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糧食危機嗎？

2021年5月22日13時07分，「共和國勳章」獲得者、「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在長沙逝世，享年91歲。袁隆平是人類偉大的科學家，他研發的雜交水稻幫助中國解決了億萬人的吃飯問題。謹以此文緬懷袁隆平，致敬國之棟樑！

幾乎一夜之間，「厲行節約，杜絕浪費」成為了社會焦點。這令還存有飢餓記憶的一代人立即緊張起來。

國家統計局公佈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夏糧總產量2856億斤，比2019年增加24.2億斤。然而，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官方發佈消息，截至2020年8月5日，主產區小麥累計收購4285.7萬噸，按年減少938.3萬噸，減少比例超過20%。2020年糧食穩定增產，國家儲備糧收購為何又大幅度減少？

不久前，聯合國機構發佈《2020年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指出2019年全球有近6.9億人捱餓，比2018年增加了1000萬人，5年內增加了近6000萬人。到2020年底，約有8300萬至1.32億人因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而捱餓。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憂心忡忡：「我們的食品系統正在失靈！」全球真的面臨糧食危機嗎？

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經濟全球化、中美硬脱鈎、農業技術與中國糧食安全的關係。

本文邏輯

一、中國如何養活十四億人？

二、真正的糧食危機是什麼？

三、逆全球化是否誘發危機？

中國如何養活十四億人？

中國會出現糧食危機嗎？

目前，中文網絡上最有力的穩定言論是中國糧倉殷實：2010年以來，中國人均糧食佔有量持續高於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超過470公斤，遠遠高於人均400公斤的國際糧食安全的標準線。大米、小麥、玉米三大主糧的國內自給率均在98%以上。

受新冠疫情和洪水衝擊，中國夏糧產量依然達到2856億斤，增產24.2億斤，相較去年按年增長0.9%，創歷史新高。

不過，這是從靜態角度看問題，沒能給出趨勢性的判斷：未來幾年是否發生糧食危機？

從中國糧食增產動態過程——中國如何養活14億人，我們或許更能夠全面深入地認識這一問題。

公開數據顯示，1978年以來，中國糧食產量整體呈上升態勢：

1978年糧食總產量為3.04億噸，到1990年達4.46億噸，增長率高達46.7%。這一時期的糧食增產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農村土地產權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二是現代農業技術的引入，如農業、化肥、農耕機械等。

進入90年代糧食總產量穩定增長，但到1996年突破5億噸時，中國糧食產能遭遇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瓶頸。之後幾年糧食總產量持續下跌，2000年減產10%，2003年跌至4.3億噸，低於1990年的水平。

所幸的是，2003年後糧食持續穩定增產，2007年重回5億噸，2013年突破6億噸，2019年達到6.63億噸，再創新高。這一輪糧食的穩定增長，主要得益於全球化下的糧食結構優化。

關鍵事件是中國在2001年底加入WTO。入世談判非常艱難，其中農業是極其敏感的議題。當時，國內有人反對説，如果讓美國農產品進入中國控制了國人的口糧，中國糧食安全得不到保障。但是，中國高層渴望達成農業方面的協議。

1999年4月朱鎔基總理訪美。朱鎔基希望這次訪美能夠達成入世協議，但是當時美國的政治氣氛不太友好。

據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回憶，朱鎔基到白宮對克林頓總統講：我們這次能不能簽，取決於美方的政治判斷，無非是三種可能，一個是不簽；第二是如果政治氣氛合適的話，就決定簽；第三是如果不簽的話，雙方能不能先簽署在農業問題上已經達成的那些部分的協議。

為什麼當時朱鎔基急於達成農業方面的協議？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高層希望入世來緩解糧食壓力和糧食安全。當時中國高層的考慮是基於迫切的現實：九十年代中國糧食產量基本滿足需求，但處於偏緊狀態。從1996年開始到入世之前，中國糧食總產量卻持續下滑，人口增長率還在1.04%。如此，十多億人吃飯的壓力巨大。所以，中國希望通過國際市場來優化糧食結構和提高糧食產量，通過進口廉價糧食來養活更多人口。

