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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元春:大宗商品價格將階段性盤整,宏觀政策應觀望為主

    劉元春:大宗商品價格將階段性盤整,宏觀政策應觀望為主

    大宗商品價格,或持續高位盤整

    證券時報:在監管層出手後,一些商品期貨價格出現明顯回調。大宗商品價格是否已經見頂?

    劉元春:判斷大宗商品價格走勢要認清其上漲原因,以及下一步供求變化態勢。目前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推動力,一是經濟復甦帶來的需求恢復,二是新冠肺炎疫情有所反覆導致的「供給瓶頸效應」,三是全球多數國家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導致的流動性持續增長帶來的金融泡沫。三大因素疊加導致部分大宗商品價格出現了持續性上漲。

    但從基本面看,大宗商品價格後續不具備持續上漲的基礎。以石油價格為例,雖然從去年最低點的「負油價」一路上漲到如今的60~70美元區間。但市場認為,全球復甦的現狀並不支撐石油價格的持續反彈。需求沒有全面復甦決定了大宗商品價格的基本面。其他幾大類商品如鐵礦石等也有類似情況。

    考慮基數因素,PPI高點可能出現在二季度末。但考慮到大宗商品漲價主要為恢復性上漲,供需錯配仍然存在,後期會出現價格的階段性盤整。

    證券時報:您認為大宗商品價格會在高位持續一段時間?

    劉元春:是的。包括石油、鐵礦石、金屬和農產品。特別是石油價格,可能在60~70美元的區間高位盤整波動。

    近期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對於應對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作出了具體的工作部署。對於受大宗商品漲價衝擊的生產型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佈置安排了一系列對沖成本上升影響的政策舉措。在市場環節,通過打擊囤積居奇,整頓市場秩序,穩定市場價格,以及合理引導市場預期作出安排。這表明中央並不把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簡單地歸結為經濟過熱的現象,這個定位是合適的。

    中期大宗商品漲價效應,肯定會傳導到消費端

    證券時報:5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努力防止大宗商品價格攀升向居民消費價格傳導。如何理解這一部署安排?

    劉元春:中期看,消費者價格肯定會受到一定影響。當前我覺得政策應當保持關注。由於中國市場競爭很激烈,目前導致生產者向消費終端進行傳導的效力並不強烈。雖然不強烈,但是如果上漲幅度過高、持續時間過長,最終仍會向消費端傳導。

    上游原材料漲價向消費端傳導,分析推升價格上漲的點更為重要。比如前年由於非洲豬瘟所帶來的豬肉價格暴漲,導致個別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按年漲幅超過了3%。針對這個問題,政策進行了分類處理,從民生角度,政府採取價格補貼措施對沖價格影響。從供給端,除了開展大規模的補貼,並擴大進口規模,進而來縮減豬周期的波動幅度。近年來,中國在應對這種情況下的價格管理策略已經很成熟。但這一次大宗商品價格上揚涉及範圍更廣、品種更多,更難控制,應對起來更復雜,所以要高度重視。

    證券時報:您認為今年後期消費品會普漲嗎?

    劉元春:目前居民消費綜合成本並沒有明顯上漲。哪些消費品會率先漲價,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市場供求結構和競爭程度。供需比較平衡的行業產品,成本傳遞效力就會相對較弱。如果生產者壟斷性比較強,議價能力比較強,成本壓力就會大幅度向下遊傳遞。但是不管怎麼樣,雖然不同的市場結構裏面,不同的競爭環境中間,傳遞率不一樣,但一定會向下遊傳遞。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部分企業可能受輿論影響搞囤積行為,甚至一些廠家趁機漲價,進而影響市場秩序。在歷次價格控制案例中,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引導市場預期,打擊囤積居奇行為,整頓市場秩序。從經驗來看,這些做法往往比較有效,對消費者有利。

    政策要格外重視漲價,對資產價格變化的影響

    證券時報:當前通脹形勢下,貨幣政策會進行調整嗎?

