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經濟的挑戰、底氣與後勁

題記：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學院院長林毅夫教授的新書《論中國經濟：挑戰、底氣與後勁》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之際，中信出版社、《環球人物》雜誌及國發院傳播中心對林毅夫教授進行了專訪。本文根據專訪內容整理。

問題一：GDP目標

李克強總理在2021年兩會上提出「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度視情況提出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對「十四五」期間的增長預期沒有設一個具體數值，這個變化應該怎麼理解？

林毅夫：這一點確實和前幾個「五年規劃」不同，「十四五」規劃沒有明確設定未來五年的經濟增速目標，並不意味着年均增度指標的參考性不再重要，只不過是未來五年將更加靈活地決策，會根據每一年的實際狀況設定一個合理的增長區間，比如說6%左右、5%左右。2021年的增長目標就是6%以上。

為什麼不在當下就設定好長遠的增長目標？實事求是地講，是因為未來增長的不確定性變大。

第一個大的不確定性是新冠疫情什麼時候能結束？雖然現在有疫苗，但還不夠全世界分配，中國、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估計可以生產並擁有到足夠的疫苗，但很多發展中國家，像非洲、中亞、拉丁美洲的國家目前基本都分配不到疫苗。如果這些發展中國家由於得不到疫苗、沒有辦法有效地防控疫情，使之繼續發展，國際人員來往很可能導致新病毒變種的出現和傳播，現有疫苗也不一定能有效地防控。所以，國際相關學者的普遍共識是，除非在全球範圍得到控制，否則新冠疫情的威脅總是存在。這種大傳染病只要在某個地方暴發，就必須採取居家隔離、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再嚴重的話可能要封城、封國，阻斷國際人員的來往，這些都會對經濟造成不利影響。

第二個大的不確定性是地緣政治。現在面臨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尤其美國新一任總統拜登上台以後，我們並沒有看到中美關係明顯的改善。拜登雖然對中國的科技企業、技術創新、經貿發展等方面的牽制不像特朗普那麼粗魯，但是並沒有改變美國政府的基本政策取向。這當然也會對中國的發展造成較大的影響。

儘管如此，我個人還是比較看好中國的發展前景。總的來講，我們的發展潛力很大，國內可動用的各方面條件比較充分，因此，未來數年保持一個相對好的增長速度完全可以預期。只不過這個預期究竟是高一個百分點，還是低一個百分點，應該按照當時的具體情況來判斷。

基於以上分析，我認為「十四五」規劃關於經濟增長區間的提法非常科學。根據未來的情況設定一個合理的增長區間，而這個增長區間會在每年「兩會」時根據當年的實際情況再來調整設定。

問題二：新冠疫情影響

這次新冠疫情對於世界的影響不僅僅在經濟方面，對中美關係乃至整個世界的格局都產生了影響。您覺得這種影響是會長期存在，還是隨着美國恢復元氣後就會減弱？

林毅夫：新冠疫情的影響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兩個平行事件，因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提出的，而新冠疫情是2020年才出現，所以不能說新冠疫情是中美關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結果。當然，相互間會有影響，但是我們要把它們分開來看。

儘管新冠疫情是不可預測事件，但是我們知道，在全球氣候變暖以及全球化的趨勢下，人員、物質各方面的交流越來越緊密，會產生一些不可預期的影響，包括自然災害事件或者大流行病，都可能會暴發，這個概率總是存在的。

對於這次的新冠疫情，我們可以看到的短期影響是各個國家的經濟受到很大沖擊。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從1978年到2019年，平均每年增速是9.2%，在2020年第一次出現了2.3%的增長率，這對中國而言是非常低的，不過仍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當中唯一保持正增長的國家。如果拿中美兩國來比較，2019年中國增長6.1%，美國增長2.2%，中國比美國高出3.9個百分點；2020年中國增長2.3%，美國負增長3.5%，中國比美國高出5.8個百分點。所以，英國的一家研究機構發布最新預測，認為中國經濟在總規模上對美國的趕超會加速。

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在2014年已經超過美國。但用市場匯率計算，國際上一般的共識是，中國經濟規模會在2030年超過美國。當然，最終早一點、晚一點都有可能。由於這次新冠疫情，根據英國這家研究機構的預測，可能會讓中國提前兩年超過美國。

