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迎接中國創新經濟

彭文生:迎接中國創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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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歷史記錄2020年開始的大流行疫情,科技的角色應該是重要篇章。疫情哪怕只是早十年發生,人類社會通過社交隔離限制病毒傳播所要付出的經濟代價也會比今天大得多。疫情防控既得益於科技,反過來也促進了創新,研究者在10個月內完成了以前10年才能完成的疫苗研發,數字模式使得大隔離下關鍵經濟活動得以維持正常。應對疫情凸顯了科技創新的重要性。

同時,疫情促使人們更加註重技術進步的人文視角。疫情之初有保生命與保經濟之爭,很快人們認識到兩者最終是統一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得到更多認同,綠色轉型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的新動力。在數字化轉型加速的背景下,2020年可以說是平台企業的高光時刻,但隨後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保護個人隱私開啟了數字治理的新階段。疫情的衝擊凸顯了在效率之外,產業鏈的韌性與安全是經濟平穩運行和國際競爭的新元素。

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最終體現在高質量發展上,有兩個重要維度,科技創新與共同富裕。推進「十四五」規劃、實現2035遠景目標,關鍵在於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係。科技創新是一種經濟行為,需要友好的環境和激勵機制,在提升生產力的同時也必然影響生產關係。如何促進科技創新?如何提升產業鏈安全?未來發展的關鍵領域是哪些?

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的總量和行業團隊協同,對中國科技創新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公共政策應該發揮的作用進行了一個有體系的分析。總量篇從供給(研發投入和人才)、需求(國內與國際)、生態機制(區域與國家創新體系)三個維度解析科技創新的動能;產業篇聚焦數字、生物、綠色三大領域,探討產業鏈安全關鍵點和創新潛力,包括整體制造業和物流的基礎作用;金融篇從估值、融資、投資多角度闡述金融如何服務實體經濟創新。

一、 創新經濟學

人類的經濟活動涉及技術,技術是利用原材料、機器設備、人工等投入進行生產的過程,技術進步就是用同等的投入生產更多的產品。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根本源泉,這在今天是常識,但經濟學的認識有一個演進的過程。早期的古典經濟學認為給定人口,儲蓄率決定經濟增長,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是增加儲蓄,也就是投資,儲蓄率翻倍,經濟增長率翻倍。由此古典經濟學重視生產要素的再生產過程,技術進步不是重要因素。

為什麼是這樣?理論源於現實,在工業革命之前技術進步慢,基本是對現有模式的修修補補,突破性進展有限。工業革命後持續的快速技術進步大幅提升了人類的生活水平,經濟學對技術進步的重視逐漸增加。馬克思最早重視技術進步的社會影響,技術促進生產力發展,引起生產關係的變革,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化。熊彼特延續馬克思的思想,結合技術創新與企業家精神,探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創造性破壞的動態過程。

現代的主流經濟學以索洛(Solow)增長模型為代表,認為投資的邊際回報下降,在長期只有技術進步是增長的來源,其實證分析的觀察是20世紀上半葉美國經濟增長的大部分來自技術進步。索洛的洞察力在於揭示市場經濟是動態發展而不是靜態平衡的,在開始階段技術進步帶來新的應用,應用的擴大帶來更廣泛的技術進步,增加生產率,提升工資和收入,提升民眾的生活水平。

那麼技術進步是怎麼來的?索洛把技術進步看作一個經濟力量,但沒有從經濟的角度來解釋其發展動力,他把技術進步看成外生於我們理解的經濟系統。以羅默(Romer)為代表的內生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看成經濟系統內生的,是創新經濟活動的結果,從研發投入到人力資源培育,再到技術應用所需要的生產性資本投入,均需要經濟利益的驅動。1990年代以來學術界和政策部門越來越重視研究科技創新的機制和規律。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創新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激進式創新,帶來技術的突破性改變,一類是漸進式創新,沿着現有技術軌道與路線的改進。現實中兩類創新是相互聯繫和交織在一起的。從宏觀來看,一個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創新浪潮(比如數字技術)往往有三個階段,從某項突破式的技術發明到技術應用的擴散,再到應用達到足夠廣度與深度從而改變經濟運行模式和人們的生活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既有激進式也有漸進式的創新活動。

