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羣：中國現在外匯儲備是多少？三萬億美元？其實不對

2021年5月16日，金立羣先生在中國國際金融三十人論壇第三屆研討會上發表題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和中國影響力》的主旨演講，以下為講話實錄。敬請閲讀。

當下我們所處的國際經濟秩序，是戰後成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過程，給我們很多思考，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即是歷史的重複。

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的時候，法西斯的失敗已沒有懸念，反法西斯國家已經開始考慮，戰後如何建立一個新的體系，防止戰爭再次發生。1944年7月1日，佈雷頓森林會議召開時候，正值世界經濟重心從英國向美國轉移。七十多年以後的今天，一定程度上的經濟重心轉移再次出現。我認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僅僅間隔短短二十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各國都採取「以鄰為壑」的政策。美國要求英法還款，英法就向德國索賠，索賠額度巨大。德國忍無可忍，又發動了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的時候，主要國家都在思考，如何防止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回看七十多年以後的今天，我們應該思考，如何防止冷戰變熱戰，如何防止產生新的冷戰，如何防止新的冷戰變新的熱戰。如果不能和平地渡過這個重大歷史關頭，所有國家都將面臨災難。正確認識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和七十多年來的運行歷程，並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對於指導我們下一步的戰略是非常關鍵的。當年各國是如何設計這個戰後體系的？為什麼要設計這樣一個體系？這個體系到今天，有什麼地方依然有效，有什麼地方已經失效？分析清楚這些問題，對指導中國在新的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與經濟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尤其是在金融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二戰結束後，中國也是戰勝國，作為名列第四的大國，參加了佈雷頓森林會議，但是整個佈雷頓森林會議的討論，基本都是在英美兩國之間，其他國家實際上只是列席而已。很多今天的國家當時都還是殖民地，沒有參加這個會議的可能。中國在當時能夠參加這個會議，並在佈雷頓森林機構裏面位列第四，是十分難得的。但是，我們中國沒有發言權，主要是英美兩國在博弈。那時世界經濟和金融的重心正在從倫敦轉向紐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個新美國，儘管美國當時的國力無出其右，但作為新生力量，美國既有強勢表現的衝動，又有團結大家，特別是歐洲諸國的意願，它在很多方面還是比較講道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給美國帶來了很多的機會，美國牢牢把握住了這些歷史機會。

在設計國際經濟體系的時候，英國的凱恩斯和美國的懷特進行較量。論知名度，懷特只是美國財政部裏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中層幹部。他們之間的較量的焦點是，國際經濟體系到底要維護哪個國家的利益？值得我們今天思考的是，一方代表英國的利益，一方代表美國的利益，同時，雙方也還要代表全球的利益，在那個歷史條件下，擁有這樣的政治遠見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有些國家的政客已經大大退步了，只考慮自己的利益，不再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如果不考慮別人的利益，只考慮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利益最終也是保不住的。任何一個國家進行國際談判，不考慮自己國家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但應該從什麼角度來考慮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最後，還是美國懷特的意見佔了上風，國際經濟體系需要自由貿易和資金的自由流動。當時，歐洲國家需要美國提供糧食、資金和各種機械設備。美國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教訓，決定要幫助歐洲國家重建，同時也不要求歐洲國家立即償還美國的債務。這段歷史，值得我們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去研究。當時的設想，是要成立一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一些國家宏觀經濟上出現問題，這個國際機構可以來幫這些國家。但是，為了要吸引這些國家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又成立一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這和我們今天的世界銀行是不同的，因為後來的世行有了更多組成部分），以便能為很多國家提供資金，進行重建。所以在章程裏，如果，一個國家是世界銀行的成員國，那麼，該國也必須是國際貨幣基金的成員國。成立世界銀行，實際上是作為一個「誘餌」：只要一國願意接受宏觀監管，就可以獲得貸款。七十年以後，我們成立了亞投行，成員國必須是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成員，因為他們的成員國同時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的成員。但是，之所以規定亞行成員也可以參加，主要是為了考慮到一些特殊情況，以便為個別非主權經濟體加入亞投行提供章程上的依據。

當時，代表英國的凱恩斯提出，把佈雷頓森林機構設置在倫敦，但是美國不同意。凱恩斯又提議設在紐約，美國還是不同意。最後設在了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跟白宮一街之隔：白宮在十六街，世界銀行在十八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十九街。