具體是怎麼做到的？

入世後，尤其是2006年開始，中國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保持穩定增長。其中，小麥、稻穀和玉米三大主糧的播種面積增幅較大。

2008年之前，小麥種植面積低於2400萬公頃。2008年全球糧食漲價，中國加大了小麥的播種。從2009年開始，小麥播種面積均超過2400萬公頃。稻穀和玉米的播種面積也是從2008開始增加，稻穀到2011年穩定在3000萬公頃以上，玉米到2012年穩定在3500萬公頃。

隨着播種面積的增加，小麥、稻穀和玉米的年產量也水漲船高，從而推動中國糧食穩定增產。

另一方面，中國減少了大豆、粗糧、糖料及棉花的種植面積或比例，將更多的土地騰出來種植小麥、稻穀和玉米。

2001年，中國大豆播種面積為948萬公頃，到2012年播種面積下降到了717萬公頃。同時，年產量也從2001年的1540萬噸下降到2012年的1300萬噸。其中，2006年中國大豆主產區黑龍江種植面積按年減少了25%，2007年又比2006年減少了12%。

另一個數據顯示：2002年中國大豆進口量剛超過1000萬噸，到2017年這一數據達到9556萬噸，增加了9.5倍。其中，2006年，中國大豆淨進口2800萬噸，約是當年國內產量的1.8倍。

這種全球化的糧食結構優化完全符合大衞·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1】。比較優勢理論告訴我們「兩優相權取其重，兩劣相衡取其輕」，中國種植大豆、大米、玉米、小麥的成本都高於美國，但是大豆最甚。

因此，中國的策略是：向美國進口大豆，國內多種植三大主糧（還有主糧安全考量）。

中國首先是努力提高三大主糧的產量和自給率。美國的地形適合機械化耕種，亞洲多山林，機械化程度相對較低，只能在種子上發力。水稻方面，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立下大功。袁隆平在1964年成功選育了世界上第一個實用高產雜交水稻品種「南優2號」。雜交水稻的成果自1976年起在全國大面積推廣應用，使水稻的單產和總產得以大幅度提高。此後，袁隆平團隊分別於2000年、2004年、2011年、2014年實現了大面積示範每公頃10.5噸、12噸、13.5噸、15噸的目標。最新育成的第三代雜交稻叁優一號，2020年雙季晚稻種植平均畝產達911.7公斤，加上第二代雜交早稻畝產619.06公斤，全年畝產達1530.76公斤，實現了周年畝產稻穀3000斤的攻關目標。 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大大增加了中國水稻的產量和自給率。

提高三大主糧自給率的同時，向美國進口比較優勢不足的大豆。以當前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價格為例。按1:6.93的匯率折算，美國大豆價格約2855元（人民幣）/噸，中國大豆的期貨價格約3300元/噸，每噸差價達445元。在2008年之前，這一差價更大。

同時，美國小麥期貨價格為1282元/噸，中國小麥期貨價格約2500元/噸，每噸差價高達1218元；美國期貨玉米的價格為921元/噸，中國玉米期貨價格超過2200元/噸，每噸差價高達1279元。

可以看出，中美之間小麥、玉米的差價要大於大豆。這説明，通過十多年的採購，中美之間的大豆價差有所平抑。

大豆是飼料的主要原材料。美國廉價的大豆是其肉類價格低廉的重要原因。美國生豬批發價每千克在8元（人民幣）左右，中國首非洲豬瘟衝擊，生豬批發價格每千克漲到30多元。如今國內的飼料原料不少來自美國的大豆。如果不是廉價大豆，中國肉類價格還會更高。

所以，入世以來，中國利用了國際市場資源，有選擇地調整了糧食結構，減少了大豆、粗糧等種植，採用進口替代的方式彌補，同時擴大了三大主糧的種植面積，從而形成了今天中國糧食的基本盤。

