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三大中期風險

美國經濟:三大中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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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幾年美國經濟將面臨三大風險:(1)生產率增長和生活水平停滯。(2)可能會承受不了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成本。(3)日漸緊張的社會關係繼續滋生民粹主義,導致政策決策失誤。

在我們仔細剖析這些風險之前,先來大體了解一下美國經濟的優勢。美國經濟以21萬億美元的體量位居世界第一,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四分之一。美國國內市場規模大、資金多,生產率也很高,每小時勞動產生的GDP比歐元區高20%,比日本高50%,比韓國高約80%(見圖1)。

圖1 勞動生產率

(第一財經研究院授權使用)

美國製造業的生產率約是中國的兩倍(見表1)。中國製造業產生的增加值比美國高60%,但僱傭的工人卻是美國的三倍多。這就是說,中國工人的人均增加值是美國的約一半。儘管美國製造業在生產率上佔優勢,但是競爭力不如中國製造業,因為中國製造業的工資僅為美國的六分之一。因此,每支付1美元的工資,中國製造業產生的增加值比美國高三倍。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技術生產率和經濟競爭力的區別。

表1 製造業指標(2019)

(第一財經研究院授權使用)

中期風險1:生產率增速會進一步放緩嗎?

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速在過去十年內驟降。非農業部門每小時產出在1990至2010年間年均上升2.4%,但是隨後十年內的增速僅為1.1%。放緩的生產率在圖2中體現為藍色線的傾斜度變平了。請注意,製造業生產率(橙色線)在金融危機剛結束後達到峰值,隨後幾年持續下降。這說明最近的生產率增長都是來自服務業。

圖2 美國經濟:每小時勞動的產出

(第一財經研究院授權使用)

如上所述,美國已經接近生產率邊界了。從具有代表性的美國公司的角度來看,通過提高技術生產率和進一步拓展前沿領域來增加利潤是困難的。但是,通過壓縮成本獲得經濟競爭力從而提高利潤相對來說容易一些。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自金融危機之後的投資率出現下滑就不足為奇了。雖然發達經濟體出現投資率下滑是很常見的現象,但美國的降幅是最大的(見圖3)。美國2010至2019年間的平均投資率比歐元區稍低,遠低於日本和韓國。低投資率預示着未來生產率增長前景不佳。

圖3 投資佔GDP比率(%)

(第一財經研究院授權使用)

美國公司並沒有通過投資提高生產率,而是尋求通過離岸和外包來提高競爭力。降低醫療成本為其省下大筆開銷。美國的醫療成本上升非常迅速,從1960年佔GDP的5%上升到2019年接近GDP的18%。此外,與歐洲國家和加拿大不同,美國的醫療服務由私人部門提供,通常是通過僱主贊助的保險計劃。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稱,2019年個人和家庭健康保險的平均花費分別為1萬美元和2萬美元。「一家公司是無法接受為一名年薪僅2萬或3萬美元的工人支付這些費用的,」迪頓說,「這就是這麼多公司取消面向低文化程度工人的職位的原因之一。很少有大公司擁有自己的門衛、食堂服務人員、司機、保安或呼叫中心操作員,他們將這些工作外包出去了。」

降低成本的動力在「零工經濟」的增長中也很明顯,在這種經濟中,工人通過打「零工」(例如送餐或駕駛)獲得報酬,而非獲取定期工資和福利。在加利福尼亞州,基於應用程序的運輸和送貨公司遊說通過了22號提案,該提案允許他們將司機歸類為獨立承包商而非僱員。這些公司從而得以避免支付1.5倍加班費、病假、醫療和失業保險等福利。

雖然削減成本可以幫助企業提高經濟競爭力和盈利能力,但它對提高技術生產率沒什麼作用。而正是生產率最終提高了生活水平。風險在於,美國企業在充分利用所有方法來提高經濟競爭力之前,絕不會將注意力轉向提高技術生產率。

中期風險2:美國能否負擔得起成為低碳經濟體的成本?

