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貧富格局：躺贏、內卷與躺平

2021年7月10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閉幕。會議公告宣稱，已就更穩定、更公平的國際稅收框架達成了歷史性協議。會議達成了「雙支柱」成果：重新劃分跨國企業徵稅權、設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

過去幾十年，不少國家為了吸引國際資本，紛紛降低資本稅率，給跨國公司與富豪提供了極大的避稅便利。資本在全球範圍內自由逐利與「合理」避稅，勞動則被限制全球流通，在本地實打實地納稅，勞資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全球貧富懸殊逼近歷史高位。

美國新聞機構ProPublica稱根據其獲取的數千份IRS保密數據，包括貝索斯、馬斯克、巴菲特、彭博、索羅斯等在內的美國25個頂級富豪的實際平均稅率只有3.4%，遠低於年收入位於中位數水平（7萬美元）的美國家庭的稅率——14%，低於家庭收入超過62.8萬美元的高收入家庭的邊際稅率——37%，甚至低於全美最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不足2萬美元）的邊際稅率——10%。與富豪們極低稅率相比，全美中產家庭的稅率普遍在15%-20%。

貧富差距擴大化，不是美國的特產，而是世界的通病。全球貧富差距為何持續擴大？這一歷史性協議能否遏制全球貧富懸殊惡化？

本文以美國為例探索全球貧富分化的根源及危害。

本文邏輯

一、自由市場，功利主義，自然法則

二、資本流通，勞動限制，貧富分化

三、富人躺贏，中產內卷，窮人躺平

【正文7500字，閲讀時間30'，感謝分享】

自由市場，功利主義，自然法則

橋水基金一份報告指出，1980年代，美國收入前40%家庭的收入是後60%家庭收入的4倍，而到2016年，這一差距已經拉大為10倍。如今，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擁有的財富總量，大約等於最貧窮的90%的人擁有的財富總量。這一財富分配狀況與1935至1940年的情況類似【1】。

美國並不是個例，貧富差距擴大化已是全球普遍性問題。世界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7左右，超過了危險線。一些國家缺乏公開的數據，其貧富差距難以量化，但這一現象是肉眼可見的。

問題來了，貧富差距為何持續擴大？很多人將貧富差距的原因歸咎於自由市場，尤其是最近幾十年的經濟全球化。從80年代開始，經濟全球化一日千里，不少新興國家加入了這輪全球化浪潮。但是，這幾十年，全球貧富差距伴隨着全球化而迅速擴大。這到底是自由市場和全球化的問題，還是限制自由市場和全球化的問題？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自由市場定然會造成貧富差距。自由市場直面資源不足的難題，激勵人多樣性的天賦，去競爭並高效利用稀缺的資源。但是，天賦有多樣性之美，也有高低之分；競爭有勝負，有勝負就有淘汰與破產。

可見，享受自由市場帶來的天賦多樣性以及文明成果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面對來自競爭的壓力、淘汰的殘酷以及貧富懸殊的現實。反過來，如果忽略資源稀缺，盲目實施均貧富政策，會引發逆向淘汰，陷入共同貧窮的困境。這就是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所說的：「始於均富，終於均貧」。他說：「經濟學的第一課是稀缺性：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完全滿足所有人的願望。而政治學的第一課，則是無視經濟學的第一課。【2】」

所以，一個國家發展自由市場的前提是，國民應該具備強大的個人意志以及勇敢競爭的品質，摒棄盲目擁抱強人的懦弱心態，消滅渴望藉助強人剝奪他人財富的卑劣企圖，以及粉碎政治投機者哄騙選民的機會主義。

當然，這並不是我要討論的重點。關鍵問題在於：自由市場會帶來多大程度的貧富差距？

經濟學家通常認為，自由市場不會導致過度的貧富差距。他們根據功利主義判斷，自由市場帶來效率與繁榮，而一定的貧富差距是可忍受的代價。問題是，如何判斷自由市場不會導致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化？

