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帝國的沒落

金融帝國的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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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聯儲高官們的炒股風波不斷髮酵,其「形同虛設」的道德規範引起了眾人的討伐。作為美聯儲主席的鮑威爾當然也難辭其咎,瞬時間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這為他明年的連任埋下了不確定性,也同時使得美國未來貨幣政策的走向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雖然美聯儲在去年通過QE大放水維持住了受疫情重擊的經濟,但靠着政府發債印出來的錢有相當部分沒有如願進入實體市場,而是跳入資本市場進行投機炒作,推升了股市的虛假繁榮。

金融資本揮舞着「復甦」的大旗,用漂亮的股價迷惑着投資者,但卻綁架了實體經濟一同跳入資金空轉的火海中。

而大額印鈔的代價在今年也漸漸顯現出來:物價上漲、供應鏈失調、經濟復甦頻頻受阻,經濟體呈現出「類滯脹」的先兆。民眾也不堪通脹之擾,呼籲官方收緊貨幣、經濟回歸實體的聲音越來越大。

這一切似乎都在預示着貨幣政策轉向的時機即將到來,無論鮑威爾連任與否,市場似乎都更期待一個敢於收水的央行的出現。

但快速收緊貨幣政策也有自身的弊端,其後作用力非常大。急速抬高利率意味着金融市場泡沫自爆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進而會引發天量的債務暴雷,使經濟陷入衰退之中。

而這正是每一個以金融資本為主的、以債務驅動為主的經濟體在經濟周期的後半場都必須面對的難題:到底是選擇繼續放水,維持虛假繁榮,還是按下收水的核按鈕,看着自己搭建的金融高塔被推倒?

細想一下,這個難題倒有解決的可能,如果不是讓債務治國,而是讓實業治國不就好了?經濟體的泡沫將不會變得如此巨大,貨幣工具的調節也不會給市場帶來如此大的後作用力,經濟體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進行健康的發展。

既然答案如此,那對於美國來說,是否也有從金融資本主義轉為成工業資本主義的可能呢?本文就將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探究其轉型的可能。

金融資本綁架案

在回答上述問題前,我們先來看看美國經濟到底是如何從一個實體制造大國轉換成一個被金融資本控制的大國。

1812年英美戰爭結束後,美國的工廠體系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浪潮,現代的公司制度得到廣泛的應用和普及,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大量勞動力逐漸湧入工廠,推動經濟轉型。

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首次超過了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製造國。

其工業化的發展也幫助自身快速的完成資本積累,本土資本家的口袋也愈加壯碩,為今後的資本的全球擴張留下了可能。

此後,隨着航海技術發展和全球化雛形的形成,國際間的交流不斷增多,海外新興經濟體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吸引着全球過剩的資金去它們市場上投資。

而這也隨之促成了美國的經濟體系向金融化轉型。

簡單來說,就是美國富裕的企業家發現海外的投資回報率相比國內更高,就選擇了將自身的存款拿去投資海外市場。

海外產業經營一段時間後,產生的收益又會迴流到原投資方(美國的資本市場),這給美國本土機構帶來更多的資本積累,機構拿着新的錢繼續向海外投資,這就形成了一個金融資本投資的閉環(圖中右上方的環)。

有心人這就發現了,既然都把錢投到其他國家去了,本國的實體產業部門肯定就會因為得不到新的投資,而開始逐漸衰敗。這就導致了本國的實體企業業績下滑,經營環境惡化,進而被迫裁員。

而僱員人數的減少也同時導致了企業對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減少,政府的收入也隨之降低。

但是政府的任務與企業家又完全不同,政府更多注重的是保證社會穩定、保障就業,於是就需要在現在這個失業率上升、經濟情況惡化的背景下,去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那這就要求到更多的財政開支,可是由於自己的收入已經縮減了,收入是沒法支撐過量的開支,那就只能通過發債去支撐鉅額的財政赤字了。

不過,美國政府發債又只能靠金融的資本集團增發貨幣去進行購買,因此就會導致政府和金融資本之間產生了微妙的聯繫。

而隨着全球化浪潮的發展,美國的金融權貴在海外持續進行資本投資,不斷放大本國的債務水平,進而造成政府和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繫愈加緊密。

欠錢不還也能行?

順着邏輯我們進一步提出問題:隨着上述模式的不斷循環反覆,美國的債務水平不斷膨脹、金融資本對體制的滲入不斷增強,這樣債務驅動的模式是可以一直持續下去的嗎?

其實債務驅動型的經濟有其巨大的副作用。具體來看,它使得基本經濟學概念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在過去,債務必須是剛性支付,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但現在債務可以是資產,而且可以無節制地擴張。

這就導致一個問題,你可以不斷地舉債,但是又不需要還錢,那就會使得全社會投機的心態加強,資產端的泡沫不斷壯大,但最後的收益又都流入到了金融財團的手中,實體部門或是其他非金融部門的群體的收入大幅減少,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動盪又迫使政府債務進一步膨脹,經濟體進入一個助長虛擬泡沫的死循環。

可是不斷膨脹的泡沫總是會引來它周期的結束,90年代的網路危機是一個、08年的美國金融衍生品大崩盤又是一個。而泡沫破碎的一地雞毛又由民眾承擔,社會矛盾將不斷累積,這一切是否會引來最終崩塌的一天呢?