然後，美國要求按一美元一票的規則，設置世界銀行的股份，這跟當時在同時磋商成立的聯合國的一國一票規則是不同的。在一美元一票的規則下，美國實現了成為最大股東、擔任行長、總部設在首都華盛頓三個目標。世界銀行成立以後，所有新成立的國際多邊機構的最大股東，都不能夠同時做到這三點，亞投行是唯一的例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然不能同時讓美國直接掌控，這個機構就讓給了歐洲來掌管。因為世界銀行當時的使命是幫助重建，雖然它沒有國際貨幣基金的宏觀監管影響力，但在重建中的作用和影響力實際是很大的。

21世紀，中國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發展中國家中唯一有能力可以擔當此事的。中國需要有更大的擔當，通過努力，中國實現了三大目標：中國是最大的股東，中國人擔任行長，總部設在首都北京。

六十年代，亞開行成立的時候，我們還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當時，台灣和香港加入了。日本何嘗不想把總部設在東京。首先，美國開始是不同意成立亞開行的，最後達成妥協，美國支持成立亞行，條件是美日平起平坐，但日本還是象徵性的多一股。因為這是亞開行，所以日本人當行長，但是總部不能設在東京。當時，菲律賓馬尼拉是亞洲地區相當發達的首都，還有就是伊朗的德黑蘭。最後，菲律賓總統馬科斯通過努力，爭取大家投票支持菲律賓的馬尼拉成為亞行總部所在地。伊朗一怒之下退出，沒有參加亞行，以後由於政治原因，伊朗再也進不來了，就像當年蘇聯一怒之下，不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一樣，過了多年才重新進來。所以，我們在任何國際場合都要冷靜，都要理性，都要從長計議。一怒之下，難成大事。

歷史的重複不是簡單的重複，歷史可能以一種新的形式在重複，有的時候甚至都看不出歷史在重複。丘吉爾説：「我從歷史中知道，人們從來不知道吸取歷史教訓」（I havelearnt from history that people never learn from history）。其實，我們人類犯的錯誤是在一遍又一遍重複前人犯過的錯誤，要想犯一個原創錯誤，是很不容易的。讀《資治通鑑》二到三百頁，人該犯的錯誤，很早就已經犯完了，以後不過是重複犯哪些錯誤而已。

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三大支柱是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關貿總協定後來演變成了世界貿易組織。這三大經濟支柱起到的作用是相當大的，因為它們都是遵循國際合作的原則，是按多邊主義的原則來建立和運行的，通過協商來解決重大問題。中國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才參與到國際經濟體系當中，我們雖然遲到了三十多年，但是加入以後，我們起了很積極的作用，獲益良多，並且也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一再説明，我們無意推翻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我們同樣也是受益者。

但是，這個國際經濟體系是在七十多年前建立的，當時的情況和現在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國際上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實力已經發生了變化，形成了新的格局，訴求也不再一樣。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國際經濟秩序改革成了一個話題，很多國家提出了挑戰：是不是需要改革？能不能改革？應該怎麼改革？由誰來改革？所有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第一、對現有的國際機構的一些運行原則，不進行改變行不行？這是肯定不行的。現在的這個國際經濟體系，還是以美國、英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為首制定的，是遵循他們所倡導的規則。現在發展中國家的GDP總量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從金融、工業基礎、高科技等來講，發展中國家的成就也是可圈可點的。七十年以前建立的制度肯定不再完全適用於今天。

下面的問題是怎麼改？先看發達國家，他們不一定沒有動力去改革，問題是改革的最後得益者是誰？這個問題確實比較複雜。就像聯合國的改革一樣，很多國家都認為聯合國要改革，安理會要改革，但安理會的成員國並沒有就如何改革達成一致。在國際金融機構和多邊開發機構裏，有一點我認為是要保留的，即一美元一票的規則是不能改的。改了對發展中國家沒有好處，因為發展中國家以前美元少，現在美元多了，為什麼把這個規則改掉？一美元一票的規則不能變成一國一票。聯合國可以有一國一票，是因為聯合國還有一個安理會，實際上，這不是一國一票。世界上沒有真正的一國一票的規則。現在的問題是，在一美元一票規則不變的情況下，發達國家也會有擔憂：發展中國家的GDP越來越大了，發達國家的GDP相對少了，以後就沒有發言權了。這就好像我們管理企業時，要保護小股東的利益一樣，不顧及小股東利益，剝奪小股東的權力，最後企業只剩下大股東，是不可行的。這是一個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所以重塑佈雷頓森林機構，就是要解決這樣一些根本的矛盾。