對於這一個問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處理是謹慎而模糊的。他的邏輯是，分工可以促進技術熟練度，技術熟練進而促進規模遞增。但是，規模遞增容易導致市場集中，進而推導出市場壟斷、財富集中以及貧富分化。到規模遞增這裏，斯密就沒有討論下去了。他只是用了一個今天已成為常識的表述：在自由市場的交換體系中，即便獲利最少的那個人，他的財富也是在增加的【3】。

問題是，假如低收入階層年收入增長率只有2%，而富豪階層年收入增長率20%，貧富差距持續擴大，這樣的自由市場和社會體系還能持續嗎？

後來，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用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做出了解釋。他認為，內部經濟激勵企業投資技術，實現規模遞增，進而獲取壟斷利潤；外部經濟提高了其他人的收益，削弱企業的投資積極性【4】。這就是馬歇爾悖論。

馬歇爾的意思是，經濟的外部性可以抑制財富集中。內部來看，因為有內部經濟，這個社會的財富會向大型企業與富豪集中，但是又因為存在外部經濟，比如訊息外溢，其它小企業與個人也會受益。

現在的經濟學家大多數使用自由市場的調節機制來解釋。當大型企業的市場集中越拉越高，財富向富豪集中，投資邊際收益率遞減，企業市場競爭力下降，這時就有新的競爭對手崛起。比如，IBM當年統治了大型計算機，後來微軟統治了個人計算機，如今谷歌和Facebook統治了網路時代。這就是一個自由競爭、效率增進的動態平衡。

但是，這到底是動態平衡，還是持續的動態失衡呢？是不是一個壟斷者替代另外一個壟斷者？告別了系統的控制者，又迎來了大數據的控制者。這些跨國公司提高了技術水平及經濟效率，但也可能抑制了技術與效率的最大化。在美國反壟斷史上，這些問題存在巨大的爭議。

探討到這裏，似乎已經進入了無解的迷局。這時，我們要出來，重新審視。技術壟斷者帶來了效率還是損失了效率？自由市場會造成多大程度的貧富懸殊？貧富懸殊多大是可容忍的？經濟學家使用功利主義——效率與效用，來判斷這些問題，其實誤入歧途。

長久以來，經濟學家使用功利主義作為標準，這誤導和阻礙了經濟學的發展。其實，經濟學以及任何學科的標準應該是一般性，具體來說是規律的一般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正當性（自然法）。經濟學主張自由交換和私有產權，並不是因為經濟效率，而是因為其具有正當性——符合人的行為規律的一般性，遵循了自然法。比如，主張言論自由的自然法邏輯是言論是身體的延伸品。身體屬於個人，由個人自由支配，因此言論也是自由的。同樣，獨立的技術發明屬於個人產權，也是這個邏輯。反過來說，經濟學的主張，正是因為符合正當性，遵循人的行為規律，才具有經濟效率。所以，一般性與正當性比功利主義更為根本。

回到主題。如果按照功利主義和效率標準，自由市場與貧富差距的關係問題是一個無解之題。你說效率，他說公平，和事佬說效率與公平兼顧。你說自由，他說生存，和事佬說生存之上有自由。網路平台是否最大限度地促進了技術進步？有沒有擴大了貧富差距？這無法證實，也難以證偽。我們只需要關注正當性，即網路平台與其它企業的准入標準、競爭規則是不是平等的？我們不需要關注網路平台是否擴大了貧富差距，但是，我們可以明確的是，網路平台佔用、控制和濫用用户的私人數據，這是不正當的。這種不正當性會擴大貧富差距，平台攫取用户的消費者剩餘，財富向網路富豪集中。

所以，按照正當性來考慮，貧富差距的討論變得清晰而理性。如果是正當性的制度，自由市場的貧富差距不應該成為問題本身，它也不會成為問題。正如仇富的本質是仇不公。反過來，如果是不正當的制度，自由市場會帶來極大的貧富差距，財富持續向富人集中，自由市場斷裂。經濟學家認為，富人會降低「獵取」，因為窮人沒有購買力、市場蕭條對他們不利。這種認知的錯誤在於，認為自由交換是競爭資源的唯一方式。其實，除了自由交換外，人還通過掠奪、控制等手段競爭資源。在人類歷史上，後者使用的時間要遠遠多於前者。正如道格拉斯·諾斯所說，在不正當的制度下，既得利益者往往會建立更加不公平與低效的制度。正如當今的世界，富人減少投資實體，想辦法避稅，反覆投資金融資產，然後讓貨幣當局反覆為其金融資產兜底。