除此之外，還會產生其它影響，比如對自身制度優越性的認識。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應該執政為民，每個國家的政治體制都是為人民服務的。遇到新冠疫情，就明顯地表現出中國的體制做出了最好的防控，以最低的代價克服了挑戰。對此，其他國家的人民也看在眼裏。我想這會增加我們對中國製度、中國治理的信心。同時，中國也表現出大國擔當——不僅自身很快控制住新冠疫情、實現復工復產，而且向其他國家伸出援手，提供口罩、呼吸機等防疫用品；研發出疫苗後就承諾跟全世界共享知識產權，讓其他國家可以使用中國的疫苗。

反觀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內沒有防控好，而且對外基本上採取放手不管的態度。比如疫苗的分配方面，人類共同面臨這麼大的挑戰，理應共同努力，讓全世界各個角落、各個地方，不分貧富都可以把疫情控制住，因為這對全世界都很重要，而疫苗是關鍵。可是，那些發達國家有了疫苗以後大都是自己用，不分配給其他國家，或者只分配一點點給關係特別好的國家；同時那些製藥公司還在以知識產權保護的名義，使得其他想要獲得疫苗的國家不得不付出比發達國家更高的價格。這就呈現出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治理模式在面對這麼一件重大公共事件時，採取的做法和態度不一樣。

這次新冠疫情對每個國家都是巨大的考驗，而我們在考驗中表現出了中國文化、中國治理的優越性和擔當。

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過去總是覺得西方的月亮更圓。我們的確不能關起門來搞現代化，需要用包容開放的心態來對待外國的經驗，對待他們積累下來的值得學習之處。但是，中國跟外國比也有自己的長處、自己的優越性，這可以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

問題三：中國經濟實力

外國人也好，中國人也好，對中國真正的實力認知都不容易客觀。比如中國的一線城市感覺就像發達國家，但人均GDP排名全世界70多位，中國的經濟實力到底應該怎麼看？

林毅夫：中國是一個擁有960萬平方公里國土的大國，人口有14億，我們的經濟總量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確實超過了美國，比整個歐盟還要大。但是，不要忘了我們的分母更大，平均數還比較低，明顯低於其他發達國家。可能在東部沿海城市看不出來，這主要是因為地區發展水平的差距，畢竟東部地區在全國處於領先水平，人均GDP確實比較高。而且中國的大量基礎設施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才建設的，比較新，甚至比美國、歐洲的還要好，所以就會給人家一種幻覺。

從總體生活水平來比，中國跟發達國家還是有差距的，尤其是中西部的農村地區還有很多需要追趕的地方。GDP所反映的只是經濟發展的一部分情況，並不能代表全貌，比如不能反映環境、生活的質量，也不能反映社會治理情況。GDP不是一個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全面指標，所以也就有不少人提出要改進GDP的衡量方法。

同時，經濟發展不只是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為此我們也提出了新的發展理念，使發展擁有了更多內涵：比如創新、協調（城鄉地區間的協調）、綠色可持續、開放；讓中國的發展能夠帶動其他國家的發展，我們也會通過其他國家的發展促進自身的發展；我們還希望中國發展的果實可以讓全國人民共享等等。這些都不包含在GDP裏面，但對我們的現代化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側面。

問題四：雙循環

去年中國提出了「雙循環」，而且是內循環為主，但還簽署了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並表示願意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中國為何要提出雙循環，並且簽署對外貿易協定？

林毅夫：中國之所以提出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長期因素。

在短期因素方面，比如新冠疫情發生了，國際貿易受到巨大沖擊，出口當然會減少。中國2020年的出口跟其他國家相比還不錯，增長4%，但是跟常年的出口增速相比較慢。當生產恢復，出口減少，生產出來的東西當然必須靠國內循環，自己消化吸收。另外，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企業進行打壓，一方面會減少我們對國外高科技產品的進口，另一方面也會影響華為這類企業的產品出口。我們還是希望中國的企業能發展，這種情況下也需要更多地依靠國內市場。