科技創新不是一般的經濟活動,有其自身的特徵。首先,從時間維度看,技術進步有累積效應和路徑依賴,長期主義是創新的朋友,追求短期利益則欲速不達。傳統的成本收益分析不利創新,創新活動的成本比較容易量化,但未來的收益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按照成本收益比較來排序創新項目,投資期限短、風險小的項目更受到重視。作為不確定環境中進行跨期資源配置的工具,金融和創新有天然聯繫。

其次,從空間維度看,創新有集聚與擴散效應,區域創新中心和全球產業鏈是這兩個看似方向相反的力量的載體。都市經濟活動有集聚效應,要素的集聚帶來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尤其是人與人的互動有助於產生與傳播新思想、新技術。另一方面,技術縮短距離,支持專業化分工在空間上的佈局,全球產業鏈既是技術進步的結果也反過來促進創新。但空間佈局的發散和產業鏈條的延長帶來不穩定性的擔憂,產業鏈安全成為科技創新需要考慮的新元素。

科技進步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2035年的遠景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大幅躍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隨着與前沿技術水平差距的縮小,中國越來越面臨後發劣勢的限制。發達國家有先發優勢,體現在兩個方面:發達經濟體有更高的存量知識資本支持創新,包括現有的技術標準和網絡效應有利於領先者;處在技術前沿的國家一般是高收入經濟體,高收入者更有耐心等待未來,更有能力支撐增量的研發投入。

按照我們的估算,要實現人均GDP在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結合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減少和儲蓄率下降,中國的研發強度需要從現在的2.4%增加到3.5%左右。這意味按照目前的匯率水平,中國的研發規模絕對水平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表面上看,這是很高的水平,但考慮到後發劣勢,中國需要超常規的創新投入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研發投入只是一個方面,一個有效的創新體系需要在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形成正向的激勵和扶持機制。創新是一種集體行為,有不同的參與者,有政府機構,私人機構,私人機構又包括大企業,小企業,中型企業,還有大學、公益機構等社會組織。創新能力培育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處理好多方面的關係,首先是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定位。

二、 建立政府與市場夥伴關係

就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經濟學兩大流派觀點截然不同。按照凱恩斯理論,「動物精神」使得投資有很強的順周期性,在私人部門過度悲觀的時候,政府有必要做逆周期調節。新古典經濟學則強調政府幹預會扼殺私人部門的活力,自由市場才能夠有效配置資源,也就是把政府看成問題的來源,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兩個理念都不符合創新經濟的需要,創新體系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僅是通過逆周期調節維持穩定的宏觀環境,更重要的是在中觀和微觀層面的公共政策來激勵創新。

為什麼是這樣?知識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非競爭性,一個人的使用不影響其他人使用,這意味着科技創新有正外部性,也就是收益由社會獲得但成本由個體承擔,導致私人部門的創新投入不足。另外,創新從投入到產出往往是一個長時間累積、非線性的過程,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私人機構沒有足夠的耐心和能力承受失敗的風險。公共部門可以對沖私人部門在以上兩個方面的不足。

政府有兩個角色可以發揮作用。一是直接參與創新活動,比如研發和教育投入。提起聞名於世的硅谷,人們往往想到很多創業公司(startups), 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似乎都是私人部門的成果,現實是不少創新企業早期的研發資金和客户需求主要都是來自政府。納米技術得益於美國聯邦政府的資金支持,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在美國網路基礎技術的發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美國國家健康總署(NIH)構建了美國生物技術的發展框架與機制,其風險高、期限長的研發投入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創新藥的主要來源。