如上圖，大米、玉米、小麥是中國三大主糧，自給率超過98%。玉米和粗糧的年需求規模在2億噸以上，大米和小麥在1億噸級別。大豆需求量不小，在一億噸級別，佔全球大豆消費需求的30%。但產量很低，只有1528萬噸，而且庫存不足，年進口量達到9410萬噸，進口依賴度接近90%。【2】

這是中國養活14億人口的基本盤。這基本盤表面上是糧食高自給率的結果，但其實是建立在全球化糧食資源優化配置的基礎上的（如今全球各國皆如此，以下分析）。反過來説，如果逆全球化持續，中美硬脱鈎，中國的糧食基本盤或生變。

這是中國糧食安全的短期隱患。

真正的糧食危機是什麼？

入世後，中國利用全球化資源優化了國內糧食結構，提高了糧食產量。這裏的全球化資源包括商品資源，還包括關鍵的農業技術資源。

種子技術革命，是現代農業增產的根本動力之一。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種子出口國和技術強國，美國孟山都、杜邦和先正達三巨頭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種子銷售。

中國是全球種子進口大國。種子進口國高度集中在美國、荷蘭和日本三個國家，其中對美國的進口依賴度是最高的。

2000年開始中國種子進口總額持續增加，從7740.87萬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30122.98萬美元。中國種子進出口貿易長期處於逆差態勢。其中，2006年種子進口總額達到了32837.51萬美元，逆差額達到最大的23300萬美元。

在全球前十名國家種子進口貿易總額中，中國在2000-2010年間的進口佔比遙遙領先。其中，2002年、2003年進口佔比超過90%，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均超過80%。

比如，美國黃沙大豆是1990審定的高產品種，在美國畝產高達千斤以上。次年，引入中國，畝產也接近千斤。不過，中國的種植成本比美國高不少。這是為什麼？

除了種子外，農業機械、農藥化肥及現代化大農場管理也是現代農業革命的關鍵。

上個世紀40年代，美國農場開始大規模引入聯合收割機，糧食生產效率大幅度提升。美國約翰·迪爾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機械製造商。它與凱斯紐荷蘭、愛科集團和日本的久保田佔據了世界農業機械市場的半壁江山。最近20年，中國大面積普及農業機械。近些年，嶺南丘陵一帶都引入了小型聯合收割機。

化肥中的氮，原本是二戰中炸藥的主要成分。戰後，原本軍用的氮和硝酸鹽生產工藝民用化，農業化肥技術突飛猛進。尤其是六十年代後，矮稈雜交種子研發成功，使作物在吸收化肥後不會倒伏，化肥在美國農場大規模使用。美國科赫肥料和CF肥料是世界級肥料製造商。最近幾十年，中國糧食增產得益於化肥技術的進步，但存在過度用肥的問題。

再看農藥。以草甘膦為例，草甘膦又稱除草劑，可以快速高效地控制雜草，大大節省了人力。美國孟山都開發了抗草甘膦的轉基因作物，主要是大豆、玉米和棉花。在這類轉基因品種上使用除草劑，效率高且不傷害作物。目前，這三大作物分別佔據了美國栽培面積的90%、67%和67%。美國孟山都、杜邦和先正達還是農藥生產巨頭佔據了全球一半的農藥銷售。

從經濟學的角度，耕地的肥力會呈現遞減規律，從而導致糧食產出持續遞減。這是當年馬爾薩斯做出悲觀判斷（馬爾薩斯陷阱）的主要依據。只有提高技術水平，推動邊際遞減曲線右移，才能避免糧食產出持續遞減。這就是現代農業技術解決糧食危機的經濟學解釋。

但是，另一個角度反映，中國農業技術水平還比較落後。我這裏引用彭博社專題文章《耕耘世界—中國在全球佈局以防糧食危機》中的數據【3】：

化肥使用量：中國每公頃農田的化肥施用量接近600千克，遠超世界平均線，是美國、印度、巴西、法國的兩到三倍。另外一個數據顯示，中國農藥施用量也是歐美國家的一到六倍。

