隔離、加大社交距離來應對疫情，導致人們社會生活發生多方面變化，進一步加大了人們宅居的傾向，並使「獨處」相關商品和勞務需求增長。從國際貿易數據來看，2020年計算機、傢俱、桌椅的貿易數據大幅度飆升。在人們生活方式發生變化以後，在線化、快遞業等勞務需求也相應增長。

疫情的衝擊，讓大家認識到住房的重要性，面積較大且舒適的住房更為重要，而小區裏跑步的人數也比過去增加，這都給房地產行業帶來新需求。即便疫情結束，這些方面的變化都會導致結構性的變化。

第三是落實《巴黎協定》與雙碳共識的影響。

《巴黎協定》有一些非常簡單但重要的變化，之前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要求有比較大的差異，但現在每個國家都需要自主承諾決定自己的貢獻。世界上主要經濟體都提出了時間點上的承諾，尤其是中國的承諾最具世界意義。

控制温室氣體排放成為真正的全球共識，這會帶來發展轉型、文明形態等一系列變化。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有非常重要的宏觀經濟影響，即如何大幅度降低綠色溢價？綠色溢價指新節能技術跟傳統能源或者排放技術比較，成本差距如何快速縮小。這當中可能需要大量的投資和技術進步，需要大量企業的努力。

比如，鋰電池汽車，最初的綠色溢價成本比例肯定佔一倍左右。經過過去十幾年的努力，上海通用剛推出一款3萬人民幣的鋰電池汽車，説明基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有行業都需要為温室氣體排放目標的實現做出努力，這個過程需要大量的投資，60萬億和140萬億是非常粗略的估計，這個投資量級有其合理性。這當中需要大量的投資，同時需要所有企業的努力，以及政府、金融機構和專家的合作，這也將是結構性力量的重大變化。

美國宏觀經濟政策出現明顯變化

在大國博弈、全球治理、宏觀經濟政策等領域一段時期以來的某些趨勢性變化，也因為新冠疫情衝擊進一步加強。這裏簡單談一下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財政刺激方面的突出變化及其影響。

新冠疫情衝擊下，美國經濟遭遇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跌幅，美國政府採取規模空前的宏觀救助政策加以應對。雖然危機降臨時美國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已經大幅縮小，但是美聯儲仍很快採取多方面舉措，把貨幣寬鬆與刺激力度提升到新水平。與十多年前金融危機比較，美國應對疫情經濟衰退的政策選擇中，財政救助刺激發揮了突出作用。

2020年特朗普政府實施的財政刺激政策，以3月底2.3萬億美元疫情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為重頭戲，從3月6日到12月27日共出台五次財政刺激措施，總金額3.78萬億美元。今年初拜登入主白宮後，在3月底通過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助計劃」法案。目前正在推進的重點包括大規模基建的2.35萬億投資計劃，後面還會有更多財政刺激經濟法案推出。

過去一年多美國兩屆政府已實施的財政刺激規模接近6萬億美元，加上正推進和擬議的財政刺激計劃總規模接近10萬億美元之巨，遠遠超過應對金融危機時1.65萬億美元（包括7000億美元不良資產購買救助）財政刺激總盤子。

美國財政刺激政策超常實施現象，既受到新冠疫情衝擊經濟以及美國對長期經濟增速放緩焦慮等現實原因驅動，也與美國政學兩界對財政調控宏觀經濟基本認知轉變動向有關。近年美國政學兩界特別是民主黨和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認為上次應對金融危機實施的財政刺激退出過早帶來經濟損害，同時強調在收益率處於歷史低位情況下可以大幅度提升財政刺激力度和節奏，拜登政府對財政刺激的「放手大幹一場」衝動，得到上述財政決策新思維支持。

美國超強財政刺激措施對提升美國短期經濟增速與緩解收入分配差距也會有一定作用，但是無法提升美國長期潛在經濟產出，也無法獨立解決美國基礎設施短板瓶頸等結構性問題，過度實施反而可能造成一系列負面影響。

如超級寬鬆貨幣加上超限財政刺激造成流動性過剩，並通過需求短期激增從實體經濟和流動性兩方面增加通脹壓力風險，同時推高資產價格和金融風險。刺激政策人為提高總需求與國內經濟增速，但是如果有國際競爭力支持的潛在產出能力，又會導致美國進口過快增長與外部逆差失衡加劇，為美國後續引發經貿爭端埋下伏筆。另外還會加劇美國債務快速攀升的灰犀牛風險。

總之，即便疫情能得到逐步控制並恢復到比較正常狀態，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跟疫情之前相比會發生多方面深刻變化，對中國會帶來特殊壓力和全新發展機遇。應對目前形勢，國內需堅持深化改革與促進創新雙驅動戰略，有針對性地解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問題，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時站在時代高度把握歷史規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與國際規則改革創新，推動外部環境朝着有利於中國現代化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