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叫停​校外教育培訓　該行業的6個假設和3種結局

教培行業從遍地廣告、資本追逐，到頂格處罰、大範圍裁員、上市受阻，和「教培行業要黃了嗎」的深深擔憂，只經歷了不到半年。

為了規範教培行業，教育部甚至專門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

對教培行業的討論，也從少數的從業者逐漸擴大到更多的人，從教育焦慮、虛假廣告、商業模式的具體問題，逐漸延伸到對國家政策、社會公平、選拔機制的深入辯解。

短期視角下，教培行業的從業者們確實有足夠的理由去焦慮。但是，從長期的視角去看，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維度下，教培行業最終可能會發展成什麼樣的格局？

在這場尚未定局的教培行業變革中，或許我們可以從已有的一些經驗中看出未來的模樣。

日韓模式：競爭和選拔

1、假設降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習難度和競爭壓力，是否能減緩教育壓力，從而減少校外培訓需求？

不用假設，這件事在歷史上發生過，不過是發生在日本和韓國。

從「二戰」結束到1970年代的三十年裏，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居民生活越來越富裕，但學校教育卻出現了很多問題。

戰後的第一批嬰兒潮在1960年前後陸續參加初高中升學考試，考生人數一路增加導致升學競爭加劇，為了讓孩子在考試中脱穎而出，部分家庭產生了對校外教育培訓的需求。而60年代末日本中小學教育的第三次改革，把現代科學的先進研究成果編入教學計劃中，導致學習難度進一步加大。

當時「填鴨式教育」愈演愈烈，參加校外培訓的學生數量激增，從而爆發第一次「學習塾潮」，到1962年日本中學生入塾率已高達30.3%。

日本文部科學省將以上現象歸因為學生的學習內容太多、太難。同時，社會對「填鴨式教育」有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希望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1977年，日本政府發佈《學習指導要領》，推行「寬鬆教育」，逐步減少教育內容，旨在讓學生「過上寬裕而又充實的學校生活」。

但隨之而來的不是學生教育壓力的降低，而是校外培訓的爆發式增長。中小學的學習難度和內容是減少了，但名校競爭局勢仍然激烈，公立學校的寬鬆教育狀況和激烈的競爭升學考試不對稱，導致更多學生投向「學習塾」。

進行課外補習的學生總數從1977年的310萬人增至1985年的450萬人，到了2004年已有945萬學生參加，學習塾出現爆發式發展、供不應求和參與者低齡化的特徵。目前日本最有名、升學率最高的私塾：河合塾、東進、駿台、武田塾、代代木、kumon，正是在這一期間得到了快速發展。

同樣，韓國在1974年開始實施高中「平準化」教育，倡導教育均衡，取消普通高中和重點高中之分，所有初中畢業生按學區劃分，通過推薦、書面材料等方式就近升入高中，廢除了初升高考試，至此小學到高中各階段的入學考試全部取消，希望以此減輕升學競爭壓力。

和日本「寬鬆教育」的問題一樣，韓國的「平準化」教育也沒有帶來想要的結果。均衡化的課內教育不能滿足激烈競爭之下家長的個性化教育需求，因此紛紛轉向課外補習。

韓國的補習班被稱為「學院」， 1975 年韓國有私立學院有 2977 個，1980 年增至 5023個，1990 年繼續增至 28862 個。平準化教育主導時期，課外補習機構數量持續上升，到2003 年韓國 K12 課外補習參與率高達 68.8%。

2、假設一刀切禁止校外培訓，結果會怎樣？

韓國就幹過這樣的事情。

1980 年，為應對過度競爭的高考課外補習熱，韓國實施了「7.30 教育改革」，措施包括大學擴招、取消大學各自的入學考試等，對高考錄取進行寬鬆處理。同時，頒佈了《教育規範化及消除過熱的課外補習方案》，禁止一切教育補習行為。

然而，禁止補習的政策並沒有得到家長的支持，補習的需求廣泛存在，導致禁止政策並未起到實質性的作用，私人補習禁而不止，反而帶來了更多的問題。

無奈之下，韓國政府逐步放寬了對補習教育的限制，政策的重心開始轉向由高額輔導費用所引起的社會公平問題上，甚至組織公立學校對有需要的學生進行課外輔導，主要惠及農村和低收入家庭子女，以降低課外補習給家庭帶來的經濟壓力和社會公平問題。

到2000年4月，韓國最高法院宣佈，政府禁止學生參加課外補習班的規定侵犯了家長和學生的學習權利，違反了憲法。這一政策頒佈後，社會培訓機構迅速反彈，加速增長。當前，總人口只有五千萬的韓國，教培機構卻近十萬家，僅僅是講師人數就多達三十幾萬

這樣的教育亂象之下，韓國創造了一個世界紀錄，就是學生用於補習班的人均費用全世界第一。在韓國最著名的大峙洞地區有一個「補習班一條街」，僅僅這一條街每年就有20萬億韓元的收入，約等於1200億元人民幣。而在14億人口的中國，教培行業市值第一的好未來，發展了近20年，2020年的收入也只有287億元。