當然政府支持的項目和私人部門一樣都有可能不成功,政府的優勢是更有能力承受單個項目的失敗,也更有耐力進行長期的投資。政府資金可以支持沒有明確經濟價值的基礎研究,也可以支持有明確經濟價值的目標投入,尤其是具有顛覆性(高風險、高不確定性)的創新技術。在漸進式創新領域,也有公共政策發揮關鍵作用的例子,例如十多年前中國政府對光伏的支持,後來對電動車的支持,在當時都有較大的爭議,但現在看對相關行業的發展起到重要促進作用。

更有爭議的是政府的第二個角色,通過政策和機制設計,創造一個激勵私人機構創新的市場環境。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專利權等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自由市場堅定的捍衛者奧地利學派(如哈耶克)認為專利權制度是政府刻意設計、強加的壟斷,主張廢除知識產權保護以恢復市場良性競爭。但有很多微觀和宏觀層面的研究顯示知識產權保護對促進科技創新起到了關鍵作用。現代專利權制度由美國在18世紀末期建立並在全球推廣的,而人類社會的發明與創造的大躍進恰恰是在過去200年發生的。

那麼專利權是如何促進創新的?一個是激勵創新投入,還有一個作用更重要但不是那麼顯而易見。專利權可以賣給製造者,使得發明者和製造者分離,各自做擅長的事,專利權可以分割、可以捆綁,也可以作為抵押品吸引投資。知識產權制度實際上創造了一個交易市場,促進了亞當·斯密所講的看不見的手(分工和貿易)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政府設計市場機制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商品與服務市場的反壟斷、反價格操縱,反不正當競爭,金融市場的交易規則制定與監管,建立全新的碳交易市場等。

在各國重視科技創新的大環境下,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政府的角色。過去一個流行的觀點是在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政府的作用很有限,實際上問題遠不是這樣簡單。政府在研發和教育上的直接投入有利於糾正市場失靈,同時公共政策在構建市場機制中的角色不可或缺,政府與市場不是對立關係。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應該是夥伴關係,共同形成有利於創新的市場機制。其中一個關鍵的維度是壟斷與競爭的問題。

三、 反壟斷應以促進創新為導向

針對平台企業的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的監管,是近期市場關注的熱點問題。這不僅涉及數字經濟時代消費者權益保護與公平競爭,也關乎新形勢下如何營造有利創新的市場環境。

理論上講壟斷對創新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熊彼特認為大型企業(有市場勢力)更有能力進行長時間的研發投入和承受失敗的風險,也更有意願創新。有兩個可能的情形,一是沒有現實的競爭者模仿抄襲創新成果,壟斷者不需要擔心為他人做嫁衣裳,由此有動力通過創新降低成本,獲得超額收益。二是創新有利於壟斷企業維持市場勢力,如果自己不進行創新就面臨被潛在競爭者顛覆的危險,只要創新的成本低於維持壟斷獲得的利潤,壟斷企業就有創新動力。

從美國的歷史看,一些不受股東短期行為約束的大型企業如GE,IBM,AT&T,DuPont在鼎盛時期投資上游的基礎性研究,因為他們錯誤(事後看)地認為自己可以長時間處於壟斷地位,可以持續地享受和支配壟斷租金。這些壟斷在1980年代被打破了,其基礎性創新研發也因此大幅下降,其支持基礎研究的角色在數字技術領域被DARPA替代,在生物技術領域被NIH替代。美國的經驗顯示,政府的投入和干預既彌補了市場的不足,又避免了大型壟斷企業可能的利益衝突。

和熊彼特的觀點相反,經濟學家阿羅(Arrow)在1962年發表的一篇經典文章認為充分競爭環境更有利於創新。如果少數企業掌控市場,由此帶來的行業壁壘使得初創企業成功的概率下降,抑制中小企業進行創新的動力。壟斷企業本身也可以創新,但創新有破壞性,顛覆現有的產品和流程,即使漸進式創新比如改變現有的標準流程也有成本,而這種破壞性成本對壟斷企業的影響更大,減弱其創新的動力。另外,壟斷企業可以通過減少產出提升價格獲得利潤,較少的產出意味單位產出承擔的創新成本較高,減少社會整體的創新動力。

