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搶在年輕人負面情緒全面爆發之前，完成收入分配改革

自古以來，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與一個國家的政權是否穩固直接相關，無論是在政府財政崩潰中被送上斷頭台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VI），還是在國庫名存實亡中自縊於煤山的明崇禎帝，以及在他們之前或之後消亡的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帝國，無不印證了這一點。如今在中國經歷了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的高速財富積累之後，也不得不要面對同樣的問題，而這直接關係中國未來的國運。

歷史的教訓

古往今來那些曾經雄極一時，最終卻從內部崩潰的強大政權們基本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在國家末期都出現了嚴重的政府財政危機，而且這種財政危機往往演變成導致帝國毀滅的禍根。如將明王朝末期攪得天翻地覆的「闖王」李自成，最早只是銀川驛站的驛卒，只是在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因明王朝國庫空虛，不得不壓縮公務員編制的情況下被辭退回家，次年投軍之後又因為軍餉被剋扣，怒而起兵造反，最終成為了明王朝滅亡的掘墓人之一；又如蘇聯解體前，其國家財政已經不能保證莫斯科市民在排隊幾小時後一定能買到果腹的食品與其它生活必需品。

然而與國家財政瀕臨崩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內部豪強勢力的財富絲毫沒有受到財政危機的影響。如清末風雨飄搖之下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這樣的重臣卻能留下鉅額家產；又如羅馬帝國因對財政危機而不得不濫發貨幣，導致自己加速滅亡時，其國教體系之下的教士們擁有着富可敵國的財富。

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那些從國家體制中獲得利益的群體往往不願意承擔國家責任。如以前歐洲的教士、貴族，以及中國的士大夫們往往享有免稅和免兵役、徭役的特權。這樣為國家正常運轉提供養分的責任就不得不落到了普通人身上。但是那些不承擔國家責任的特權集團本身還在享受着國家發展帶來的紅利，並且會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進一步逃避國家責任的同時吃掉更多的國家紅利。比如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世界上目前唯一的超級大國，其GDP從2000年的十萬億美元增長到2019年二十一萬億美元的同時，人口僅僅由2.8億增加到3.3億，但其政府居然會因為缺錢出現了數次停擺，那麼這些增長的財富到底去了哪裏就顯而易見了。

事實上，在國家遇到財政危機時，到底哪個階層，或者說哪個利益集團應該來承擔責任，往往就會成為最突出的矛盾。現在的美國和歐洲各國的議會中，關於稅改的爭論也是最激烈、最漫長且充滿反覆的。長此以往，那些承擔國家責任的人民會感到自己被壓榨，從而積累不滿情緒，而這種情緒一旦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如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在面對國家財政即將崩潰的事實時，召開三級會議，享有免稅特權的教士、貴族與已經承擔絕大部分稅賦的市民階級之間為誰該承擔應對財政危機的加稅份額而爭吵不休，最終引發了法國大革命。又比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人覺得自己在蘇聯體系內被壓榨，於是最終聯手埋葬了蘇聯。

而比國家責任更為重要的是生產資料與勞動回報的分配問題。在秦帝國統一中國之後和中英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文明演化過程較為線性，這也是如今中國史學界編纂通史時可以採用王朝名稱線性排列的原因。觀察其王朝更替的規律，不難發現一個王朝建立之初往往會對田土等生產資料進行重新分配，使得失去生存根基的流民能安置下來成為新王朝的納稅人。如漢、唐等大一統王朝在結束戰亂之後，立國之初都進行過大範圍的人口清查與流民安置工程。但由於特權階層的存在，他們本身就擁有更多的田土等生產資料，且享有不用納稅的特權，這使得他們積累財富的速度遠遠超過一般的自耕農。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這些特權階級往往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兼併更多土地，而他們兼併的土地越多，能夠給政府納稅的土地就越少，而政府為了維持其自身運轉又不能降低稅收總量，因此分攤到每一份田地、每一户人家身上的賦稅就變得更重了。而這又加快了普通自耕農的破產速度，進一步惡化了土地兼併的情況。特權階層還可以通過土地兼併等方法，讓那些原本給國家上繳稅賦的自耕農變成只給自己交租金的佃農，進一步掠奪財富。最終，國家的稅收難以為繼，引發了財政危機與國家動盪，一旦遇到災荒之年或者外敵入侵，其內部過高的壓力就會使得王朝從內部開始快速垮塌。

