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的焦慮感為何越來越強？

最近，一個來自河北某知名中學的高三畢業生在參加某綜藝演講節目時，説出了「我是一隻來自農村的土豬，卻要努力去拱城裏的白菜」這樣形象的話。這句話在網絡上引發了軒然大波，支持與反對者都很多。

筆者並不想對這句話進行點評，而只是想説，這位同學還是把高考的重要性想得太高了。即使高考順利，他如願進入985、211高校之後，大概率將會發現，人生遭遇的「吊打」其實才剛剛開始。我自己已經是一箇中年人了，這些年，的確發現年輕人的焦慮感越來越強。這篇文章試圖探討這個問題。本文不是新文章，而是筆者去年出版的《宏觀中國》前三章中部分內容的重新組合。我試圖説明，年輕人焦慮感增強的深層次原因之一，是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的下降，而更深層原因則在於社會階層流動性的下降。要破解這一怪圈，從宏觀層面來看，離不開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強化以及教育改革的提速。

一、20世紀80、90年代的故事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國家人力資本積累速度越快，該國長期經濟增速就越快。但問題在於，如何衡量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積累速度呢？

人力資本是指勞動力的質量，在傳統文獻中，大致可以用人均受教育程度與人均壽命來進行衡量。而人力資本投資，從國家層面來看，可以用一個國家教育支出與醫療支出佔GDP比重來衡量。

不過，筆者在這裏想提出一個比較新穎的衡量標準。要分析一個國家人力資本積累速度，可以看這個國家中低收入家庭將家庭收入投入子女教育支出的比例。這無疑是一個更加微觀的衡量標準。為什麼只看中低收入家庭，而不看全部家庭呢？這是因為，全球幾乎所有國家的高收入家庭，均有很強的動力將更高比例的家庭收入投資於子女教育。相比之下，中低收入家庭在這方面投資的國別差異更加顯著。

儘管筆者沒能找到這方面的具體數據，然而從我們的經驗來看，在改革開放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中低收入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子女教育佔這些家庭所有支出的比重也應該不低。為什麼中國中低收入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積極性很高呢，用經濟學術語來講，這是因為中低收入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回報率很高。

下面我們舉一個例子來加以説明。一個中國農村家庭有三個子女。全家人節衣縮食，支持其中一個最有天賦的孩子上學。這個孩子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重點大學。由於當時重點大學學費不高，而且有一定補貼。因此這個孩子上學之時，就是家庭減負之日。孩子大學畢業，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工作（例如公務員、國企或外企）。這個孩子就完成了從農村草根階層向城市中間階層的身份轉換。更重要的是，這個孩子進城工作之後，還會千方百計幫助自己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進城、幫助全家人實現收入與身份的躍遷。用經濟學術語而言，這個家庭對上大學孩子的投資收益可以溢出到整個家庭，因此投資回報率很高。

從更深層次來看，之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後較長一段時間裏，中國中低收入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回報率較高，是因為在這段時間裏，階層之間的流動性較強，因此草根階層的孩子可以在家庭的幫助下，憑藉自己的努力實現階層躍遷，甚至可能幫助整個家庭實現階層躍遷。在20世紀80、90年代，高考就是這樣一個幫助草根階層實現階層躍遷的最重要機制。當時有兩句俗語可以用來很好地刻畫這種階層躍遷的故事，一句是「知識改變命運」，另一句是「鯉魚跳農門」。

我們可以用「代際受教育相關性程度」來衡量一個國家的階層流動性。這個指標是指父母一代人與子女一代人受教育程度的相關性。代際受教育相關性程度越高，説明一個國家的階層流動性越低，反之亦然。表1比較了全球若干國家的代際受教育相關性指數。從中可以看出，拉美國家的社會流動性最低，表1中代際受教育相關性程度最高的前7個國家都來自拉美。相比之下，丹麥、英國、北愛爾蘭、芬蘭、挪威等西北歐構架的社會流動性較高。有趣的是，中國農村的社會流動性在表1中高居第二。值得一提的是，表1的調查時段是1994年至2004年。這説明，至少在這一時期內，中國社會的階層流動性是較高的，這支撐了中低收入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高回報率。

