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新論香港發展需要八大新思維

核心觀點

1、香港過去發生的很多問題都可以歸結為「超級滯脹」。香港的「超級滯脹」與歐美國家不同，它是放任炒樓導致樓價急劇上漲引起。它是經濟低增長和高樓價、高通脹並存的情況。這是跨越經濟社會、民生政治各方面的一個結構性難題，也是香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巨大障礙。

2、香港發展需要八大新思維：保護居權、激勵創新、提升金融、促進投資、深化合作、扶持青年、保護社會和制度創新。

3、香港創新經濟發展需要八大要素：創新思維、創新模式、政府對創新的有效支持、科技跟產業的密切對接、創新科技與創新金融的深度融合、創新人才、創新成本、嚴謹的知識產權保護

4、香港面對着很大的挑戰，但是也面臨着很大的機遇，就是從一個亞洲都會轉向一個全球都會的重大機遇。隨着東亞半球的到來，香港有機會往全球都會的方向升級，如果成功，香港可以成為世界級的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商貿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只要努力去爭取，香港一定有好的前景。

正文

這本書是我來香港25年後出版，將我過去在政府工作期間的想法做了一個歸納總結和思考，出版一個月後就售空。

總的來講，這不僅是一本經濟、金融方面的書籍，其中還包括了香港社會民生、政治管治等方面的問題，是對香港過去整體發展的思考，也是對未來的思考。

在該書的導言部分，我將過去香港發生的很多問題歸納總結出來，將其稱為「超級滯脹」。

滯脹本身是一個經濟現象，但實際上香港又將它放大為社會民生問題，因此我提出一個命題——香港是不是真的衰落了？

回歸初期，香港的地位非常高，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GDP佔到內地的30%左右。但經過多年後，大家都在想香港是不是已經衰落了？

我認為，衰落有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放緩。比如書中提到過去30年，香港本地經濟增長不到4%，每隔10年它的經濟增長率是在不斷下滑的。

過去五年，香港經濟增長只有0.2%左右，而內地是5.8%，台灣是2.8%，韓國是2%，新加坡是1%。

二是表現在社會層面，例如居住條件的不斷惡化，貧富差距更加懸殊，收入增長緩慢，退保嚴重不足，人口老齡化嚴重。

這些問題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最典型的滯脹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從美國開始後來影響到全球，特別是西方國家七國（G7）。

從本質上看，滯脹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從產業資本主義轉向金融資本主義過程中的制度失衡在經濟上的具體表現。有些人認為是實行凱恩斯主義政府幹預造成的，其實並不是這樣。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的滯脹沒有那麼嚴重，到八十年代才開始，而且與歐美國家不同。歐美國家的滯脹主要是由超發貨幣引起，香港則是放任炒樓導致樓價急劇上漲引起。

此外，歐美國家的滯脹主要侷限在一些經濟領域，而香港不單是經濟領域，還擴大到了社會領域，比如房屋問題、土地問題。

在經濟領域，我們看到香港這麼多年以來，人均GDP其實是不斷增加的，但這裏面虛擬泡沫的部分很多。

例如1988年香港人均GDP剛剛超過1萬美元，1993年就增加到2萬美元，但這五年當中的70%是通脹帶來的，而不是實際生產的。

後來從1994年到2007年，十四年的時間香港人均GDP再增加到3萬美元，其中超過一半也是由通脹帶來的。

這個通脹不是我們平常講的CPI（消費物價指數），而是整個經濟的通脹，是一個廣義的通脹。

民生領域，一方面是樓價漲到極點。從1985年到2020年，香港樓價上漲21.2倍，但人均GDP增加了6.5倍，就是說我們的收入遠遠趕不上私人住宅樓價增長速度。

另一方面，香港的居住條件是「滯」到極致。八十年代不需要大學畢業的銀行員工，就可以用工資在北角購買一套1000尺的房子，而現在，三個大學畢業生都買不起。

這不是一個機構的問題，這是一個社會現象，收入增長很慢，但是通脹很高，人均居住水平不斷下降。那麼，一方面樓價大漲，一方面居住水平下降，這就是房地產領域的滯脹。

所以，香港的「超級滯脹」就是經濟低增長和高樓價、高通脹並存的情況。這應該說是跨越經濟社會、民生政治各方面的一個結構性難題，也是香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巨大障礙。