好的，問題的關鍵指向了制度的正當性。

資本流通，勞動限制，貧富分化

正當性，是一個自然法的概念。從經濟學的角度，自由流通具有正當性，它符合天賦人權之個體存在。下面按照古典主義分析方法，哪些要素、哪些群體、哪些人的自由流通被制度性限制，哪些則享受了自由。

正當性決定了功利性——經濟效率。經濟要素在國際市場中流通越自由，資源配置效率則越高，投資者的收益率就越高。反過來說，如果哪一類要素被限制全球化流通，那麼它的配置效率則更低，依賴此要素生存的人的收益率就越低。

我們知道，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去國家化的過程，是國家制度的限制牆不斷被推翻的過程。最早，關稅的牆被推翻，商品最早實現全球化。二戰前的全球化，主要是商品的全球化。二戰後，全球化走向了經濟要素的全球化。經濟要素的全球化，先是訊息與資本的全球化，然後是技術與人才的全球化，最後才是普通勞動力的全球化。

不過，最近50年資本的全球化迅速崛起，尤其是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歐美世界逐漸實施浮動匯率，資本跨國流動扶搖直上。但是，普通勞動力的全球化卻停滯不前。資本的全球化自由流通，與勞動力的國家化限制，導致資本與勞動的邊際收益率差距持續擴大。主要靠資本獲利的人，與主要靠勞動力生存的人，雙方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成為最近幾十年全球貧富懸殊擴大化的主因。

英國經濟學家斯拉法是凱恩斯的門徒，也被稱為李嘉圖學說的繼承人。他在《用商品生產商品》一書中，使用古典主義分析方法做了這樣的預測「經濟增長的結果，將是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下降，工資與利潤之比朝着不利於工資的方向變化。」【5】

斯拉法「用商品生產商品」的經濟邏輯是，資本擁有天然的流通屬性，資方可以將資本、半成品、原材料、設備、商品在全球自由流通、自由配置，從而獲得更高的邊際收益率。但是，勞動不具備資本這種流動性。經濟這樣發展下去的結果是，勞資雙方的收益率持續擴大。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也採用勞動與資本的古典主義分析方法，但是其結論及對策是缺乏一般性邏輯支撐的。

比如，美國通用汽車，作為資方的代表，它的資本可以在全球市場自由流通，可以將工廠搬遷到日本、印度、越南等國家，尋求勞動力低廉的投資窪地。資本走後，失業的底特律汽車工人無法到亞洲國家來重新就業，降低了他們的家庭收入。反過來，美國整體工資水平較高，但印度等國家的工人無法到美國就業。勞動力流動限制導致這些國家工資增長緩慢。

在全球產業遷移過程中，資本總是偏愛勞動力廉價、工會力量薄弱、環境保護不足的地區。跨國企業在全球趨利避害，以極低的成本獲取高額利潤；而勞動力卻困在一個地方，等待着資本擴張帶來的工資緩慢上升，抑或是等來突如其來的整體性失業。

當然，資本的全球化自由流動，也會以迂迴的方式提高新興國家的勞動力價格，抑制發達國家的工資增長。這就是赫克歇爾、俄林和薩繆爾森提出的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了三點：一是阻礙勞動力自由流通，既不正當，也降低了勞動資源的配置效率和勞動者的收入；二是存在交易費用，新興國家的勞動者藉助資本的全球「迂迴的方式」提高工資，中間產生了大量的交易費用，包括時間成本；三是存在阻礙勞動力流通的不正當制度，也可能存在抑制工資上漲、弱化勞工權益保護的制度。所以，價格均等化不是裱糊匠。