因此，國家的財政危機只是表象，其背後的真相是政權內部的特權階層逃避國家責任的同時貪婪的掠奪走了那些原本用於維持國家正常運轉的財富，最終使得被壓榨的底層掀起了一場自下而上對國家財富和生產資料的再分配。遺憾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新的特權集團，因此這樣周期性的崩潰與重建幾乎貫穿了中國過去幾千年的農業時代。

直到今天，這樣的故事依舊還在上演，而且東西方亦然。如果我們將上面故事中的特權階級替換為高盛、摩根等資本集團和富人階級，將自耕農替換為中產階級，這個邏輯依然成立。美國的財團和富人階級已經擁有完善的避稅、逃稅手段。如2017年11月5日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曝光的一份財務報告，該報告揭露了數以百計知名公司和個人的離岸利益。2017年11月6日，蘋果和耐克公司等大企業的避稅細節被曝光揭開。

還是以美國為例，為什麼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政府在GDP二十年增長了200%以上的情況下，會窮到政府停擺？就是因為這些富人階級掠奪了國家發展紅利的同時還逃避了自身應承擔的國家義務，同時承擔了更多國家責任的中產階級在此重壓之下不斷縮水，造成中產階級佔總人口的比例自20世紀70年代後持續下降，從1971年的61%，下降到2012年的51%。而且美國的貧富差距也一直在擴大，美國之前引以為傲的棗核型人口結構正快速轉向金字塔型結構。

而這樣的問題在中國目前可能更嚴重。現在的美團、滴滴、阿里與騰訊等巨頭完全可以視作前面故事中的特權階級。以美團為例，其送外賣的快遞小哥們都屬於外包形式，不屬於美團的員工。這意味着美團不需要為這些快遞小哥提供生產工具，如送快遞的保温箱與電動自行車等，而且還不用向國家上繳員工的社保、醫保等資金。而這些收入微薄的底層快遞員往往為了更多的現金收益，也不會選擇自己繳納個人醫保、社保。

這些快遞小哥看起來更像是前文故事中的佃户，耕作在美團名為「訊息」的土地上，每天必須穿着美團的廣告服，然後被美團從每一次的派送訊息中拿走相當高的分成。現在的中國一方面是美團、阿里、滴滴和騰訊等巨頭財富飛速增長，另一方面是國家社保、醫保等資金長期面臨資金壓力的現狀。可以說中國的現在的問題比美國不遑多讓。

中國曆次收入分配改革

中國共產黨在接手國民黨的爛攤子時，面對的是一個收入分配早已嚴重失衡的農業國家。只需要去查閲一下國民黨時代，如孔祥熙等軍政人員從國民政府中侵吞了多少財富和各地失去土地的流民數量就能了解到當時中國絕大部分的財富都被集中到了少數軍政高層、鄉紳地主們的手中。而作為農業國家的基石，自耕農的數量已經遠遠不能保證國家基本的財政與政治穩定了。

因此，就像歷代王朝建立政權之初一樣，中共也開始了針對生產資料與收入分配的改革。這個改革的重點就落到了公平上，各地開始重新丈量土地，分配農具，並組成農業合作社等生產單位，徹底消滅了中國持續數千年的地主與農民對立的問題。這種政策在中共建國之初具有相當的積極意義。1949至1977年中國農村生產活動主要效仿蘇聯，推進集體農莊模式，建立了多個家庭共同組成生產隊。這種集體農場在短時期內集中戰後中國所剩不多的生產資料並統一使用的模式，為恢復農村經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並使得中國的人口開始恢復增長，從建國之初不足四億增加到了八億，而且還成為了中國工業化的經濟支撐。

但是集體農場模式也有其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點，那就是在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之下從事生產的人們幹多幹少一個樣，甚至干與不幹一個樣，這就要求每一個參與集體農場建設的人都要不計個人得失，全力從事生產才能提高集體農場的產量，但這種設想顯然是違反人性的。所以在集體農場模式推行一段時間之後，不可避免的在農村出現了大量消極怠工的農民，極大的打擊了農村的農業生產。

