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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統一大市場」背後的大思考

    「全國統一大市場」背後的大思考

    「全國統一大市場」所要破除的是地方保護、市場分割,而所要建立的是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要素和資源、監管等,以及互聯互通的物流、訊息交互渠道、交易平台等。

    最終是為了構建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為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提供基礎支撐。

    「統一」的反面是「分割」。

    市場被分割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氣候、地形等自然層面的,會影響交通運輸,增加物流成本;二是地方保護、壟斷等造成,增加的是交易成本。

    過去40多年,中國在鐵路、公路、機場和航空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大規模投資極大改善了自然條件對市場的分割,一系列制度改革也降低了交易成本。

    以前地方保護主義非常嚴重,尤其是2001年我國推行所得稅分成改革前,企業所得稅按行政隸屬關係上繳:中央企業交中央,地方企業交地方。

    這樣,地方政府自然就有動力創辦價高利大的企業,比如煙廠和酒廠,這些都是創稅大户。

    所以在一段時間內,各地煙廠、酒廠等越辦越多,而且當地人只能從本地購買。

    於是,遼寧盤錦的居民只能喝到遼河牌的啤酒;四川漢中的煙民只能抽到當地捲煙二廠出的一種香煙;江西萍鄉的企業,只能購買到當地加油站出售的成品油;四川劍閣的農民只能購買本地的農資產品......

    地方保護所保護的是落後,多掏錢的當然還是消費者。

    2001年有央視記者去安徽舒城縣調查,由於對農資產品銷售渠道方面的地方保護,那裏同等規格、同一廠家的化肥,每袋比相距5公里的其他區域貴0.5元至7元。

    地方保護也把企業的發展壓縮在特定區域內,很難拓展出去。

    雙匯董事長萬隆就曾不止一次地感嘆:

    「雙匯最大的敵人並不是強大的跨國公司,國內的地區封鎖、『諸侯經濟』、地方保護主義才是雙匯最大的對手!」

    雙匯應該算是跟地方保護扭打最激烈的企業之一。

    在網上搜索一下,幾乎能看到雙匯在各個年份,不同城市遭到的被「封殺」新聞,其業務員被打的事件也並不罕見。

    1999年,靠生產火腿腸起家的雙匯在激烈的競爭之外找到了一個新項目——冷鮮肉。與冷鮮肉相區別的是「熱鮮肉」,大多在凌晨殺豬,清晨上市去賣,一把刀殺豬,一杆秤賣肉。冷鮮肉要進行低温冷卻排酸工藝,在0—4℃的低温下貯藏、運輸和銷售。

    彼時,冷鮮肉在國外流行,而國內鮮為人知,其銷售總量僅佔豬肉消費總量的10%左右,市場前景廣闊,雙匯打算在全國建連鎖店,專賣冷鮮肉。

    全國建豬肉連鎖店,就必然會動當地屠宰企業的蛋糕,當地屠宰企業就會亮出殺豬刀。

    當地企業為什麼不也做冷鮮肉與之競爭呢?

    因為這就要對整個生產流程進行冷鏈化改造,生產、運輸、銷售都靠冷鏈,投資數以億計,地方企業難以承受。

    當時的雙匯營收近60億,還在深交所上市了,市值20億。

    當地企業當然也不是普通的屠宰公司,大多擁有當地政府商務部門血統,當時《生豬屠宰管理條例》執行者之一便是各地商務部門。

    於是,除了一些大中城市,雙匯在遼陽、東莞、黃石等都發生了幾乎情節相同的被驅逐事件。

    所不同的是,有的是政府發文阻止;有的是不給辦相關證件,強行關店;有的被「執法隊」阻撓。

    2003年,雙匯在全國多個城市遭遇封殺,甚至遭遇暴力事件。至當年8月底,僅公開沒收、堵截雙匯冷鮮肉的事件就達50多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當時組成了一個調查組,他們分析認為,各地出台的文件五花八門,主要包括:設置政策壁壘;設定「技術壁壘」;限制銷售品種、渠道、數量等;重複檢疫、收費。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10年之後的2013年5月,「肉類行業巨頭」雙匯雖以71億美元巨資收購了美國最大豬肉企業史密斯菲爾德,但在一些縣城仍不能騰挪半寸。