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户均耕地面積小，規模經濟不足；二是國產化肥、農藥技術偏低。

這説明中國農耕還處於粗放狀態，技術含量、經濟效率和規模經濟偏低。浙江大學谷保靜在《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上發表的文章通過量化統計顯示，户均耕地面積每增加1%，每公頃化肥和農藥施用量分別下降0.3%和0.5%。【4】

為什麼中國的農業技術水平整體偏低？

主要原因有三：

一、農業技術水平上游的育種、化工、高端製造缺乏競爭性。

中國90%的農作物品種是由500多家科研院所完成的。據統計，目前全國市場上有1萬多個合法品種，其中有種植面積的僅有3000多個，佔30%左右；有70%左右的品種種植面積很少，甚至沒有種植面積。【5】另外，農業、化肥的上游原料及技術主要在中石化、中石油手上。

二、糧食下游收購市場缺乏競爭性，糧價偏低抑制了積極性。

三、農產品及技術進口受限制，降低了國內市場的競爭性。

中國加入WTO時只保留了八種商品的進口國營權，其中包括糧食、棉花、植物油、食糖、化肥五類。

四、農村集體土地缺乏流動性，難以產生規模經濟，抑制了經濟效率、農業機械及農業技術進步。

彭博社專題文章顯示，中國93%的農場佔地面積小於2公頃，美國89.3%大於5公頃。澳洲每個農民耕作面積為156公頃，美國為73公頃，法國為25公頃，中國只有0.5公頃。【3】

中國「碎片化」經營的原因是，在現有的農村集體土地制度下，土地很難流轉。很多農民既在城鎮打工，又兼顧種植少量的地。在種情況下，施肥用藥偏於粗放，大型農耕機械無法派上用場。

農業技術和土地制度抑制了農業經濟效率，導致農民流失，土地荒蕪，村莊荒涼。

浙大谷保靜團隊調研全國範圍內逾2萬農户發現，在「打工」與「種地」之間，存在一種預期收入的競爭關係。研究量化分析認為，18畝是一個臨界點。耕作面積超過18畝後，農民才覺得專心農業勞動比進城打工更為賺錢【4】。但是，中國的户均面積遠低於這個規模。

在經濟現代化進程中，農業人口轉向工業，農村人口轉向城市，是大勢所趨。比如，1900年，41%美國人是農場工人，現在只有不到1%美國人在農場工作；1940年，美國有700萬人在農場，但現在只有2萬。

這裏需要區分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客觀上，農業是天然的「計劃經濟」，受限於氣候、土壤及季節周期。農業的土地、農民無法在全球化市場中流轉，也影響了農業效率。工業多數不受此氣候和季節周期限制，資本和高級人才可跨國流通，工業效率較高。農民傾向於從農業流轉到經濟效率更高的工業領域賺取更多收入。

如果經濟資源是自由流動的，工業的經濟效率對農業和服務業產生溢出效應。大量農民在工廠中賺取更多的收入，然後購買更多的糧食、食品，從而帶動農業增收。於是，一些農業技術工人、資本也會進入農業，提升育種技術，擴大種植規模，使用農業機械。如此，農業的效率限制逐步會被農業技術進步解放。

最後，農業與工業之間形成一種競爭動態平衡。正如今天的美國，84%農產品由大型家庭農場提供，大型農場帶動了農耕機械工業發展。美國農業飛行員一年的收入不低於商飛飛行員。

但是，如果主觀因素，如市場壁壘、土地制度、糧食收購等，抑制了農業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那麼農民、人才、資金、土地會長期從農業流向工業領域。這是中國糧食安全的長遠隱憂。