我更看重的是長期因素，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背後反映出的是經濟基本規律。中國很長時間內被視為出口導向型國家，而中國的出口佔GDP比重最高峰是在2006年，達到了35.4%；在還沒有提出新發展格局的2019年，這個指標已經從35.4%降到17.4%，也就是82.6%的國內生產已經是在國內循環。這充分說明，國內循環早已經是主體。

為什麼會這樣？經濟基本規律中有兩個關鍵因素：一個是經濟規模，一個是經濟當中服務業的比重。

經濟規模方面：因為現在製造業規模很大，要發展好，就要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如果國內的經濟體量小，國內能消化的部分就小，那就要更依賴國外市場。最明顯的例子是新加坡，經濟發展得很好，2019年出口佔GDP的比重高達104.9%，超過了100%，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出口產品中許多原材料和中間部件靠進口，出口時也算在產值裏。中國出口佔GDP比例最高時也才35.4%，只有新加坡的1/3，為什麼？因為新加坡是小經濟體，中國是大經濟體。

服務業比重方面：服務業中有很多是不可貿易的，所以服務業在經濟當中所佔的比重越高，出口的比重往往就越低。如果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仍是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在2019年的出口只佔GDP的7.6%，比中國低很多；日本是第三大經濟體，但其出口比重也比中國低，2019年不到14%。為什麼它們比中國低呢？因為日本跟美國都是高收入國家，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很高——美國達到80%，日本達到70%，而中國的服務業佔GDP的比例只有54.3 %，服務業中許多服務像餐館、理髮、零售、快遞等是不可貿易的。

從2006年-2019年，中國的出口比重下降，國內循按月重提高。這一方面反映中國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導致經濟規模不斷提高——2006年中國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到2019年超過10000美元，經濟規模提高了將近3倍。在這種狀況下，國內循環的比重會提高。同時，因為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務業的比重也不斷提高。這兩個因素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經濟2019年就已經是以國內循環為主體。

為什麼是在2020年的時間點提出「雙循環」？我認為也很重要。因為過去我們一向都認為中國經濟是出口導向型，這樣很容易形成一種誤解——只要出口受到一點影響，就認為中國經濟會受到很大沖擊。但實際上中國是一個大經濟體，國內循環的比重早已經是最主要，所以只要把國內的經濟做好，整體經濟就能夠相對穩定。就像這次新冠疫情，中國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當中唯一保持了正增長的國家。

中國經濟還要繼續發展，隨着收入水平提高、經濟規模擴大、服務業比重進一步提高，國內循環的比重當然還會不斷提高，會從現在的82.6%逐漸變成85%、90%。這是經濟規律的反映，也讓我們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更有信心。

儘管如此，原來提出的「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的開放政策依然重要，因為，國內市場再大目前只佔世界市場的16.4%，國際市場仍然有83.6%，我們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仍然要多生產進入國際市場，同時，我們沒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資源、技術、資本等能引進仍然要引進，這樣才能降低我們發展的成本、提高發展的質量。所以，國內循環、國際循環要相互促進，這也就是為什麼要簽署RCEP，並表達願意加入CPTPP。

問題五：數字人民幣與國際化

大家最近非常關注數字人民幣。如果中國的數字人民幣能真正推行開，對國際金融秩序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林毅夫：我認為短期不會對國際金融秩序產生影響，因為它主要是代替的紙幣，主要還是在國內使用。數字人民幣的使用可以增加方便性，也可以增加訊息的透明性，資金怎麼流動很容易了解清楚，能提高效率。但是要說到對國際金融秩序的影響，最主要還是得看人民幣會不會被廣泛接受，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以及能不能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計量貨幣。這並不是我們有這個意願就可以，也不見得因為我們是最大的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就可以自然同步實現的。

從歷史經驗來看，美國大概在1875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但是美元替代英鎊變成國際主要儲備貨幣以及國際貿易的主要計量貨幣，是在二戰以後，相隔了70年，那時美國的經濟規模已是英國的好幾倍。也就是說，當英鎊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和國際貿易的計量貨幣時，由於它的先發優勢，國際上已經接受它了，除非有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不然這個變化、替代會非常非常慢。