更深層次的問題則是，為什麼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的階層流動性很高呢？追根溯源，這其實與文化大革命這一場十年浩劫高度相關。在文革中，有很多精英階層的人被打倒，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生命。文革結束後，中國精英階層一度出現了斷層。因此，在鄧小平等領導人的倡導下，中國政府採用了通過高考來選拔培養人才的機制。而當時的高考對不同收入家庭的孩子而言還是較為公平的。年輕人不論出身，只要能夠考出高分，就能獲得上大學的權利。而在那段時期裏，大學生供不應求，只要能上大學，通常就能找個很好的工作，實現階層躍遷。換言之，文革雖然是場大災難大浩劫，但它的副作用之一，是提高了文革結束後中國社會的階層流動性。

綜上所述，為什麼在改革開放之後相當長時間內，中國人力資本積累速度很快就可以解釋如下：文革的爆發造成中國精英階層人數鋭減、形成了斷層，這造成改革開放之後高考成為選拔培養人才的重要機制。公平的高考制度給了草根階層年輕人通過自身努力改變命運、實現階層躍遷的機會。這就提高了中低收入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回報率，從而使得他們願意將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子女教育。

二、當前的故事

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裏，中國中低收入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積極性很高，這是因為相關投資的回報率高，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當時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較強。遺憾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這一點也發生了重要變化。

我們仍以一個c為例。一個來自農村家庭的孩子，經過自己的努力，好不容易考上一個二本或三本學校。看到這裏，讀者不禁要問，在第一章中，我們的故事是農村孩子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重點大學，為什麼到了這一章，卻變成了二本或三本學校呢？殘酷的現實是，改革開放幾十年後，城鄉的教育差別已經一日千里。可以説，農村學校的教育水平與二三十年相比變化並不算大，但城市教育水平的發展實在太快了。城鄉教育差別的拉大，自然會造成農村孩子考上重點大學的概率顯著下降。

例如，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的劉雲杉教授在統計了1978年至2005年近30年間北大學生的家庭出身後發現，1978年至1998年期間，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佔三成，而到了2000年至2011年期間，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佔一成左右。又如，自2000年以來，農村學生上大學的比例已經上升至新生人數的60%，但是上985和211重點大學的比例不升反降。再如，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中心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調查發現，2006年入學的農户子弟（上大學前户籍為農業户口）、農村子弟（上大學前居住在農村）和農民子弟(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從事農業勞動)在本科(學院)中的比例分別為47.2%、32.4%和11.5%。2010年這一比例分別上升到68.5%、50.5%、32.7%。而同期，在「985」、「211」高校這些優勢教育資源上，農户子弟和農村子弟的教育機會都出現下降趨勢（李強等，2012）。

然而，考上大學才是鬱悶故事的開始。中國大學目前收費的特點是，越是重點大學，學費通常越低。越是二本三本學校，學費通常越高。因此這個農村孩子考上大學之日，就是家庭舉債之時。大學四年畢業之後，由於二本三本畢業生太多，這個孩子遭遇結構性失業壓力，很難找到一個理想的工作。養家餬口尚不易，更不要談償還上大學的貸款了。

即使這個農村孩子通過自己的努力，畢業後找到一個不錯的工作，在城市安了家，娶了個城裏媳婦兒。問題在於，他還能像80、90年代的農村大學畢業生那樣，給自己的兄弟姐妹以無私的支持嗎？即使他願意，他在自己的小家庭裏可能遭遇很大壓力。在當前很多討論都市家庭關係的電視劇中，這樣的出身農村的男青年被稱之為「鳳凰男」，在更多的時候通常會遭遇冷嘲熱諷或者口誅筆伐。但是，為自己原生家庭提供各種支持的「鳳凰男」，恰恰是一個農村家庭人力資本投資外溢的最重要條件。如果預期到對子女的持續人力資本投資最終不能溢回到其他家庭成員，這個家庭的父母還願意長期節衣縮食送孩子接受各種教育嗎？

儘管筆者不能找到具體數據，但從筆者能夠接觸到的各種案例來看，最近十年以來，不少中低收入家庭投資於子女教育的積極性與支出佔比，已經出現了明顯下降。導致這一新現象的更層次原因，很可能是中國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明顯下降了。其實，上面這個例子，講述的正是，一個來自農村草根階層的孩子，在通過自己努力實現階層躍遷的過程中，遭遇了越來越大的困難。筆者在第一章中提到，在1980、1990年代，有兩句俗語可以用來刻畫當時較強的階層流動性，這兩句話就是「知識改變命運」與「鯉魚跳農門」。而在當前，有一個熱門詞彙可以用來刻畫階層流動性的下降，這個詞就是「拼爹」。試想，「拼爹」這個詞透露的涵義，不就是子女這一輩人的社會階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父母這一輩人的社會階層嗎？