3、如果高考成績不作為唯一的選拔目標，加之更多的素質教育內容，結果會怎樣？

韓國也有這樣的案例。

韓國大學的錄取，其實有三個指標：

第一是校內考核，佔總成績的70%。指的是學生高中三年每次統考的成績，以及在學校的排名統計，將會以複雜的算法折算成分數計入高考總成績。

第二是高考分數，佔總成績的30%。

第三是生活記錄本。其實就是學生的素質評價，裏面會詳細記錄學生參加的各種社會活動、競賽的名次、特長，甚至是讀書筆記。校內考核+高考折算下來的分數，決定學生能報考哪個大學，但面試決定了能否進入大學，生活記錄本就是最重要的參考指標。

韓國政府推行記錄本的本意是為了減少教育負擔，推行素質教育。但是，這樣的素質教育同樣是拿錢堆出來的。

只有進入有名的私立高中，花錢請各種老師，才有豐富的社會活動和競賽經歷。而經濟拮据的普通家庭，根本無法同時應對學科考試和素質教育的雙重壓力。

韓國曾經拍過一個紀錄片，叫《學習的背叛》，裏面就詳細記錄了三位來自普通家庭學生的經歷，看完紀錄片，你會發現：寬鬆的高中教育之外，有錢人的孩子會去價格高昂的補習班、花錢儘可能參與各種社會實踐活動、有專人幫助整理生活記錄本、購買心儀大學的各種情報以應對面試……即使在同一所優秀的學校接受相同的教育，父母在孩子教育上花費的金錢還是會硬生生的將他們拉開差距。

教育的升級之路，終究是靠拼爹的。

在日韓的特殊社會環境下，教培行業的困境，從來就不是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和優質教育資源不足的矛盾，而是人民都想要成為教育競爭的勝利者和競爭選拔機會有限的矛盾。只要頂尖名校的畢業生能獲得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機會，而頂尖名校每年的招生數量只佔全國考生的不到萬分之一，這種矛盾就會長期存在。

而這困境的根源，是在一個階層逐漸穩固的社會體系，教育扮演了一個帶動社會上下流動的公平角色。為了公平的目標，教育幾乎是唯一一個有效的手段。

但一旦有選拔，就會有人在合理的範圍內「抄近道」破壞公平規則。所以，即使政府在政策層面做了很多努力和嘗試，但依然無法解決問題，反而出現了問題愈演愈烈的惡性循環。

美國模式：資本和階級

4、假設教育不用擔負社會公平的責任，按市場化機制，讓好的教育資源和價格匹配起來，結果會怎樣？

這樣的情況，發生在美國。

美國的教育有兩套體系，有錢的中產以上階級上私立學校，走精英教育，沒錢的普通家庭上公立學校，走快樂教育。你的家庭條件，決定了你接受怎樣的教育。

蘇聯解體後，美國開始在公立學校體系推行「快樂教育」，全面放鬆標準化考試對學生的束縛，減少對標準化理工科成績的要求。二十年後，「快樂教育」忽視理化成績而造成的弊端日益明顯：有1/3的美國年輕人認為地球是平的、大學生不知道圓面積公示、面對銀行時不知如何計算利率...

關於美國「快樂教育」的真相，可以參考之前寫過的一篇文章《教育危機，失去的美國夢》。在美國，中下階層越來越難通過教育改變命運，你的出身基本已經決定了命運，不管多麼努力，終將在輟學、貧困的泥潭掙扎。

然而，在快樂教育之外，美國中產以上階級的家庭，卻深知精英教育的重要性。曾經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一位記者，跑到加州第一的惠特尼私立高中卧底一年，然後寫了一本書，叫《美國最好的中學是怎樣的》，其中説到了一個數字：4，4小時睡眠，4杯拿鐵咖啡，4.0的GPA成績。真正私立高中的學習強度，其實不亞於中國的衡水。

精英家庭的孩子也會上各種補習班，日程從早到晚被安排得滿滿當當。據統計，美國私立高中90%以上的家長都給孩子請了家教。大量的普通家庭沒有課外培訓需求，少數的中產以上階級催生了高昂的家教需求，這也導致美國沒有大的K12培訓公司。美國唯一一家上市的K12階段的教育公司就叫K12，市值僅12億美元，不過它的主要業務不是提供學科培訓，而是為學區和公立學校管理在線項目。

另外，美國的知名大學基本都是私立的，而且其入學標準更加「市場化」。美國高校之間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叫做「一代藤校，代代藤校」，一方面是因為精英家庭比底層家庭更懂得教育和知識的力量，因此他們用手裏可動用的資源、財富建立起了高高的教育壁壘，一步步將他們精心打造的孩子送到社會的上層。另一方面在美國常春藤名校中，每年有40%左右的學生屬於特殊羣體，比如社會名流、校友、超級運動員、大額捐助者的子女等等，只要你夠格進入精英階層的圈子，你的子女的錄取率就會高。