美元會不會被人民幣替代？這一方面要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要看有沒有一些特殊的歷史事件，讓大家突然間覺得使用人民幣更方便、更可靠。如果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數字人民幣會給這個過渡提供一個更平穩的轉變，因為數字貨幣比原來的紙幣更具方便性。

問題六：三農問題

今年2021年正式實現全面脱貧，中央又提出了下一步的鄉村振興戰略。您覺得對於「三農」問題的徹底解決，政府未來應該怎麼做才能實現根本性的推動？

林毅夫：發展總是一個水漲船高的過程，按照預定的目標，根據國際絕對貧困的指標，中國實現了全面脱貧。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地區，我們的生活質量提高了，人均預期壽命在世界上排在前列。但國內確實有城鄉差距，所以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農村也必須繼續發展。這包括多個方面，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環境的改善、治理的現代化等等，各方面都要進一步提高。為了這個目標，我們提出了鄉村振興。

對農村來講，鄉村振興首先必須是產業發展。因為只有產業才能夠給農民提供就業，才能夠讓農民有不斷增高的收入來源。必須針對這樣的發展階段，搞清楚各個地方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什麼，是農業、農產品加工業還是鄉村旅遊業？根據這個地方的比較優勢來發展，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除了產業發展之外，城鄉差距在於很多公共服務的差距，包括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環境等方面。這些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的完善，一方面是產業振興、產業發展所必須的，另一方面也是提高生產生活質量所必要的。這需要各級政府負起相當重要的責任。

在我看來，鄉村振興要成功，最重要的還是農民。必須有現代化的農民，才有現代化的產業。要提高農民的素質，需要各級政府在教育公平方面加大力度。

我認為，鄉村振興總的來講還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因為這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前提，但同時要發揮政府好的作用。十九屆五中全會的《建議》裏提到，「十四五」規劃裏也提到，要探索有效市場跟有為政府的更好結合。如果想把各個地方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就需要政府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方面加大力度，提高農民的素質，提高農村地區公共服務跟城市的均等化。如果能這樣去做，我相信我們會有美麗的新農村，將來城市生活跟農村生活在質量上的差距可以消除，而且各有特色。

發達國家能變成現在這樣，並非一開始就如此，它們在發展的早期，城鄉差距同樣很大，曾經有一段時間城市裏的生活還不如農村。在工業革命以後，財富積累了，城市改善了，農村也從很落後的狀態慢慢發展，經過300年到了今天的水平。很多事情都需要一個過程。

問題七：社會保障

今年的年輕人對國家信心增強，但個人的工作壓力加大，社會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也似乎更加明顯。發達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有什麼得失？中國政府應該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林毅夫：首先要承認我們在發展中存在問題，看到我們的不足，努力去完善。但是也不能拿一個人均GDP達到5萬美元國家的標準來要求今天的我們也達到一樣的完善水平。

其實美國的收入分配也很不平衡，有錢人有私人飛機，一般老百姓不可能有。歐洲有些國家做得好一些，比如北歐國家的收入差距比較小，但它們的所得稅要高達50%以上，賺的錢一半都交給國家，然後國家再分配。這樣的結果看起來很好，都有一定的保障，但人的積極性降低，努力的動力不足。

對很多問題，我們首先要看到發展階段不同。不能只看到發達國家好的一面，也要同時看到其不完善的一面，陽光之下都有陰影。發達國家好的一面是經過工業革命以後幾百年的努力才達到了今天的生活水平和社會治理水平，但並不是一開始就做到今天這樣。它們處在中國當前的收入水平時，人均壽命比我們還短，醫療保障水平也很低。

當然，並不是別人犯的錯誤我們應該再犯一遍，在發展過程中要關注這些問題，想辦法提前規避或解決這些問題。這也是在「十四五」規劃裏提到、歷年來各種文件都有所涉及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必然還存在很多問題，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我們的戰略機遇期，讓經濟能夠更好地發展起來，在此過程中逐漸克服我們存在的問題，並且讓發展成果能夠全國人民共享。

