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業三次大轉移,中國中西部拼不過東南亞?

製造業三次大轉移,中國中西部拼不過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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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日經新聞網站(NIKKEI)發布了一篇報道,標題很勁爆,叫《美國從科技供應鏈中剔除中國行動的內幕[2]》,報道里則揭秘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幾位美國官員拜訪了一家台北的蘋果供應商,直截了當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不把更多產能轉移到大陸之外的地方?為什麼不加快行動?

「製造業遷出中國」算是近兩年的熱門話題,熱門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業基礎薄弱,後者體量實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組裝手機的生意。事實上,真正能承接大陸的製造業體量的目的地,是整個東南亞。

與很多人的慣常認知相反,東南亞並不是一個香蕉共和國的合集。在今年上半年中國進口的價值1540億美元的晶片中,就有超過300億美元來自於東盟國家,佔比接近20%,遠超橡膠、銅鋁、海鮮等人們印象中的東南亞土特產。

中國製造業的最大威脅其實是東南亞(遠川科技評論/智谷趨勢提供)

雖然國內一直有「別讓製造業跑了」的憂患意識,但東部地區高企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已經很難承載太多電子組裝加工等勞動密集型工業,坐擁4億人口,一半國土面積的廣袤西部隨之躍然紙上。從這個角度看,要回答製造業能不能留在中國,其實是在回答,中國西部怎麼與東南亞競爭?

一邊是坐擁漫長的海岸線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西方列強毫無戒心的扶植和轉移。另一邊是全球最大的勞動力市場、高效而審慎的技術官僚政府、和建國後數十年積累的重工業基建能力。

兩者的纏鬥並不是起於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雙方用自己手裏的牌連續進行了三次交鋒,來決定誰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廠。

第一回合:東亞地中海的曇花一現

80年代中期,日本製造業勢不可擋的崛起和隨之而來的日美貿易衝突,催生了第一次東亞的產能大轉移。

1985年,美國逼迫日本簽下「廣場協定」,希望利用日幣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競爭力。但日本卻悄悄地搞起了「轉口貿易」來應對,對外投資井噴,5年投了1700億美元,大把日元灑向東南亞的四小虎,超過一半都是製造業投資。

以四小虎為目的地並不是偶然,1980年開始泰國炳·素添政府、馬來西亞的馬哈爾迪、菲律賓的拉莫斯都進行了一系列推動發展的改革,但歸結起來無非是三板斧:放寬外資持股比例、鼓勵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簡單一點,就是對外資「門户開放,歡迎客官來玩」。

開放的效果很顯著,在日本廉價資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跟進下,四小虎形成了三個相對高端的製造據點:

第一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半導體聯盟。

得益於淡馬錫的雄厚財力和西方的產能轉移,新加坡的半導體產業自1960年代開始崛起,坐擁當時世界第三大半導體制造商特許半導體,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測廠:星科金朋和UTAC(優特半導體)。有新加坡這個大哥,馬來西亞也跟着喝了口湯,馬來西亞的檳城,就有一個特色的稱號:東方硅谷。

1968年,英特爾在美國開辦了第一家工廠,4年後,就在檳城開設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爾在檳城依然擁有10座現代化組裝廠,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組裝廠、實驗基地和設計研發中心。

英特爾的入住帶動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樂、美國國家半導體、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紛至沓來。鼎盛時代,據說全球有1/3的半導體封測在此進行,即使到今天,馬來西亞一地的封裝產業,依然佔據了全球13%的市場,使其成為世界第七大半導體出口國,出口值和日本相仿。

第二個:日本一手佈局,菲律賓的被動元件。

比起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東西方左右逢緣,底子更差的菲律賓則選擇了全盤追隨日本。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逐漸成為菲律賓最大的援助提供國,直到1990年代,菲律賓接受的政府發展援助(ODA)中還有超過50%來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寶被動元件佈置在了菲律賓。

作為電子工業的原料,電容、電感、電阻三大被動元件一直被日本廠商把控,但常為人忽視的是,日本的產能卻是雙頭佈局:除了日本本土,還有一個菲律賓的產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導體出口依然佔菲律賓整體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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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泰國的PCB板(印刷電路板)、硬盤和汽車

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國的汽車產量一度比肩法國,取代稻米和橡膠,成為泰國最大的產業。曼谷灣兩側佈滿了豐田、日產和凌志的汽車生產線,一副「東方底特律」的沸騰景象。2015年,泰國乘用汽車生產量191萬輛,商用車76萬輛,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三國的總和還多。