正如中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所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在當時中國落後的狀態下，走什麼道路才能發展生產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的問題成為了主要的爭論點。鄧小平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此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他提出的「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說法，以極為實用的方式結束了中國「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一切改革全部圍繞解放生產力展開。縱觀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餘年，可以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主要的問題是消除平均主義對民眾生產積極性的打擊。因此在1978至1992年，即改革開放初期的這個階段，收入分配改革主要圍繞着打破平均主義，落實按勞分配這兩個基本點展開。如在中國農村展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終結了生產隊集體勞作的平均分配時代，將農村的基本生產單位重新定位在家庭層面上。

農民只對自己的田地負責，不再為集體負責，其收入直接取決於其生產效能，勞動成果不再會「被平均」。這種分配方式極大的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在城市的改革中，也積極借鑑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驗，確定了責、權、利相結合的原則，將城鎮職工的收入直接與其勞動成果關聯。其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逐漸出現了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股份制等多種經濟形式，收入分配也變得更加多樣。

此時期中國政府明確表示「我們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於善於經營的企業和誠實勞動的個人先富起來， 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貧富懸殊，堅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進效率的前提下體現公平」。這便是「先富帶動後富」的說法。它的出現標誌着中國從絕對的平均主義開始轉向了追求效率，並且肯定了其它財富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同時，中國也開始建立一系列財富再分配的機制，如建立失業保險制度，改革稅制和推進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此階段為中國下階段更大、更深入的改革打好了基礎。

第二階段為1992年至2002年。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提出「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的分配政策。這標誌着在中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合法的成為了社會財富分配的重要參與方。後來，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又首次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

此時中國的貧富差距和地區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開始出現端倪，當中國中西部農村地區將存款達到一萬元的家庭羨慕的稱為「萬元户」，甚至當地政府和銀行都會對萬元户進行表彰的時候，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的萬元户卻與貧困户劃上了等號。為了緩解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中國政府一方面繼續完善個人所得稅、消費稅、財產稅等稅制， 並且頒佈了《關於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關於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社會保險徵繳條例》、《失業保險條例》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條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開始為被改革甩下的民眾兜底。此外還於1998年3月在原勞動部基礎上組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加強了對社會保障制度的行政管理。

第三階段為2002年至2012年。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強化了非勞動生產要素，即資本參與中國財富分配的合法性。這一時期，中國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擴大，尤其是城鄉之間的差距與東西部之間的差距被突顯了出來。中國的人口開始大量從農村湧向城市，從中西部相對落後地區向東南沿海發達區域遷移。

為了緩解城鄉之間的差距，中國政府制定實施了徹底取消農業稅、大幅增加涉農補貼、建立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多項支農惠農政策；為緩解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中國政府頒佈了最低工資標準，出台了《勞動合同法》和《就業促進法》，希望通過法律手段來增加勞動者收入，保障勞動者權益，緩解勞資之間的對立；為緩解區域差距，中國政府加大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的政策力度。

第四階段為2012年至今。在此階段，從中國的經濟分佈和人口分佈來看，大部分財富和人口都集中在了中國東部沿海的發達地區，如北京所在的渤海經濟圈，上海所在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圈，廣州、深圳、香港、珠海等組成的大灣區經濟圈等。從階層來看，掌握生產資料的資本集團和掌握文化、技術的知識精英收入增長明顯快於農民和小工商業者等人群。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之後與那些還沒有富起來的區域產生了明顯的差距。

中國的決策者們顯然也意識到了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收入差距已經逐步擴大成了貧富差距，而中共提出改革開放的口號則是「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因此，中共不可能放任貧富差距擴大，必須要加強稅收和福利、兜底政策對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作用，幫助那些在改革中落後的群體享受到改革帶來的發展紅利。

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了「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 並進一步要求「清理規範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後來的「十三五」規劃明確就「縮小收入差距」 做出了部署。之後中國更是展開了全面的脱貧攻堅行動，動員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共黨員幫助農村貧困户和城市貧民擺脱絕對貧困。2021年2月25日，中國正式宣告消除了絕對貧困。

中國收入改革的成就與問題

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四十餘年的收入分配方式發展來看，每一次改革都抓住了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

改革的第一階段面對的主要矛盾是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絕對平均主義和「大鍋飯」做法嚴重削弱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直接影響到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按勞分配的方式可以說非常有效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同時一定的收入差距也可以激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

改革的第二階段，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國家經濟長期依靠政府管控，缺乏活力的問題。從中共的十二大到十五大，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逐步過度到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共同發展」。市場經濟開始發揮其調節作用，激發了中國經濟的活力。不過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加上建國初期中共對私有制的嚴厲打擊遺留的影響，民眾對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以及前景有所擔心。