第二、七十年後的今天，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和歐洲國家控制國際金融機構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還是大股東，影響力當然很大。國際貨幣基金的總裁，歷來是歐洲人，所以歐洲也有更大的發言權。亞行是日本和美國兩國為最大股東，但是，作為亞洲的國際多邊機構，日本人一直擔任行長，美國擁有永久的副行長職位，各個成員國也都基本接受。其他國家則要推薦合適的人選競爭副行長的職位。我是中國第一人去競爭亞行副行長的，2003年我去競爭亞行副行長的時候，中日關係並不好，當時亞行的行長對中國是很友好的，對我也比較瞭解，他相信我不會給他添亂，中國政府大力推薦我，所以最終日本同意了。此後，中國人一直在亞行有一位副行長，中國在亞行的作用也加大了。

第三、如果國際多邊機構的治理架構和運行模式不改革，也很難適應新時代要求。國際機構中的話語權，一直由發達國家掌控，對成員國的政策進行干預，不管主觀意願如何，結果並不一定符合發展中國家的需要，甚至會嚴重影響發展中國家制定符合自己的發展戰略。比如《華盛頓共識》中的每一個條款，看上去都不會有大錯，但是，把它們放在一起執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説，就是巨大的風險。所以，《華盛頓共識》看上去似乎代表着真理，但是它對很多國家來説，其實並不適用。但是，如果一個國家不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世行的政策導向和要求，就不可能得到他們的資金支持，這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再有一個，是雙重標準的問題。1997年、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把印尼蘇哈托給搞下台了，在國際基金組織的壓力之下，印尼被迫關掉十七家商業銀行。有一張經典照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康德蘇胸前交叉着雙臂，居高臨下地斜視着蘇哈托總統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協定上簽字。這張照片被廣泛傳播，給世人展示了一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受援國頤指氣使的姿態。但是，2008-2009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歐洲和其他地區遭受嚴重影響，國際基金組織非但沒有關閉歐洲受困的銀行，還給錢進行紓困。處理的方式完全不同，很多人都提出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説，他們重新審議了政策，所以採取不同的辦法。

2008-2009年金融危機發生以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獨立評議局準備了一份報告，評估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國際貨幣基金的表現。我作為獨立諮詢專家，參與這個文件的審議。我們中國在2008年初是雙降，認為是經濟過熱的，所以要壓增長、壓通脹，但六個月後就推出了四萬億刺激。為什麼？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07年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對全球的經濟預測是很積極的，沒有預示美國的次貸危機和可能引發的全球金融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是很有分量的，一旦發佈了一個玫瑰色的經濟展望，很多國家就都被誤導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是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和影響力的，如果在這些機構裏的管理模式和政策導向不改變，是肯定不行的。

第四、在整個體系難以改變的情況下，地區性、局部性的機制和體系就在不斷地建立，作為整個體系的補充。1960年代初，日本為什麼決意要成立一個亞行呢？因為世界銀行不一定能夠滿足區域國家的要求。其實，日本也是受到其他地區成立多邊機構的動態的啓發，如1959年泛美開發銀行成立，1964年非洲開發銀行成立。1990年，蘇東劇變之後，歐洲諸國發起成立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旨在支持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東盟和中日韓簽署了一個區域貨幣互換的《清邁協議》。2008-09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歐洲金融危機，使得歐洲決定成立歐洲穩定基金和隨後的歐洲穩定機制。看來，為了解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兩大全球性機構難以解決所有問題的情況下，作為對佈雷頓森林機構的補充，各個國家和區域都相繼推出各種機構或機制，嘗試應對困難和挑戰，滿足不同需要。