我的書也是從這個方向出發，回答了香港所謂的衰落的問題。我認為，有三個情況是需要注意的：

其一，香港的衰落是相對的，比如說跟深圳比或者是發展比較快的地方比，它是一個相對衰落，但如果跟歐洲美國來比，香港經濟還是有一定的增長速度；

其二，香港的衰落不是全方位的。香港在金融、投資、法律和人才各個方面仍然是亞太地區首屈一指，所以我最近提出了「三元經濟」，也是想進一步解答這個問題。

其三，香港真正衰落可能要經過很長的歷史時期；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能夠做出戰略上的調整，能夠做好各項工作，衰落可能就會停止，香港就會浴火重生、再創輝煌。

因此，我在本書中主要講了「八大新思維」：保護居權、激勵創新、提升金融、促進投資、深化合作、扶持青年、保護社會和制度創新，我簡單給大家報告一下這八個方面的內容。

解決香港居住問題——「雙軌制」

第一，保護居權。我把住房問題放在第一位，因為我們講的滯脹雖然是一個經濟現象，但是更多的是一個房屋問題，是高樓價泡沫形成的。所以我就談到了關於香港房地產模式的缺陷，這個缺陷我是將其擺在全球範圍來看。

全球的房地產模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歐洲美國模式，這個模式包括了日本、韓國、澳洲、新西蘭，其實是市場經濟的模式，土地供應都是市場，但是它會讓稅收來調控樓價。它有兩種稅收，其中一種就是房產稅，每年一般是樓價的1%～3%。

第二種是新加坡模式，是由政府提供住房為主的模式。大概有接近九成的房屋都是政府提供，私人住宅只佔到10%左右。以上兩種模式都是以居住為本、注重實體經濟的模式。

第三種模式就是香港模式，也稱為投資／投機主導模式。政府主要控制土地供應，目前為止是比較差的一種模式。

我計算過，美國從1890年到現在，樓價基本是跟通脹走的，而在這120年時間裏面，美國的人均GDP增加了4倍以上。當樓價跟通脹走的時候，實際收入就可以改善居住條件。

另外，美國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推動是非常厲害的。過去100多年，很多人認為美國經濟增長是靠創新，創新當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消費，特別是房地產消費。

歐美國家的房地產叫實體經濟的房地產，它能夠真正帶動60多個行業的發展，它是以實體經濟呈現，而不是以虛擬經濟。

現在美國的房地產及相關行業佔到美國經濟比重32%左右，是美國製造業的3倍，金融業的5倍。

我認為，香港的房地產模式出現了三大問題：一是居住條件比較糟糕，現在人均住房面積只有15平方米，而且還在不斷減少，更不用說劏房和寮屋。

新加坡人均居住面積是超過30平方米，歐美國家和內地很多地方也都比香港居住條件好。

二是收入分配嚴重傾斜。因為香港人一半有房子，一半沒有房子，高樓價的增長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傾斜。

香港基尼指數現在是0.539，這是很多國家地區裏最高的，但是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房地產，包括房地產的話起碼超過0.7。有人說，如果說基尼指數超過0.6就會爆發革命，可想而知0.7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從實際情況來看，2003年沙士結束後，新一輪樓價上漲到現在已經有18年，這18年房地產創造了泡沫虛擬收入相當於香港10年的GDP總量，這個數量比這18年來香港380萬打工者所有的工資都多，也比18年來幾十萬企業創造的利潤都多。

