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金融和地產——中國經濟三強背後的文化基因探究

中國上半年的主要經濟數據都顯示，經濟總量依然保持高增長態勢，即便剔除基數因素，仍不顯弱。但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存在明顯不均衡，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兩年平均只有4.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的兩年平均也只有4.9%，唯有出口繼續大幅增長，比去年同期增長28%，兩年平均增長12%。

若把投資再細分為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和房地產開發投資，發現製造業的兩年平均投資增速只有2%，基建投資的兩年平均增速只有2.6%，但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兩年平均增速則高達8.2%。而且，商品房的兩年平均銷售額也增長8.1%。若把中國的住房總市值與美國、英國和日本的住房總市值作比較，則中國住房總市值超過三國住房總市值之和。

此外，今年上半年GDP構成中，金融增加值的貢獻率，達到8.6%，這一比例要超過英、美、日、德等幾乎所有經濟發達大國。也就是說，中國經濟中的地產、金融和出口的三大指標均顯著高於全球平均水平，而且這一現象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是什麼原因使得出口、金融和地產成為中國經濟保持高增長的利器呢？除了有長期存在的中國特色體制性因素外，不妨從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普世價值觀乃至宗教等角度去解釋這一現象。

福祿壽膜拜與儒釋道融合

每逢春節，幾乎家家户户都會在門上貼一個「福」，我們中國人常講「五福」，「五福」原出於2500多年前的《尚書.洪範》。現在已家喻户曉了。即幸福有五:長壽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壽綿長; 富貴是錢財富足而且地位尊貴; 康寧是身體健康而且心靈安寧; 好德是生性仁善而且寬厚寧靜; 善終是臨命終時，沒有遭到橫禍。2008年，北京舉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其吉祥物是五個福娃，寓意着五福臨門，可見傳統價值觀迄今仍深入人心。

在五福中，富貴是最受人們喜愛的，故中國民間傳說正月初五是財神的生日，所以過了年初一，接下來最重要的活動就是迎財神，在財神生日到來的前一天晚上，各家置辦酒席，為財神賀辰，初五一早就鞭炮聲不斷，迎接財神。

今天我們常祝福人家的兩句話：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實際上也與福祿壽的傳統價值觀一脈相承。而福祿壽三星應該是從五福的涵義中進一步形象化，最終演化為道教中的三大神仙。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它教導人們追求今生，「道曰今生，佛說來世」，所謂修煉成功的第一步就是長生不老，信道則信永生，來世的事來世講，反正今世就要成不滅。

以祿神為例，在北斗星之上有六顆星，合起來稱為文昌宮。其中的第六顆星即是人們崇拜的祿星。祿，即官吏的俸祿。高官厚祿是士人一心向往的，於是便產生了對祿神崇拜。由於古代的科舉考試主要是做文章，祿神崇拜便也包含對文運的祈求。《論語》中也提到，"人有命有祿，命者富貴貧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是中國主要宗教之一。東漢時形成，南北朝時盛行，但到了隋唐佛教盛行之後，就開始衰落了。道教是宗教，道學是哲學，而且並不與儒學對立。道教中既有老子和莊子的哲學思想，又有儒家推薦四書五經中《周易》的方法。但是，道教求成仙、求長生之道，主張清靜無為，教義中就講明瞭先度自身再度世人，隱居修道，不利於傳播，這或許是道教始終不能長期盛行的原因。

當今世界上的現存的四大宗教之所以能夠擁有如此眾多的教徒，不外乎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能夠與國家統治者形成合作關係，千年下來，稜角都變得圓潤了；二是不能被證偽。而道教的長生不老之道，則往往缺乏說服力。

儘管如此，道教根植於中國文化和哲學思想，具有強大的民族基礎，與儒教自然有很多共性；而北傳佛教存在諸多流派，被漢人接受度較高的是大乘佛教，實際上就是與中國文化與本土宗教妥協和彼此包容的結果。

例如，在小乘佛法裏，四分律規定，佛教弟子，無論在家還是出家，不能算命、卜卦、風水等等。大乘佛教，佛陀在《梵網經菩薩戒本》也是規定不能做這些的，被稱為邪命。但是佛法在中國，便有中國的特色，中國人向來信命，易經本來就是從占卜而來，所以孔子就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中國的幾千年的文化，受周易影響較大，因為在四書五經之中，易經為群經之首。

佛教相比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其包容性較好。它應該屬於多神教，而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排他性很強。這就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理念或價值觀中，儒釋道都是可以用來解決問題或提振信心的，直到今天，很多國人並不清楚道教與佛教之間的教義差別與界線，遇到什麼大事，占卦算命和燒香磕頭拜菩薩往往一起上。

