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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建:疫情危機與大國金融力量

    趙建:疫情危機與大國金融力量

    去年年初疫情爆發後,中國經濟封城封路、停工停產,進入全面抗疫狀態,最終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當然,經濟也受到較大的影響,付出了較大的成本。去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大幅下降6.8%,大量的人財物分配到抗疫第一線,為疫情安排的直接財政支出估計已經超過3000億元。

    在疫情爆發後中國經濟最困難,下滑最快的時間裏,只有兩個行業對GDP的貢獻為正,一是大信息科技行業(ict),一個是大金融行業。病毒再肆虐,傳染性再強,也只能在線下和物理空間傳染,無法在網絡和數字世界裏出現。中國經濟的韌性之處就在於,當疫情導致線下經濟處於休克狀態、一片靜寂的時候,線上中國、數字中國構建的經濟循環體系,承擔起了保障人們日常生活生產的責任。這是中國最近十年,一直堅持走數字化道路所積下的「國運」。

    另一個疫情危機的救贖力量,則是中國的大金融體系。大國金融力量首先體現在疫情危機的社會擔當中。一方面,最近幾年,中國的大金融業逐漸擯棄金融自由主義的泡沫浮華,一直堅持走「回歸本源,服務實體經濟」的正確道路,當疫情危機導致大批脆弱的中小微企業資金鍊斷裂的時候,中國的大金融業承擔起了重大的社會責任,沒有因為疫情導致信用風險驟增而大幅減少對小微企業的貸款,反而成為令人尊敬的「逆行者」。疫情期間中國金融業面向中小微企業的社會融資估計超過6萬億元,同時銀行業對中小企業減費讓利1.5萬億元。

    另一方面,大金融行業最近幾年加速推進的信息化、數字化戰略,在疫情危機中也彰顯出強大的力量。統計數據顯示,在各產業數字化程度的行業排名中,大金融行業位於第一。其中,各子行業的排名分別是保險、證券和銀行。可以説,中國大金融業的數字化程度,無論是數字基礎設施還是數字金融服務,已經位列全球第一。正是因為這種科技力量,才使得中國金融業在疫情爆發後,能夠及時迅速的將業務在線上完成,成為疫情期間仍然正常營業的不多的行業之一。這跟大金融業多年來堅持數字科技戰略,同時也不斷培養客户接受線上服務習慣有很大的關係。

    大國金融力量也體現在市場化改革的力度上。疫情危機沒有阻擋中國金融業市場化改革和更大程度的對外開放步伐。利率市場化已經完成最後一腳,來自市場的報價利率LPR取代基準管制利率,成為銀行業的定價之錨。雖然在市場傳導機制方面還存在較大的問題,但是卻是利率市場化方面實質性的從計劃到市場的一步。2020年,估計有多達50萬億的貸款合同從基準利率轉換為LPR,不得不説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資產定價體系的轉換,如同從地心説到日心説的天文學革命,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時代已經開啓。隨着利率傳導機制的完善,市場逐漸在定價中起到決定性作用,中國的大金融時代將會煥然一新。

    匯率市場化的步伐也沒有停止。2020年,由於中國最先控制住了疫情,最快恢復了生產,在全球陷入疫情危機無法保障重要生活物資的艱難時段,更大的擔當起「世界工廠」的責任。從中國出發的商船,裝滿各類生活用品和抗疫物資運往世界各國,返回時卻空空如也,以至於集裝箱價格短短几個月上漲了幾倍。中國的出口增長率因此創造歷史記錄,反映到匯率上就是人民幣的快速升值。與以前人民幣快速升值央行進行干預不一樣,這一次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的空間更大了。體現在數據上就是人民幣升值沒有像以前那樣伴隨着外匯儲備的大幅增長,説明外管局沒有過多的採取購買外匯的對沖干預,讓外匯市場自己選擇新的均衡點。在各國央行競相寬鬆,通過匯率貶值以獲取出口份額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這個選擇彰顯了大國金融的自信和風度。當然,這並不意味着管理層對非理性的匯率波動放任不管,因為投機盤形成的過度升值會極大的傷害中國的外貿出口企業。

    資本市場也沒有因為疫情危機而停止改革步伐,註冊制改革邁出實質性一步。去年初,疫情爆發後第一個交易日,中國的股票市場斷崖式下跌,之後則奇蹟般的快速反彈,並走出一段史詩級的牛市行情,為疫情中日常收入遭受重創的投資者補償了財產性收入。最重要的是,註冊制開始進入由市場決定的狀態,從審批制下的「人治」轉變為「法治」。首先,決定上市的主角,正在由監管部門轉變為交易所、保薦人、會計方、審計方、律所等市場中介機構,他們負責向投資者展示真實的公司信息,並承擔更大的責任。其次,加大違規處罰力度,對信息造假、內部坐莊等舞弊行為施用「重典」,改變上市公司到資本市場上市只為「圈錢」而不是為投資者創造價值的不良出發點。另外,減少對資本市場的干預,儘量用市場化的語言而非行政干預手段與市場溝通,逐漸摘下「政策市」的帽子。中國股市在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方面的改善,大大強化了疫情期間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尤其是新興科技企業的支持力度。2020年,中國資本市場為非金融企業提供的融資額達到了8923億元,IPO數量和融資額高居全球第一,成為疫情危機期間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最後,大國金融的力量體現在宏觀調控和貨幣政策的戰略定力上。疫情發生後,全球經濟發生危機,各國央行競相寬鬆,政府債務瘋狂增長。即使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經濟開始出現復甦的時候,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仍然遲遲沒有退出非常規的寬鬆政策,導致出現了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的巨大風險和壓力。相對於其他國家,中國的貨幣政策最先恢復正常化,不再採用大水漫灌的總量型貨幣政策,而是利用中國獨有的國有信貸體制進一步強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將更多的貨幣和信貸資源引向中小微企業等普惠領域,同時抓住穩增長壓力較小的時間窗口抓緊治理房地產和地方債風險,使中國的大金融業更好的支持了雙循環體系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疫情最艱難的時間已經過去,經歷過疫情危機後的中國金融業將變得更加智慧和更富有擔當精神。在疫情危機的洗禮之後,在市場化改革的洪流中,在數字化創新的浪潮裏,中國新一輪的大金融時代正式拉開了序幕。

    作者: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教授。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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