所以香港房地產其實是第三次的收入分配，比第一次和第二次更厲害。

三是使香港的經濟增長受到嚴重影響。一開始高樓價會帶動投資、帶動增長，但因為收入永遠跟不上，就形成這樣的問題。

過去20年香港因為房子越蓋越小、越蓋越少，按聯合國SNA標準計算，平均每年拉低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所以過去20年香港GDP增長平均只有2.8%左右，如果沒有房地產的影響，起碼可以到3.8%以上。

這個問題怎麼來解決？我在這本書裏就提出，要用「新居屋計劃」來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樓價漲到這個程度，如果要讓大家可以買得起樓，樓價就需要調整70%，但是調整如此之大，香港經濟財政收入、房屋資產會非常混亂，所以這是很難辦的，但是不調整又不能解決居住問題。

所以，我就提出實行「雙軌制」，市場這一軌先不管，另一軌實行「新居屋計劃」。

第一，一方面新居屋數量要大，每年起碼要建3萬套房子，現在居屋一年只有幾千套；另一方面，減少私人住宅和公屋的供應，因為只要把新居屋建好，很多去申請公屋的市民都可以申請新居屋。

第二，定價要跟家庭收入掛鈎，讓80%左右的香港居民，特別是年輕人能夠買得起房子。可以提供幾種不同面積的新居屋，比如四百尺左右、六百尺左右、七八百尺，根據不同的家庭需求來提供，房屋定價比一般私樓要低很多，但是獨立運作與市場無關。例如如果是三四百尺的房子100萬就可以購買，按照5%的政策，5萬港幣就可以買樓。

此外，還有兩個計劃能夠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新居屋計劃」是解決「從無到有」的問題，怎麼解決「從有到好」的問題？

其一就是「藏地於民」政策。比如說在換樓的時候，可以讓你的居住水平不斷提高，但成本又不是很高。比如現在五百尺是500萬，1000尺是1000萬，如果想換1000萬的房子政府可以幫你出一半，你自己掏另一半，自己掏的這一半還可以去貸款。

政府幫你出的一半不是給你現金，而是「購地證明書」，你可以拿「購地證明書」向發展商買新的房子，發展商把你的「購地證明書「收回來以後，就可以向政府拿地。那麼這套房子你的產權佔75%，政府佔25%，你賣掉以後或者是離開香港，其中25%要還給政府。

其二，是推動舊區重建。香港舊區重建其實加快了很多，最近10年香港的新住宅裏有一半左右是舊區重建來的。但是這樣的速度仍然不夠，因為現在香港的老房子越來越多，平均每過一年，香港的房子就要老半歲，再過二三十年，房子越來越老。

香港老房子和歐洲不同，歐洲老房子很漂亮，香港老房子很恐怖。

另外，怎麼解決土地的問題？當初我就最早提出來在桂山島填海。

桂山島在香港的南部，屬於珠海。那裏其實已經有三個小島，桂山島、中心島、牛頭島，面積已經有10平方公里，可以填60平方公里，將50平方公里租給香港，差不多等於重造一個香港島，可以建60萬套1000尺以上的房屋，也可以擁有800萬平方米的商業土地面積，剩下的20平方公里的用來打造世界級的碼頭運輸中心。

香港可以把葵涌碼頭搬過去，葵涌碼頭又可以拿來發展相關的房地產。深圳、珠海的碼頭也可以搬過去，建成後可以成為比上海的大小洋山港更大的世界級碼頭。

我認為房地產是可以發展的，而且可以在香港的現有條件之下，在兩難中選擇出一條比較好的道路出來。

推動創新創業發展——「八大要素」

第二，激勵創新。每個人看香港都有不同的觀點，有些人說香港經濟衰落了，但看金融發展又很好，房地產也是有人看好有人不看好，因此我最近提出「三元經濟」。

第一元是傳統經濟部門，包括貿易、物流、旅遊、製造業等，這些行業這些年都在不斷走下坡路，貿易2008年開始走下坡路，旅遊2014年就開始走下坡路。傳統部門佔到香港經濟比重的60%，但過去五年是負增長。