綜上所述，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確有必要。現在，中國終於可以發揮影響力了。有兩個事件需要注意，亞投行成立之後，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地位也上升了；第二、2015年人民幣「入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SDR貨幣籃子裏，成為該貨幣籃子中除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之外的第五種貨幣。大家知道，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地位和投票權的提升，人民幣入籃等，一直是遇到很大的阻力的。亞投行的籌備進展順利，其成立將既成事實，之後，這些問題就逐步得到解決了。為什麼？這些問題都值得人們思考。

美國人當時對我們有很多的猜測、很多的疑問和很大的擔心。主要有三個問題使得美國非常擔憂。第一個問題，中國發起成立的亞投行，是否會挖世界銀行牆角？第二個問題，亞投行是否會專和中資機構合作，推動中資機構走出去？第三個問題，亞投行是否是推動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工具，或者乾脆就是「一帶一路」銀行？

對於這三個問題，我在很多場合做了必要説明和澄清。第一個問題，亞投行從一開始就致力於發展和世界銀行、亞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和開發銀行的合作，絕不會去挖世界銀行等的牆角。事實上，彼此之間的合作非常融洽，非常有效。比如，當世界銀行對一個國家的貸款達到上限了，不能再貸款了，我們亞投行就補充資金，並由世界銀行繼續起主導作用，亞投行配合。我説，世行擔任指揮，不管我錢出多少，就給我一個位置，我拉小提琴也行，吹黑管或雙簧管也行，讓我們一起演出一個交響樂，我不跟你爭。第二，亞投行願意跟中資企業合作，但是，我們合作的項目，取決於借款國的需要，不會強迫他們選擇和中資機構合作，以兩廂情願為原則。我們和絲路基金合作過，也在和有些中資企業磋商，但是，這都是出於借款國自己的需要。第三點，「一帶一路」倡議，跟我們有共同點，都是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互聯互通，但兩者是有區別的，否則就不需要有兩個倡議了。「一帶一路」是國際合作平台，按照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進行合作。而亞投行是國際多邊合作組織，有其自身的治理架構和運行機制，兩者是不一樣的。

國際上有些國家及其政界人士，在開始的時候，對我們的疑慮是非常大的，他們也意識到，成立亞投行，在很大程度上，決不是為了簡單地搞基礎設施，他們很擔心對現有國際經濟體系的衝擊。五年多來，很多問題逐步清晰了，對亞投行的國際多邊機構的性質，有了更多瞭解，我們的運營環境，沒有像最初設想的那樣艱難，當然我們還得小心謹慎，嚴格遵守國際多邊機構的管理原則。中國要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發揮很重要作用，不是光靠成立一個亞投行能解決的。我們只能做一點小小的工作，美國的影響，也絕不是因為它是世界銀行的控制者才產生的，擁有世界銀行，最多隻是一種催化劑。最重要的還是要看，一個國家能夠在國際金融領域裏起到多大作用，這才是問題關鍵。

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最終取決於中國綜合經濟實力。有些人有一個誤解，好像中國現在是全球第二經濟體了；科技相當發達了，在高科技領域，特別是信息技術這方面都領先了；四大銀行加起來，資產規模了不得了，國開行和進出口銀行在世界各地的資產加起來，超過全世界所有的多邊國際開發機構資產加起來的總和，如此等等。是不是就可以説明，中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理所當然地可以起主導作用了？我們有很多的話語權了？其實並沒多少。

所以下一步，我們在國際金融領域裏發揮什麼樣的作用，需要央行發揮積極作用，隨着中國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的增長，逐步推動人民幣的國際結算，進一步加強匯率機制的改革，擴大資本項下的自由兑換。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也需要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債券市場和股市等各個方面的綜合發展，需要靠我們中國整個金融系統一起努力。

目前，外國投資者在中國股市和債市總的佔比大概為5%，外國人在我們的銀行資產佔2%左右；相比之下，外國投資者在美國股市佔35%，債市41%，銀行資產佔13%，因此是高度開放的。在韓國股市，外資佔33%，在印度股市，外國佔16%，也比我們多。中國的股市、債市全部加起來，所有證券投資佔全世界的1%，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在國際金融領域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條件是不成熟的。那麼關鍵的步驟，我認為還是要擴大金融部門高水平的開放，開放自然會增強中國的話語權、影響力，當然也會帶來更大的風險。那麼，如何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進一步擴大開放，這是需要智慧的，這不是簡單依靠GDP多少就可以實現的。