    劉元春: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情況跟俄羅斯、土耳其等國有本質差別,跟歐美所面臨的情況也有很大不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來的衝擊,還不足以讓宏觀經濟政策全面轉向、快速轉向來應對。

    但是商品漲價對於生產者的衝擊會造成一大批中小企業成本負擔過大,在目前強調保市場主體保就業,經濟整體處於快速復甦的關鍵階段,需要對一些受大宗商品漲價衝擊較厲害的中小企業和行業進行適度的價格補貼。同時,需要對市場秩序進行整頓調整。對於部分消費者也可以出台一些對沖性的政策舉措。

    需要強調的是,一個價格現象,在不同環節、不同時點採取的對沖政策和方法會有很大差別。看待本輪大宗商品漲價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全世界大多數國家認為這是短期現象,不具備可持續性。這是一個共識。

    證券時報:應對輸入性通脹壓力,您認為還可以採取哪些政策措施?

    劉元春:根本上,我們需要對定價權有新一輪的思考和機制調整。中國作為大宗商品最大的需求方,在價格談判上卻一直處於劣勢,這跟我們的市場機制和與供應者的談判關係有密切關聯。我們還要繼續推進制度體系的改革。

    短期看,在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後,人民幣匯率必定會產生對沖性的變化。人民幣升值是一個很重要的對沖性變化。但從宏觀角度,我認為大可不必。因為目前這一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更多是去年疫情衝擊帶來的價格過度下滑後的恢復性上漲,供給瓶頸也起到了助推作用,但目前不足以對國內宏觀基本面帶來過度衝擊。

    目前監管層已經採取了很多措施。我認為,還要有對沖相關行業成本上升的政策措施。在具體執行中,扶持對象的識別需要有比較嚴格的論證。此外,建議對於個別影響較大的消費品要進行持續價格追蹤。觀察價格傳遞在不同環節、不同區域、不同部門的傳遞效應,進而採取相應的舉措。在居民消費端,在宏觀政策層面,當前應該還是以觀望為主。

    後期,如果價格上漲從局部變化真的演變為一個持續性的現象,我們需要出台更為系統性的政策,特別是宏觀政策要做出相應的對沖。但是從目前來看,很多大宗商品價格已經出現頂部波動盤整,宏觀政策的調整要更為審慎地處理。

    證券時報:通脹預期穩定後,宏觀經濟政策會不會加速調整?

    劉元春:我認為宏觀政策還會按照既定的復甦路徑來進行。比如:從去年4、5月份開始的超常規疫情救助政策和一攬子刺激政策將逐步退出。宏觀經濟政策要從超常規的一攬子刺激政策向常態化的擴張政策進行轉變。

    具體來看,在市場主體、消費主體救助政策方面,可能政策會逐步地退出,但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給予常態化定位,並根據復甦進程進行預調微調。

    預調微調的最重要考慮因素就是要妥善處理復甦和金融風險控制兩者之間關係。中國目前的金融風險具有特殊性,控制風險要加以識別。比如房地產行業等泡沫化的行業控制力度就要大一點。

    另外也要考慮到,如果貨幣政策收縮過快,會導致金融風險釋放的路徑出現變異,不利於風險的釋放,甚至造成了更大的風險,這就需要貨幣政策調控在助力經濟復甦和管控金融風險之間更加精準發力。下一步的貨幣政策決策會更加複雜。如果説把進行疫情防控和經濟停擺後的全面重啓看作是金融周期的上行階段,現在則相當於下行階段。上山容易下山難,做下山的風險管理比上山還要重要,也更難。

    今年下半年對於宏觀政策和結構性舉措提出的要求會更高。從經濟角度講,今年恰恰是各種風險、各種問題持續快速暴露的一年。大宗商品漲價只是在復甦進程中,結構性效應和風險顯現的一個體現。在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之後,未來的資產價格變化、流動性調整和市場預期的變化,給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一些地方國企資產負債表、局部行業的企業資產負債表和一些中小金融機構資產負債管理帶來的挑戰,需要宏觀經濟政策格外關注。

    劉元春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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