出口與勤勞程度相關
金融與交易偏好相關
地產與財富追求相關

四十年前，中國出口在全球的份額不足1%，如今貨物貿易的出口份額已經佔到全球的15%，這是否說明出口份額的提升主要靠改革開放呢？這當然毋容置疑。不過，從歷史看，中國的外貿的一帶一路自古有之，如宋代對內外貿放松管制，實行促商政策，與宋有海外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有80多個。

元代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建立貿易關係的國家進一步上升至140多個。對外貿易的繁盛，促使元代商人將貿易活動重心從國內轉至海外，一些城市的繁榮，很大部分是依靠對外貿易發展起來。例如泉州港與上百個國家與地區發生貿易關係，車船繁忙、商賈如潮，市舶提舉司管理的海船數量一度有15000多艘。

據統計，1550-1800年的大約250年間,中國通過外貿共獲得了大約12億兩白銀,佔了這段時間內世界白銀總產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而其他學者較為保守的估計也認為,中國在那段時期至少佔有了全球白銀產量的1/4-1/3。

1689年,英國與中國在廣州正式通商,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國。中國向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出口茶葉、絲綢、瓷器等,維持了100年以上的貿易順差地位。

早在西漢的《史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就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故「重商思想」背後更深層次的實質是「重利」。陳熾在《續富國策》中指出,「唯有利而後能知義, 亦唯有義而後可以獲利。」

17世紀以來，英國曾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國，進出口貿易額要佔中國對歐美貿易的70%以上。這一比例遠超當前中美貿易額在中國對歐美貿易總額的佔比。

由此可見，中國自宋朝開始，外貿就開始增長，在交通工具如此不發達的當時，外貿規模卻可以不斷擴大。但自英國工業革命之後，英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大幅提升，而中國能夠長期維持出口優勢，還是在於勞動力的充裕、聰明且吃苦耐勞。

按照李嘉圖的要素稟賦理論，中國出口強盛，除了有自然資源這一要素資源外，規模龐大的勞動力要素確實也是一大優勢，但同樣勞動力規模龐大的印度，出口在全球的排名卻比較靠後，出口額與中國的一個城市如深圳相差無幾；而人口與資源優勢都匱乏的日本及韓國，卻同樣能夠成為出口大國和強國，原因何在呢？

這恐怕與儒家文化多少有點關係，因為儒家文化提倡勤勉敬業。時至今日，中國勞動時間依然名列全球前茅。

此外，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儘管隨着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已經從1991年的71.6%下降到2020年的57.6%，但仍然是全球最高之一。

不過，中國出口在全球的份額儘管已經達到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15%，但出口的附加值並不高，也就是說，中國的製造業不強，按工信部部長苗圩的說法，中國製造業在全球排名仍屬於第三梯隊。

例如自動數據處理設備、無線電話機配件、計算機和電子產品的整體附加值比重只有45%，遠低於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附加值佔比都超過80%。從國際分工的角度看，中國的分工主要是附加值相對較低的製造、加工和裝配。

出口貿易在銀本位時代，可以獲得白銀，如今則獲得外匯，尤其是美元。因此，通過出口，過去獲得了全球最多的白銀，如今則成為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獲得財富的路徑除了出口之外，金融交易也是一大重要路徑。銀行通過存貸差獲得利差收入，通過銷售理財產品等財富管理服務來獲得各種增值業務的收入。因此，中國的信貸規模全球第一，四大行在全球商業銀行中的業務收入排名都名列前茅。

中國金融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今年上半年達到8.6%，且過去五年來一直維持在8%以上的水平，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也是最高的，說明中國的金融交易非常活躍。而且，這還是在中國金融開放度不高、金融管制不少的背景下出現的結果。

金融活躍的背後，首先表現為貨幣總量在全球最大，如M2規模達到232萬億元，超過美國加上日本之和。我曾經在9年前分析過M2規模成為全球最大的原因，主要通過大量引進海外直接投資、不斷增長的出口順差和房地產的持續繁榮來創造貨幣（李迅雷《中國式貨幣創造與財富效應》，2012年）。

其次，中國居民儲蓄率為全球最高，這或許與傳統文化有關，因為節儉和投資都是讓財富增值的主要手段。居民儲蓄率的最低點是1999年，從1999年的27.63％上升到2010年的42.1％，增加了14.5個百分點。2000年後居民儲蓄率大幅上升，應該與房地產牛市起步的居民加槓桿行為有關。儘管到2018年中國的居民儲蓄率已經降至34.8%，但仍遠高於發達國家的普遍水平。

高儲蓄意味着貨幣供給多，而利率是資金的價格，因此，中國長期利率水平實際上是偏低的。如美國等諸多發達國家，包括印度、俄羅斯等發展中國家，十年期國債收益率都和名義GDP增速相關性較高，且百分比都差不多。