不僅如此，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兩大公共制度均對資方有利、對勞方不利。

一是資本與勞動的稅率差距。

最近幾十年，為了吸引國際資本，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國家，紛紛降低資本稅率。一些國家給跨國公司大規模的退稅，一些國家成了跨國公司及富豪的「避稅天堂」。

比如，開曼群島，為全世界企業創造了一個「避稅天堂」。在脱離英國的殖民統治後，這座資源匱乏、人煙稀少的小島決定通過離岸金融謀一條生路。開曼群島便立法：在當地註冊的企業不需要繳稅。1997年6月，這座小島就吸引了全球50大銀行中的47家在此設立分支機構。英特爾、甲骨文、寶潔，以及中國的騰訊、阿里巴巴、網易、百度，均在開曼註冊分公司。

1950年以來，美國的稅收制度變得對富人有利，對中產與窮人不利。在美國，以夫妻合併報稅為例，年收入在1855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稅率為10%；收入在18551美元到75300美元之間的低收入家庭，稅率為15%。而包括貝索斯、馬斯克、巴菲特、彭博、索羅斯等在內的美國25個頂級富豪的實際平均稅率只有3.4%。

為什麼存在這種差異？因為資本全球流通，各國政府需要相互競爭國際資本；但勞動力被限制流通，各國政府可穩定地徵收工薪稅。如此稅率，在原本勞動力要素全球化流通受阻的基礎上，加重了分配的不公平以及財富的分化。

另一項公共制度是全球主要央行超發貨幣。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美聯儲實施量化寬鬆，開啟零利率時代。這帶來什麼後果？寬鬆貨幣大大膨脹了金融巨頭的財富，同時又掠奪了中產與窮人的財富。

首先，美聯儲拯救了本應該倒閉的金融巨頭，而數百萬中產家庭卻在危機中破產；其次，美聯儲大規模購債，向金融市場注入大規模的流動性，直接推動金融資產升值，富豪的資產主要是股票、債券、房地產等金融資產，他們直接躺贏；最後，寬鬆政策降低了融資成本，國際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獲取大規模的廉價美元在全球市場攻城略地。

寬鬆政策推高了房價、物價，貨幣的真實購買力下降，中產及窮人家庭的真實財富其實在下降。就連凱恩斯也承認，他在《貨幣論》中指出，通脹會引起財富重新分配，而使一些階級得益，另一些階級受損【6】。

龍王降雨，靠近龍王的人獲利，遠離龍王的人被大水淹沒；先獲得貨幣的人推高資產價格，後獲得貨幣的人為資產泡沫買單。理查德·坎蒂隆最早洞察到這一點，他在《商業性質概論》中指出，最先拿到貨幣的人推高了價格，對不持有貨幣的人構成財富掠奪【7】。

所以，金融危機後，全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金融機構、跨國公司及富豪反而成為了受益者，他們的資產持續上漲，而中低收入的家庭收入幾乎沒有增加，部分中產下沉。如今，以中產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正遭到挑戰，日漸趨於冪率型社會。

富人躺贏，中產內卷，窮人躺平

全球貧富差距，到底會帶來什麼結果？

全球貧富差距擴大化，導致嚴重地經濟後果：經濟持續低迷，實體通縮；資產價格膨脹，債務危機。

中產及普通家庭的收入決定了國民消費能力。全球貧富差距擴大化，中低收入家庭的真實收入不增反降，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消費市場低迷，實體經濟通縮，經濟持續低增長。

全球貧富差距擴大化，財富集中到少部分富人手上。有效需求不足導致消費市場低迷，降低了富人投資實體的邊際收益率。富人將財富主要配置在奢侈消費，以及流動性強的金融資產及不動產上。這導致金融資產價格膨脹，爆發債務危機。

以美國為例，2000年到2005年，美國的經濟增長了12%，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7%，但普通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僅增長了3%。在此期間，美國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總量從154萬億美元增長到369萬億美元，足足增長了157%，而基礎產品增速僅為33.5%。隨後，次貸危機擊穿了金融衍生品泡沫，引發金融危機。但是，美聯儲救市後，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從2009年到2016年，美國經濟持續了多年的低增長，而股票市場卻迎來了持續大牛市。