但是我們具備有利的條件，第一、中國經濟規模大，體量大就不容易被顛覆，體量大就有迴旋的餘地。第二、我們現在管理和應變能力，跟以前相比也在提高。在很多情況下，風險是一種預期，它不是實際的風險，要控制風險的預期。其實，有時候，並沒有那麼大的風險，但是可能感覺風險很大；有的時候，風險其實很大，感覺不大，正確的判斷是極為關鍵的。隨着經濟的發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們對於經濟周期波動的容忍度，應該有所提高，沒有一定的容忍度，越是急於調整，波動越大。無論是經濟增長率還是通脹、匯率，都是如此。

舉例來説，我們現在外匯儲備是多少？三萬億美元？其實不對。用人民幣結算的那一部分，就是外匯儲備，應該要加進去。比如，我們跟俄羅斯或伊朗的貿易用人民幣結算，就避免了動用美元，而且將來更多的東南亞國家和我們的貿易也會用人民幣結算。這部分的結算的人民幣，怎麼不是外匯儲備呢？全球七十個央行的外匯儲備裏面都有人民幣了，我們怎麼自己反而不算呢？但不是所有的人民幣都是外匯儲備，只有積極參與國際貿易結算的那一部分人民幣才是儲備，應當要加上去。2017年，外匯大量流出，當時有個口號叫保三萬億，為什麼要保三萬億？為什麼是三萬億？而不是二萬億？其實，一旦人民幣流出到一定的程度，在浮動匯率的條件下，流入就有了盈利的空間，只要市場是開放的，外匯就會流入。嚴格控制流出，使得在外已經簽訂了投資協定的企業無法兑現承諾，無論是對企業、還是對國家、對整體形象、契約精神和公信力，都是有傷害的。只有在極端的情況下，例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暫時關閉外匯市場，才有必要性。我認為，在開放金融市場的條件下，宏觀上的操作，需要有相當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則實際效果將適得其反。

所以，對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都需要有一個容忍度的問題；不能容忍一定程度的波動，波動將會更大。我們的宏觀經濟調控，要對偏離常態進行和緩的、穩步的、適度的調控。有風浪才能衝浪，在游泳池裏不能衝浪，但游泳池裏也會淹死人。所以，風險在很多情況下是一種預期，要對此有正確判斷。

現在來談談亞投行的治理架構和運作理念。首先，亞投行堅持多邊主義，但是，其股權結構不同於其他多邊機構。股權分配是以GDP為計算基礎，股權結構自然就是，亞洲發展中國家成為大股東，發達國家和其他地區作為小股東。區域的股權分配是75%是亞洲，25%是非亞洲。但是，亞洲裏邊有韓國、新加坡、澳洲、新西蘭，日本現在還沒有進來，亞洲的75%並不都是發展中國家。同樣，域外國家並不多是歐洲發達國家，還有拉美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

其次，亞投行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中國從一開始就誠心誠意地邀請美國、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加入。如果只是一些借款的小國加入進來，先不用説評級問題，整個銀行高標準的形象就很難支撐起來。我們現在的成員遍及各大洲，遍及有主權國家的各大洲，南極洲不算，南極洲沒主權國家，其他都有。按GDP算，中國是最大股東，我們的股份佔30%，投票權是26.06%。因為按照國際機構原則，大家分享一點免費的投票權，小國的投票權高於股本，大國投票低於股本。我們當時為了鼓勵大家加入，還增加了創始成員票，這兩個加起來15%，所以大國的投票權低於股份，而小國的投票權高於股份，這樣有利於增強小國的話語權。我們中國的投票權是26.06%。按照章程，通過一般的議題，簡單多數，即50%；重大政策、吸收新成員、選舉行長，需要特別多數，即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員，四分之三以上的票數，即75%。亞投行儘量不用投票的方式通過重大事項，努力爭取達成一致，以維護團結一致，有事大家商量原則和精神。

當然，中國擁有實際否決權，這是根據GDP的公式計算出來的，不是中國刻意和強行要求的。對此，其他成員，特別是印度和歐洲國家，不是沒有擔憂的。但是，歐洲國家和其他發達國家的票數加起來，也可以超過75%，加起來也有集體的否決權，所以，他們認為這是很好的平衡，解決了心頭之憂。

