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國資雲」登場，三方軟件供應商合作大門打開

前言
上周，一份天津國資委文件-《關於加快推進國企上雲工作完善國資雲體系建設的實施方案》（下稱「方案」），震動了資本市場。

尤為引人關注的，是方案中這樣一條要求：「已經部署在第三方公有云平台（如「華為雲」「阿里雲」「騰訊雲」「沃雲」「天翼雲」「移動雲」）的訊息系統，租約到期日起2個月內全部遷移至國資雲，原則上最遲應於2022年9月30日前全部遷移至國資雲。即日起，各企業不得再與第三方公有云平台新簽、續簽雲資源租用合同。」

此前地方政府自建雲平台，導入用户多采用相對柔性手段，天津方案中的強制性要求，顯然代表着一種全新的運營思路。

「天津模式」向三方供應商打開合作大門

據觀察者網了解，此番強勢登場的天津「國資雲」，項目實施主體為今年3月成立的天津國資雲科技有限公司，股權層層穿透後，實際控制人為天津市國資委。

該公司董事長丁金嬋，在IDC機房領域有數十年經驗，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丁金嬋透露了這樣一條訊息，國資雲公司計劃在五年內，將職工人數從現有的30人擴展為500人。不過無論30還是500，這一人力規模均不足以匹配天津方案中業務覆蓋面、滲透率規劃。

顯而易見，天津國資雲的建設運營，需要依託生態夥伴的能力支撐，丁金嬋坦言，「下一步我們將整合國資系統數據中心資源，與華為、曙光、浪潮、用友等軟硬件廠商合作，持續提升和拓展雲基礎設施服務能力」。

事實上，觀察者網調查發現，早在去年11月的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論壇，天津市國資委已與華為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基於國資委在市屬平台的「資源優勢」，結合華為在雲計算、鯤鵬生態、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關鍵ICT產品的優秀解決方案能力，共同推動天津市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和產業升級。

對於天津方案中強制性、排他性要求，儘管有業內觀點認為，新設國資主體出任總包商，切分公有云存量市場、難脱「摘果子」之嫌，但在網絡安全環境深刻變化的當下，已實質成為關鍵基礎設施的公有云，國資確立主導地位無疑將是大勢所趨。

拋開天津方案在公有云維度的爭議，對基於雲基礎設施的應用軟件企業而言，國資雲模式帶來的更多是積極變化。

國內現有公有云頭部平台，業務發展上仍有強烈的消費網路「增長駭客」基因，業務邊界從公有云基礎設施（IAAS），向開發部署工具（PaaS）乃至終端應用（SaaS）延伸滲透，追求「全棧式」業務佈局，是其明顯有別於海外IAAS巨頭的特點，更為獨特的是，國內公有云巨頭往往憑藉其資本與流量優勢，用C端市場「先獲客，再變現」打法切入B端新業務，在快速孵化市場的同時，也對獨立SaaS或PaaS企業形成擠出效應，對整體商業創新效率弊多利少，美國SaaS產業出現過萬億人民幣市值企業（Salesforce）的盛況，在國內仍難想象。

國資雲對公有云市場集中度的稀釋，無形中是對這種「巨頭通吃」生態的平衡與矯正，使更多產業網路發展的「養分」，能夠下滲到中小型軟件企業。

國資雲的另一大價值，則是形成信創產業政策實施的依託平台，加速企業數字化轉型，同樣將有利於SaaS市場規模的擴大。

「網路的下半場屬於產業網路」，自2018年馬化騰提出這一觀點以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聲勢之大，從中國知網的文獻數據統計可窺一斑，企業訊息化上一輪熱潮的關鍵詞—SAP，自2011年以來熱度不斷走低，而「數字化轉型」為主題的報道與研究，則在2018年以來井噴式湧現。

然而與這種超高聲量相比，企業界，尤其是關鍵行業關鍵客户—國有企業群體，數字化轉型實際推進則相對保守，這固然源於業務場景、業務邏輯在複雜性、可靠性上的嚴苛要求，少有SaaS企業技術能力和行業經驗能夠匹配，此外，國企業務對經濟民生的巨大外部影響，也使本地工作負載遷移上雲，不得不慎之又慎。

不過在現象的另一面，國企數字化轉型的保守，相當程度上也源於傳統企業訊息系統開發模式下，大中型國企往往傾向於以新設子公司的方式，自行搭建開發運維團隊，自建專線專網專用軟件專用機房實現需求，在公有云+SaaS的產業變革浪潮中，這種「一企一雲」的重複建設，實質上可能降低而非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而包括天津在內的地方性國資雲，則是一種打破傳統格局的有益探索，天津方案中同樣明確規定了「各市管企業及所屬企業原則上不再新建、升級或擴容數據中心（機房），不再新購服務器、存儲設備等硬件資源」，這已不僅是對企業數字化轉型 「各自為戰」的治理，更是主動對國企業務上雲的「步調」提出要求。

天津方案中還要求：「各企業具備上雲條件的新建訊息系統應優先採用『國資雲』SaaS服務模式，實現集約化部署，降低一次性成本投入」， 高度碎片化的長尾客户，在被彙集到國資雲平台後，顯然可以實現開發需求整合與投入優化，避免共性職能模塊的重複建設，也使傳統模式下被「內部消化」的市場空間，通過國資雲這一平台主體，向第三方軟件供應商打開了業務合作的大門。