這又回到了凱恩斯對大蕭條的分析——有效需求不足。馬歇爾時代的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危機爆發後，價格下跌，當價格跌到一定程度，需求量和購買量逐漸增加，價格上漲，產能擴張，經濟復甦，不會出現大蕭條。這就自由市場的調節力量。但是，凱恩斯認為，有效需求不足導致自由市場失靈。凱恩斯的觀察是對的，但他找錯了原因。有效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是當時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導致貧富差距達到歷史極值。經濟危機爆發後，價格下跌，但是廣大工人失業，窮人更窮，購買力不足；價格持續下跌，依然買不起；價格再往下跌，還是買不起，自由市場遲遲無法恢復，經濟持續多年蕭條。這就是大蕭條。

如今，全球貧富差距逼近大蕭條前期，有效需求不足，實體經濟持續低迷。根本上還是不公平的制度造成的，現在的不公平主要是限制勞動者全球化自由流通、歧視性稅率以及人為配置貨幣。所以，2008年之後，美國及全球主要經濟體困在高泡沫、高債務、低增長、低通脹的陷阱之中。

這種經濟問題引發了兩種社會思潮：一種是以美國本土中產為主體的特朗普主義，另一種是以低收入家庭及黑人為主體的民粹主義。

這兩種思潮都對不公平的制度及富人躺贏強烈不滿，但是他們的政治訴求是不同的。中產階級是一股積極、勇敢、奮進的社會力量。在公平的制度下，他們努力創造增量；但是，在不公平的制度下，他們的努力往往陷入內卷，陷入存量爭奪。

我曾在《大國教育與內卷化》一文中引用了美國經濟學家馬賽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在《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中的研究成果。兩位教授發現，收入不平等程度與教育密集程度（俗稱雞娃）成正比【8】。最近幾十年，社會不公平程度加劇，貧富分化越來越大，社會階層日趨固化，美國家庭的雞娃現象及教育內卷化越來越嚴重。所以，美國中產階級渴望通過政治選票改變不公平的制度，包括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這才有了特朗普上台後一頓操作、到處退群。

美國低收入家庭與黑人群體掀起的是民粹主義思潮。他們意識到財富的鴻溝已經不可逾越，無論如何打拼，收入增長的速度也比不過房價的攀升，而金融資產的暴漲與自己沒有絲毫關係。他們的政治訴求更傾向於直接的收入保障以及政府救助，並將矛頭指向富人階層。民主黨桑德斯為代表的進步派呼籲對富人徵收高額稅收，直接剝奪富人財富，以迎合民粹主義。這是美式躺平主義。在南非等一些國家，極端民粹勢力引發了大暴亂。

拜登屬於民主黨的建制派代表，他的主要票倉正是進步派針對的跨國公司及金融鉅富。但是，拜登很好地利用了民粹主義上台。為了鞏固政治力量，拜登任命了一批黑人、少數裔及女性官員，同時讓美國重新加入國際群聊。最重要的是，拜登實施萬億「新政」，給廣大中低收入家庭發「紅包」。

問題是，錢從哪裏來？

美聯儲以充分就業之名義大開貨幣閘門，讓聯邦政府盡情借錢。公開資料顯示，美國本財年前三季度的預算財政赤字將超過2萬億美元。問題是，只靠印錢來發債和還債，容易引發通貨和美元貶值。事實上，拜登印錢撒錢的舉動，增加了家庭的購買力和有效需求，但又引發了普遍性通脹。

為了降低風險，拜登還得考慮徵稅。最開始，拜登考慮向國內富人和企業徵稅，包括提高年收入40萬美元家庭的稅率，提高資本利得稅等等。這麼操作，不容易打到他的核心票倉，針對的主要是本土中高收入人群及企業。