在發展過程中，我們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不斷在變化。過去的主要矛盾是温飽問題，人民對文化和物質生活的需要都很難保證，因為那時的生產力水平還很低。我們現在是中等收入國家，可能到2025年就可以跨過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的需求也在變化，現在我們的主要矛盾已經是如何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這種期望在不斷提高。

必須承認，跟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現在的生產力水平還只是中等，發展還是有不充分、不平衡的情況，需要不斷完善、不斷提高。每個人可能都會覺得還有不夠好的地方，所以才需要我們繼續努力。

問題八：人口老齡化

老齡化是全世界很多發達國家都面臨的問題，但中國不僅老齡人口的規模特別大，而且是未富先老，也就是還沒有達到高收入水平，卻已經進入高齡化水平。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怎麼看？

林毅夫：人口老齡化確實是需要我們高度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我們的發展到底有什麼影響？有的人很悲觀，看到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以後經濟增長率都非常低，所以就認為經濟增長率可能會下滑得很厲害。我前面提到，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如果經濟增長率慢下來，問題的解決就更難。

對於人口老齡化的負面影響，我們不能簡單地只拿國外經驗來探討。國外出現人口老齡化的國家一般是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的特性是：收入水平高，產業跟技術已經在世界最前沿，技術創新的速度比較慢，因為只能靠自己發明。在這種狀況下，人口老齡化導致的結果往往是勞動人口比重的下降，每年新增勞動人口很少，加之技術進步慢，所以經濟增長也非常慢。

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來源：一種是自己發明；一種是利用跟發達國家的差距來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我們現在的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還有巨大的差距，這代表着實際的產業技術水平跟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還有相當大的空間進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這是發達國家所沒有的優勢。中國只要把勞動力不斷地從技術水平比較低的產業轉到技術水平比較高的產業，或者從附加值比較低的產業配置到附加值比較高的產業，即使人口和勞動力不增加，每個勞動者能夠生產出來的產品也會更多、更好、價值更高，經濟就能繼續增長。

老齡化會導致勞動就業人口減少，但是很多發達國家的退休年齡在65歲以上。比如日本的出租車司機都是「銀髮族」，可能在70歲以上。國內目前退休年齡還較早，男性60歲，女性更低。當勞動就業人口數量減少時，我們可以延後退休年齡，那樣勞動力數量就增加了，這也是最近幾年在討論的話題。

另外，對經濟發展重要的不只是勞動力的數量，還有勞動力的質量。我們可以通過提高教育水平來不斷提高勞動者的質量，這樣一來，實際上增加了有效的勞動供給。

雖然說人口老齡化確實是一個問題，但也不能因為看到人口老齡化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慢，就簡單地認為中國未來的增長率也會很低，發展沒有希望。如果把上述事情想清楚，其實我們的有利條件還非常多。把這些條件用好，我相信還能在較長時間裏維持一個比較高的發展速度，並不會因為人口老齡化而改變。

問題九：中國與印度

不少人拿印度和中國作比較，兩個國家人口數量近似，都是擁有古老文明的國家。印度GDP增速在疫情之前也比較快，有些人認為以後很多產業會向印度轉移。您怎麼看印度未來的發展？

林毅夫：我希望每個國家都能發展好，當然也希望印度發展好。對於中國和印度的比較，這個問題經常被提出。有人認為，印度的發展速度、潛力等各方面有利條件比中國多，說它跟中國一樣都是人口大國、文化古國，勞動力比較年輕，大多會講英語，又有歐美的現代化體制等。

但是我們來看事實，在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為156美元，印度是204美元，比中國高30%；現在印度人均GDP只有中國的20%。

我們需要想清楚，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是不是真正抓住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經濟增長的主要決定因素？我想大部分問這個問題的人，都沒有做到這一點，沒有理解這個問題，經常把有利條件當作必要條件，必要條件當作充分條件，相關條件當作是決定條件。

經濟發展主要表現為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關鍵是勞動生產率水平要不斷提高。那麼，勞動生產率水平要不斷提高靠的是什麼？靠的是現有產業技術要不斷創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要不斷湧現，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實都一樣。

