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中國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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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第一,6月經濟數據整體看明顯偏強。社融、出口、工業、消費、固投、地產開工均好於5月。數據瑕疵主要有三點:一是二季度GDP增速略低於預期,應和服務類消費的拖累有關;二是地產銷售增速下降,但6月按年增長的7.5%仍不算低;三是16-24歲人口的調查失業率,15.4%的數字創2020年9月來新高。

第二,16-24歲人口主要是畢業生,包括高中、職高和高校畢業生。這一口徑有數據以來的歷史均值是12.5%。數據在6月的走高存在季節性原因,歷年畢業季的6-8月幾乎都存在這一特徵。2020年的年內高點也是位於7-8月。搜索引擎「找工作」搜索指數與16-24歲調查失業率的歷史走勢吻合,可以相互印證。

第三,但季節性不是唯一原因,青年人群調查失業率上行的另一背景是高校畢業人數在2020、2021年連續兩年高增,2021年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達909萬,年度按月多增的兩年累計值為75萬,年均37.5萬創2010年以來最高,也超過2010-2019年年均的22萬;而疫情影響下新增就業崗位收縮,2020年新增城鎮就業人數按月上年少增166萬,2021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多增134萬,合併為-32萬,供需存在結構性缺口。7月15日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的發布會上,統計局也指出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凸顯。

第四,畢業人數的走高與前期招生節奏有關。以研究生招生為例,2015-2019年研究生招生分別為64.5萬、66.7萬、80.5萬、85.8萬。2017-2018年招生人數存在一個躍升,這會帶來2020年前後研究生畢業人數的走高。2020年研究生畢業人數達72.9萬,按月2019年增加8.9萬,這一增幅遠超趨勢值;前期數據遞推可知2021年亦壓力不減。

第五,所以,16-24歲調查失業率的走高主要與「畢業生供給增加+疫後就業崗位減少」所形成的結構性缺口有關,不完全由經濟邊際變化導致,至少不能被當作經濟增長承壓的證據。更能反映經濟邊際變化的25-29歲人口的調查失業率2021年2月觸頂在5.0%以來,已經連續4個月下行,6月數據為4.2%,按月回落0.2個點。外來農業户籍人口失業率自春節後亦連續回落,6月份為4.7%,較3月份下降0.7個百分點。

第六,此外,就業市場仍在疫後繼續恢復的過程中,新增就業還是在不斷被創造出來。按上半年佔比55%的經驗規律看(2017-2019均在這一比例附近),2021年全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在1275萬左右。2021年6月月度城鎮新增就業人數按年為19.2%,二季度按年為19.7%,月度城鎮新增就業人數變化亦符合季節性特徵。估計度過7-8月的季節性壓力之後,青年人群的調查失業率將會有所下降。

第七,經濟增長確實會對就業存在帶動關係。從歷史規律看,單位GDP帶動的就業數量階段性穩定(每兩三年在同一水平線)、趨勢性上升。2019年GDP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225萬人的就業。如果我們借用這樣一個彈性係數,以實際GDP2020-2021年兩年平均增長5.5%來估算(隱含2021年實際增長8.7%左右),則它對應年均1238萬的新增就業,在2020年1186萬的基礎上,2021年可以達到1289萬左右。

第八,再來總結一下,我們的理解包括:1)本輪結構性就業問題的形成,本質與「畢業生供給增加+疫後就業崗位減少」所形成的結構性缺口有關,無法完全通過總量手段來解決,在經濟不存在顯性壓力的背景下,政策不會因為結構性問題就轉向「穩增長」;2)但結構性就業問題確實是一個現實存在,額外的增長動能也確實會多帶來就業崗位,這可能是不完全合乎總量邏輯的結構性政策偶發性出現的原因之一。通過穩市場主體擴大新增就業就是一個政策訴求,所以近期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強調財政貨幣政策要繼續「聚焦支持實體經濟和促進就業」,「堅持就業優先」、「拓展大學畢業生等就業渠道」;3)從經驗數據看,製造業就業與青年人群調查失業率的相關度不高,服務業就業更為相關,服務業的邊際趨勢對就業的短期影響可能更大。

正文

6月經濟數據整體來看明顯偏強。社融、出口、工業、消費、固定資產投資、地產開工均好於5月。數據瑕疵主要有三點:一是二季度GDP增速略低於預期,這一點應主要是服務類消費的拖累,和階段性疫情影響有關;二是地產銷售增速下降,但6月按年增長的7.5%雖低於5月的9.2%,仍算不上低;三是16-24歲人口的調查失業率,15.4%的數字創2020年9月以來新高。

就業是觀測經濟運行的重要視角之一。疫情之後城鎮調查失業率一度上行至6.2%的高位(2020年2月),後震盪下行。2020年3-5月回落至5.9%-6.0%,6-8月至5.6%-5.7%,10-12月進一步下降至5.3%和5.2%。2021年一季度季節性反彈疊加疫情影響,上行至5.3%-5.5%;4月和5月分別回落至5.1%和5.0%,6月持平。