但是，拜登又遊說G7通過全球最低稅率和重新劃分徵稅權，這一措施進而擴大到G20，實現全球稅收治理。有沒有好處？有好處，設立全球最低公司稅率可以管控各國之間的財稅競爭，降低跨國集團及全球性富豪的避稅空間。據估算，如果將這一稅率設置為15%，那麼在全球層面每年能夠多產生約1500億美元的稅收。

不過，這麼操作對拜登的核心票倉——跨國公司及金融富豪有衝擊。但是，大疫之下，全球政治左轉，拜登不得不借助低收入群體的票倉先鞏固政治力量。同時，拜登也給跨國公司及金融富豪提供了一些便利。他將稅率降低到15%，給金融巨頭維持持久的貨幣及財政寬鬆政策。

全球稅收治理，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跨國資本與本土勞動的稅率不公平問題。但是，這一政策卻容易掩蓋問題的實質。

全球貧富分化持續擴大的主要原因是不正當的制度，即對勞動力的全球化自由流通的限制，以及貨幣配置、徵稅的不公平問題。

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地理學教授安德烈斯·羅德里格斯-波塞和邁克爾·斯托珀爾在《住房、城市增長和不平等》一文中引用了空間經濟學的觀點：「唯一有可能改變現狀的地方性政策是破除從落後地區到主要大都市地區的移民壁壘，以應對當前的分化和不平等困境」【9】。

破除勞動力遷移及移民壁壘的難題，主要來自國家制度的生命力，以及持久以來的國家主義固化思維。如果換一個思路，全球各國都放開稅率競爭，國家和地區可以使用低稅率競爭手段吸引國際資本；但同時放開對勞動力的全球流通限制，以低勞務稅率或者優厚政策來吸引勞動力。一旦人可自由流動，貨幣配置及稅收政策面臨競爭，可抑制其不公平性與不正當性。

勞動力遷移的經典案例來自中國香港的傭人市場。上個世紀70年代，菲律賓經濟遭遇危機，總統馬科斯於1974年簽署《勞工法典》並出台一系列政策，將對外輸出勞力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一部分，以期緩解國內的就業壓力。這時，中國香港經濟崛起，需要大規模的勞動力。港府放寬了對菲律賓的勞動簽證，引進菲律賓的傭人，勞動力流動性大大增加。如今中國香港菲傭的月薪不過四五千，遠低於中國香港一萬八的月工資中位數，但是22萬菲傭給菲律賓帶來鉅額的外匯收入。同時，這也緩解了中國香港老齡化問題。

勞動力全球化遷移以及移民，會不會對國家組織構成挑戰？從商品全球化流通開始，國家組織的機能不斷被削減，也在不斷調整與適應。從族群、村落、城邦到現代國家，集體行動的組織，只是一個個匆匆過客，而個體及一般性規律是真實的存在。正如米塞斯在《人的行動》中所說：「人是真實的存在，組織是在此基礎上的主觀存在【10】」。前者為本，後者為器。本文列舉的國家案例只為器，而所論述的一般性及正當性實為本。

參考文獻：

【1】貧富差距：美國經濟背後的「幽靈」，張鵬，西澤研究院，編譯自橋水公司的報告《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 The Two Economies: The Top 40% and the Bottom 60%》；

【2】詭辯與真相，托馬斯·索維爾，羅漢、田菊蓮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3】國富論，亞當·斯密， 謝宗林、李華夏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4】經濟學原理，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廉運傑譯，華夏出版 社；

【5】用商品生產商品，斯拉法，巫寶三譯，商務印書館；

【6】貨幣論，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鄧傳軍、劉志軍譯，安徽人民出版社；

【7】商業性質概論，理查德·坎蒂隆，餘永定、徐壽冠譯，商務印書館；

【8】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馬賽厄斯·德普克、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吳嫺、魯敏兒、王永欽譯，格致出版社；

【9】住房、城市增長和不平等，安德烈斯·羅德里格斯-波塞、邁克爾·斯托珀爾，王瑞民譯，比較2021年第2輯；

【10】人的行為，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夏道平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