如前所述，文革人為製造了改革開放初期的精英階層斷層，高考成為從草根階層中選拔人才的公平機制，這塑造了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較強的社會階層流動性。然而，精英階層在形成之後，利益就可能固化。精英階層的「板結化」無疑將會導致社會流動性的下降。

很遺憾，筆者沒能找到代際受教育相關性程度的時間序列來刻畫中國社會階層流動性的變化。不過，如表2所示，在2020年世界經濟論壇最新發布的全球社會流動性排名，中國在82個國家中僅僅名列第45位，這一點還是值得我們重點關注的。值得一提的是，排名前7位的國家均為北歐與西歐國家。

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失衡程度上升，該國的社會階層流動性將會下降。因此，中國近年來社會階層流動性的下降，也與收入分配失衡程度上升關係密切。一般而言，衡量一國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常用指標是基尼係數。中國統計局發佈的官方基尼係數顯示，2003年至2018年，中國的基尼係數由0.479下降至0.468。換言之，這段時期內，中國的基尼係數雖然超過了0.40的國際警戒線，但總體上趨於下降，表明收入分配失衡程度有所改善。這一數據與我們的觀感明顯是相背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基尼係數的估算要求精確統計中國家庭的收入。而統計局的問卷調查是很難摸清中國家庭（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真實收入的。這裏我們可以給出兩個著名的估算案例。其一，根據西南財經大學甘黎教授團隊基於入户調查的估算，2010年中國的基尼係數高達0.61， 中國5%的高收入家庭擁有中國50%的儲蓄。其二，根據北京大學謝宇教授團隊的估算，中國的真實基尼係數在0.52左右，但傳統基尼係數是基於收入的，而2012年中國基於家庭淨資產的基尼係數高達0.73。他們的調查表明，中國1%的最富有家庭，擁有了中國35%的財產。而導致中國出現嚴重財產不平等的根源，對大部分人來講是房產，對小部分人來講是金融。

綜上所述，階層利益的固化與收入分配失衡加劇降低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壓低了中低收入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回報率，從而降低了人力資本積累速度。這也可能導致中國經濟長期增速的下降。

三、破解之策

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中低收入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積極性很高，人力資本積累速度很快。從2009年至今，中國中低收入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積極性有所下降，人力資本積累速度放緩。造成這一點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社會階層流動性顯著下降，而收入與財產分配失衡是造成階層流動性下降的重要原因。要重新提高中國人力資本積累速度，筆者提出的政策建議包括：

其一，中國政府應實施更大規模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尤其是應該考慮引入一系列具有累進性質的財產稅，如遺產稅、房產稅、資本交易利得稅等。

中國居民目前面臨的稅收主要以個人所得稅為主。個人所得稅基於居民當期收入納稅，具有累退性質。換言之，就是越是高收入的居民，面臨的稅負實際上越低。對於企業家而言，他們可以採用很多手段進行規避個人所得稅。而對於工薪階層而言，他們卻不得不如實繳納個人所得稅。即使對個人所得稅進行綜合徵管，稅負加重的目標羣體也不是真正的高收入人羣，而是兼職收入來源多樣化的知識階層，例如教授、科研人員等。要真正扭轉中國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就必須引入具有累進性質的財產稅。也即居民收入越高，承擔的真實稅負就越高。

遺產稅是以被繼承人去世後所遺留的財產為徵稅對象，向遺產的繼承人和受遺贈人徵收的稅。徵收遺產稅的目的，是通過對財產的調節來防止貧富過分懸殊。全球有很多發達國家都徵收遺產稅。例如，日本的遺產稅是對每個繼承者繼承遺產的數額徵稅，稅率分為13個檔次，從最低的10%到最高的70%；又如，美國的遺產稅對美國公民在世界各地的所有資產徵稅，稅率為18%-55%，對遺產額在60萬美元以下者免徵；再如，德國的遺產稅分為7級，稅率從7%到50%不等。一般而言，大多數發達國家對慈善公益捐贈都免徵遺產稅，這也是為什麼慈善基金會在上述國家都很發達的深層次原因之一。