逆全球化是否誘發危機？

結合以上短期隱患和長期隱患，我們可以看出，糧食安全並不能簡單地看自給率。

通常，糧食危機出現之前有些預兆：

一、突發世界性災難，如大規模蟲害、大型自然災害及世界性金融危機。

2020年發佈的《全球糧食危機報告》稱，2019年遭受嚴重糧食不安全的原因來自3個方面：衝突、氣候變化和經濟危機影響的國家，有10個國家出現了最嚴重的糧食危機。這10個國家人口合計佔全球糧食危機總人口的66%，即8800萬人。

如今新冠疫情席捲全球，短期內未必會造成世界性糧食危機，但會讓原本存在糧食安全及飲食健康的貧困地區雪上加霜。報告指出，截止到2019年底，全球有1.35億人口處於糧食不安全狀態，其中7500萬兒童發育不良，1700萬兒童消瘦。受到新型疫情大流行和蝗災的影響，預估2020年底，這一數據將會增加一倍，超過2.5億人。

二、糧食進口大國開始屯糧，同時通過補貼等方式加大本土糧食耕種面積，政策上應對可能爆發的糧食危機。

三、糧食出口大國開始限制或停止出口。

四、輿論上出現糧食危機與糧食保障兩種獨立言論，後者以安撫社會情緒，防止民眾搶糧、屯糧。

我認為，最需要提防的反而不是第一個預兆，而是第二三四個預兆。為什麼？

真正引發糧食危機的並非供應不足，而是人為造成的糧食供應受阻。根據蘇寧金融研究院研究數據，2019年全球穀物供給量26.19億噸，超過全球穀物26億噸的需求量，2015年以來，穀物產量持續超過需求量。【2】

從全球範圍來看，糧食作物供大於求。當前，全球累計庫存穀物8.17億噸，創千禧年來的新高在全球完全無產量的情況下，全球各類的糧食儲備仍能滿足5、6個月的需求。

但是，當前糧食安全的真正威脅是逆全球化及全球供應系統受阻。

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指出，在許多饑荒的實例中，食物的供應能力實際上並未顯著減少。導致大規模饑荒的原因是社會和經濟因素，如工資降低、失業、食物價格昂貴、食物分配系統崩潰等，這些因素造成了社會中某些羣體的人們陷於飢餓。

這位出生於印度孟加拉灣的經濟學家，在九歲時親身經歷了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這次饑荒造成了三百萬人死亡，是近代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饑荒災難。經他後來研究，如此巨大的人口損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為饑荒發生時，糧食供應是足夠的，但不論市場路徑、政府路徑都未能將食物送到災民之手。

森大部分時間投身到拯救饑荒與貧困的工作之中，他有句廣為流傳的名言：「事實是顯著的：在駭人聽聞的世界饑荒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獨立、民主而又保障新聞自由的國家發生過真正的饑荒。無論在哪裏，我們都找不到這一規律的例外。」

不過，這句話如今需要放在逆全球化大背景下考慮。新冠疫情和中美硬脱鈎可能加劇糧食資源的全球化供應及配置。

首先，各主要國家糧食的自給均依賴於全球化市場。

雖然全球各國糧食的平均自給率超過八成，但這是全球化優化資源配置的結果。

根據蘇寧金融研究院的研究數據【2】：

美國、加拿大、俄羅斯、阿根廷和歐美是全球主要的糧食出口國。其中，美國是最大的糧食出口國，出口總量超過1億噸，約佔全球總出口量的四分之一，品種以大豆和玉米為主。中國是第一大糧食進口國，進口品種以大豆為主，進口量佔全球大豆總產量的27.5%。

俄羅斯出口小麥和混合麥為主，總量為3185噸。美洲和歐洲以出口小麥為主，合計佔全球比重的90%左右。亞洲和非洲是小麥的重要進口地區，其中亞洲佔比超過40%，非洲佔比超過20%。亞洲人習慣使用大米，生產了全球80%的大米，同時出口大米數量佔全球化比重也接近80%。