一段時間裏中國的富人成批的移民海外。《中國國際移民報告 ２０１４》 的調查數據顯示， 中國個人資產超過 １ 億元人民幣的超高淨值企業主中，２７％已經移民， ４７％正在考慮移民；個人資產超過 １０００ 萬元人民幣的高淨值人群中， 近 ６０％ 已經完成移民或有相關考慮。

改革的第三階段，中國面對的主要問題是穩定國民對改革的信心，從法理上給予私營經濟合法的地位。在這個階段，中國從法理上承認了資本參與社會財富分配的合法性，肯定了私營經濟體在中國的合法地位，強化了中國人對資本和市場參與收入分配的認識。有了法理上的承認和保障，中國人也逐步減緩了移民的步伐，根據美國簽證年度報告統計，2019財年，中國獲得EB-5簽證的人數為3894人，自2015年以來「五連跌」。而其佔全美同類簽證的比例也是進一步「縮水」，由2015年的86.81%下滑至2019年的49.36%。此外，2019財年獲得EB-1（傑出人才移民）簽證的中國人數在經歷2018年短暫上升後直線回落至589人，不足2018年人數的一半，佔比由2018年的37.8%回落至26.5%。

改革的第四階段，中國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改革發展紅利分配不均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國政府一方面加強政府兜底，發動力量幫助全國最落後的群體脱貧；另一方面開始調節收入分配，尤其是對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加大了調整力度。

從收入分配的方式來看，這四個階段經歷了按勞分配到以按勞分配為主，以資本參與為輔，再到確立資本參與分配的合法地位的演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收入分配的指導思想從絕對的平均主義到確立效率優先，最後到如今確保中國人的獲得感。

中國過去四十餘年創造的經濟奇蹟與這種收入分配改革對生產力的促進密不可分。從中國已經取得的成就來看，收入改革提高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力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民眾收入水平普遍得到大幅提升，並且消滅了絕對貧困。

然而任何一種規則和制度都不是絕對完美的，人類社會的規則和制度歸根結底是社會科學的產物，而科學不是絕對真理，它從來就只是一種假說，它不一定是對的，它只是現階段最合理、佐證最多、最實用的假說。這種科學假說從古至今以來都是在被不斷證偽的，然後提出新的假說來推動科學進步。在這個過程中，舊的假說會隨着時間積累弊病，就如中國收入改革每一個階段也製造了新的問題一樣。

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今資本回報率將勞動回報率遠遠地甩在了身後。2005年之前畢業的大學生，基本可以依靠自己的勞動為自己在城市中買下一個棲身之所，但越往後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增長速度就被房價增長的速度甩下的越遠。事實上香港也經歷過相同的時代，房價飛漲，那個時候許多人將這種提早買房的行為稱為「上車」，只要提早買到了房子，房價漲，自己的資產也在漲，就不至於被時代的車甩下。

假設一個在2000年左右的中國大學生在2008年之前在北上廣深其中一個城市比較靠近核心的區域買了一套房子，那麼現在這套房子升值的錢就是很多中國年輕人辛苦工作一輩子也賺不到的錢。而從2008年工作至今，一個本科生的平均工資漲幅也不過是從每月三千左右人民幣漲到一萬左右人民幣而已。

諸如房子、土地、礦場、原料等生產資料畢竟是有限的，因此能提早「上車」的人也必然是有限的。到如今，很多中國年輕人出生的時候，中國這輛經濟快車就已經發車了，等他們大學畢業進入職場的時候發現自己從來就沒有上車的機會，這將不可避免的激化中國人代際之間的矛盾。

資本回報率太高的另一個負面效應就是市場投機行為變得更加普遍。現在觀察中國經濟，基本離不開一個「炒」字，從以前炒房子，炒股票，到現在很多人炒鞋子，炒比特幣和以太幣等數字貨幣。中國經濟脱實向虛的壓力時時刻刻都存在。