房產稅是以房屋為徵稅對象，按房屋的評估價值或租金收入為計稅依據，向房屋所有人徵收的一種財產稅。例如，美國50個州都有自己的房產稅，稅率由最低的0.28%（夏威夷）到最高的2.29%（新澤西）不等。又如，日本針對不動產的房產稅主要包括固定資產稅和都市計劃稅兩種，稅率分別為1.4%與0.3%，合計稅率達到1.7%。房產稅的收入，通常用於房產所在當地的市政建設。對於住房分佈嚴重失衡的國家而言，徵收房產稅是用來改善收入與財產分配的一種重要手段。此外，徵收房地產對於炒房行為也是一種打擊。

資本利得稅是指對從事不動產和有價證券買賣的納稅人，就其已實現的資本利得徵收的一種稅。例如，法國的資本利得稅稅率統一為27%。又如，加拿大對資本利得的50%按照一般所得稅稅率進行徵稅，而另外50%不徵稅。再如，新西蘭的資本利得稅稅率達到33%，而全球資本利得稅稅率最高的國家是丹麥，達到42%。

通過實施具有累進性質的財產稅，中國政府可以有效地實現收入再分配，降低收入與財產失衡程度。之後，中國政府可以將納稅所得進行轉移支付，或者用於向低收入羣體提供公共產品。設計得當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實施，有助於重新提高中國社會階層的流動性。

中共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其中首次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意味着，在未來15年，「共同富裕」將會成為中國政府各類政策最重要的一個關鍵詞。

其二，中國政府應該推動教育改革，尤其是應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推動教育體系的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

中國勞動力市場近年來一直面臨結構性失業的有趣現象：一方面，大量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高素質的藍領工人嚴重供不應求。這表明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過多資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中，職業教育發展嚴重不足。中國每年高達上千萬的高級技術工人缺口與技巧招生難兩者尷尬地並存。正如國務院的相關文件中所指出的，「我國職業教育還存在着體系建設不夠完善、職業技能實訓基地建設有待加強、制度標準不夠健全、企業參與辦學的動力不足、有利於技術技能人才成長的配套政策尚待完善、辦學和人才培養質量水平參差不齊等問題，到了必須下大力氣抓好的時候。沒有職業教育現代化就沒有教育現代化。」

2019年1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指出要花5年至10年左右時間，推動中國職業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舉辦為主向政府統籌管理、社會多元辦學的格局轉變，由追求規模擴張向提高質量轉變，由參照普通教育辦學模式向企業社會參與、專業特色鮮明的類型教育轉變。到2022年，要推動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嚮應用型轉變，建設50所高水平高等職業學校和150個骨幹專業（羣）。建成覆蓋大部分行業領域、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中國職業教育標準體系。

要發展職業教育方面，我們可以借鑑德國、瑞士、日本等國家的成功經驗。例如，在德國，只有不到一半的初中畢業生選擇通過高中進入大學深造，更多的初中畢業生會選擇職業教育。德國特色的「雙元制職業教育」（BBS）是指整個職業培訓是在工廠企業和國家的職業學校進行，這種教育模式又以企業培訓為主。「為未來工作而學習」顯著激發了學生們的學習動機。更重要的是，德國職業工人不僅工資待遇與社會地位都很高，而且有順暢的通道晉升為高級技工或者中高層管理人員。

中國政府推進教育改革的另一個層面，則是推動教育體系的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例如，中國有這麼多985與211高校，但沒有一所是中外合辦高校，也沒有一所是民辦高校。

每年都有很多中國家庭將自己的孩子送到歐美接受教育。其實，我們也可以把歐美的知名高校進入中國。讓他們在中國創辦分校，在這些分校裏提供與本部完全一樣的教育，授予與本部完全相同的文憑。歐美高校分校的引入，還可以對國內知名高校營造新的競爭對手，推動國內知名高校不斷提高教學質量。

中國政府也應該允許更多的民間資本來創建高水平學校。在這一方面，美國的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體系值得我們借鑑。美國的私立大學通常學費很貴，主要適合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就學。但美國公立大學的學費相對便宜很多，且提供的教育質量並不差，這就給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如果未來中國出現了更多的民營優質高校，那麼公立高校就可以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提高教育的公平性與普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