被稱為電子系統產品之母的PCB板,泰國則佔居了東南亞40%的產能,位居全球前十,與意大利難分伯仲。硬盤上,泰國則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生產國,一直佔據全球1/4以上的產能。

四小虎有了外匯,自然就要擺闊。1996年,泰國花3億美元從西班牙引進了一艘航母,榮登亞洲第三個擁有航母的國家(目前該航母的主要任務是漁民搜救)。同一年,馬來西亞的「雙子塔」完工,成為第一個非美國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樓。世界銀行錦上添花,發布報告盛讚四小虎的成就。

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順應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隱患:外國資本來去自由讓金融體系風險加大,金融自由化讓國內企業大舉向外借入廉價資金提高了負債,如果出口不能保持優勢,一場風暴難以避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就稱,亞洲奇蹟不過是一個神話而已,四小虎只是紙老虎。

克魯格曼說話不討喜,但看的還是很準,1997年時,四小虎外債逼近GDP的90%。索羅斯等國際大鱷瞅準機會發動攻擊,金融危機突然爆發,各國匯率雪崩。為了自保,日本銀行和金融投機者對東南亞硬性抽貸,一年時間,超過1000億美金資本流出東南亞。工廠停工,工人失業,雁陣小隊們如同多米諾骨牌一般倒下。

而同期的中國,則深處「改革的深水區」。特區、三角債、下崗、分稅制,每一個突破都伴隨着激烈博弈,卻為中國對外開放搭建了一個更穩定的金融和財稅體系。隨後,入世談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資本從東南亞湧向中國。

1991年時,馬哈蒂爾曾經宣佈了一個「馬來夢」,即2020年宏願(Wawasan 2020),目標是在2020年讓馬來西亞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如今,這個詞已經被馬來網民調侃為「白日夢」的代名詞。2005年,英特爾在中國大陸設廠,相關的供應商也隨之搬離檳城。一位當地的投資者回憶說,檳城從那以後變成了一個沉睡的小鎮。

與之對應的,中國則有了世界工廠深圳和東莞,有了東部沿海發達的製造鏈,有了全球最大規模的人類遷移「春運」。廣東的電子訊息產業自2001年起,十年增長十倍,到達2.2萬億元。而中國產業能夠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襲,用一句話形容就是:苦練內功、摸着東南亞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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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個回合,面對廉價的日元資本,東南亞率先採取了門户開放的做法,吃到了產業轉移的第一波紅利。而中國選擇了先穩固基本盤,再逐步開放的策略。結果東南亞的十年積累,在金融危機面前損失殆盡,而中國卻先穩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際,順勢崛起。

但隨着中國經濟的騰飛,東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斷上升,「製造業轉移」的焦慮已有星星之火。這種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鋒的到來,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第二回合:電子西進運動

要論尋找全球製造業的成本窪地,郭台銘跑得比香港記者都快。中國跟東南亞的第二次交鋒,導火索就是他。

2006年11月越南獲批加入WTO,3個月後郭台銘便率考察團來到越南北寧省調研。郭台銘在這裏「驚喜」地發現:越南工資僅為深圳的1/3,從深圳龍華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個小時,晚上發零件,隔天上午就能開始組裝。把深圳工廠搬過來,可以說是毫無壓力。

於是幾天後,郭董會見了越南國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資越南10億美元的計劃,還在北寧買下超過400公頃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級代工廠。「南下計劃」雄心勃勃。

結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機爆發,鴻海的北越設廠計劃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擺。反倒是中國強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穩定了實業大佬、國際資本的軍心。「中國工人」在美國《時代》雜誌的「年度人物」評選中位居次席,他們被稱為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保8」的幕後功臣。

然而金融危機兩年後,富士康深圳園區發生了「十四連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聞媒體湧入龍華園區,把郭台銘的紫禁城翻了個底朝天。這裏每天消耗40噸大米、10噸麪粉、30噸蔬菜、200頭豬、6萬個雞蛋和500桶食用油,供養園區裏30萬名工人。對他們來說,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在巨大輿論壓力下,富士康將深圳園區的工資從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緊接着,蘋果CEO庫克親赴深圳富士康工廠考察,最後留了一句話:需要將工廠設在靠近工人家比較近的地方。換句話說,就是深圳工廠得搬遷了。

那麼,工廠遷往哪裏呢?當時有這樣一個數據:一台電腦若以海運的方式從深圳運往歐洲,每台運費約4美元;如果以空運的方式,運費則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間。從這個角度來說,東南亞港口眾多,運輸成本優於中國內地。如果和歐美做生意,東南亞是不錯的選擇。