第二元是金融部門，它的佔比差不多在21%左右，但這部分可以獨立運作。因為香港股市是內地經濟的晴雨表表現，而不是香港經濟的表現。

我們的資本市場上市公司市值80%以上是中國內地企業，我們的銀行貸款有差不多45%以上是給中國內地企業貸款，再加上很多貿易融資其實都是跟內地貿易有關，所以香港金融業基本上可脱離本地經濟來運作。去年香港經濟不好，但是金融業整個發展還算是不錯。

第三元就是房地產部門，它創造的附加值接近香港經濟總量的20%左右，也可以脱離開香港經濟來運作。比如去年香港經濟負增長6.1%，但是香港的樓價其實是沒有變化的，甚至去年底比前年底還略增長一點點。

現在我回來講怎麼搞創新。首先，怎麼促進第一元經濟——傳統部門的發展。比如實行「高端服務＋」的模式，香港的服務業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是能夠往產業鏈再拓展，再進行創新就能做得更好。

比如說我們的醫療、生物科技做得很好，可以往疫苗方面、生物科技方面轉化。另外，還可以實行「健康港」計劃，香港可以把生物醫藥、疫苗、中醫中藥綜合起來，發展一個專門的行業。

我舉個例子，其實2001年香港大學就發明了戊肝疫苗技術，但是香港本地沒有辦法產業化，後來就賣給了中國杭州一家企業，才賣了800多萬港幣。後來經過了很長時間，在內地做了10萬例的臨牀測試，才把這個疫苗就拿出來使用。

搭建創意中心。這也是香港創新的一個很重要的內涵，過去香港的電影電視發展其實很不錯，為什麼現在不行？

我們怎麼去鼓勵電影電視行業的發展，這是很重要的。現在不行我覺得跟社會潮流有關，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電視發展為什麼那麼好？

是因為那時候的編劇非常通中國文化，演員都也能夠掌握到中國文化的精髓，所以他們拍出來的東西能夠為十幾億人所喜歡。現在香港拍的電影電視更多的是很Local的東西，就沒辦法有很大的影響力。

還有亞洲標準中心。當初我們提出的時候，就是因為亞洲標準跟歐洲標準不一樣。比如說歐洲很多標準是工業化時代形成的，後來我們用他的標準，但其實很多標準跟東方人不同。香港其實是可以在很多產品跟服務標準方面做出貢獻。

我還建議香港政府要搞一個創新、創意、創業基金，來推動香港創新創業的發展。此外，還有初創企業的人才培養等。

國際一流的創新環境需要八大要素

現在我還有一些新的想法，我們研究發現，香港的創新經濟為什麼發展不好，其實最重要的不在於高校老師只重研究不重產業化，也不是資金不夠，最重要是缺少國際一流的創新環境。

香港的營商環境是全球一流的，但是創新環境很弱。創新環境跟營商環境是不一樣的，營商環境針對貿易投資，創新環境是針對創新經濟，兩個思維完全不同，營商影響環境只是創新環境裏面一小部分。

我認為有八大要素。第一個要素，創新思維、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所謂創新思維就是要有改革的思路、創新的思維。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福建省政府上班的時候，我們動不動就想改革，就想創新。而深圳是更厲害的，凡是到深圳去的人都有危機感、緊迫感，希望能夠創新，所以特區就這麼被開拓出來。

香港就非常有難度，香港講的是規範化，包括政府管治也是一樣，要做一個決策，不是說這個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做，要先看有沒有規定，先看法律允許不允許，如果說規定沒有的，法律不允許的就不做了。

但如果是創新思維，我們要先確定這個事我們應該做，沒規定我們去改，法律不允許的我們就修改法律，這才是創新經濟或創新管治的一種思維。我覺得香港很缺這一點，而這一點是靈魂，非常重要。