而中國的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波動幅度極小，長期維持在3%左右，且遠低於名義GDP增速（2020年為特例，2021年以後彼此的「缺口」又會恢復）。

長期利率長期偏低是導致國內資產價格偏貴、形成「剛性泡沫」的主要原因。如國內房價無論從租售比還是從房價收入比的角度看，都遠高於國際水平。同樣，很多含H股的A股的股價基本上也比其H股貴一倍左右甚至更多，而香港市場的利率水平比內地要低得多。

偏低的利率水平，以及為追逐利差而形成的交易偏好，使得中國股市長期維持高換手率的特徵。以A股市場的換手率為例，中國基本上實行T+1交易，但不論與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相比，還是與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相比，A股市場明顯高於其他市場——對追逐財富的熱衷度實際上是傳統價值觀的表現形式之一。

此外，還可以從澳門博彩業的收入規模遠超拉斯維加斯，成為全球最大博彩場所上來印證華人的「交易偏好」。從中國的儒釋道融合結果看，並沒有對金融有什麼約束。但是，在其他宗教裏，如伊斯蘭教和基督教（舊約），都對高利貸是明令禁止的。

如伊斯蘭教的《古蘭經》有數節經文嚴厲禁止放高利貸。《古蘭經》第30章第39節經文說：「你們為吃利而放的債，欲在他人的財產中增加的，在真主那裏，不會增加；你們所施的財物，欲得真主的喜悦的，必得加倍的報酬。」《古蘭經》第2章第278節經文說：「信道的人們啊！如果你們真是信士，那麼，你們當敬畏真主，當放棄餘欠的利息。」

正因為如此，伊斯蘭國家的金融業通常就不太發達，如銀行獲利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存貸差，故伊斯蘭國家的銀行在這方面只好做些變通，以便與伊斯蘭教的教義；不直接發生衝突。在基督教的教義中同樣禁止放「高利貸」，比如《舊約》出谷記說：「如果你借錢給我的一個百姓，即你中間的一個窮人，你對他不可像放債的人，向他取利。」不過，後來這些約束便慢慢退化了。

如果說出口和金融交易是獲得財富的主要手段之一，那麼，房地產投資更是讓財富增值的直接手段了。從通用住房的估值水平看，如房價收入比或房價租金比看，中國在全球遙遙領先，從中國住房總市值的估算看，儘管當前有不同的估算結果，但應該超過400萬億元人民幣，超過美國、日本和英國的住房總市值之和。但中國的GDP總量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顯然中國房地產總市值具有高估之嫌。

從過去20年看，房地產作為國內居民家庭資產配置比例最大的資產，佔比估計在60%左右。很顯然，房地產已經成為中國居民財富構成的大頭，成為居民財富差距不斷擴大的首要因素，成為影響銀行信貸質量的重要因素，成為居民部門槓桿率不斷上升的直接原因。

由於統計口徑的差異，中國房地產對GDP的名義貢獻率遠低於美國，但實際貢獻率（直接和間接）肯定要超過美國的17%左右。這也是人們常說的「房地產綁架中國經濟」。其背後的推手還是居民高儲蓄率，其背後的原因則對財富的過度偏好。

出口、金融和地產過度繁榮扭曲經濟結構：能否改變？

從最簡單的邏輯來推導：出口多是因為國內消費少，國內消費少是因為居民儲蓄率高，儲蓄率高導致利率低而且投資率高，居民部門主要投資於房地產，對房地產的過度追捧，不僅讓房地產過度繁榮，而且通過土地或樓房質押的方式，不斷創造貨幣。

因此，通過國際比較，就不難發現中國推動經濟增長的佔比顯著大於國際平均水平的，就是出口、金融和房地產。如2020年在全球疫情下，中國出口出現大幅增長，在全球佔比創歷史新高，但國內居民消費卻出現了罕見的負增長。

2019年，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部門消費總額/GDP）只有39%，同期美國為68%，日本為56%，即便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也達60%，越南為68%，可見，消費率與居民收入的絕對水平似乎無關。中國歷史傳承的節儉文化，既可以解釋國內消費相對不足和出口的過度繁榮，也可以從高儲蓄率的角度解釋金融業的活躍和房地產的長牛。如中國上市公司的利潤總額中，上市銀行淨利潤在A股上市公司淨利潤總額要接近一半，如果再加上非銀金融企業及地產企業的淨利潤，則大大超過一半。

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中，福祿壽是終極目標，如獲得財富是終極目標，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乃至印度教追求「來世」目標顯然不同。儘管所有民族的商業行為都是為了逐利，但受宗教影響較大的民族，其商業行為受到宗教的約束更大，而中國商人受宗教約束較小，反過來倒是希望宗教能為其商業發展助力，在信仰上帶有更強的功利色彩。