到底怎麼看創新與壟斷的關係?理想的狀態是不同規模的企業,不同運營目標與策略的企業同時存在,使得創新過程中形成的市場勢力面臨潛在競爭,壟斷與競爭是一個動態演變的過程,從而促進總體的創新動能。經濟學教科書描述的充分競爭在現實中不存在,我們應該擔心的問題不是競爭過度,而是競爭不足,促進競爭有利於創新。

隨着數字經濟的發展,壟斷與競爭的動態演變面臨新的變化,對判斷壟斷的存在和政策應對帶來挑戰。評估壟斷一般有三個指標:消費者是否面對比較公平的價格(關鍵看價格與成本的差距是否很大);市場參與者有沒有比較多的選擇;有沒有阻礙創新。傳統上反壟斷更注重價格、市場集中度等指標,而不是創新的活躍度。這是因為競爭是市場裏的競爭,價格作為衡量消費者權益的指標比較清晰。現在的問題是市場結構發生了變化,平台企業的一些服務沒有價格,往往不被認為是市場,也就難以定義壟斷行為。

長期看創新才是提升消費者福利的來源,創新活躍度可能是更合適的評估壟斷及應對之策的指標。平台企業本身從事創新活動或者說靠創新起家,關鍵是有沒有阻礙其他企業尤其初創企業的創新,有沒有排他條款、對新生企業的併購行為有沒有減少可競爭性(潛在競爭者)?這些是重要的考量,但也有爭議,事先怎麼定義可競爭性或者潛在競爭者,如果一家企業現在沒有進入某個市場,怎麼判斷其未來會進入?

由此帶來一個問題,針對平台企業的反壟斷監管,事前規制還是事後化解更有利於創新。前者的風險是把企業管死,要麼發展不起來要麼變為公共服務,後者的問題是化解已經形成的壟斷可能要付出較高的成本。得益於早期比較寬鬆的監管政策,中國的平台企業快速發展,不少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但其規模和業務範圍擴大後也帶來壟斷的擔憂。近期的監管政策有利於促進競爭,雖然也帶來一些衝擊包括資本市場的波動,但這是在數字經濟已經大發展起來之後的小的波動。從社會的整體利益來看,我們認為現在加強監管比當初管死要好。

總之,新形勢下反壟斷機制應該以促進創新為導向。針對有市場勢力的大型企業應該設立最低研發投入的要求,同時改善和加強數字治理,使得數據成為價值創造的源泉而不是攫取壟斷租金的載體。更重要的是支持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的發展,以增加競爭來促進創新。近期政策部門強調發展「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關鍵是創造條件培育和發展其創新的能力,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與競爭是重要一環。從國際層面看,競爭也面臨新形勢,效率和成本之外,產業鏈的穩定性與安全成為關注的焦點。

四、 以創新和開放提升產業鏈安全

過去30年,中美兩大經濟體在全球科技創新與生產率提升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可以總結為創新的G-2模式。美國在發明和激進式創新方面佔有優勢,引領了一些關鍵技術的發展,中國在生產和市場規模方面佔有優勢,通過快速提升商業化應用的規模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全球供給的能力,各國的消費者都從這個模式中受益。

中國通過參與國際競爭、產業鏈上下游學習縮短了與技術前沿的距離,同時中國的需求帶來的資金支持了美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幫助了它們維持領先地位。其他國家也在參與產業鏈分工過程中提高了經濟運行的效率,一些小型經濟體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聚焦少數領域,成為全球此類產品的重要生產者。

創新的G-2模式現在遇到了挑戰。全球產業鏈在經受三大沖擊:新冠疫情、地緣政治驅動的科技競爭、數字治理機制。這些衝擊暴露了全球產業鏈的脆弱性。專業化分工和競爭,數字技術和大數據應用,追求成本優化等大幅增加了全球產業鏈的複雜程度和不透明度,在提升效率的同時降低了穩定性,一個體現是產業鏈的不同環節的集中度上升,導致在面臨衝擊時出現供給瓶頸。