如我前面所說，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在全世界最高，代表技術水平和產業附加價值也屬於世界最高水平，所以它們要想發展就只能靠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業，這相對很難。發達國家過去100多年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大概是每年2%左右，也就是它們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在年均2%左右，再加上人口增長，大概每年經濟增長率可以達到3%左右。而發展中國家有後來者優勢，可以通過引進的方式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懂得利用這個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就可以比發達國家高很多。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就充分利用了這個優勢，雖然在各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但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3倍。

印度如果能夠抓住這一點，應該也可以快速發展。其實現任總理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當首席部長時，基本就是學習東亞經驗，改善基礎設施、出口導向、招商引資，利用跟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所以該邦的發展速度跟東亞差不多，每年也是10%左右。要想把後來者優勢發揮出來，一方面要通過引進、消化、吸收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另一方面也必須不斷改善基礎設施，讓這種比較優勢能從潛在的變成真實的，這就必須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如果印度能這麼做，我相信印度可以像中國那樣發展得快一點。經濟要發展，要充分利用國內市場跟國際市場，當印度發展了，收入水平提高，經濟規模變大，成為了一個主要的國際市場，中國也可以利用印度的發展來幫助自身的發展。

很多人認為印度要比中國發展更快，說它有這個優點、那個優點，但到最後都沒有證實。這也就是這些年我提倡新結構經濟學的原因，因為過去老是以發達國家的理論做參照系，看發達國家有什麼、發展中國家缺什麼，然後，就認為發展中國家所以發展不好就是缺發達國家那些條件。他們認為印度應該發展得比中國好，因為印度大量人口講英語，是西方體制，理論上認為這是發展的重要條件，中國在這些方面則是欠缺的，但是，事後以及從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來看，這些都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和關鍵的決定因素。

有些人拿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來質疑中國的經驗，其實東亞地區這些真正成功的經濟體的所做的事，從西方主流理論來看經常是錯誤的。例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主流理論主張用進口替代戰略去發展和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成功的東亞四小龍卻用出口導向戰略去發展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八、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理論主張轉型中國家用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來建立像發達國家那樣先進的市場經濟體制，成功的中國、越南、柬埔寨等卻用漸進雙軌的方式轉。

西方理論是先看發達國家有什麼、什麼能做好，然後讓發展中國家學着去做，事實上，二戰以後還沒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或經驗去做而取得成功。相比之下，東亞地區成功的經濟體通常是看自己有什麼，根據自己有的，什麼能做好，然後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創造有利條件，讓企業在競爭的市場中做大做強。這是東亞地區成功的最主要道理，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成功的主要道理。所以，在看發展中國家時，我們必須改變理論參照系。

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提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也必然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也必然產生思想的時代；同時還說，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是理論創新的富礦，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我想，如果能把中國經驗總結成新的理論，跟其他發展中國家共享，才有可能出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未來世界。

問題十：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現在面臨着新的變化，尤其最近這段時間中美高層安克雷奇對話引起熱議，還有像所謂「新疆棉花」的話題，大家都很關心。您對中美關係的走向有什麼預判？

林毅夫：我當然希望中國好，也希望美國好。但是任何事情都要「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

所謂「中國好」「美國好」，這其中的「好」最重要的含義是國家能發展，人民能過上好日子，這是我們的期望。按照《聯合國憲章》，過上好日子是人的基本權利。

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只要人均GDP達到美國的1/4，總體經濟規模就跟美國一樣大；只要人均GDP達到美國的1/2，總體經濟規模就會是美國的兩倍。這是改變不了的事實，美國不能因為自己要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就要求中國人均GDP必須在美國的1/4以下。如果提出這樣的要求，中國老百姓接受嗎？世界上其他國家會接受嗎？我想不會。而且這違反美國從建國以來一直倡導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總不能講一套做一套。當它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先進時，就強調人人平等；等到別的國家真正有可能跟它平等時，就又說你不能平等，他不能平等。可以看到，美國現在已經開始利用科技霸權、軍事霸權來阻礙中國的發展。