第二個要素，創新模式。創新模式有兩種，一種是在地自創模式，立足於本地，然後不斷髮揚光大，這個模式以自主創新為主。

最近「十四五」規劃其實也是講自主創新的問題，這也是歐洲美國、日本後期、韓國、深圳的模式。這個模式需要的時間很長，但是很有價值，如果成功了以後價值不得了，比如Apple，是自主創新的典範。

第二種叫平台引進模式，引進外國的技術、人才、資金來發展我們的高科技。從目前來看，這種模式其實有點像做生意的模式，效果一般都不好。

非常可惜香港就是這種模式，所以就不成功，包括的科學園也屬於這一類，未來河套地區如果還是這個模式的話，就會非常麻煩。

第三個要素，政府對創新的有效支持。有效支持除了提供資金以外，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東西，比如說由政府提供的資金來做研發（R＆D），後期有很多的問題要處理，比如專利權歸誰？美國大多數都是給創新者，最大限度調動他們積極性，因此誕生了很多初創企業。香港這一方面過去做的不夠，所以還需要加碼。

第四個要素，科技跟產業的密切對接。官產學研的結合，然後把研究成果變成產業化。這一部分我覺得美國硅谷、中國深圳都做得很好，但是香港由於工業的轉移，整個對接就做得不好，這也是我們的創新產業一直起不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五個要素，創新科技與創新金融的深度融合。創新科技要發展，創新金融是很重要的，一般金融服務不了創新科技。

比如說一個初創企業要到銀行貸款，銀行不會給他貸款，因為沒有三年報表，但是創新金融可以做到。風險資本、股權投資、中小企業板、創業板、科創板，包括現在的香港的同股不同權和生物科技企業上市特殊安排都屬於創新金融，但遠遠不夠的。

我舉個例子，2017年到2019年上半年，大灣區的股權投資資金總量深圳佔62%，推動了整個深圳高科技的高速發展，而香港僅佔14%。

第六個要素，創新人才。創新人才為什麼我放在後面？因為人才如果沒有平台，沒有收入，是吸引不來的。這幾年香港拼命在引進人才，但是沒平台、沒產業，就沒地方找工作，找到工作以後收入也不高，所以很多引進來以後就走了。本地培養了很多高科技的人才，包括博士、碩士很多畢業後就走了。

第七個要素，創新成本。創新成本很重要，全世界來講，高科技的城市創新成本都相對比較合理，比如說硅谷早期的時候，創新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就比紐約、倫敦更快崛起。

這幾年硅谷整個創新成本也高了，特別是房地產高，所以現在很多企業都搬走了。深圳華為也把一部分的工人搬到東莞去。

香港的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多次的調查都發現，香港的居住成本是全球排在第一。我算過深圳的樓價跟香港差不多，但是實際上租金沒上去，因為居住成本和租金有關。

另外，深圳的房地產裏有80%以上是小產權房，並不是商品房。深圳差不多有一千零四十幾萬套房子，其中商品房是186萬套，佔不到20%，還有180萬套是工廠企業自己蓋的員工宿舍，另外還有超過500多萬套是城中村的房子。

以前我到深圳去，我問出租車司機住哪裏，他說住在城中村租金3000塊錢一個月，如果是商品房要6000塊錢以上。很多初創企業都是在城中村裏面發展的，他們的工廠大廈、商業寫字樓都很便宜，所以這其實是帶動了整個深圳發展的重要因素。

第八個要素，嚴謹的知識產權保護。這一塊香港做得還不錯。

我講的八大要素，其實香港真正做得好的只有第八個，其他方面都有嚴重的不足，都需要補短板，所以未來特區政府應該在這些方面創新，首先要打造一個世界一流的創新環境。

全球金融中心支撐——「五大世界級金融市場」

第三，提升金融，我剛才講的「三元經濟」裏有很大一塊是在講金融。香港的金融將來還是會發展得很好。

一方面是因為整個東亞地區、內地的發展非常快，需要金融支持；第二方面是因為香港的金融有一些特色跟內在優勢。所以結合起來以後，未來的發展就相當好。

我想到一個新的命題叫做東亞半球。現在很多人就講是東昇西降，這個趨勢是存在的，但是我更看好的是東亞半球。東亞現在是算16個經濟體，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時候，它只佔到全球的經濟比重20%，但是去年佔到30%，12年時間東亞經濟比重在全球提高了10個百分點，這個速度非常快。