新冠疫情對產業鏈韌性的衝擊在需求與供給兩個方面都有體現。人員隔離帶來停工停產,同時物流運輸尤其國際海運空運的不穩定性增加。疫情衝擊下,一些行業的需求大幅上升比如防疫物資,另一些行業的需求突然消失比如餐飲旅遊;一些地區的需求上升,另一些地區的需求下降。需求的改變,供給的限制,供求在區域間的錯配,都在考驗企業應對變化的能力。

同時,地緣政治對國家之間的科技合作與競爭的影響顯著增加。美國政府越來越多利用行政手段導向的產業政策,美國國防部、財政部、尤其是商務部通過實體清單限制出口或進口。中國在科技硬件、尤其半導體方面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從更廣的層面看,有跡象顯示產業政策在發達國家回潮,各國的產業與競爭政策將對全球產業鏈的演變產生重要影響。

如何應對內外環境的變化?保障產業鏈安全的根本在於科技進步。報告的產業篇聚焦數字、綠色、生物三個關鍵領域,中國在數字領域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在一些關鍵環節離前沿還有較大的差距;在綠色領域中的光伏、動力電池等形成了一定的優勢,但在儲能、氫能等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並沒有明顯優勢;在生物技術方面追趕的空間還很大。這三個領域相互交叉,尤其大數據和數字技術的應用對綠色和生物科技的發展有賦能作用。

提升產業鏈安全要求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通過參與全球市場競爭與學習促進科技進步,不僅要走出去還要引進來,尤其是吸引優秀人才為我所用。新形勢下的對外開放有兩個重要維度。在全球價值鏈呈現三足鼎立的態勢下,中國作為亞太地區的核心節點,加強區域內的合作既促進共同發展,也提升中國的產業的不可替代性。

加強產業鏈條上不同環節的訊息溝通有助於企業應對需求和供給的衝擊,發展數字經濟可以為企業賦能、更好地參與產業鏈分工與國際市場競爭。在改善數字治理的同時,應該重視完善數字基礎設施,促進跨境電商與數據安全移動。在軟件領域,擁抱開源、開放場景,有助於自主創新,促進從融入到引領,追趕國際前沿水平。

五、 重視規模優勢

新的競爭形勢下,人口大國和大市場是中國的優勢,尤其數字經濟的發展增強了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效應。就國際合作與競爭來講,美國需要平衡其地緣政治、國家競爭目標和失去關鍵市場的風險,美國短期的出口管制越嚴格越會在長期傷害其技術領先者地位。中國需要利用好需求與供給兩端的規模優勢,通過創新增強產業鏈安全與競爭力。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的規模與範圍效應帶來的競爭優勢?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騰飛和製造業的快速發展緊密相連,原因往往被歸結為低成本勞動力(供給)、出口(需求)、產業政策支持三大因素。實際上創新也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供給與需求端都有較強的規模效應,促使成本下降。一個體現是在國內市場份額第一往往代表在全球市場份額居於前列,另一個體現是中國的製造業在高度自動化(即非勞動密集型)和政府支持之外的領域也快速發展。

從供給端來看,中國形成了較完整的產業鏈,深度參與國際分工,促進了廣泛、多元的企業之間的相互學習,以及供應鏈上下游之間的技術外溢。這使得製造業在中國具有比小型經濟體更強的通用性,疊加較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物流運輸體系,對整個經濟的創新起到基礎性的支撐作用。近年來一些發達國家重新審視製造業的重要性,鼓勵製造業回歸,但搬遷有成本,過去的投資有沉沒成本,還有相關的基礎設施與勞動力技能問題。當然,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有短板,面臨卡脖子的問題,由此需要更多自主創新,更多拓展前沿和具有顛覆性的技術突破。