為什麼會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

1900年，八國聯軍的成員（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奧匈帝國）是當時世界上八個最強的工業化國家，按購買力平價計算，GDP加起來佔全世界的50.4%。而到2000年時，八國集團（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日本、加拿大）當中只換了一個國家，即加拿大取代了奧匈帝國（奧匈在「一戰」後分成了奧地利與匈牙利）。這一年，八國集團的GDP加起來佔全世界的47%。也就是說，這100年裏，發展中國家做了那麼多努力，只不過讓世界上八個最大最強的工業化國家在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下降了3.4%，而且，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快於發達國家，所以，從人均GDP來看，差距反而擴大了。

經濟是基礎。整個20世紀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就由這八個國家主導。1900年最主要的是英國主導，後來變成美國主導，無非是這樣一個轉變。

2018年總書記召開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時，為什麼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看法？最主要的原因是，2018年八國集團的GDP之和佔全世界比例降低到34.7%，失掉了主導世界的力量。這也是為什麼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八國集團會被被二十國集團（G20）取代。以前只要八國集團的領導人開會做了決定，那基本就是全世界的決定。而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八國集團已經沒有辦法主導世界了，才擴大為二十國集團。

在這樣的世界格局變化中，最感到失落的無疑是美國。美國在2000年的GDP佔全世界21.9%，現在大概只佔16%。尤其在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規模超過了美國，中國的影響力逐漸提高，美國的影響力相對衰落。美國一方面是失落感，另一方面對國際的主導能力也開始力不從心。

但不可否認，美國仍是世界科技最先進、軍事力量最強的國家，所以它就想利用自己的力量來阻礙中國的發展。這就造成了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也給世界帶來很多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對中國不好，對美國老百姓不好，對世界也不好。

什麼時候才能夠出現一個新的穩定格局？我想中國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抓住有利發展條件，把自身發展起來。按照「十九大」提出的設想，到2035年把中國基本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到2050年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那時，中國的人均GDP可以達到美國的50%，而人口是美國的4倍，總體經濟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

當然，中國還是有地區差距，東部沿海地區更發達，加起來人口大概4億多一點，到時這一地區的人均GDP可以達到美國同一水平。人均GDP處在同一水平代表着平均勞動生產率也在同一水平，這就是說，東部地區的平均技術和產業水平跟美國處在同一水平。今天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國20%，但如果按照市場匯率，則只有美國的1/6；而東部沿海地區人均GDP不到2萬美元，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不到美國的1/3，所以目前產業技術水平和美國相比還有明顯的差距，才讓美國有「卡脖子」的空間。如果到2050年左右，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人均GDP水平跟美國一樣，那麼產業和技術水平也沒有了差距，美國對中國「卡脖子」的空間就沒有了。在中國東部已經和美國持平的情況下，中國還有中西部10億人口，差不多是美國的3倍，人均GDP則是美國1/3，仍有快速發展的潛力。所以，中國的總體發展還會比美國快。

到那時，美國大概就會心悦誠服，主要原因有三點：

一、它沒有可以「卡脖子」的優勢了，現在的一些優勢到時都被中國追趕上；

二、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美國的兩倍，再怎麼吵怎麼鬧，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三、中國還可以比美國發展得更快。到時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也是最大的市場，每年全世界的增長主要在中國。美國要想發展得好，就必須要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自然不能忽視中國市場。

其實這種轉變是有歷史經驗的。比如在八國聯軍和G8裏面，唯一的亞洲國家是日本，在整個20世紀都是亞洲經濟的領頭羊。到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所以日本右派的心裏很不舒服，開始製造釣魚島事件，中日關係陷入緊張。現在為什麼中日關係又開始緩和？是因為中國經濟規模已是日本的2.8倍，它再不高興也改變不了事實。而日本經濟如果要發展、要增加就業、要提高收入水平，中國是最重要的市場，沒辦法離開。

所以，我認為最主要的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改革是永無止境的，必須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利用有利條件，維持國內的穩定與發展，發揮制度的優越性，逐步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社會保障不足問題，以及其它方方面面的問題，不斷滿足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

我也希望中國的發展可以構建起一個共享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因為中國人一向有世界大同的理想目標，不僅希望自己發展好，也希望其他國家能發展好。這種傳統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情懷，就演化出「一帶一路」的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我們可以分享中國智慧、中國經驗，讓其他發展中國家看到除了發達國家經驗之外的另一種發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