2008年歐洲美國的經濟佔全球一半，但金融海嘯以後逐步的衰退，2017年東亞經濟總量超過北美地區，變成全球最大的經濟區域，經濟重心已經轉到東亞。

我預測到2035年，東亞經濟比重會提高到全球的40%左右，到2050年提高到5成，全球經濟格局會出現一個徹底的轉變。

正因為這樣，金融一般都是跟經濟走。比如說上世紀70年代，香港金融蓬勃就是因為經濟全球化開始，歐洲美國企業大量在亞洲投資，他們希望能夠在亞洲找一個地方為他們的企業提供服務。

因為香港是英國管治的地方，是自由港，他們就選擇了這裏。剛開埠的時候，香港其實金融不自由，只不過是貿易自由、投資自由，等到1973年香港放開了外匯管制，1974年放開黃金管制，1978年放寬銀行管制，才開始慢慢發展。

歐洲美國在過去的200年統治了全球的整體經濟，造就了兩大全球金融中心，一個紐約，一個倫敦。

怎麼來劃分金融中心？其實現在的很多劃分方法我覺得都不是很科學。我覺得應該這樣劃分，先把金融中心劃分為國內金融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國內金融中心跟國際金融活動沒什麼關係，國際金融中心就有很多跨境外國金融機構高度參與。

國際金融中心又分成三個等級：第一個叫做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比如說像香港、新加坡、法蘭克福、東京，現在上海也算是，因為它的影響主要是區域，沒有全球的影響功能。

第二個叫做特色國際金融中心，它是一個單項冠軍或者是單項做得很好，比如說像芝加哥，期貨就做得非常好，但它在全球也是有巨大影響力。

第三個叫做全球金融中心，這個是最高等級的，規模大、人才多、功能齊全，同時又是全球金融產品的定價中心和金融創新中心。

其實金融中心的定價權很重要。什麼叫定價？比如說美元和歐元的匯率定價其實是在倫敦定，倫敦的外匯交易總量佔到全球的1／3以上。

再比如說石油怎麼定價？按照經濟學原理，定價應該是由供給和需求決定的，但其實大宗商品很多都不是，是由金融市場來定的，比如說中東石油出口最多，他定不了價，中國進口石油最多，我們也定不了價，最後是由兩個金融市場來定。

隨着東亞半球的形成，應該會出現兩個金融中心，哪些地方是最有機會的？現在亞洲地區有5大金融高手，東京、孟買、新加坡、上海、香港，我覺得未來上海跟香港是最有機會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兩個地方。

但是怎麼分工呢？十多年前我在特區政府工作時就提出，上海的未來是中國的紐約，香港的未來是亞洲的倫敦，大家共同為國家、為東亞地區、為「一帶一路」、為全球提供金融服務。在這個範圍之內，香港未來可以打造五大金融市場。

第一是亞洲最重要的資本市場。現在香港的股市排在全球第五，跟東京差一點點，如果有更多的中概股從美國轉到香港，就能超過東京，變成全球第四，未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第二是人民幣的離岸市場。未來隨着人民幣不斷走出去、加快走出去，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人民幣業務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多。

第三是財富管理中心。現在香港管理的財富約為37，000億美元，在亞洲是最多的，倫敦則約為10萬億美元左右。

未來隨着東亞半球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財富在這裏產生，有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在這裏發展。我估計到2030年，東亞地區的中產階層人數會增加到12億人，財富管理也會增長得很快。