    當年10月,雙匯在弋陽的門店被當地肉販打砸,員工被打傷,門店一片狼藉。

    雖然看起來是同行之間的爭鬥——雙匯進入前,弋陽縣每天屠宰80-90頭豬,雙匯每天能賣5頭豬的肉,市場就那麼大,別家就得少賣5頭——但起因是縣政府印發了與國家規定不符的紅頭文件,限制其它品牌豬肉在當地銷售,給了當地企業驅逐雙匯的支持。

    所以即便很早就成了行業巨頭,「雙匯的生鮮肉在全國有90%以上的地方不通暢」。

    一家行業巨頭尚且能有如此遭遇,與地方利益衝突的其他品牌就更不用說了。

    近幾年,「只能抽本地煙、喝本地酒」這樣的現象基本不存在了,而類似雙匯被「封殺」的新聞也變得零星,但地方保護主義卻沒有隨之凋亡,而是換了種形式——過去主要在商品領域,現在逐漸轉向服務業和生產要素領域,或以技術、標準的形式存在。

    1

    近幾年在地方保護的泥潭中陷得相當深的要數新能源汽車。

    新能源汽車無疑是近幾年製造業領域的大熱門,造手機的、搞房地產的、賣酒的也都去造車了,去年其在中國的產銷量均突破了350萬輛。

    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前期,政府補貼發揮了很大作用,今年底補貼退坡,這是實施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的最後一年。

    從2009年開始、到今年退出的13年補貼,與有「地方特色」的政府採購,共同構成了新能源汽車地方保護的兩種方式,與新能源汽車的爆發式增長相伴而行。

    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曾在2016年的一個論壇上說到了前一年自家的比亞迪「秦」和「唐」賣得有多好,末了來了句:

    「如果沒有地方保護主義,這個量還可以再翻兩倍。」

    據媒體報道,那次論壇上,王傳福口誤將「地方保障」也錯讀成了「地方保護」,主持人笑稱:「這雖是無心錯誤,但真正反映了地方保護對於新能源汽車發展帶來的阻力。」

    地方為提高當地稅收收入,會要求進入的企業在當地註冊銷售公司甚至廠房,或者要求企業配套當地的核心零部件。這被稱為「投資換市場」。

    在一次採訪中,當被問及「明確說你必須設廠,我才採購你的產品的,這個比例多不多?」時,王傳福答「很多」。

    還有就是,雖然國家已對新能源汽車補貼的產品及技術標準有明確規定,但地方還是會設立自己的產品技術標準,偏袒本地汽車品牌。

    比如上海2016年2月23日發布的《上海市鼓勵購買和使用新能源汽車暫行辦法 (2016年修訂)》,額外規定了補貼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的3個條件。

    結果,政策發布時上海市場只有上汽榮威e550同時滿足這3個條件,成為該政策下的最大受益者,這很難認為只是巧合。

    同樣,雖然一般的混合動力汽車並不在國家規定的新能源汽車範圍內,但廣州也曾對其進行了補貼,偏向其本地的廣汽豐田,而區別不大的一汽豐田卡羅拉則被排除在外。

    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政府通過對外地企業進行重複檢測、要求其在當地進行測試平台建設或者要求其自建充電樁等手段,增加了外地企業獲得補貼的隱形成本。

    地方政府之所以極力進行地方保護,很大程度上源於地方財權和事權的不匹配。

    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財權集中到了中央,通過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讓地方政府有足夠財力維持運轉。但地方政府承擔了發展經濟的任務,扮演的角色也多,支出大大增加。