更嚴重的是，中國的資本現在也出現了美國資本集團一樣的情況——逃避國家責任。就如前文中提到的美團那樣，一方面是美團將一千五百萬送快遞的小哥全部外包出去，省下了給國家上繳養老、醫保、社保的錢；另一方面是中國的養老、醫保、社保的資金時時刻刻面臨巨大的財務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輿論場上逐漸出現了「佛系」、「躺平」、「內卷」和「打工人」等網路熱詞。當年輕人發現自己無論如何都不可能「上車」的時候，不得不開始無奈的接受這個現實，在發覺努力也不可能改變的時候選擇了放棄努力，讓自己過得儘量舒服一點。

而其它還想去追趕經濟快車的人，就不得不在剩下不多的資源裏瘋狂的相互傾軋，儘可能的讓自己超過別人一點點，更早進經濟快車一點點，這便是所謂的「內卷」。長此以往對中國的發展和穩定是非常不利的。就像很多香港青年人很容易被煽動去破壞自己的家鄉一樣，這些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在勞動回報率和資本回報率巨大的鴻溝之前絕望的時間太長的話，他們也是很有可能被煽動起來的——如果家鄉的好與我無關，那麼我又怎麼把自己視作家鄉的一份子呢？

但我們對它評價時不應跳出當時的歷史條件，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就像我們不能因為愛因斯坦相對論證明了牛頓經典力學的片面性和侷限性，就否定了牛頓經典力學在人類物理學進步中劃時代的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時面對的是早已經被西方老牌強國瓜分乾淨的世界，再也不可能走英國當年海外擴張殖民地，對殖民地進行掠奪來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的路了。因此，中國這種向內尋求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決策也確實是不得已而為之。但它也確實幫助中國快速完成了原始積累，讓中國用四十年走完了西方兩、三百年走過的路，並催生了阿里、騰訊、美團、滴滴等世界級的網路巨頭公司，在數字經濟時代為中國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搶得了廣袤的市場，甚至在移動支付等領域對西方老牌發達國際實現了彎道超車。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回到過去並否定過去，而是立足於當下面對主要問題，着眼於在未來解決這個主要問題。

中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未來的發展趨勢及其政策建議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來源——這個政黨從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宣稱要帶領全體中國人走向富強，所以它不能放任貧富差距擴大，不能在發展的道路上放棄任何一個國民。而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是長期積累形成的。除了所處的歷史階段、自然資源稟賦差異、地理位置的不同、市場正常競爭以及自身努力程度與實力不同等這些無法迴避的因素以外，從未來趨勢看，受全球化、技術變革以及生產交易方式變化等因素影響，收入分配領域一些新問題新矛盾也會不斷產生。

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就為威脅到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根基，因此中國政府在收入改革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沒有放棄追求效率，但兼顧公平的原則。尤其是在現階段更是展開了一系列針對收入分配的改革，推進了一系列措施。從中共最高層的表述和行動來看，無論是「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還是李克強指出的中國六億人月均收入一千元，人均年收入3萬元，從本質上來講都是指向了同一個目的——中國第四階段的收入改革。

為什麼要「提高人民群眾獲得感」？因為人民群眾從中國發展中獲得的紅利很少，中國經濟屢創佳績，但仍有六億人享受經濟發展的好處很少，月均收入只有一千元人民幣。於是就有了現在中國政府對阿里、美團等資本巨頭展開的反壟斷調查，及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等行動。

早在2016年前後，中國就已經展開了對收入分配的調整。中國主要三個方面發力。第一，繼續將經濟的蛋糕做大。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決定性因素，沒有經濟發展，分配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中國積極推行「一帶一路」等措施，為中國的經濟尋找新的、有力的增長點。第二，改革完善初次分配製度。

早在2016年前後，中國就開始對體制內的政府公務員，國企和事業單位員工的隱性福利、灰色收入和工資等進行了改革，推出了一系列的限薪令。一些地方的中國體制內人員工資收入下降了三成到五成左右。同時，中國政府還對娛樂明星、影視文娛等行業頒佈了限制令，加大對高收入群體的調節力度，還加大了發達地區對相對落後地區的財政支持，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第三，中國的全面脱貧縮小了低收入階層與其它階層之間的差距，同時在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發力，實現國家對全體國民的兜底。

這三項措施，就像是從中國收入群體的兩側向中間擠了擠，即把衝在最前的高收入階層稍微向下壓一點，也把低收入階層向上託一點，降低了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