除此之外,金融資本的持續滲入也產生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美國的整個政治和經濟體制都在全面的金融化。於是就變成了MBA治國、MBA治理企業,我們看美國財富500強企業的高管就可以發現其大部分都是MBA出身。

這個MBA治理有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他很多不是靠技術發展或是對實體部門進行再投資去治理企業,而是致力於在短時間內給他的股東、公司董事呈現出「一個漂亮的財務報表」,用美麗的報表去刺激股價的上漲,或是直接通過回購股票的方式做高股價。

而企業未來能走多遠,或者說它的存續時間能有多久,MBA高管當然就很不care了。畢竟當CEO可能就任期個一兩屆,離職前把股權激勵的部分處理掉,套現走人就完了,之後企業發展成什麼樣肯定就不管了。

當一個企業文化只專注於追求漂亮的財務報表時,這家企業實際上就已經將所有的關注都放在賺快錢上,而不是考慮長期的發展。這就是隻對股價負責、只對股東負責的公司需要反思的一個問題。

我們舉波音公司為例子。像當年18、19年的波音737MAX系列飛機的空難事件就曾引發了眾多的討論。

這款機型當年推出其實是因為波音需要研發出一個新機型與空客進行競爭,但是整個公司的技術投入又不夠,所以就只能拿737這款老款的機型做改造,硬是推出737MAX進入市場。

而又由於這款機型是緊急推出的,有很多的技術缺陷都沒有被補上,就造成了兩次嚴重飛行事件,並落得全球禁運的下場。

但,很明顯的是,波音公司股價前幾年增速倒是相當明顯,雖然自事故之後它的股價經歷兩次下跌,但是對比整體增幅來說,降幅都比較微妙,而且股價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還一直維持在相對較高的位置。

這就反應出了一個糟糕的現象,那就是現在美國的實體經濟嚴重的金融化,股價有時很難表現出這個公司它是否在健康的發展,而更像是一種金融遊戲。

由於這些大企業的高管的薪酬機制(比如股權激勵),使得他們更關注於短期利益,而非着眼於未來的發展,所以他們肯定不會想去做那些「高風險」的投資,而是選擇炒冷飯,做更安全的事情。而這是卻是一種非常不健康的現象。

推此及彼,這樣的舉債模式和金融主宰經濟的模式副作用的也是很顯著,若是不斷地持續下去,對於民眾的生活、實體企業的發展都將是不利的。

但畢竟美國從十九世紀90年代就成為了世界第一大製造國,到今天還是積累了許多製造業的老本,不僅在高科技行業的發展上全球領先,而且還是全球貿易及結算體系的中心,基本面還是非常強勢的,所以經濟也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就被金融資本給帶垮,這更多的會是一個比較漫長的衰落過程。

回歸實體可能嗎?

不過近年來,美國高層也逐漸明白了過度金融化帶來的問題,為此也做出了一定的調整。

比如,我們看到近幾任的美國總統,雖然所屬黨派不同,但是具體到細節,可以看到執政者在做相似的事情。

奧巴馬總統在「實體制造業回歸」的角度上就接連打出三張牌:向海外資產增稅及對隱匿海外資產重刑化處罰、推出新的金融監管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再工業化政策。並且,還大力扶持了新能源產業的發展,為特斯拉、菲斯克汽車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等車企的電動汽車提供了充足的貸款。

特朗普總統就更不用說,直接把「實業救國」喊成了政治標語。在任期內他曾多次批評美國一些公司把生產轉移到海外的行為,並做出承諾會號召這些公司迴流美國,以此提高本國就業率。另外,他還在政策端上對國內開廠的企業提供優惠,提高本土建廠的吸引力。

拜登總統也是,雖然政客思維極重,對各個問題的決策都是慢悠悠的,但是他對晶片行業的態度又特別急,在該領域動作頻頻。比如4月的時候,拜登政府就有表明將支持投資500億美元以推動美國晶片製造與研究領域的發展。

總的來看,雖然美國近幾年兩黨博弈鬧得很兇,政府班子也換了幾波,但是從細節上看還是可以發現,它們在扶持實體經濟方面都做出了一定努力。

雖然這步子邁得還很淺,但是趨勢上似乎已經踏入轉型的門檻了。

而隨着政府班子這邊的轉彎,作為央行的美聯儲的轉型是不是也要到來了呢?從格林斯潘時期開始,被一直延續下來的流動性盛宴是不是有機會迎來結束的一天了?

若是美國能下決心去改變「過度金融化」的困局,收緊銀根,自爆泡沫。那麼,更加鷹派的美聯儲將會是大勢所趨!這樣看來,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或將不能連任的消息,似乎也變得不那麼的空穴來風了呢。

但是如此深度的變革是很難做到的,因為這意味着舉債治國的道路要被徹底推翻,美聯儲也再不能使用大放水的方式去「拯救」經濟了。

這樣的後果,美國敢承擔嗎?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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