    所以,地方政府希望把有限的補貼留給本地企業,「肥水不流外人田」,讓本地企業取得的良好效益轉變為財稅收入。而由於車輛使用地的稅收遠遠不及製造地,所以地方政府更傾向於支持本土企業。

    新能源汽車地方補貼逐漸退坡後,除了政府採購領域,地方保護主義的發揮空間大大縮小。

    但當下很多地方仍以促進汽車消費為名,進行部分地方補貼,向在當地建廠的企業及品牌傾斜。

    除此之外,除了購買,購買後的換電標準、新能源二手車流通等領域都存在地方壁壘,新能源汽車的全國統一市場並沒形成。

    看起來,每家企業在其本土都是得利方,但當其跨越本土跑到別人地界,又都成了受害者,最終將是整個行業的受害。

    2

    「分割」不僅成為企業拓展市場、行業進行整合的桎梏,也是區域發展的阻梗。

    前者影響企業技術和品牌的品牌的培育、行業產業鏈的運轉,後者則影響了區域整個面上的「人流」「物流」效率。

    區域分割最典型的就是「斷頭路」,一般位於省界、市界、縣區界等的邊界處,呈現出很明顯的「邊界效應」。

    「斷頭路」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區域之間本身就是互相競爭的關係,後進地區希望將道路修到發達地區邊界,接受發達地區的經濟輻射帶動效應,而發達地區會擔心機會流到對方一邊,打通「斷頭路」的意願並不強烈。

    即便通過區域間談判來解決,也很是艱辛,需要雙方乃至多方充分溝通、建設用地指標和最重要的投入分攤。

    往往需要開展多輪談判,協調政府、企業、公眾多個利益相關方,增加交易成本;雙方辛苦談判簽署的區域合作協議大部分時候不具有法律強制性。

    比如上海浦東新區與南匯區在2009年合併前,相通的路沒幾條,一隻手就數得過來,從南匯到浦東有時候得繞一大段路至滬南公路才能走通,還難免碰到車流擁堵如螞蟻排隊。

    道路建設的設想和規劃其實都有,但實施的時間表卻一直不明朗。究其原因,北邊的浦東城市化水平高,資本雲集,而南匯,農業為主。

    如果道路打通了,南匯地價便宜,投資建廠的必然會跑到離浦東不遠的南匯。

    兩區道路打通始終沒法解決,最後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兩區合併了,「斷頭路」陸續打通。

    「斷頭路」只是區域合作被地方保護所阻礙的一個側面反映,大多是出於本地利益考慮,阻礙區域間達成合作共識。

    廣州和佛山,上世紀90年代就提出要建立「廣佛都市圈」,2009年3月兩地簽署了《廣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設合作協議》,強力推動廣佛同城化的建設。

    但實質上,這個過程推進得比較緩慢,很長時間裏,雙方之間的交通都沒有真正做到「互聯互通」,甚至也存在「斷頭路」。

    這同樣源於兩地難統一的經濟利益,有學者研究發現,廣州和佛山兩個城市的製造業結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佔製造業比重較高的八種產業中,他們有四種是相同的;而廣州和佛山的第三產業相似程度更高,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租賃和商業服務業在兩個城市都是佔比最高的第三產業。

    在經濟發展同構性較高的情況下,實現兩地的合作意味着兩地人力、物力、財力的更加自由流動,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競爭。所以,在沒有找到兩地最佳利益組合之前,「同城化」就是緩慢的。

    談及行政邊界造成的「分割」,蘭小歡在《置身事內》中寫道:

    行政邊界影響經濟發展,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分割現象今天依然存在,尤其在生產要素市場上,用地指標和户籍制度對土地和人口流動影響很大。從長期看,消除這種現象需要更深入的市場化改革。但在中短期內,調整行政區劃、擴大城市規模乃至建設都市圈也能發揮作用。目前的行政區劃繼承自古代社會和計劃經濟時期,並不能完全適應工業與現代服務業急速的發展和集聚。