富士康想搬遷工廠,深圳想騰籠換鳥,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場「西進運動」浩蕩開啟。一段時間,郭台銘的飛機降落在哪,招商部門官員就跟到哪,在這背後,是一場由重構交通大動脈、建設本地保稅區、政府動員式招工組成的龐大計劃。

2010年8月,時任重慶市長黃奇帆帶隊趕赴北京,向海關總署、鐵道部提出開行一條重慶至歐洲的鐵路大通道的請求。請求背後是精妙的算計:鐵路雖然成本比海運高,但速度要遠遠領先。考慮到數碼產品更看重時效性,而且單價高,因此,鐵路運送會是電子產業的優選。

得到北京方面的許可以及和五個國家斡旋後,這條大陸橋被完全打通,僅需13-16天就可以將重慶電子產品運到德國的杜伊斯堡,時間僅為海運的1/3,高價值貨物運輸成本比海運還低。

中西部陸路交通打通的同時,空運也在升級。2007年,河南新鄭機場改建竣工;2010年,重慶江北機場三期擴建完成;2011年,成都雙流國際機場貨站建成投運。三大機場的升級,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運能力合計超過一百萬噸,相當於60億部手機。

蘋果產品製造有一大特點就是「兩頭在外」,即原材料從外進口,市場向外出口。因此對於加工企業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狀況是可以在保稅區內加工生產,從而免去進口零件和出口產品的流程、以及費用。於是,一系列保稅區建設,緊鑼密鼓的推進。

2009年,重慶便跑到北京申報了保稅區;一年多後,鄭州和成都也前後腳提了申報。為了加快保稅區運轉,鄭州喊出了「百日會戰」,三個月完成配套工廠和道路。很快,緊貼着機場跑道的保稅區工廠大樓就地而起,一輛輛巴士開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廠上班。

政府爭取富士康的第三個路數便是:親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廠,就有94條生產線,而且需要35萬工人火速到位。為了完成目標,河南省政府召開招工專題會議,層層分解到18個地級市,甚至鄭州每個社區居委會都要推薦10個人。成都勞動局則在火車站設立招聘點,現場招募農民工。

結果就是,電子產業鏈雖然部分離開中國東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產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產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慶則包攬了40%的筆記本電腦。三個省市的電子工業產值合計超過2萬億,相當於整個越南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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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泰國爆發了50年來最大的洪水,災區遍及1/3的國土,皇宮也未能倖免。在泰國生產PCB的日本企業不得不選擇停工,蘋果也將這部分訂單轉移到了緩衝能力更強、修復速度更快的中國大陸。

三年後,中國晶片封測公司通富微電,將AMD位於馬來西亞檳城的工廠悉數收購。緊隨其後的華天科技,則買下了馬來西亞本土封測雙子星之一的Unisem,東方硅谷就此作古。

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第二回合交戰,中國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乾線+保稅區+動員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產業鏈還在猶豫之際就把產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時,東南亞也迎來了亞洲金融危機後的最大變局:新的「經濟宗主國」韓國的到來。

第三回合:復活四小虎

2012年,三星會長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鎔一起訪問越南,在當地召開會議,商討未來佈局,最終決定把手機組裝業務搬到越南,併為之打造了一個野心勃勃的「李在鎔計劃」。這也意味着韓國開始接替日本,開始大規模佈局東南亞。

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寧省安風工業區投建手機組裝廠,這座聳立在稻田裏的巨大工廠被當地人稱為「三星城」,用於製造1億2000萬台手機。工廠電子版上寫着:「SEV(三星越南)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手機工廠,我們對此感到驕傲」。

東亞金融危機後,日本經濟總量原地打轉了整整近20年,而韓國卻從屍山血海中爬起來後,開始迅猛增長,超過俄羅斯成為了世界第八大工業國,人均GDP也達到了日本的7成。但狹小的韓國本土無法承載迅猛崛起的韓國企業,南下成為了必然的選擇。2014年,韓國超越日本,成為越南最大的FDI來源國。

越南主要FDI(外資直接投資)(遠川科技評論/智谷趨勢提供)

近十年,三星在越南總計投資超過173億美元。僅智能手機一項,越南工廠每年產量就在1.5億台左右,約佔全球總產量的一半。而從整體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額達到600億美元,是越南全國出口的1/3。更為重要的是,韓國在親力親為的培育配套產業鏈的生長。

2014年,三星曾計劃從越南本土採購91種零部件,結果無一合格。因此,為了培育東南亞本土供應商,三星將大批專家派往越南,資金扶上馬,技術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業成為三星的一級供應商,190家越南企業參與了三星的供應鏈。