第四是綠色金融中心。國家「十四五」規劃已經確立香港作為亞洲的綠色金融中心。現在香港發行的綠色債券已經超過300億美元，未來五年特區政府可能會發行1755億港幣的綠色債券，主要是為香港的綠色建築提供融資。因此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潛力很大。

第五是「一帶一路」的投融資平台。未來東亞地區有兩個增長動力，一個是RCEP，它作為區域經濟組織是全球最大、最包容、最有潛力的，但它是通過貿易跟投資規則來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第二個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是一種區域合作的創新，通過補短板來推動經濟發展，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一帶一路」比RCEP更重要，就算貿易投資規則做得再好，如果一個國家連基建都沒有，規則對它來說是沒用的，這也是為什麼WTO成立了這麼多年，南北差距一直沒有縮小的原因所在。

比如巴基斯坦的基建很差，電力嚴重不足，在中心城市每天要限電拉閘十個小時，所以中國跟巴勒斯坦的「一帶一路」建設，絕大多數投資都用於能源和基建上，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才能把它的經濟拉動起來。

香港未來有五大世界級的金融市場，共同支撐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發展，這是一個大方向。

我講的第四個主題是強化投資。因為香港是一個亞洲的投資平台，未來我們可以跟內地更好的合作，擔當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平台，也可以繼續擔當全球走進內地的平台。

過去40年，香港對內地投資達到12，000億美元，佔內地FDI的55%左右，最近幾年更是達到了70%。未來五年，我估計香港還可以為內地提供5000億美元的資金，內地通過香港「走出去」的企業會更多，香港這個平台會更大。

我講的第五個主題是深化合作。有人說香港是一帶一路的「超級聯繫人」，我認為香港的角色不止於此，因為「超級聯繫人」給人的感覺像做買賣，左手轉右手，但其實香港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服務中心，是「一帶一路」的國際服務樞紐，做金融、投資、貿易、物流和專業服務。

中國內地很多企業都通過香港「走出去」，它們不完全是利用香港做買賣，而是利用香港綜合性的專業功能。

舉個例子，中國有一家企業叫做三峽集團公司，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水電企業，前幾年在巴基斯坦拿了四個水電站的項目，為了投資這幾個水電站，它在香港成立了三峽（南亞）公司，利用香港的平台做PPP，把公司的股權多元化；完成70億美元的融資；享受香港專業的法律服務，因為香港是普通法，巴基斯坦是普通法加上伊斯蘭法律。

我講的第六個主題是扶助青年。香港的經濟發展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成果，其實對年輕人是很不公平的，比如說房屋問題，香港的房屋對個人和企業來講是很好的投資，但是對居住來講是　「上下左右都不是人」。

左右來看，一半人有房子，一半人沒有房子，這些人矛盾很大；上下來看，老一代的房子比較多，年輕人卻根本沒房子住，樓價增長長期且遠遠高於收入增長，使得香港房子越蓋越小，年輕人越來越買不起。

我在《香港新思維》這本書中提出了四大解決政策。第一是新居屋計劃，這項計劃主要是針對年輕人，使年輕人更快、更低成本地「上樓」，房子對年輕人來說不僅可以居住，還是資產，只不過沒有市場漲得那麼快。所以新居屋計劃是兼顧性的。

第二是創業創新。如果沒有創新產業，年輕人想提高收入很困難，因為創新產業或者創新資本不但能夠帶動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它的收入分配跟地產資本不同，是扁平化的，也就是說知識、專業、科技的多參與分配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華為，華為不但R＆D做得好，收入分配也做得很好，勞動報酬跟資本報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3：1，最大程度地調動了創新人員的積極性。

華為的服務做得也很好，日本核電站爆炸那年，很多人都往後撤，但是華為派人進去搶修，因為當地的電信服務是華為提供的。我認為東亞文明中應該包含企業的經營文化。

第三是大灣區的機遇。我建議大灣區拿出一個比較大的地方，打造一個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提供政策，吸引大灣區特別是香港的青年去發展。雖然現在已經有了一些類似的基地，但規模太小。