亞投行的建立，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制定遊戲規則是多麼重要。我們以前一直是玩別人制定的遊戲規則，有的時候，遊戲規則會改一改，當然在國際機構裏，不容易那麼改。這一次，是中國和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在一起制定遊戲規則，並邀請歐洲等其他發達國家參與。整個過程，平等協商，體現了不同發展程度和階段的國家之間的一種新型的合作關係。這是一個創舉。

我們業務的以亞洲國家為中心，但是，也要顧及域外發展中國家的需求。貸款業務需要擴展到其他地區，這是因為亞洲不可能獨善其身，互聯互通不限於亞洲自己內部。我們這個銀行，跟世界銀行是不一樣的，任何成員都可以向這個銀行借款，沒有出資國和受援國之分。當然，歐洲國家是不會來借的，但是，我們就是想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多邊機構，堅持最佳實踐，非政治化。成員國之間的雙邊矛盾，不要扯到多邊機構裏來。在中印邊境鬧衝突的時候，亞投行仍然給印度提供貸款，國內有些人都想不通，怎麼我們這邊在打架，你們那邊還給印度提供貸款？這個問題，跟我們的企業和銀行一説，他們都很理解，我們的企業想進去還進不去呢，怎麼不可以？再説資金又不是給他們白送的，要還本付息的。也有人認為，你們為什麼非要在這個時候給印度提供貸款呢？我怎麼知道你們在這個時候打起來呢？我們早就排好了日程，根據項目進度上董事會，雙方在這個時候鬧起來，我們怎麼改？我沒法改。在中印邊境發生衝突的時候，亞投行管理部門依然堅持按照國際標準辦事，在國際上的反響非常正面。這是對亞投行國際機構性質的第一次嚴峻考驗。

前不久，我跟德國智庫開一個視頻會，德國人對此大為驚訝，印度居然在亞行的貸款總額裏佔25%，是第一位的借款國。我説，這有什麼驚訝的，這不就是國際機構麼？我們不能平時講國際標準，最佳實踐，遇到實際問題，就想不通了，另搞一套。一旦失信於人，要挽回聲譽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現在談保護環境、應對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在2017年由董事會批准的「能源戰略」裏，並沒有排除煤電，只是為提供燃煤電廠項目融資設立了一些較為苛刻的條件。實際上，五年來，我們從未做過煤電項目，或者與煤有關的項目。我在去年九月份，一次國際徽商大會上提出，亞投行不做煤電項目或者與燃煤有關的項目，引起了很大反響，國際上特別是歐洲國家，使得亞投行的聲譽地大大提高了。這次我在博鰲參加一個圓桌會，那個會上也有外國人，商務部錢克明副部長在發言中提到「一帶一路」的項目，他説有個問題挺糾結的，就是輸出煤炭技術。有些國家要我們國家幫忙建造煤電廠，但是造煤電廠又有聲譽問題，所以感到很糾結。我在發言中介紹，亞投行是不搞煤電的，我們的資金有限，亞投行要起導向性作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續發展。會上，我表示，如果中國能夠明確宣佈「一帶一路」不搞煤電，只支持清潔能源，必將大大提高「一帶一路」的聲譽。

改革開放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中國，更多是當學生，多學習，現在也可以當老師，給別人上課了。但是，全方位地趕超發達國家，還是有一定距離的。所以，我們還是要謙虛一點，謙虛謹慎，這總是沒錯的。

最後，我講一個比較麻煩的事，又回到剛才開始講的，經濟重心，國際的影響力逐步從美國轉移到中國，或者平分秋色。1990年後，美國一家獨大，當慣了老大，沒有人可以挑戰它。現在中國崛起，美國受不了，麻煩會不斷。中美之間，還是要合作。我感到，隨着中國國力不斷壯大，美國最終還得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當然，這對於美國來説，是一個較為痛苦的過程。中國領導人有句重要的話：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雖然沒點名，但意思很清楚，這句話是對有些國家的告誡。我的理解是，這也是對自己的警示。因為我們已經是大國了，我們在跟發達國家，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上，要有大國的風範和氣度，要有大國的樣子，這是非常重要的。

金立羣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