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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為什麼要加強金融科技倫理治理?

    當前為什麼要加強金融科技倫理治理?

    近日,人民銀行金融科技委員會召開會議,總結2021年工作,研究部署2022年重點任務。會議要求,建立健全金融科技倫理監管框架和制度規範,加強科技倫理風險預警、跟蹤研判和敏捷治理,引導從業機構落實倫理治理主體責任,用「負責任」的科技創新打造「有温度」的金融服務,切實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服務實體經濟。

    關於金融科技倫理監管,今年年初,人民銀行發布《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正式提出加強金融科技倫理建設,從宏觀體系、金融機構自律組織和從業人員層面,作出了多層次要求。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資深研究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在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提交了《關於構建金融科技倫理治理體系的提案》。他建議:從成立組織、明確原則、制定規則、數據治理、審查評估、創新試點和人才培養等多方面強金融科技倫理治理。

    針對該提案,肖鋼日前在接受《中國經營報》專訪時表示,新技術融入到傳統金融領域後,在傳統倫理道德問題基礎上嫁接了新的科技倫理風險,導致倫理問題更加廣泛而深刻。

    他認為,金融風險化解和科技倫理治理是統一而相輔相成的。金融科技倫理治理是一個新的領域,仍處在積極探索的階段,尚未形成完整的治理框架與路徑。從國際經驗借鑑看,將部分公認的倫理要求從相對柔性的道德約束上升為強制性的監管要求等,可以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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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倫理失範將產生多重風險

    提問:我們看到您今年的提案圍繞金融科技倫理治理這一關鍵課題。為什麼科技治理層面的問題開始受到監管重視?目前金融行業、機構對此問題的認識是否到位?

    肖鋼:黨中央高度重視科技倫理治理,組建了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制定制度規範。人民銀行在新發布的金融科技五年規劃中,也把金融科技倫理治理放在突出位置,主要是隨着金融科技運用引發了新的倫理問題,這些問題與傳統金融倫理失範行為相比,集中表現在數據與算法層面——比如數據泄露、數據壟斷、數據鴻溝帶來的問題,算法歧視和算法控制帶來的問題。目前金融機構和監管部門越來越重視這些問題,研製了金融科技標準規範,有些倫理規範已轉化為監管制度,一些地方和行業自律組織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積極成效。

    但是,總的來看,金融科技倫理治理是一個新的領域,仍處在積極探索的階段,尚未形成完整的治理框架與路徑。新技術融入到傳統金融領域後,在傳統倫理道德問題基礎上嫁接了新的科技倫理風險,導致倫理問題更加廣泛而深刻。一些機構普遍存在重科技、輕倫理,重發展、輕治理的現象,一些管理人員和科技人員強調金融科技的技術屬性,而忽視正確的道德觀、科技觀,對從業人員如何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價值引導和教育培訓欠缺。同時,相關的理論研究也相對滯後,倫理知識宣傳普及還不適應新形勢發展需要。

    提問:在當前金融科技行業發展中,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理解金融風險化解和科技倫理治理的關係,誰是主要矛盾?

    肖鋼:金融風險化解和科技倫理治理兩者是統一的,相輔相成的。科技倫理失範會引發以下四類風險:

    一是技術風險,底層算法不完善、技術路線的偏差等技術失靈在高頻交易、海量數據場景下可能會造成風險連鎖反應,帶來「蝴蝶效應」。

    二是數據安全風險,數據庫、訊息系統的缺陷導致的損失。

    三是順周期性風險,大數據風控模型的趨同性,容易導致更強的「羊群效應」,引發資產價格大幅波動。

    四是系統性風險,技術迭代和金融產品創新的周期大大縮短,金融科技企業與傳統金融機構的邊界模糊,綜合類、交叉類、衍生類金融產品服務不斷湧現,進一步增大了風險防範的複雜性。

    加強科技倫理治理本身就是防範風險的重要舉措。當然,金融風險的表現比倫理風險更廣,產生風險的原因也不盡一致,因此,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多管齊下,綜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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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性道德約束可上升為強制性監管要求

    提問:解決金融科技倫理治理的核心抓手在哪裏?監管層面重點應該在哪個環節作為?

    肖鋼:金融科技倫理是運用科技手段從事金融活動的價值準則,是金融學、倫理學與科技的交叉部分,是科技倫理與金融倫理的有機結合,是科技倫理的分支,又是金融倫理的延伸。金融科技倫理治理屬於自律範疇,強調人的內心自覺和金融機構的內部治理,講究內化於心、外化於行,以價值認同驅動人心,建立公序良俗。

    而金融科技監管屬於他律範疇,是對金融機構的外部監管,是最低的道德要求,也是不可觸碰的底線,以強制規範保障秩序。因此,倫理治理與金融監管有很大區別,兩者可以相互滲透,相得益彰。

    解決金融科技倫理治理的核心抓手在於保障金融科技向上向善,金融機構及其從業人員要牢固樹立負責任的科技觀,倫理治理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倫理自覺,應該置於監管和法規之前。從監管層面看,主要是成立相應的組織機構,制定規則體系,加強對科技應用的監管,組織開展倫理審查評估以及規範創新試點。

    提問:科技倫理問題也是世界範圍內的監管難題,國際上在此領域的管理建設有何價值經驗可為我所用?

    肖鋼:科技倫理問題是世界範圍內的問題,一些國際組織、國家和地區開展了很多探索,積累了經驗,有些是值得我們借鑑的。比如,成立專門的治理組織,出台數據倫理規範,開展倫理審查評估,將部分公認的倫理要求從相對柔性的道德約束上升為強制性的監管要求等,可以為我所用。

    提問:金融科技領域繁榮發展的前提是更優的數據市場要素配置,但是目前我國在數據治理上還處於初期,數據的監管權限、流通路徑、確權等一系列問題還面臨着挑戰,您認為在這一問題上是否有較好的解決路徑?目前最緊迫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肖鋼:解決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問題的一個較好的路徑是加快構建制造業數據空間,因為工業企業的數據一般來自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企業,涉及個人數據隱私較少,在數據產權尚未明確定義的情況下,相對容易一些。同時,加快產業網路發展,提升產業數字化水平,也是數字經濟發展的主戰場。

    提問:我注意到您在最近的一次調研發言中也提到:數據交易所的功能主要不是交易,應重在數據流通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這也觸及到了大數據交易所發展的本質問題,如果交易所不交易,那交易應該發生在哪裏?交易所的商業模式應該如何構建?

    肖鋼:數據交易所的功能主要不是交易,應重在數據流通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要在政府主導下市場化運作,強化數據交易各方的資質管理,推動數據共享技術研發應用,發展數據流通中介服務,數據交易所不僅要組織數據交易,它本身也是公共數據的提供者,也是促進政府類數據在保護安全與隱私前提下開放、共享的平台,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數據交易所應區別於其他資產交易所,主要不是考核交易量。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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