但16-24歲、25-29歲城鎮調查失業率表現差異較大。6月16-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為15.4%,比5月上升1.6個百分點,創2020年9月以來新高。

(郭磊宏觀茶座授權使用)

16-24歲人口主要是畢業生,包括高中、職高和高校畢業生。這一口徑有數據以來的歷史均值是12.5%。數據在6月的走高存在季節性原因,歷年畢業季的6-8月幾乎都存在這一特徵。2020年的年內高點也是位於7-8月。搜索引擎「找工作」搜索指數與16-24歲調查失業率的歷史走勢吻合,可以相互印證。

首先,16-24歲青年人口調查失業率中樞一般也在12-13%, 2018年1月有數據以來歷史均值是12.5%。

其次,數據存在季節性特徵。2018-2021年6月按月均為正增長,均值為0.9個點;7月也均為按月正增長,2018-2020年均值為2.3個點。 統計局也指出,隨着6月份畢業季的到來,進入勞動力市場求職的高校畢業生不斷增多,就業壓力明顯增加,將帶動青年失業率明顯上升。

搜狗搜索指數「找工作」與16-24歲調查失業率的歷史走勢吻合度遠高於與整體調查失業率走勢,對應青年人群更習慣於藉助網路工具。

(郭磊宏觀茶座授權使用)

但季節性不是唯一原因,青年人群調查失業率上行的另一背景是高校畢業人數在2020、2021年連續兩年高增,2021年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達909萬,年度按月多增的兩年累計值為75萬,年均37.5萬創2010年以來最高,也超過2010-2019年年均的22萬;而疫情影響下新增就業崗位收縮,2020年新增城鎮就業人數按月上年少增166萬,2021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多增134萬,合併為-32萬,供需存在結構性缺口。7月15日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的發布會上,統計局也指出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凸顯。

2016-2021年教育部普通高校畢業生口徑畢業人數分別為765萬、795萬、820萬、834萬、874萬、909萬,按月前一年增長分別為15萬、30萬、25萬、14萬、40萬、35萬,2020-2021年按月均值的37.5萬是2010年以來最高,明顯超過2010-2019年年均值的22萬。

2016-2020年新增城鎮就業人數分別為1314萬、1351萬、1361萬、1352萬、1186萬。由於疫情影響,2020年新增城鎮就業人數按月上年少增166萬。2021年上半年新增就業人數698萬,比去年同期多增134萬。簡單來說,2020年全年和2021年上半年合併新增就業人數比同期可比數據少增32萬。

就業存在結構性缺口。7月15日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介紹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統計局指出「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可以說在凸顯」。

(郭磊宏觀茶座授權使用)

畢業人數的走高與前期招生節奏有關。以研究生招生為例,2015-2019年研究生招生分別為64.5萬、66.7萬、80.5萬、85.8萬。2017-2018年招生人數存在一個躍升,這會帶來2020年前後研究生畢業人數的走高。2020年研究生畢業人數達72.9萬,按月2019年增加8.9萬,這一增幅遠超趨勢值;前期數據遞推可知2021年亦壓力不減。

研究生招生人數的上升在有些年份可以形成對本科畢業生較為集中的緩衝,比如2020年研究生招生人數達110.7萬,可部分對沖本科畢業壓力。但研究生畢業則對應着現實的求職需求。2014-2020年研究生招生人數分別為62.1萬、64.5萬、66.7萬、80.5萬、85.8萬、91.7萬、110.7萬,其中2017-2018年存在第一個階段的中樞躍升,它帶來了2020年前後研究生畢業人數的走高,2020年研究生畢業人數達72.9萬,比2019年增加8.9萬。2021年畢業對應的是2018、2019年的入學,從數據遞推上來看應壓力不減。

(郭磊宏觀茶座授權使用)

所以,16-24歲調查失業率的走高主要與「畢業生供給增加+疫後就業崗位減少」所形成的結構性缺口有關,不完全由經濟邊際變化導致,至少不能被當作經濟增長承壓的證據。更能反映經濟邊際變化的25-29歲人口的調查失業率2021年2月觸頂在5.0%以來,已經連續4個月下行,6月數據為4.2%,按月回落0.2個點。外來農業户籍人口失業率自春節後亦連續回落,6月份為4.7%,較3月份下降0.7個百分點。

如前所述,16-24歲調查失業率的走高不完全是經濟的短期周期性因素所致。

更能反映短周期經濟變化的25-29歲人口的調查失業率在2021年2月的5.0%觸頂,3-6月分別為4.8%、4.6%、4.4%、4.2%。整體調查失業率2-6月分別為5.5%、5.3%、5.1%、5.0%、5.0%。

外來農業户籍人口失業率自春節後連續回落,6月份為4.7%,較3月份下降0.7個百分點,較上年同月低0.8個百分點。

此外,就業市場仍在疫後繼續恢復的過程中,新增就業還是在不斷被創造出來。按上半年佔比55%的經驗規律看(2017-2019均在這一比例附近),2021年全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在1275萬左右。2021年6月月度城鎮新增就業人數按年為19.2%,二季度按年為19.7%,月度城鎮新增就業人數變化亦符合季節性特徵。估計度過7-8月的季節性壓力之後,青年人群的調查失業率將會有所下降。