低代碼PaaS或許有更高接受度

不過在市場空間擴大的同時，這一機遇窗口的最大獲益者，可能並非傳統意義上直接交付應用的SaaS模式廠商。

上文已經對企業應用軟件市場兩大特點有所提及，即大中型客户定製化、項目化生態帶來的交付維護高成本；中小型企業（SMEs）市場因平台巨頭延長業務線帶來的擠壓，使中國SaaS企業普遍未達到營收增速與毛利的良好平衡，從特定業務職能或垂直行業走出的優秀廠商，如北森、金蝶，距離美國對標企業市值仍有巨大差距。

國內企業數字化轉型熱潮，因而並不會簡單體現為應用軟件業態按美國發展路徑的「補課」，CtoC（Copy to China）的打法，效果恐怕難如人意。

在產業潮流預測上，鄰國日本的經驗或許更具參照意義。

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企業，在管理哲學上與國內企業頗具相似性，企業軟件市場也呈現高度定製化、項目化的特點，美國標準化SaaS產品，在日本普遍「水土不服」。

然而2020年，堪稱日本製造業中核的汽車工業，卻幾乎是一夜之間完成了數字化轉型，提供低代碼開發部署工具的美國PaaS廠商OutSystems，是這次風潮的主角。新冠疫情壓力下，豐田、本田等四家核心車企客户，依託OutSystems批量推出文檔協作、OA、財稅、CRM乃至ERP應用，以近乎瘋狂的速度完成了對業務流程滲透改造，具備示範意義的車企市場被打透後，OutSystems又接連獲得了理光、小林製藥等大型企業客户，發展前景廣闊。

本為SaaS軟件開發者服務的PaaS業態，為何能夠直接觸達終端軟件用户，乃至打開SaaS模式都難以滲透的市場？

觀察者網就這一問題，採訪了低代碼PaaS國內代表性企業—ClickPaaS創始人兼CEO胡柏。

胡柏表示，OutSystems的成功，首先應歸功於其在施耐德、福特等歐美企業積累的數字化轉型最佳實踐案例，證明了其相比本地軟件乃至SaaS模式，在加速開發、節約投入上的優勢。而在歐美本土市場的成功案例，又成為OutSystems撬動日本市場的槓桿。

其次，低代碼PaaS產品理念，即通過可視化界面拖拉拽等形式定義模型邏輯與參數，自動生成代碼，簡化軟件開發，恰好迎合了日本企業強調定製與可控的需求特徵。大大降低的軟件開發門檻，使企業需求部門的業務專家，可以直接參與乃至主導軟件開發部署過程，從採購軟件轉變為開發軟件，快速實現業務場景特定需要，而SaaS模式下的定製開發項目，在迭代效率和成本投入上則難以與其抗衡。

低代碼PaaS這一迅速崛起的產品門類，在達到今天的市場曝光度之前，長期被業內人士詬病為「兒童玩具」，複雜業務場景、業務邏輯難以通過其實現並穩定部署運行，只在特定的輕量化表單業務上得以應用，但因其便利性，已經顯示出由終端客户直接開發應用的潛力，這一演進過程，恰是克里斯藤森傑作《創新者的窘境》所揭示的「顛覆性技術」發展規律。

OutSystems，以及為特斯拉提供ERP應用的同類廠商Mendix，正是在這樣的邊緣市場立足後，循序改進技術，對複雜業務模型表徵、應用程序集成管理等問題給出了較好解決方案，方能在已經進入成熟期的美國SaaS市場，獲得終端大型客户青睞，OutSystems去年得以在日本市場「橫行」，也是由於其技術能力遠超本土競爭對手 Kintone（才望子旗下低代碼PaaS）。

如同用户購買電鑽，是為了滿足鑽洞這一需求，終端用户選擇低代碼開發部署平台，同樣源於其訊息管理需求通過這一產品形態得到更好滿足。權威IT諮詢機構Gartner 曾預測，隨着低代碼PaaS滲透終端市場或承接SaaS開發工作量遷移，到2024年，65%的應用軟件將採用低代碼模式開發。

參照日本企業軟件產品演進趨勢，在SaaS滲透率偏低的現狀下，同樣有着自主開發取向的國內大中型企業，對高易用的標準化工具（低代碼PaaS），或許較SaaS模式將有更高的接受度。

去年以來，以華為雲APPCUBE為代表，公有云巨頭已在這一領域開始佈局，ClickPaaS、奧哲等獨立低代碼PaaS廠商，也明顯感受到了融資和業務環境變化，據胡柏透露，ClickPaaS避開平台巨頭滲透的輕量級應用場景，憑藉其技術能力，切入傳統上需要全代碼開發的複雜業務場景實現，在金融、政務乃至生產製造等關鍵行業已經獲取了核心客户。

無論天津方案落地是否會有變數，各地國資雲模式的鋪開毫無疑問已是大勢所趨，隨着大中型國企數字化轉型進程加速，國內企業應用軟件領域，也已經出現了許多風起青萍的新變化，觀察者網團隊，將一如既往持續追蹤，見證「網路下半場」的滄海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