雖然美國公司一直專注於提高其經濟競爭力,但應對全球變暖的努力可能會顯著增加其經營成本。美國經濟屬於典型的碳密集型。2019年,其人均碳排放量為15噸,是歐盟的兩倍。美國和歐盟都宣佈了減排計劃。即使這些計劃得到全面實施,美國仍將是超大型排放國。到2030年,美國的人均排放量仍將高於今天的歐盟,是歐盟2030年目標的兩倍(圖4)。

圖4 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噸數

(第一財經研究院授權使用)

在過去十年裏,美國通過用燃燒天然氣的電廠取代燃煤電廠來減少排放。儘管如此,其化石燃料的低價助長了美國人的高碳排放強度。一升汽油在法國和德國的價格分別為1.95美元和1.91美元,但在美國只有0.81美元。美國預計人均碳排放量在2019年和2030年之間下降約40%,但很難想象在不提高化石燃料價格的情況下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然而,這種價格上漲將削弱美國相對歐洲的競爭地位。

歐洲並沒有坐等美國的環境政策生效。歐盟認識到其更嚴格的環境法規使它的公司處於競爭劣勢。歐盟設計了一個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以確保在歐洲市場上銷售的商品為其生產中排放的碳支付同樣的價錢。從2023年開始,歐洲的鋼鐵、水泥、化肥、鋁和發電機進口商必須報告這些商品的碳含量。到2026年,如果他們為這種碳排放支付的價格低於歐盟的價格,他們將被徵稅。

邁向低碳世界將影響所有國家。但它對像美國這樣的碳密集型經濟體的影響最大。風險在於,應對全球變暖的政策會削弱美國的競爭力。

中期風險3:不斷加劇的社會緊張局勢是否會繼續助長民粹主義?

儘管在過去十年中,美國的經濟增速超過了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但它的社會成果卻不及平均水平。2009至2019年美國男性預期壽命的變化(圖5)也許最能說明這一點。在這十年間,美國男性的預期壽命從76.0歲增長到76.3歲,遠低於富裕國家樣本的增長中位數(2年)。

與其他富裕國家相比,美國男性的預期壽命不僅相對較低,而且富人和窮人的預期壽命也有很大差距。在2016年的一項研究中,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發現,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中的40歲男性比收入最低的1%人口中的40歲男性多活15年。

圖5 男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年)

(第一財經研究院授權使用)

說到保護貧困階層,美國在富裕國家中算是特例。據OECD估計,18%的美國人口生活在貧困中,這裏貧困的定義是收入低於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50%。OECD成員國的平均貧困率僅為11%(圖6)。

圖6 貧困率

(第一財經研究院授權使用)

在富裕國家,金融危機和全球疫情的餘波以及自動化和外包的影響對窮人造成了沉重打擊。所有OECD成員國政府都不得不應對這些衝擊。但美國的社會保障特別薄弱,在保護弱勢群體方面收效相對不大。OECD成員國依靠稅收和轉移支付政策使其平均貧困率下降了16個百分點(圖7)。相比之下,美國實行的政策只將貧困率減少了9個百分點(從27%降到18%)。

圖7 受稅收和轉移支付影響的貧困率變動

(第一財經研究院授權使用)

來看美國的數據,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和安妮·凱斯(Anne Case)在合著的新書中描述了被稱為「死於絕望」的現象。他們估計,2017年,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中有15.8萬人死於藥物濫用、酒精中毒和自殺。這種現象似乎是美國獨有的,是政府未能針對薪資增長停滯和企業削減成本做出積極政策反應的結果。難怪相比其他OECD成員國,沒有大學文憑的工人在美國更難找到工作 (圖8)。如果美國公司僱傭這些工人的數量至少到達OECD成員國的平均水平,美國的潛在GDP將呈現大幅增長。

圖8 高中畢業後未受到大學教育群體的就業率

(第一財經研究院授權使用)

「死於絕望」是一種極端的現象,但它反映了美國社會在逐漸兩極分化。在兩極分化的社會中,那些落在後面的人認為現行制度對他們沒有用。這助長了民粹主義政治——就像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當選總統一樣。民粹主義催動下的政策選擇往往不利於一個國家的長期繁榮。對社會制度不信任的結果是低經濟參與率,如上述數據所示。在更極端的層面上,它會助長社會動盪。

美國保持生產率,避免進一步陷入民粹主義,是符合中國利益的。雖然美國發展的責任最終在美國人身上,但中國應該積極尋找互利合作的機會。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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