這是殘酷而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現狀。

日韓的教育理念強調社會上下流動的公平性，而美國的教育理念實則是維護階級的自我強化。

對於美國的精英階層，教育的核心使命不是讓孩子「變得更好」，因為「變得更好」是為了被人挑選的，他們才是制定規則、挑選別人的人。

雖然教育機構會建立各種看起來公平的規則，讓每一個人都能追逐「美國夢」。但最終那你會發現，精英們更容易適應、和在新的遊戲規則中勝出。

在自由主義的話語下，備受期待的是「機會平等」，而不是平等。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去追逐「美國夢」，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故事。

但真相是，機會是平等的，獲取機會的能力基礎是不平等的。這樣的教育體制，大多數的普通人也同樣失去了希望。

德國模式：服務於社會

6、假設從最終的選拔結果上做改變，不去區分名校和普通學校，知名大學和職業學校能夠獲得的工作機會、工作報酬不存在很大的差距，是否會更好？

這樣的假設，發生在德國。

德國是現代教育制度的策源地。

19世紀中期，第二次工業革命發展使得教育的普及成了社會發展的關鍵任務，當時的德國還是普魯士，為了培養產業工人，普魯士建立了8年制、以教師為中心、培養標準化人才為目標的「工廠式」的教育模式。而後美國效仿普魯士，逐漸發展出「6+3+3學制」，即6年小學+3年初中+3年高中，自此，K-12教學體系形成，並推廣到了全世界。

這套教育體系，分年級、分學科，最初是服務於工業革命中對產業工人的需求。但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解放人力，標準化的產業工人逐漸被機械取代，德國發現這樣的「工廠式」教育不能再適用新的社會需求。

於是在1920年，德國頒佈了新的教育制度：所有兒童接受四年基礎教育，四年以後開始分軌，覆蓋全民與分軌制兩大特徵使德國教育效果顯著。此後逐漸形成了德國特色的教育體系，分為學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第一階段、第二階段）、高等教育、繼續（成人）教育五個階段。

學前三年、小學四年。小學畢業後分流進入四種不同類型的中學：文理中學、職業中學、實科中學和綜合中學。

文理中學的學制7-8年，第二階段為高級部，畢業後可申請進入大學；職業中學的學制7年，畢業後進入職業學校；實科中學學制8年，其功能是中間性的橋樑作用，一方面學生畢業後可以接受職業教育，進入專業學校和專業學院，另一方面成績很好可以轉入文理中學；綜合中學是包含以上三種類型的綜合性中學。這四類中學之間，前兩年是可以相互轉學的，這也最大程度保障了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和特長來選擇。

中等教育第二階段學習完成後，學生進入大學或面向勞動力市場就業。德國的高等教育學校主要可分為綜合大學、專科大學、職業學院三大類。「雙元制」職業學校和職業專科學校的學生畢業後主要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熟練技術工人、技師，如果想繼續深造，可通過文化補習進入應用技術型的大學學習。

德國的教育體制，變選拔為分流，而且學生在兩次分流後，依然可以根據個人情況再次選擇，不會出現一次選擇決定終生的情況。教育體系中選拔和競爭的作用降低後，課外培訓的需求也就幾乎不存在了。

這裏非常關鍵的另一點是：德國職業學校出來的畢業生的待遇不會比名校出來的待遇低，至少不會有歧視性的用工制度。學生不需要上很好的大學也能找到不錯的工作，獲得很好的收入，這是德國「雙元制」教育體系成立的根源。但這一點，在很多國家短時間都無法實現。

其結果我們也能看到，德國既靠優秀的工人支撐起引領全球的製造業，也在科學研究的前沿貢獻了大量優秀的科學家，真正做到了人盡其才、個人和國家利益的結合。

中國教培行業的現狀更類似於日韓幾十年前的情況，改革開放四十年促就一批人先富起來，越來越多的人希望通過教育改變命運，校外培訓的需求快速增長，但我們絕對不會允許這條通往個人成就和社會公平的道路，被破壞。

從社會效率和個人發展的角度去看，德國的教育體系一定是未來我們追求的方向，社會公平、人盡其才，每個人都能得到好的教育，每個人都有充滿希望的生活。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但教育改革的困難之處，不僅在於教育需要解決目前存在的具體問題、需要更多的社會配套機制，更重要的是，改革的效果需要等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知道最終的結果。二十年的時間，對於社會發展可能很短，但對於個人，影響的是整整一代人。在任何一個改變之初，誰也無法預料最終會產生什麼樣的蝴蝶效應。

我們追求社會公平，但所謂公平，前提肯定是存在不公平，為了實現公平，就需要有人上升、有人下降，這時候既得利益羣體必然會跳出來反對。在一個不均衡的社會，社會公平往往和相當一部分人的利益是衝突的。

教培行業的發展和衝突，只是這社會的一個縮影，雖然困難重重，但依然有很多人在嘗試。

只要努力，就會有希望，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