城鎮新增就業人數一季度、二季度按年分別為29.7%、19.7%,增速變化主要源於基數變化。從月度分佈來看,每年的新增就業人數一般是3月觸頂、12月觸底,今年上半年的走勢也基本符合季節性特徵。2017-2019年上半年新增就業人數佔全年比重分別為54.4%、55.2%、54.5%,如果按過去三年比重的均值測算,則上半年698萬的新增就業對應全年新增就業人數在1275萬左右。

青年人群的調查失業率一樣也存在明顯的季節性規律。從過去幾年來看,一般7月觸頂,或者7-8月持平於頂部,然後下行。

經濟增長確實會對就業存在帶動關係。從歷史規律看,單位GDP帶動的就業數量階段性穩定(每兩三年在同一水平線)、趨勢性上升。2019年GDP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225萬人的就業。如果我們借用這樣一個彈性係數,以實際GDP2020-2021年兩年平均增長5.5%來估算(隱含2021年實際增長8.7%左右),則它對應年均1238萬的新增就業,在2020年1186萬的基礎上,2021年可以達到1289萬左右。

2017年,在解釋GDP目標為什麼定為6.5%的時候,《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曾指出「經濟增速的底線,就是為了保就業,只要就業上不出問題,經濟增長速度略高一點、略低一點,都是可以接受的。按目前的彈性係數,GDP增長一個百分點可帶動190萬到200萬人的就業,6.5%左右的GDP增速,就能實現1100萬人以上的年度就業目標。」可見政策在制定目標時亦會參考單位GDP增速和就業之間的關係。

從歷史規律看,單位GDP增速帶動的就業人數是階段性穩定,但整體逐步震盪上升的。2009-2011年是110-120萬人;2012-2013年是160-170萬人;2014-2015年是180萬人左右;2016-2017年是190萬人左右。2018年、2019年GDP增長一個百分點分別帶動了201、225萬人的就業。

單位GDP增速帶動就業的彈性應與一系列複雜因素有關:一是勞動生產率的變化;二是就業結構的傳統演進,比如第三產業就業一般趨勢性增加,第三產業就業密集度偏高,而單位GDP創造會偏低;三是一些階段性趨勢,比如供給側改革,會推動第二產業人數減少、第三產業人數增加。本地生活O2O的發展也帶動第三產業就業更密集,單位GDP創造的就業崗位更多。

如果我們借用2019年的彈性係數,以2020-2021年兩年平均增長5.5%來估算(隱含2021年實際增長8.7%左右),則它對應年均1238萬的新增就業,在2020年1186萬的基礎上,則2021年可以達到1289萬左右。

再來總結一下,我們的理解包括:(1)本輪結構性就業問題的形成,本質與「畢業生供給增加+疫後就業崗位減少」所形成的結構性缺口有關,無法完全通過總量手段來解決,在經濟不存在顯性壓力的背景下,政策不會因為結構性問題就轉向「穩增長」;(2)但結構性就業問題確實是一個現實存在,額外的增長動能也確實會多帶來就業崗位,這可能是不完全合乎總量邏輯的結構性政策偶發性出現的原因之一。通過穩市場主體擴大新增就業就是一個政策訴求,所以近期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強調財政貨幣政策要繼續「聚焦支持實體經濟和促進就業」,「堅持就業優先」、「拓展大學畢業生等就業渠道」;(3)從經驗數據看,製造業就業與青年人群調查失業率的相關度不高,服務業就業更為相關,服務業的邊際趨勢對就業的短期影響可能更大。

從總量的意義上,2021年下半年依然不需要典型「穩增長」:(1)季度、月度維度上經濟都仍在繼續改善過程中,信貸數據反映出來的企業投融資需求仍強;(2)企業利潤增速較高,前5個月工業企業利潤增速高達83.4%;上半年央企淨利潤按年增長達133.3%。(3)外需依然活躍,上半年進度偏慢導致下半年財政仍有較充足餘力。

但經濟確實也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這可能是不合總量邏輯的「結構性政策」存在的原因:(1)供需存在結構性缺口,導致青年人群失業率偏高,需要創造更多就業崗位;(2)原材料成本走高較快,在高位時間較長,導致中下游企業利潤存在被擠壓的過程;(3)金融政策偏緊導致信用風險在一定範圍內存在。

7月12日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繼續聚焦支持實體經濟和促進就業…..繼續發揮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户促進社會化就業主力軍作用,拓展大學畢業生等就業渠道,為農民工提供更多打工機會,發展靈活就業,努力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

如果我們把PMI就業指標當作觀測指標,會發現相對於製造業來說,服務業就業興衰與青年人群調查失業率之間相關性更高。這可能和服務業吸納就業的彈性更大有關。

(郭磊宏觀茶座授權使用)

核心假設風險:宏觀經濟變化超預期,外部環境變化超預期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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