韓國佈局四年後,贏得大選的特朗普也開始以關稅和政治施壓為槓槓,來撬動中國產業。除了直接粗暴的對中國出口加徵關稅以外,美國政府還四處遊說。今年9月份,美國在台協會官員甚至與歐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舉辦了一個關於供應鏈重組的論壇,公開倡導轉移。

性質較敏感的網通產品,富士康原本在廣西南寧生產,如今已轉移到越南北寧,以服務於思科等美國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後的台灣代工龍頭,如仁寶、緯創、和碩、英業達等公司,也都在行動。

「仁寶」重啟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廠,網通產品一廠即將滿載,生產PC的二廠也將在明年年中投產。一些心急的企業甚至等不及買地建廠。比如通信設備廠商「啟碁」則直接租下漢達精密的一間廠房,畢竟再晚一兩個月,美國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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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蘋果產業鏈上的大陸零件廠也面臨搬遷的壓力,德賽電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產品要銷往美國,急着找過來要求在越南生產。立訊精密則表示,必要時公司會將受(關稅)影響的產品繼續轉移至越南或其他國家。而據富士康計劃,第一台非中國造iPad明年將在越南誕生。

越南本身並不足為懼,但如果以越南組裝為核心,加上有電子產業鏈基礎的四小虎,這便會形成一個有實力的零部件供應商,成為中國本土製造業的巨大威脅。而這個威脅正在醖釀。

2015年,三星投資2880億韓元,在菲律賓拉古納(Laguna)建設MLCC工廠。3年後,菲律賓產能已經超過400億顆/月,佔三星電機產能的40%,超過韓國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馬來西亞檳城的外國直接投資猛增了11倍,達到約20億美元,晶片製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應商JabilInc等美國公司都在檳城建廠。

連遭受洪水重創的泰國電子產業,也看到了一絲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盤生產商希捷,關閉了自己三大組裝基地之一的中國蘇州工廠,轉而計劃在泰國佈局自己一半的產能。

美國政策施壓、韓國砸錢派人,東南亞幾國再次發起了對電子產業鏈的爭奪,中國該如何守住西進的成果?

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

面對東南亞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國採取的策略是,利用強大的基建能力,深溝高壘,構建起一道防禦產業鏈外遷的城牆。

製造業的流向,國家間的縱橫捭闔固然是影響因素,但歸根結底還是兩個字:成本。只要成本依舊能拉開與國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勢力都不可能逆經濟規律的讓製造業外流。

成本歸結起來,有五個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電、廠房、以及稅收。

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沒有美國強加的關稅,原材料、廠房、能源、價格也與中國相差無幾。這也是不少產業鏈願意追隨蘋果和三星外遷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樣學樣的玩起來各種園區和保稅區,這讓中國不得不打出新的牌來守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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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傳統藝能,改變西部地區的要素價格。

第一個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電站和光伏電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變中國西部能源結構。

2016年,在四川省和雲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數百台翻斗車和重型挖掘機正在絡繹不絕地從附近的山路上趕來。而在這裏施工建設的,是世界第二大水電站白鶴灘水電站,該水電站預計在2022年完工,建成後每年發電量將超過600億度,接近越南全國發電量的1/3,造價也高達1778億元,相當於越南財政一年1/3的收入。

白鶴灘的準備工程規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個縣11萬多庫區移民,再修上13座大橋和30公里隧道用於交通,整整花了5年時間才處理好了外圍。而水壩裏則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噸重的百萬千萬巨型發電機,每一台重量相當於一座法國埃菲爾鐵塔,也被譽為是水電行業的「珠穆朗瑪峰」。

在中國西南,長江電力主導的金沙江、華能水電主導的瀾滄江、國投電力和川投能源主導的雅礱江上,14座大型水電站交替開工和竣工。它們的電力,將是三峽發電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鶴灘、洛溪渡、烏東德水電站將分別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電站。在2022年以後,中國無疑會包攬全球水電站的冠亞季軍。

與西南水電同期進行的,還有西北的光伏發電。在過去的十年裏,光伏長期被人冠以「騙補」的嘲諷,中國光伏企業也在殘酷的技術路線選擇中一茬茬的破產,但在2019年,人們終於驚奇的發現,已經有19個省能夠實現光伏發電成本與煤電打平,並且依舊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

另一張牌,則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運輸成本。具體來說,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鐵將西部整合成一張不輸東方的交通網,東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順暢的輸入到西部的生產基地。