    3

    可以看出,上述很多「分割」都源於長期以來的地方政府競爭。

    地方政府競爭其實在過去40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發揮了很大作用,地方政府就像一個個微縮版的企業,地方長官熟諳地方經濟事務,在晉升和政績的驅動下,與其他地方政府相互競爭,招商引資,催動了當地經濟的大發展。

    這被經濟學家張五常看作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秘籍」。但由此也帶來了較為分割的國內市場。

    但當前的中國已經面臨新的形勢,擴大內需成為戰略基點,由利用他國市場為特徵的「客場」經濟全球化模式,轉變為利用內需為主的「主場」經濟全球化模式。

    這就需要打掉地方保護等「堵點」,讓地方政府能改善的營商環境這樣的「不可移動資源」變得更有競爭力,吸引來企業這樣的可移動資源。

    一個地方經濟發展得好,是由於地方政府經營的不可移動資源與企業經營的可移動資源形成了好的互補效應。

    換言之,企業面對市場競爭、開展創新,要以大量精力應對不確定性。而政府經營好不可移動資源,減少了不確定性,企業在資源一定的情況下,就可以把主要精力分配到市場競爭和創新活動上。

    於是,企業變得更有競爭力,提供好產品,推動創新。

    而且,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也能發揮出各區域的比較優勢,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差距的問題。

    林毅夫在《解讀中國經濟》中提到:

    如果建立起一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東部地區多發展製造業,中部地區多發展農業,西部地區多開發與自然資源相關的產業,然後,各地的產品在全國統一的市場上進行交換,將有利於各個地區比較優勢的發揮。

    如果有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市場,那麼東部就可以逐漸減少農業生產,改從中部購買糧食,這樣一方面東部可以集中力量發展製造業,另一方面對於中部農產品生產來說,現在需求增加,價格就會上漲,東部製造業的發展就變成了拉動中部農業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驅動力。

    同樣的道理,東部發展越快,從西部購買的資源也就越多,資源價格越高,西部居民的收入就會越高。

    發展農業、資源產業就吃虧了嗎?

    其實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資源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專業地發展農業、旅遊業和資源產業,同樣可以致富。

    雖然世界上富裕的國家基本上都要經過工業化的過程,但對於一國內部的不同地區而言不一定這樣,因為不同地區可以有經濟上的分工。

    以美國為例,美國中部很多州其實主要依靠三種資源:玉米,黃石公園和大峽谷,銅礦,分別對應農業、旅遊業、資源產業,分別依賴的核心投入品為土地、自然風光和礦產,這三樣東西都不具有流動性。

    對於不能動的資源,要讓從事相關行業的人富起來怎麼辦?區域內人口的自由流動,人減少後,人均GDP也就提高了。

    事實也正是如此,美國中部很多人到東西部海岸地區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中部很多州雖然人煙稀少,但通過合理規劃,生活在這裏的人反而很富有。

    中國中西部很多地區風景優美、資源豐富,除了服務於當地需求的工業,很多收縮城市難以發展起其他工業,如果盲目採用地方競爭的思路,繼續發展不適合當地的工業,只會造成效率下降,不如依靠自身獨特的競爭優勢來發展。

    當然,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個長期的過程,正如蘭小歡在《置身事內》所寫:

    我國疆域廣闊、人口眾多,建立和打通全國統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場,實現貨物和人的互聯互通,難度不亞於一次小型全球化,需要多年的建設和制度磨合。過去幾十年,從鐵路到網路,我國各類基礎設施發展極快,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也衝擊着一些舊有制度的藩籬。

    未來,只有繼續推進各類要素的市場化改革,繼續擴大開放,真正轉變地方政府角色,從生產型政府轉型為服務型政府,才能實現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推動我國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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