從需求端來看,國內大市場是一個優勢。需求牽引供給,從問題入手,有針對性地尋找解決辦法,是創新的內在動力。需求的規模與範圍經濟有三個方面值得關注。第一,中國商品消費規模已經逼近美國,隨着經濟相對較快增長,中國的消費市場將進一步擴容。第二,共同富裕的政策導向將降低收入分配的差距,增加消費率,支持大眾消費,大眾消費的多樣性有利於創新。相較於需求遠離生產的出口,需求貼近生產的國內消費更能促進源自本土的創新。

第三,在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的數字經濟大趨勢下,硬件(比如手機)往往是服務的載體,製造業從單純強調質量,轉變到重視個性化和敏捷性,從強調最好的技術,到注重技術和商業模式結合,從強調勞動者的技能,到重視持續學習的能力。這些都意味中國作為已經處於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的人口大國,消費需求的大規模和多樣性將成為科技進步的新動力。

如何利用需求優勢來促進創新,關鍵在於維護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與標準化製造業產品不同,服務業的透明度較低、差異性大,更需要公共政策處理好前述的壟斷和競爭問題。另外,國內需求作為創新的驅動力對融資有新的要求,相較於貿易順差、FDI、供應鏈資金管理,創新金融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六、 資本市場與政策性金融共同發力

創新作為經濟活動需要資金支持,內部資金往往不足,需要外部融資。熊彼特把創新和銀行信貸聯繫起來,認為信貸創造購買力並把這個購買力轉給企業家,信貸體系是創新活動的必然要求。今天的金融比早期的銀行信貸複雜得多,不同國家的金融結構有差異,有的偏向銀行體系比如歐洲,有的偏向資本市場尤其股權融資比如美國。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創新金融體系?

創新的不確定性與高風險特徵使得股權融資優於債權融資,債權的固定收益與創新承受的風險不匹配。美國的股票市場的深度與廣度領先其他國家,特別是納斯達克市場被認為對美國的科技創新起到重要促進作用,風險投資在數字和生物科技兩個領域既促進了創新也取得了豐厚的回報。中國的網路和生物科技進步受益於美國的風投文化和模式,很多獨角獸企業的投資者是美國模式的投資機構,並在美國上市,形成中概股板塊。

2019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建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2020年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推行以註冊製為核心的制度改革,近期宣佈的深化新三板改革、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都有利於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升資本市場服務創新的能力。中美科創上市公司的一個共同特徵是高估值,市場參與者的羊群效應和「動物精神」容易導致非理性繁榮。但歷史顯示,改變世界的技術比如鐵路、電氣化、計算機和網路都經歷過資產泡沫。資本促進創新的關鍵是通過訊息披露、投資者保護、培育長期資金支持實體企業的研發和資本開支,而不是單純的金融投機。

另一方面,投資期限長的特徵使得股權融資服務創新也有侷限性。風險投資(天使投資)預期的回報期限最長也就5-7年,公開市場投資者的耐心更有限,而一些突破性的技術進步從開始研究到形成商業回報往往要15-20年時間。公開市場投資者甚至負面看待上市公司增加具有挑戰性的研發投入。投資者追求短期回報的問題導致全球範圍內具有突破性的新藥研發不足,在清潔能源領域,追求儘早退出的風險投資和需要耐性的長期投資不匹配的問題也很突出。

從資金需求的主體來看,反映風險承受能力的差異,不同規模的企業的融資渠道不同。初創企業、小企業往往依賴股權融資,尤其風險投資、天使投資,大企業更多使用自身業務收入產生的現金流和銀行信貸。對沖不確定性的最佳手段是自我保險,大型企業一般有較強的盈利,或者和銀行形成了長期合作關係,而小企業沒有這樣的控制現金流的能力。

政府有把風險社會化和進行代際轉移的能力,可以在創新金融方面發揮獨特作用。一個方式是對創新企業和項目的債權融資,比如政府提供的擔保信貸和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的項目融資。由財政部頒佈的新版《商業銀行績效評價辦法》把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和實體經濟放在四個目標的首位,有利於促進銀行對科技創新與先進製造的貸款支持。另一個方式是產業引導基金,比如由工信部、財政部指導下成立的專門投資晶片產業的大基金。