第四是對於青年的家庭給予適當支持。比如說提供更多的政策、更多的補貼，讓青年家庭能夠養育孩子。

我講的第七個主題是保護社會。市場規則屬於經濟領域，社會規則屬於社會領域，如果這兩個領域起了比較大的衝突，就會演化為嚴峻的問題。房屋、教育、醫療、退休養老都屬於社會領域，不能實行市場規則，現在的房地產領域已經釀成了有缺陷的市場規則。

針對退休養老，我提出加強退保，現在香港把退休保障交給市場來解決，強積金主要是做金融投資，但實際上投資其他可能更有保障。比如說實業投資，我推算過，香港對外投資總額達到6萬億美元的市場規模總值，1／3是實業投資，2／3是金融投資。

按照資產回報率看，金融投資的回報率只有實業投資回報率的1／4，所以退休保障可以考慮實業投資，增加退休保障的回報率。

又如現在有好幾條隧道將要收回政府所有，隧道是非常固定的收入，政府可以搞一個基金，提供一個固定回報，我們把退休基金放進去，增加回報率。

我想講的最後一個主題是制度創新。首先是優化資本。資本主義發展了400年，出現過四種形態。

一個是產業資本主義，比如說我們生產手機、桌子。

第二是創新資本主義，這是最好的資本主義的形態，當然它也有問題，但是它有兩大好處，它能推動生產力發展，提供大量的新產品；另外，它的收入分配是扁平化的。

除了華為以外，美國硅谷裏的公司也是很好的例子，我有一個朋友，他的兒子從斯坦福大學研究生畢業後去了Facebook工作，第一年年薪18萬美元，工作兩三年後去了一家獨角獸公司，拿了股權，公司上市後，他的股權收入就超過了工資收入，現在他已經不打工了，在進行一些項目投資。這就是收入分配扁平化。

第三種形態是金融資本主義，這是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形成的，香港其實就是美國金融資本主義在全球的一個重要據點。

這種資本主義給全球帶來了很多金融上的好處，但是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比如說十年一次的金融危機，70年代以後，美國和歐洲不斷地爆發金融危機，2008年矛盾總爆發了。1929年的經濟危機是產業資本主義危機，它是一種創造性破壞，只要生產恢復就可以解決；

但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金融資本主義危機，很難恢復，因為它破壞了生產力，而且它的收入是嚴重傾斜的。

第四種形態是地產資本主義，就是香港的形態，我不能說是香港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是地產，但地產是帶動香港經濟整體性方向的東西，起了主要影響作用，成為了市民第三次的收入分配，而且比前面兩種分配更厲害，再怎麼搞貿易、搞金融，都不如一套房子來得多。

從這四種形態來看，地產資本主義應該說是最不理想的資本主義，香港這麼多年的問題，除了「一國」跟「兩制」的關係以外，還有「兩制」中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退化的問題，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香港才能有更好的發展。

制度創新的第二方面就是良好管治。今年中央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也是針對這個問題，如果管治問題不解決，房屋問題解決不了，創新問題也解決不了，因為政府在創新中起了特殊而關鍵的作用，全世界沒有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能夠把創新做好。

我剛才講的八大要素，很多都與政府有關係。但是香港現在的管治架構不適應創新發展，需要做出一個重大的改革。

總的來講，香港面對着很大的挑戰，但是也面臨着很大的機遇，就是從一個亞洲都會轉向一個全球都會的重大機遇。

我把世界的城市分成兩種，一種是區域性的都會，例如東京、香港、新加坡；還有一種更高等級的是全球都會，例如倫敦、紐約，它們影響全球，在全球經濟等各方面發展中進行資源分配。

隨着東亞半球的到來，香港有機會往全球都會的方向升級，如果成功，香港可以成為世界級的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商貿中心、文化交流中心。要做到這一點，需要靠香港自身的發展，要加快往前走、要改革。王春新論香港發展需要八大新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