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丹丹: 新冠疫情導致女性勞動力市場地位下降

張丹丹: 新冠疫情導致女性勞動力市場地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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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的暴發,不僅威脅了人們的健康、對經濟帶來衝擊,同時也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特別是社交距離、封城等疫情防控措施,使得疫情期間大量的社會生產活動轉由家庭承擔,比如原本可以購買的家政服務減少;對於有子女的家庭來說,學校、育兒機構停業導致育兒負擔大幅度增加。這些無形中增加的家庭生產活動,在家庭內部產生了男女之間的較量和制衡。

本研究發現,由於男女的家庭和社會分工的傳統差異,2020年女性相對男性的勞動力市場劣勢進一步擴大,特別是已婚、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從業者,相對具有同等特徵的男性,承擔了更多的家務勞動和照顧子女的責任,生活和工作的兼顧導致女性更多職場損失,心理健康水平也發生了顯著的下降。

疫情防控期間女性職場損失更為明顯

2020年3月初到11月底,北大國發院與「騰訊智庫」合作進行了近6000名從業人員的追蹤調查,其中男女比例各佔一半,包含了3512個已婚家庭的訊息。關於該數據的全國代表性,在《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基於個體追蹤調查的全面分析》一文中進行了系統的闡述(點擊文末閲讀原文可見)。利用該數據,本研究系統分析了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上不同性別從業者在2020年經歷的就業狀況以及家庭分工情況的變化。

首先,相對男性勞動力,女性勞動力失業率更高,復工進度更慢,居家辦公可能性更大。2020年3月初有近10%的女性從業者失業,男性則為6%;6月中旬,女性的失業比率上升到11.6%,男性為10.7%;到11月底仍有7.4%的女性處於失業狀態,10%退出了動力市場,而男性失業比例僅為2.4%,退出比例為5.7%。

從全年來看,經歷過失業的女性從業人員達到19.2%,男性為13.3%。女性不僅失業可能性增大,其失業時間(152天)也較男性更長(104天)。女性失業時長超出半年的比例高達28%,男性則為16.4%。同時,居家工作的女性比例更高,特別是2020年上半年,女性居家辦公的比例比男性高出25%-35%。

女性失業率高、復工緩慢、居家工作比例高主要有兩方面的解釋:一是,疫情帶來的經濟下滑主要打擊的是服務性工作,而這些行業多以女性就業者主導,可能導致其受到更大沖擊。CNN報道的一個研究也發現,美國疫情以來失去了14萬個工作崗位,其中大部分為女性工作的崗位,經濟恢復後女性就業的恢復速度也比男性要慢 ;二是,女性承擔了更多的家庭照料工作,她們更可能犧牲工作顧全家庭,導致其工作時間減少,失業以及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比例增加。

為了進一步釐清女性失業的原因,本研究利用回歸分析,通過控制與勞動力市場表現高度相關的個人特徵,如年齡、教育程度、疫情前收入水平等,以及在疫情前從事的職業、行業和工作單位類型等就業特徵,進一步排除了由於勞動力生產率的性別差異和職業、行業等分佈差異帶來的不同就業結果,儘可能地識別出單純由於性別差異導致的就業狀態變化。分析發現:一是,女性仍比男性失業的可能性高;二是,男女之間的個體特徵和職業、行業的就業分佈差異無法解釋男女的失業率差異,這說明女性所從事的職業、行業在疫情期間並不存在劣勢。

為了進一步探討女性的家庭角色是否導致其就業狀態處於劣勢,我們分析了婚姻和未成年子女對男、女從業者的不同影響。分析發現:一是,婚姻使得女性在職場上處於更不利的地位;二是,有未成年子女會進一步加大女性的職場劣勢地位。由此可見,疫情期間家庭照料的壓力可能是導致女性就業損失的不可忽視的原因。

這一影響還可能是深遠的。縱觀2020年,女性從業者相對男性勞動力市場的差距顯著擴大。2020年末相對2019年同期,女性從業者相對男性失業或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比例增加了6.1個百分點,周工作時間顯著減少了3.7小時,月工資損失了462元。隨着疫情的持續多點暴發,女性勞動力恐怕難以在短期內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家庭內的夫妻互動

有研究發現,疫情期間歐美國家的家庭工作模式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夫妻的受教育水平影響了他們的勞動分工:無論男女,教育程度高的一方更有可能變成家裏主要的經濟支柱。這主要是由於疫情的衝擊使得低端工作、遠程工作的可能性小,更可能停工,而高技能工作更可能在家繼續工作,適應新形勢下的家庭工作模式只能拋棄傳統的性別分工,由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賺錢養家。

中國家庭內的夫妻互動情況如何呢?基於3512個家庭樣本,本研究進行了復工、失業狀況、工作時長等方面的夫妻雙方交互影響分析。研究發現,面對共同的疫情威脅和經濟衝擊,中國夫妻會對工作和家庭生產共同做決定,並呈現出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合作模式。具體來說,相對於丈夫,妻子更不可能復工、更易失業或退出勞動力市場;有6歲以下子女還會進一步加劇職場媽媽的相對弱勢地位。

從家庭內部的分工談判來說,是否女性的人力資本越高,她就越能夠決定家裏的分工呢?利用上述家庭模型,可以進一步分析女性相對收入優勢和人力資本優勢是否能逆轉其女性身份的劣勢,緩解女性的家庭照料壓力。分析發現,收入或者人力資本水平比丈夫高的妻子,可以扭轉勞動參與方面與丈夫的差異,但是不能完全抵償其勞動時間的減少,如果有6歲以下的子女,則妻子的強議價能力幾乎無法發揮出減輕其家庭照料負擔的作用。

時間分配方面的分析也發現,相比丈夫,妻子們在疫情期間承擔了更多的家務勞動,特別是更多地陪伴孩子的學習,同時妻子們的社會活動參與度、上網時間和運動時間都明顯少於其丈夫。

職場母親的心理健康損失顯著

最後,對男、女從業者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差異分析顯示:一、女性整體的心理健康水平顯著低於男性,這一差異從2020年3月到年底呈現縮小趨勢;二、已婚從業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性別差異更大,在2020年上半年,已婚心理健康水平顯著低於已婚男性,在2020年下半年隨着疫情的有效防控和經濟復甦得以一定程度上的緩解;三、有未成年子女進一步加大了疫情期間不同性別的心理健康差距,職場媽媽經歷了更大的心理健康衝擊,年中之後隨着孩子逐漸復學,孩子對女性從業者造成的額外心理壓力不再顯著。

總之,本研究關注疫情期間女性的家庭和社會地位的變化,提供了女性在2020年整體勞動力市場地位相對男性下降的證據,特別是已婚、有學齡前子女的女性,其勞動力市場地位下降更為明顯。研究指出,家庭照料負擔是導致女性職場損失的重要因素,作為妻子、母親,即使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對收入和人力資本具有優勢,也只能弱化而無法改變其被賦予的家庭分工角色。

疫情期間,社會、經濟生活停擺的同時,女性在家庭和職場上權衡勢必作出更多的犧牲,使得女性的勞動力市場劣勢地位加強,心理健康水平明顯下降。不容樂觀的是在後疫情時期,女性的相對劣勢地位並沒有在短期內發生反彈。本研究呼籲,社會和家庭層面,在疫情及經濟下行期,對女性特別是職場媽媽們應給予更多關注。

作者張丹丹為北大博雅青年學者、北大國發院經濟學副教授(長聘)、教育部長江青年學者。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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