從未來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第四階段的收入改革遠沒有到完成的時候，現在中國大陸也出現美國一樣的問題苗頭。為了避免未來中國的資本集團也像美國的資本集團一樣逃避國家責任，中國將對現在的財富第一次分配做出調整，針對資本巨頭的限制將變得更加嚴格，資本回報率將在一定程度上被壓縮，這意味着中國的勞動者可以依靠勞動獲取更高的回報。比如未來降低滴滴平台在網約車運營中對司機運單的抽成比例，讓司機賺到更多的錢。

同時中國必然會完善稅收體制，通過完善、推行房產稅和財產稅等措施加強對社會財富的調節和政府福利的二次分配，確保每一個從中國發展的快車上獲利的人都拿出一部分資金來，幫助那些後來者。如今中國一、二線城市中存在相當規模的城中村，這些村民依靠其在城市中的土地和房屋大量吸納城市無產者並收取房租。在一些城中村中往往是幾千村民對湧入的數萬，甚至是十萬以上的城市無產者收租，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城市地主群體與城市無產者之間的矛盾。而且這些城市地主階層享受着城市高速發展帶來的資本超額回報的同時，但由於相應稅法的缺失，他們幾乎沒有承擔城市發展中各項基本設施投入的成本。

還有一些買房較早的群體，也享受到了周邊基礎設施提升帶來的房產價值提升，但政府並不能從這些財產升值中獲得任何財稅收入。因此新建基礎設施和維護已有基礎設施的成本就只能由新建的住宅社區從土地財政中拿出。這意味着城市建設的成本幾乎全壓到了後來進入城市的群體身上，也是推高房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經歷了幾十年快速的城市化，如今數以億計的人口進入城市，不解決好這種後來者與先行者之間的矛盾是不行的。因此各種財稅政策從那些趕上時代紅利的人身上轉移一部分財富，幫助後來者迎頭趕上是勢在必行的。這部分資金將用於政府政策兜底，如建設政府所有的公租房、維護運營已有的城市基礎設施和提高社會福利等。

結語

人類社會近三百年的發展，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現在快速的變化，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翻天覆地的變化，讓人們產生了一種世界總會快速改變的錯覺。然而縱觀人類文明的歷史，絕大多數時間停滯才是主旋律。人類在農業時代停留了數千年，才進入工業時代，而我們現在進入工業時代享受的仍然是兩百多年前基礎科學發展的紅利。

如當今的4G、5G甚至各國正在研發的6G移動通訊基礎，都是基於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在1865年提出的電磁方程組做出來的。我們的基礎科學基本上已經陷入了幾十年沒有突破的尷尬境地，我們所做的改變更像是把普通的弓箭改良發展出了諸葛連弩，但沒有基礎科學的突破，我們永遠造不出原子彈一樣。

我們感受到近兩、三百年巨大的變化，事實上只是經歷了人類文明從第一層台階上到第二層台階的過程，而我們要在第二層台階上停留多久，目前並不好說，而且也不樂觀。當今世界經濟形勢已經陷入了停滯，甚至衰退發生的可能性也在直線上升。在下一次科技革命到來之前，各國必然面臨缺乏增量市場的現狀。尤其是中美兩國，從民間到官方，雙方的對立情緒正在快速升高，但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他們都沒有從外部毀滅對手的能力。

因此雙方的對抗和競爭更多會轉向對內部的整合與優化，只要自身的問題比對方小，就可以用時間拖垮對方。所以我們也看到了無論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讓美國重新偉大」，或現總統拜登（Joe Biden）的「財稅改革」，抑或是現在的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都在強調對內的改革。

任何主義，任何思想，歸根結底都是要解決民眾最迫切、最主要需求的。就像中國農業時代不可能靠四書五經去解決饑民餓肚子的問題一樣，儘管中國現階段取得的成就與相應的輿論宣傳極大的提升了中國年輕人的自豪感與國家凝聚力，現在的中國也不可能依靠思想宣傳解決中國年輕人趕不上中國經濟快車的現狀。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年輕人普遍對中國的前途表示樂觀，但對自身前途感到迷茫的原因。

可以說中國這場改革的成敗決定了中國未來的國運與世界秩序。而從中國輿情變化來看，如馬雲等商業精英從被中國人羨慕和崇拜的對象，到被許多人批評成為富不仁的資本家等，都意味着新加入中國輿論場的年輕人對以往收入分配製度的負面感受積累的越來越多。因此中國的收入改革分配也必須要加速進行，至少要搶在中國年輕人的負面情緒全面爆發之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