過度偏重於商業牟利，使得中國企業行為上體現出更明顯的急功近利的特徵。從國際比較看，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也體現在企業研發投入的結構差異。近年來中國研發支出在GDP的比重明顯提升。1995年~2018年中國研發投入佔比提升1.6%遠高於同期美國（0.4%）、日本（0.7%）、英國（0.1%）等。

但是從研發投入結構來看，中國的研發支出主要集中在試驗發展，即通過較少投入就可快速變現的環節。而在真正構建長期壁壘的基礎研究領域，中國研發支出佔比還遠低於美國、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

在體育競技領域，也可以說明中國傳統文化的偏重功利特徵，如由於歷史原因，中國只參加過32屆奧運會中的其中15場奧運會，但獲得的金牌數量卻達到224枚（截止2016年），而人口數量與中國相當的印度，儘管歷屆奧運會都不曾缺席，卻累計只拿到9枚金牌。而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較大的日本和韓國，奧運會的金牌數量也比較可觀。這三個東亞國家能夠拿到這麼多金牌，恐怕與體育競技上的舉國體制及運動員們的刻苦訓練有關。

實際上，孔子提倡教授的「六藝」指的是「禮、樂、射、御、書、數」。其中「射」與「御」就是射箭和駕駛戰車這兩門武藝。可見，儒家是尚武的，而印度教則主張為來世而修行，且崇尚食素或許導致身體素質偏弱。

在長期和平的環境裏，具有追逐財富強烈慾望的文化基因，確實成就了中國財富規模的迅猛膨脹。過去十年，全球財富創造一直集中在中國和美國。根據瑞士信貸研究所的統計，截至2019年全球前1%的富翁中有40%來自美國。

中國的財富始於較低的基礎，但現在已經取代日本成為第二大百萬富翁國家。中國人佔全球財富榜頂端10%的份額最大。若將金融財富總額超過 1 億美元定義為超級富豪的話，根據BCG的預測到 2029 年，中國超級富豪的資產將達到 10.4 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9.9萬億美元。

但是，在財富奇蹟般增長的同時，經濟增長的質量並沒有得到相應提高。用財富收入比來衡量財富效率。財富收入比越高，單位財富所產生的收入越低，產出效率相對越低。從全球主要國家數據來看，2000年後雖然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財富收入比都有所上升，但是從增速來看遠低於中國，表明中國財富效率下降是最明顯的。

用一國的淨資產除以GDP，比較中、日、美的財富效率，同樣發現中國的財富效率是最低的。

統計發現，美股近10年ROE穩定高於15%的公司有161家，近10年ROA穩定高於10%的公司有53家。而在A股市場中，近10年ROE穩定高於15%的公司僅18家，約為美股數量的10%。

中國GDP增速大約是美國的二到三倍，上市公司長期資本回報率顯著低於美國，可能與經濟增長的質量不高有關，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主要靠相對低利率下的外延擴張。也就是說，要實現財富的增長，比實現GDP增長容易得多，而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則比提高經濟增速難多了。

財富增長過快的另一個弊端是導致居民收入分化。因為如前所述，幾乎所有國家的財富的增速均快於GDP增速，假設居民收入增速與GDP增速相等，這就意味着高淨值階層與工薪階層的收入差距就越大。由此將使得大眾化的社會消費有效需求不足，而高端消費長期繁榮。

也就是說，收入分化會阻礙中國經濟向消費主導轉型，因為中低收入階層是消費主體，消費主體的收入增速慢於高收入階層，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收入結構的扭曲是當今各國普遍面臨的難題，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今天及未來面臨的收入差擴大的問題，將對擴內需政策帶來壓力。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當今的經濟特徵，都有傳統的文化價值觀有非常緊密的聯繫，這就意味着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依然很可觀，在和平環境下，中國要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甚至經濟體量遙遙領先於其他經濟體都沒有什麼懸念。比較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印度教這四大宗教覆蓋面較廣的國家和地區，發現除了基督教之外，其他三大教覆蓋面較廣的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和科技實力均不強，這說明，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優勢還是非常明顯的。

但要實現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成為科技發達、消費主導及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體，即實現房住不炒、提升金融為實體服務的能力及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梯隊的難度還很大，因為傳統的價值觀和思維習慣的形成時間很長了，不能期望短期就能改變。

從當前的政策層面看，都已經採取了相應舉措來應對這些問題，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堅持不懈的努力，最終應該能夠實現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二戰之後經濟成功轉型併成為發達經濟體的只有兩個國家，分別是日本和韓國，歷史上都受中國儒釋道文化影響。這也說明，傳統的價值觀和文化理念，不會一成不變。只是我們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設計和更有力度的改革，來推動經濟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