美國、巴西、阿根廷是全球玉米產區，出口量佔全球市場的70%以上。亞洲是全球玉米的主要進口區，亞洲進口量佔全球市場的40%以上。

所以，當今世界各國較高的糧食自給率，是建立在全球化糧食分配的基礎上的。中國大量進口美國的廉價大豆，騰出更多空地種植小麥和稻穀。日韓大量進口歐洲、美洲的小麥和玉米，更多的資源生產稻穀和發展高科技農業。

一旦逆全球化，全球糧食資源配置受到限制，那麼全球各國糧食的平均自給率將會下降，部分國家可能面臨糧食危機。

目前，已經有部分國家開始阻止、中斷糧食全球化供應。新冠疫情期間，越南禁止了大米出口。塞維爾亞停止了葵花籽油和其它農業物資出口。哈薩克斯坦禁止小麥、胡蘿蔔、糖和土豆等農產品出口。埃及在2020年3月28日開始停止了三個月的豆類產品出口。

全球第二大糧食出口國俄羅斯在2020年4月份宣佈停止向除了歐盟以外的國家出口小麥、大麥、玉米、混合麥等各種穀物。這是俄羅斯近10年來的首次實施穀物禁運。實際上自2020年4月以來，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原11個獨聯體國家，陸續暫停了對中國的大豆出口。

所以，作為全球第一大糧食出口國，美國是否實施出口限制，對全球糧食安全起決定性影響。通常，美國不會採取極端手段。但是，如果中美矛盾升級，不排除糧食禁運或主動減少進口的可能性。

目前，全球四大糧商中，邦吉、嘉吉和阿奇爾丹尼斯米得蘭都是美國公司。他們與法國的路易達孚控制了全球80%的糧食交易量，掌握了定價權和全球糧食供應鏈。

如果美國禁止向中國出口糧食，或者國際糧商行使價格控制權，亦或是中國減少採購美國糧食，如之前對美國豬肉實施進口限制，那麼，對中國糧食市場造成第一波衝擊的是肉類價格上漲。因為中國糧食進口主要是大豆，年進口量超過8800萬噸，佔國內大豆需求總量的84%，佔全國糧食進口總額的73%，而進口大豆是家畜飼料的主要原料。

第二波衝擊才是大米、小麥、玉米等主糧。雖然這三大主糧的自給率高，但一旦大豆進口出問題，容易對主糧自給率造成衝擊。如果大豆進口終止，中國需要騰出耕地種植更多大豆，否則大豆及大規模的豆製品價格將快速上漲。由於中國大豆產出率很低，要滿足超過1億噸的年需求量，將消耗大量的耕地。如此，小麥、玉米、大米的種植面積將減少，進而衝擊主糧供應。

所以，大豆進口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可能有人覺得，大豆不是主糧，對中國整體糧食格局構不成威脅。但其實，大豆的年需求量與小麥是一個級別的，比大米少一些，佔大米、玉米、小麥、大豆、粗糧總需求量的11%。

值得注意的是，糧食供應具有很大的乘數效應。大豆單品進口額大幅減少，在豆製品和肉類市場的反應會放大，進而擴大了主糧及整體物價水平上。這主要是由市場預期造成的。糧食安全問題極其容易引發經濟風險，物價騰貴，通貨膨脹。

原農村農業部副部長屈冬玉曾表示，糧食安全包括數量安全與結構安全。中國糧食進口超過10%將對全球市場構成巨大沖擊，主糧進口1%作為調劑可以，5%對世界的影響就會很大。

比如，2020年夏糧雖然增產，但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收購小麥卻大幅減少。主要原因是農户及糧商預期糧價上漲而「惜售」，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為避免糧價波動而減少收購。

監測數據顯示，2020年7月底前後各主產區小麥價格在每斤1.12至1.22元左右，較去年同期每斤高0.02元左右；早秈稻價格為每斤1.12至1.4元左右，較去年同期每斤高出0.04元左右。

最後回到農業技術上，全球化糧食供應根本上是由技術支撐的，致敬偉大的科學家袁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