2019年,貴州高速公路通車裏程達6453公里,在全國位居第七位,超過江蘇,但這個里程背後,是世界前100名高橋中有47座在貴州。是貴州有超過1400座隧道,讓貴廣高鐵一半都在地下通行。

改變了要素結構以後,西部手中平添了幾張大牌。比如電價的下降,將會增強對高耗電的半導體產業的吸引力。以台積電為例,其一年的耗電量130億度,如果每度電便宜1毛錢,每年就能節省2億美元的電費成本。

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為半導體等高耗能電子製造業的基地。實際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碼了100多億美金,用於擴展晶片工廠。像三星這樣零部件廠內遷的產業並不少,京東方連續追加資金擴產的成都面板工廠、紫光集團準備投產的重慶存儲晶片基地,都說明第二次西進運動正在悄然進行。

這次,不是單純的組裝廠,而是更有技術含量的零件廠。這也意味着,西部在幾年後,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會顯著低於東南亞,從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勢。

西進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腳步聲更近了。

尾聲

在過去的四十年裏,誰能當上世界工廠,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離不開擁有超大跨國公司的經濟體在背後的佈局。

90年代的泰國,能成為「東方底特律」,離不開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離不開越南和韓國隱隱浮現的經濟同盟關係,本質上都是一個有佈局能力的工業國在培訓一個頭號馬仔。

但無論是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次貸危機中的表現,都會發現這種捆綁式的發展的隱患:在經濟危機中,大哥一旦收縮自保,砍掉訂單需求和資金支持,小弟就要傷筋斷骨,很容易陷入繁榮衰退恢復的周期中走兩步退一步。這也導致了這些國家工業化水平總是難以有質的提升。

真正成為製造業強國,而不是「工廠」,不能只盯着領先國家的產業轉移,也要有內功:重工業化能讓本地配套低成本的發展起來,強大的基建能力能壓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級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這幾點,正是在中國每次和東南亞交手時所練的內功。

第一次交手:東南亞搶到了日本的產業轉移,但由於基礎工業發展水平不高,讓泰國不得不大批進口國外的設備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時期,中國大刀闊斧的改革,鋼產量也突破1億噸成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發展中國家裏成為獨一檔的存在。

第二次交手:東南亞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勞動力要素來爭奪產業。但中國反應迅速,搶先將產業內遷。這背後也是中國強大的基建能力,能在兩三年就將中西部荒無人煙的產業園建成交通、工廠、水電全部配齊的後方產業基地。

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佈局超級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產業鏈其實有了更為深刻的變化,那就是中國自己成為了棋手,有了佈局能力。尤其對高端製造業來說,僅僅一個不停電,就能淘汰一大片國家。

四小龍和四小虎的不同命運,根本原因在於,前者在威權政府主導下,誕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和節奏進行投資的企業,三星在亞洲金融危機時的反周期產能投資、台積電在次貸危機期間加大研發支出、都讓危機變成了機遇,這就是棋手和馬仔的區別。

中國在消費電子領域,已經誕生了掌握終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龐大的本地供應鏈,這意味着主動權本身是掌握在中國自己手中,選擇南下或者西進,都只是根據要素價格的選擇。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種外溢。幾個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應鏈布鏈能力,可以決定一個大國工業化水平的日子,其實已經過去了。

哈佛商學院的教授加里·皮薩諾曾在《製造繁榮:美國為什麼需要製造業復興》中提到:美國人曾經認為,創新和製造是可以分離的,創新是白領在星巴克狂飲咖啡,苦思冥想,是企業家在午餐時在餐巾紙上勾勒靈感。但事實上,沒有工程師在工廠裏對製造工藝苦心孤詣,這些創新都是紙上談兵。

把削切金屬、組裝零件、管理產線等髒活累活轉移出去之後,美國的創新,就只能在東方實現產業化。當美國試圖讓製造業迴流的時候,已經找不到足夠的駐場工程師和高素質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廠歷經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從麥當勞招聘產線操作員。

一個國家要想保障普通民眾的就業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丟掉製造業。無論是大洋彼岸的《美國工廠》,還是我們自己拍的《鐵西區》,都在不斷地拷問我們:降低製造業成本的努力,我們做得足夠多了嗎?

自然環境、基礎設施和耕地紅線一直是制約中國西部發展製造業的掣肘。但在可見的未來,無論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網絡,還是水電光伏的超級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斷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讓製造業留在中國,讓就業留在中國,讓有尊嚴的生活留在中國。

那些「製造業外流能倒逼產業升級」的鬼話,連信都不要信。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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