有效發揮金融服務創新的作用,一些基礎性的制度設計也很重要。現有的會計制度建立在傳統經濟的有形資產管理上,對衡量土地、設備、庫存等實體資產的價值有成型的框架和準則,但新經濟下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越來越重要。研發費用應該資本化還是費用化?數據等無形資產的內涵和邊界如何確定、如何進行估值?如何建立碳排放權會計核算,加強碳排放訊息披露?創新經濟的發展要求會計制度變革。

從更廣層面看,過去有一段時間房地產和消費金融快速增長,帶來的不僅是金融風險,也擠壓了金融對創新與實體投資的支持。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以來,規制與監管的措施逐步落實,金融亂象的治理取得了顯著成效。展望未來,關鍵是堅持分業經營的基本框架,規範銀行經營,發展政策性金融,大力發展股權融資,防控經濟的過度金融化。

七、 從科技創新到共同富裕

本報告探討什麼樣的機制和生態體系有利於創新,也就是生產關係如何作用於生產力。另一方面,生產力改變生產模式和生活方式,進而改變社會關係,根本上來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比如數字技術及其應用不僅影響經濟,也影響社會、政治、文化。公共政策有兩個角色,一個是扶持與促進創新,另一個是應對和管理創新帶來的經濟社會後果,兩者相輔相成。從宏觀層面來看,有兩個方面值得進一步思考。

首先,科技創新如何影響經濟周期?提到技術進步人們往往想到康波周期,描述的是每個技術浪潮驅動的歷時50-60年的長周期波動,從工業革命到現在全球經歷了5次技術浪潮。最近一次是以網路、軟件、數據代表的數字經濟,正在起步階段的下一個浪潮可能是綠色科技。創新與投資的動物精神結合起來對經濟的短周期和中周期波動也有影響。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科技創新帶來的資源配置變化可能加速中國的金融周期下半場調整,過去過度擴張的房地產及相關領域受到擠壓,債務風險的防範化解將更加突出。

其次,科技創新如何促進包容性增長?近期的中財委第十次會議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特別提到「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創新如何定價?創新需要足夠的回報來吸引技術專家和企業家參與,也需要資本投入,收入分配有一個勞動與資本的視角。過去幾十年佔全球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把技術進步與勞動力市場分開來,而古典經濟學的斯密、李嘉圖與馬克思注重分析機器的使用(當時的創新)如何影響工資和資本回報。新形勢下創新如何影響勞動力市場結構,包括新業態下勞動者權益保護,是初次分配的一個重要方面。

作為一個集體行為,創新的收益獲得者的範圍似乎比風險承擔者的範圍小。政府的投入讓創新的風險承擔社會化了,收益應該在多大程度上社會化呢?通過什麼方式實現呢?網路的開創性工作由美國政府資助,有人質疑硅谷企業獲得的收益是把公共利益私有化了。公共投入是不是應該形成股權?中國政府支持的科創和產業基金似乎給出一個答案,關鍵是如何規範治理機制,讓公共投入產生的收益惠及普通民眾,這是初次分配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創新收益的社會化還可以通過財政稅收的二次分配來實現,資本利得稅是一個工具。中國應不應該引進資本利得稅?和公共投入形成股權比較,資本利得稅會不會對創新不利呢?美國的經驗顯示,對資本利得徵稅並沒有阻礙創新動力,相反,資本利得稅抑制短期行為,鼓勵長期投資,更有利於促進創新。

總之,科技創新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驅動力,促進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共同發力,形成一個有效的生態體系。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有使命感為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盡綿薄之力。繼去年9月的《數字經濟:下個十年》和今年3月的《碳中和經濟學》,這本科技創新報告是我們協同研究工作的又一成果,希望對促進相關問題認識和討論有所裨益。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負責人

中金研究院執行院長

彭文生

2021年9月

作者彭文生為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負責人、中金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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